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玄学和科学    周有光   人类的认识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神学阶段、2、玄学阶段、3、科学阶段。   “神学”的特点是依靠“天命”,上帝的意志是不许“盘问”的。   “玄学”的特点是重视“推理”,推理以预定的“教条”为出发点。   “科学”的特点是重视“实证”,实证没有先决条件,可以反复“检验”,不设置“禁区”。“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这一条原理,足以防止“从科学回到空想”的倒退。“唯一标准”就是“一元性”。 科学的“真伪”分别,要用“实践”、“实验”、“实证”来测定,不服从“强权即公理”的指令。   以医学为例。医学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1、神学医、2、玄学医、3、科学医。“医学”古代称为“巫 医”。“巫医”的治疗方法主要有:驱鬼、招魂、咒语、符录、魔舞等。所有的民族在历史早期都有过大同小 异的“巫医”。这是“神学医”。   从“神学医”发展为“玄学医”。“神农尝百草而兴医学”。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医者意也”, 这是中国的玄学医。希腊有“四体情说”(血痰怒忧):“体情调和,身体健康”,这是希腊的玄学医。毛泽东 比斯大林聪明,他提倡“中医”而没有给“西医”带上“伪科学”的帽子。各民族原来都有各自的传统医学。 印医、藏医、蒙医、中医,都是东方的有名传统医学。它们对人类的“科学医”都有过贡献。   世界各地传统医学中的“有效成分”汇流成为人类的“科学医”以后,代替了各民族的“民族医学”。今 天“中医”和“西医”并立,将来总有一天要合流。科学不分“中西”,科学是世界性的、一元性的。   天文学更明显地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1、天文神学、2、天文玄学、3.天文科学。   古代的巴比伦、埃及、希腊、中国等,都有“占星术”。占星术把人类的“吉凶祸福”跟天文现象联系起 来,利用日食、月食、新星、彗星、流星的出现,以及日、月、五星(水金火木土)的位置变化,占卜人事的吉 凶和成败。这是“天文神学”。   中国有“盖天说”、“浑天说”等宇宙观:“天似盖笠,地法覆盘,天地各中高外下”;“天体圆如弹丸, 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这是中国的“天文玄学”。   哥白尼的“日心说”,使天文学开始进入科学的大门。恩格斯把他的《天地运行论》比作“自然科学的独 立宣言”。观测手段日益进步,创造出望远镜、分光仪、射电技术、人造卫星,人类登上月球,发射宇宙飞船 到各大行星作近距离观察,使天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呢?   “马尔语言学”跟“米丘林生物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米 丘林生物学”是斯大林死后由赫鲁晓夫拨乱反正的。“马尔语言学”是斯大林生前亲自拨乱反正的。在接到许 多“告状信”以后,斯大林不得不出来说话了:“语言没有阶级性”,由此引伸出“语言学也没有阶级性”。 “语言没有阶级性”是斯大林的伟大发明。语言学界额手称庆!   可是,语言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也没有阶级性吗? 社会科学不是“阶级斗争的科学”吗? 语言 学“没有阶级性”,这是社会科学的一个“例外”呢,还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先例”呢? 是“下不为例”呢, 还是“以此为例”呢? 这严重地困扰了苏联和中国的思想界。   三马大战:5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举行轰轰烈烈的“人口问题万人大辩论”。压倒多数战胜了唯一的反对 票。人们说,这是“马家大战”,因为“马克思”、“马尔萨斯”和“马寅初”,都姓马。“文化大革命”以 后,人们惊呼:“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这是“接待”赛先生的方法错误而受到的重大历史惩罚!“社会主义 社会没有人口过剩”的名言没有人再说了。“计划生育”成了中国的重要国策。回忆1947年联合国首届人口会 议上,苏联反对“节制生育”,发展中国家反对“家庭计划”;1962年以后某些亚非国家改变态度,开始节制 生育;1979年以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人们对社会科学的认识是变化的。这一变化, 猛烈地冲击了“社会科学有阶级性”的坚固堤防。   解放初期,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和财经学院教书。看到从苏联课本译编而成的“经济统计学”讲义。开宗明 义说:“经济统计学是有阶级的性的”。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论文,引用苏联专家的话说:“抽样调查”是资产 阶级压迫工人的手段,无产阶级觉悟高,产品用不到抽样调查。这时候,学校图书馆收到一册新的《苏联大百 科全书》,其中有“抽样调查”一条,内容竟然跟教科书上的说法大不相同,它肯定了抽样调查的“科学性” 和“必要性”。我叫我的研究生赶快翻译成中文,印发给同事们和外地财经学院参考,引起当时经济学界的兴 趣。当时只敢默默思考:是不是“科学没有阶级性”要伸展到社会科学的敏感部门“经济统计学”来了?   阶级性最强的是“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否定了社会学的存在。苏联长期不知道有这样一门学问。 可是,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恢复了社会学,虽然“苏联社会学”依然是有阶级性的。中国更加长期不知道有这 样一门学问。旧的社会学者被看作是当然的“右派”,大都流放到边地去了。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 才重建社会学,比苏联晚二十多年。不知道今天的“中国社会学”保留了多少阶级性和怎样的阶级性。   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社会科学是不是“一元性”的?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是否也经过了神学、玄学和科学 三个阶段?   北京天坛公园内有“祈年殿”,祈求上苍恩降丰年,这是不是“经济神学”?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求 增加生产、但求分配平均,这是不是“经济玄学”? 经济学教科书说:“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 规律。