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Orlando Figes 这本书是一部苏联平民受害史，非常负能量，收集了大量令人掩卷深思的悲惨回忆。但作为一本742页的大部头，许多家庭的故事被掰开揉碎，从整体上说脉络不清晰，可读性稍差。 许知远：极权主义的本质——它首先是一个道德与价值的体制，以崇高的价值与道德诱惑人，而靠使人丧失价值与道德来维系它的存在。 引言 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第一章 1917年的孩子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迫使富裕家庭与城市贫民分享其居住的公寓，促使人们在基本思想和行为上更趋向于共产主义，从资产阶级私人家庭转向无产阶级集体生活。 中国及一大堆社会主义附庸国遂有样学样。 艾莱娜回忆：她9岁或10岁时，父母每晚都在编写小册子，说是关于“党的建设问题”，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以为党的工作就是造房子。 托派皮亚特科夫：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放弃自己多年信奉的思想。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早已把自己的个性彻底融入“党”的集体之中，愿意做出必要的努力，抛弃自己的意见和信念。。。。。。如果党有需要，他愿相信，黑是白的，白是黑的。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致使俄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列宁遂于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也就是混合经济政策，市场又繁荣起来。随着斯大林的崛起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失势，政府逐步废除后者支持的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虽然刺激生产结束了商品极度短缺的局面，但商品价格的上涨引起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反对。农民不愿以过低的采购价格出售粮食，宁可喂养牲畜、储存待售或者自行销售，这导致了新一轮农产品短缺。为了保障粮食和工业原料供给，政府开始实施集体化，把粮食危机贴上富农破坏的标签，把反对集体化的农民都定义为富农。 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塞缪尔·拉斯金的幻灭过程对于十月革命前后的恶果犹太人很有典型性：他以为革命将给犹太人带来平等权利，新经济政策推出后他全心全意投入咸鱼生意，但政府出台掠夺性的税收政策，轻易地剥夺了他的利润，最后生意还被没收了，他也一度被流放；攒钱买下的房子没住多久就被国有化，两个大房间被“红袖章”占据，作为房主的他一家五口反而只剩一个小房间。 “他的一生在反反复复的流放中度过，后来，同样的命运落到他的那些女儿和女婿的头上，各自走上流放和劳改营的风雨路。。。这家人的命运真可成为典型苏维埃生活的缩影。” 第二章 大转变 集体化是苏维埃历史上巨大的转折点。摧毁了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形成了数以百万计的被剥夺财产的流动人口，作为苦役为斯大林工业革命提供了主要劳动力。 农民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与布尔什维克所规划的社会是不相容的。不打破小农经济，布尔什维克就无法实现公有制经济。因此，党极力打压农村的有产阶级，推行所谓“集体化”，也就是党领导下的农奴制。 1929年制订的五年计划要求到1932年煤炭产量翻一番，生铁产量翻两番，甚至提出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些“善意”的疯狂何等面熟。更可悲的是：这一切早在天朝发狂之前就已经预演过了，但中国再次走进了同一条河流，大饥荒夺走了几千万条性命。 对苏联来说，消灭“富农”是巨大的经济灾难，使集体农庄失去了俄国最勤劳农民的专业知识和工作伦理，最终导致农业部门的持久衰退。斯大林发动对“富农”的大屠杀并不需要做经济上的考量：“富农”是农村的个人主义者，也是旧的生活方式最强大的领导者和支持者，因此必须被消灭。 “富农”被剥夺了动产和不动产，带着一点衣服和被褥徒步前往拘留营，在恶劣的环境中等待几个月，然后被使用载牛的车厢运往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特殊定居地”，其保守数字是1000万人。 共青团干部的回忆：“我们接受培训，不把富农当人，而是当作害虫和虱子，必须予以消灭” 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富农”女儿安东尼娜的回忆：我们一家四口，妈妈、当时15岁的阿列克谢、10岁的托利亚和8岁的我（其父当时已被流放）。。。。。。