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预算门类之间和经济部类之间比例失调,造成民生经济的长期落后。某些资本 主义国家,预算经国会争议而实现了比例调整、经济受供求和竞争的制约而达成合适的比例,由此民生经济迅 速发展。这是否可以说“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资本主义? 50年代的“公营高潮”也波及某些资本主义 国家;70年代的“私营高潮”还在波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公营跟大锅饭、低效率、长期亏损共生,这也有阶 级性吗?   这些问题,今天仍旧是人们不敢深入思考的敏感禁区。可是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它跟“改革”能否成功有 密切关系,不可能永远回避。“地心说”和“日心说”在古代曾经是最敏感的禁区。谁接触它,谁就要被烧死。 古代的科学勇士居然把这个禁区打开了。今天有现代的科学勇士吗?   “开放”以来,也开放了一些禁区。例如,长期不许说“宏观”和“微观”,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庸俗 观点”。现在大谈“宏观”和“微观”了。长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通货膨胀”。今天大谈“通货膨 胀”了。禁区开放能否再扩大一点,或者干脆来个彻底的学术自由?   社会科学问题如果没有科学地解决,新技术引进来很可能是发挥不出应有的效果的。“改革”就是打破 “框框”。要使改革成功,还要打破更多的“框框”,从自己建筑起来的“圈套”中走出来。重新考虑如何 “接待”赛先生,这是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 “知识分子要坚守科学与民主” 马国川 最近,周有光先生“三喜临门”:他的杂文集《朝闻道集》荣获深圳读书月“2010年度十大好书”,他本人被 中华文化促进会评为“2010中华文化人物”,《南方人物周刊》也将他评为“2010年魅力人物”。 周有光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见证了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他早年主要从事经济与金融工作,后专职从事语言 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 在85岁那年,这位“现代汉语拼音之父”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开始脱离语言学的专业,阅读的范围越来越 大,写作的领域也越推越广。他居斗室,阅古今,看中外,孜孜以求,探索真理。他的文章讲常识,说道理, 思路清晰,判断明确,没有粉饰,没有雕琢,深受读者喜爱,成为社会尊重的公共知识分子。 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先生曾经说,周有光先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因为得享百岁高龄的文化名人不乏其人, 但是没有哪位像周有光先生这样,105岁的高龄依旧在思考、在写作。 在获得“2010中华文化人物”荣誉称号之后,周有光先生说,他要继续思考、继续写作、继续出书。他还幽默 地说:“我今年105岁。我活到106岁大概还可能的。我可以继续工作。” 在笔者采访时,周有光先生呼吁,身处全球化时代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跟着全球化时代的科学和民主前 进。” 再过十余天,周有光先生就将迎来106岁的华诞。我们相信,他会继续谱写人间的奇迹。 “要求进步,必须先退出误区” 马国川:您是1906年出生的,经历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对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对您个人有什么影响? 周有光:不是五四运动影响了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影响了五四运动。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的贡献最大。五 四运动不是忽然兴起的,而是逐步形成的。从鸦片战争开始,一次次的侵略,激起人民的愤怒,惊醒救国的意 识。经济方面:洋务运动,一战期间工业萌芽。政治方面:康有为百日维新,孙中山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 立民国。文化方面:提倡国语、切音字、“我手写我口”。新思潮渐渐蔓延中国大地。1919年五四,受日本侵 略的大刺激,猛然跃起,成为全国性的救亡运动。而五四运动又影响了后来的知识分子。 五四时候,我小学将毕业,跟随老师到茶馆演讲。个子矮小,茶客们看不见我。一位茶客把我抱起,站在桌子 上演讲,整个茶馆都轰动了。小学生的宣传,都是老师导演的。 马国川:五四运动前后,激进思潮传入中国。尤其是20世纪30-40年代,一大批中知识分子向左转。您认为其中 的原因是什么?其中有那些历史教训值得总结? 周有光:大家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共产党宣传要民主,于是知识分子向左转。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成立了政 治协商会议(政协,延续至今),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参加政协,长驻重庆。他每月举行座谈会,聚集一二十人, 商谈国家大事。他的秘书许涤新(经济学家)是我的朋友。我每次都参加他们的座谈会。周恩来常说,我们共 产党主张民主。毛泽东的“窑洞对”大家知道,申明共产党要走民主道路。当时大家信以为真。 马国川:建国以后毛泽东就提出,要改造旧知识分子。 周有光: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苏联否定知识分子,中国也否定知识分子。名为改造,实际是消灭。 苏联把旧知识分子赶到北极圈以北,等到赫鲁晓夫去救他们时,已经死了一大半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务院 把直属单位的人员送到宁夏平罗西大滩五七干校,规定大家宣誓,永不回家。林彪死后,大家才回家。 马国川:1949年以后,为什么知识分子遭遇那么多磨难?作为一名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您怎么评价 那段历史? 周有光: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近来共产党内的学者说:来自俄罗斯。历史学者认为:苏联是俄罗斯的历史误 区;一边倒是中国的历史误区。要求进步,必须先退出误区。 马国川:近年来对20世纪80年代评价比较高,有人说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启蒙”。