妈妈给我裹上羊毛围巾，但前来监督我们的库兹明（村里的二流子，后来当上了集体农庄的头头，住进了这户“富农”家）命令接下围巾，说那也是被没收的物品。妈妈苦苦哀求，因为等待我们的是寒冷的天气和漫长的旅途。。。。。。我记得像灰墙一样的沉默人群，没人拥抱我们，没人说再见。他们害怕伴随在我们旁边的士兵，对富农表示同情是不允许的，所以只好站在那里，默默地注视。。。。。。妈妈向人群道别：“妇女们，如果我曾冒犯你们，请原谅”。她一边鞠躬，一边划十字。之后，她转过身来，再一次鞠躬、划十字，如此一共做了四次，跟大家道别。两边都是我们的朋友和邻居，与我一起长大的人，但没人走近，没人告别。 定居地除了简陋的窝棚什么都没有，第一个冬天没有粮食供应，全靠苦役们从家乡带来的干粮。在沙尔铁定居地，大量苦役在1931年冬天死去，由于没时间埋葬死者，只能把死尸冻成一垛，到春天解冻后再扔进大河。 这一切与纳粹流放犹太人何其相似？ 大量年轻人声明与家庭决裂，例如： 我拒绝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我觉得，真正的父亲是共青团，能教我学会生活中的大事；真正的母亲是我们的祖国；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联人民才是我的家人。 第三章 对幸福的追求 大清洗高潮时期，许多人以抽象的原则为残酷的迫害辩护：砍伐森林时，木屑肯定会四处飞溅；不打破鸡蛋是无法煎蛋的。 作家什克洛夫斯基被政府组织参观由劳改犯挖掘的白海运河以创作歌功颂德之作，他反讽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就像一只鲜活的银狐，走进了皮草店。 地质学家帕维尔夫妇因莫须有的参加保皇组织罪名被捕，其乡间别墅及内部的家具被没收。5年后获得自由，但别墅与家具已经收不回来了，内务人民委员会让他们去仓库自行挑选从其他受害者那里被没收的家具。 支持新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吉耶夫因参加非法政党的罪名被囚禁在Suzdal（我在那儿住过一晚，是个非常美丽的金环小镇）的一个隔离营，几近失明的他坚持给女儿写信，并在信上绘画，给她讲囚禁地周围野生动物的情况，还附上他采集的花草（女儿长大后成为一名植物学家 ）——让我想起从干校给女儿写信作画的丁午。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苦难是相同相通的。 1938年8月31日，他给女儿写了最后一封信： 我甜蜜的宝贝： 兴许，假期已经结束，你已重返学校。你的夏季过得如何？我很想知道，你是否更加强壮、体重增加、皮肤晒成了褐色？我非常想看看你，亲吻你许多许多次。我自己还是不舒服，仍在生病。我甜蜜的阿廖努什卡，我希望你在这个冬天不会生病，一如既往地努力学习。要阅读好的书籍，做一个聪明乖巧的小女孩，听母亲的话，永远不要让她失望。如果你没把我——你的爸爸——彻底忘了，我也会很高兴。好吧，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我愿吻你个不停。 你的爸爸 17天后，他被行刑队枪决。 第四章 大恐怖 20年代后期的一张照片上，共产国际的领导干部在乡间别墅与当地儿童合影，六七岁的小女孩居然裸着上身，可见俄罗斯乡间的文雅了。 这位领导干部，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后来因得罪了斯大林而入狱，他的老婆孩子瞬间陷入衣食无着的悲惨境地。1939年，比他小二十岁的美貌太太被送往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必须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每天挖泥16小时。1940年12月，她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时，发着高烧躺在草原上的羊圈里，留下的最后遗言是：我的小男孩，帮他一把，我求求你，帮他活下去。。。请答应我，不要告诉他，他母亲是怎么死的，答应我。 后来她就被葬在这个羊圈下面。 1935年，苏联政府把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降到12岁，部分原因是为了威胁囚犯：如果拒绝认罪，那么自己的孩子也会被捕（当年另一个法令允许逮捕和监禁犯有危害国家罪的囚犯亲属）。 “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名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迄今，我仍然不敢讲话，也不敢为自己辩护，或是在公共场合发言。我总是让步，没有一句抱怨。这已渗入我的性格，都与我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 … Continue reading 札记：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