您怎么评价“80年 代”? 周有光:改革开放比毛泽东年代好,但是经济改革了,政治还没有改革。外国学者研究说:中国的社会结构已 经达到日本明治维新时的状况,半封建、半资本。中国想赶上日本,还得走很长的路。 “敢怒不敢言” 马国川:“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中国历史上没有“知识分子”这个词汇。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在党章上才正式用“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 两词。1933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明 确规定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属于“脑力劳动者”。 周有光:在我去过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听到人们谈知识分子问题或者脑力劳动归属问题。他们努力使每一个 人都能受到大学教育。美国的中产阶级占全国人口的80%,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有教育问题,没有知识分子问题。 马国川:苏联虽然解体了,但是苏联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包括苏联制造出来的所谓“知识分子问题”。 周有光:毛泽东一度想继承斯大林,做共产国际的领头。后来,社会主义国家互相指责,我不承认你,你不承 认我。历史学家定出一条和稀泥标准:谁自称社会主义,就承认谁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时代,有40个国家自 称社会主义。现在只剩了六个: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利比亚。 马国川: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不佳,有人甚至批评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 知识分子被权力和利益“收买了”。您是否认同这个说法? 周有光:我看没有被收买。至少是,多数人没有被收买。他们不敢说真话,不是喜欢说假话,而是“敢怒不敢 言”。如果有一天,言者无罪了,他们都会把真话吐出来。 马国川:在各种批评里,对教育机构里的知识分子批评更多。在您看来,中国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周有光:改革开放,引进自然科学,没有引进社会科学,经济学是例外。如果进一步开放,引进先进的社会科 学,包括教育学,情况就会改变。 “知识无国界,知识分子也无国界” 马国川:今天的知识分子和古代的“士”有什么区别? 周有光:古代只有中国的传统知识,“士”的出路主要是做官,“学而优则仕”。今天的知识分子既要有本国 传统知识,又要有国际现代知识,知识面大大扩展了,就业的方面多种多样了。古代知识分子很少,现在大学 生以百万计,情况完全不同了。 马国川:知识分子与政治应该保持什么关系? 周有光:在全球化时代,政治学已经成为一门科学,政治工作已经成为科学管理工作,离开了宗教和教条。这 一新变化我们还所知甚少。研究知识分子跟政治的关系,要先了解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 马国川:中国知识分子跟外国知识分子差别是什么? 周有光: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受到先进国家知识分子同样的教育,中外知识分子应当没有基本的差别。知 识无国界,知识分子也无国界。知识分子有国籍,但是无国界。知识分子应当是国际性的。我写过一篇文章, 题目是“科学的一元性”。解放后苏联传来的“科学有阶级性”的说法,已经随苏联的消失而消失了。 马国川:具体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关注什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精神? 周有光:在全球化时代,应该跟着全球化时代的科学和民主前进。要能够独立思考,要了解全球化的历史和新 的进展。 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知识是人类进化的动力。知识分子既为资产阶级服务,又为无产阶级服务,既不是资 产阶级奴隶,也不做无产阶级的暴君。独立特行,自在自明,树立自己的独立人格。 马国川:在您看来,现在中国坚持科学、民主的知识分子多吗? 周有光:在我看来很多。“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是他们闭口不谈,为的是明哲保身。 马国川:现在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存在着“中国模式”。你怎么看? 周有光:听到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得到成功,越南模仿中国也得到成功,中国是“从计划 到市场”的模式。另一种说法:美国衰落了,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模式。没有谁来模仿,这个模式不存在。 马国川:有些人说,民主不能随便搞,一民主就乱。美国每一次选举乱的不得了。 你怎么看? 周有光:苏联瓦解,人人镇静,万马齐喑,一丝不乱。你要苏联的不乱,还是要美国的大乱? 马国川:和世界一些国家仍然强调民族国家不同,欧洲开始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欧盟一体化,这是成功,还 是失败? 周有光:西欧两次大战乱极思治,欧盟一体化取得伟大成功。欧盟是民主制度的新发展,还在继续前进中。亚 洲游客问法德居民:你们还会打第三次大战吗?答:不会。问:为什么不会?答:过去两国在同一条马路上开 车,你靠左,我靠右,撞车!现在,大家靠右,不撞车了。 马国川:看来,您老并不悲观。一切事情都会渐渐变好的吗?有人说,中国三十年后实现民主。难道真的还要 再等三十年? 周有光:三十年不算长。中国有五千年历史! 马国川: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一种乐观情绪在国内蔓延,部分青年人也有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作 为一位见证了历史沧桑的百岁老人,请您给中国的青年一代说一句话。 周有光:好。“在全球化时代,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本文经过周有光先生亲笔修改审定。本次采访得到了周有光先生的哲嗣周小平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 张森根先生的帮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