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爱他的人民，但是。。。 茅于轼 　　 　　卡扎菲很爱他的人民，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把国家石油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百姓的福利。全国百姓都享受免 费医疗，甚至出国看病的费用也能报销，而且住房不要钱。百姓生活得很满足，而且一年比一年好。他爱百姓， 可是百姓不领情，还要造他的反。卡扎菲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找到的答案是西方国家在幕后煽动，否则这事 绝不可能发生。 　　这是一切独裁者的共同思维方式。他们不但把政府的收入大部分用于百姓的福利，而且昼夜操心，为百姓 谋幸福，为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而奋斗，还为百姓之间的纠纷主持公道。他们如此关心百姓，理应受到百姓的 爱戴。现在百姓忽然要造反，对他们来讲非常不可思议。现在的独裁者并不是只顾个人享受的帝王将相，他们 是有理想的人，是负责任人的人。当然他们也不是理想的君子，思想很复杂。但是他们的确是为人民服务的。 卡扎菲很有把握地说，他受到人们的拥护和爱戴。这是他的真心话。他这样忠心耿耿为人民，现在人们反而造 起反来了，他完全无法接受。最后他判断完全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所作所为。外面人往往以为，说造反派是受了 境外敌对势力的煽动，完全是无中生有，是故意歪曲，恶意栽赃。其实并非如此，独裁者不是故意栽赃，他们 真是这样想的。不光是卡扎菲，大多数的独裁者都是这样想问题的，因为找不到别的理由。可是他们得出了远 离实际的答案。造反是完全自发的，和外国人无关。 　　正因为卡扎菲深信人民是爱他的，所以当有人反对他时他对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格外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 所以手段特别狠毒，不惜下毒手杀人。不光是卡扎菲如此，一切独裁者对待民间的反政府力量都如此。他们认 为杀掉的都是坏人，至少也是不知好歹的被坏人利用的人，所以毫不手软。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为人民服务而得不到好报？为什么民间反政府人士认为自己是从事正义 和高尚的事业，而独裁者认为这些人是忘恩负义，无理取闹，或被人利用。 　　我认为这里的原因是统治者对国家治理性质的误解。他们不懂得，正如我国宪法上写的“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宪法总纲第二条）”，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统治者只不过是受人民委托临时管理国家的。卡扎菲不懂得， 石油本来不属于他的，而属于全体人民的。他无权决定石油收入该如何分配。之所谓给百姓的恩施本来就是人 民应该得到的。他未经百姓同意而私自占有的那部分实际上是贪污了百姓的财产。这样的认识和卡扎菲的认识 完全是对立的。判断的绝然相对立，焉能不发生冲突。 　　统治者更不懂得人与人平等的人权观念，自以为统治者高人一等，百姓只能听他摆布，不许可有任何自由 平等的想法。如果想要和统治者平起平坐，那就是大逆不道。尤其是绝不允许百姓选择别的统治者，铁打的江 山要千秋万代传下去。自己死了由儿子接班。从秦始皇开始，天下的独裁者无一例外。 　　统治者的野心越来越大，不但不许百姓越轨行动，连类似的想法都是绝对不容许的。所以在这些国家里都 关押着良心犯。他们并非存心反政府，只是要求自由平等。可是独裁者决不允许任何人和自己有平等地位，他 们把自己塑造成超人的形象，是真理的发现者甚至能够创造真理，是真理的化身。他们的话就是教科书，一开 口就是百姓学习的材料，而且他们的讲话就是法律。毛泽东有红宝书，卡扎菲有绿宝书，都是教百姓如何做人 的。他们进而想统治百姓的思想，防止妖言惑众，搞出版审查制。于是和百姓的冲突越来越频繁，不知不觉变 成了广泛的社会冲突。中国古代的皇帝都认为天下都是自己的，每一寸土地他都有权支配，任何一个老百姓他 都有权指挥。现代的独裁者也这样想问题。 　　百姓起来造反，在独裁者看来是破坏国家安定，绝对不利于国家和百姓，要把他们消灭于萌芽状态。但是 消灭不了，形势越来越严重。于是维稳压倒一切，别的统统都被压倒了。法律的尊严，社会的正义，都得让位 于稳定。社会的扭曲越来越严重，维稳越来越困难，倾全国之力还觉得不够。维稳以百姓为对象，有庞大的队 伍，充足的预算（来自于百姓的纳税）。这些人拿了政府的待遇，当然要为政府做事。首先是寻找可疑的敌人， 结果把本来不是敌人的人也看做可疑分子，限制他们的自由。维稳到此不但没稳定，反而增加了敌对情绪。弄 得风声鹤唳，手忙脚乱。结果就是进一步增加维稳的力量和经费，增加维稳的人员，形成正反馈，越搞越紧张。 政府靠自我绕不出去，陷入恶性循环。 　　独裁者始终不明白，现在百姓要的主要不是生活福利，而是平等自由。利比亚人民生活并不差，他们缺的 是人权。也有些学者认为利比亚动乱是地缘政治造成的。所谓地缘政治就是各大强国在当地瓜分势力范围。这 一说法非常牵强附会。参与游行的百姓根本不懂什么地缘政治。他们自觉参与到游行队伍中，是因为自身的感 受，是因为人权得不到保障。参与游行也不是因为生活问题。中国人改革以来的生活改善，其速度超过世界上 任何一个别的国家。现在中国政府以为改善民生可以缓解社会矛盾，所以下一个五年规划以民生为重点，而忽 视政治改革。这样一条路很可能是看错了方向。 　　独裁者还把国家看得至高无上，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国家至高无上，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至高无上。至于 百姓，那是无所谓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主权高于人权。为了主权可以牺牲人权。国家如果受威胁，必要时可 以无视人权。这次利比亚动乱，国家受到威胁。这个威胁来自反对派的百姓。为了消除对国家的威胁，可以消 灭参与动乱的分子。所以卡扎菲动用军队杀死参与反政府活动的百姓，从而引起国际干涉，联合国通过决议在 利比亚设禁飞区。禁飞区显然侵犯了国家的主权。为了保护人权，国际社会有权这样做。其理由就是人权高于 主权。国家的主权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可以保护人权，抵抗外来的侵犯。反过来，如果这个主权自己就侵犯人 权，要这样的主权有什么用。 　　在卡扎菲的眼中，联合国设禁飞区的决定正是西方在背后煽动的证据。西方国家先是煽动百姓造反，最后 亲自出马干涉内政。拿这一点来看，卡扎菲是有道理的。人权思想，自由平等思想都渊源于西方。抵制西方思 想的侵袭是许多东方国家领导人的目标。现在世界上的独裁国家都不在西方，都在逐渐西化的东方国家里。于 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在所难免。可是最近发生在伊斯兰国家里一连串的事件说明，人权思想的确是普世价值。不 论东方西方，也不论是什么宗教信仰都认可人权。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连中国也不得不对设置禁飞区投 了弃权票。因为否认人权，把主权看得高于一切，为了主权国家有权屠杀百姓，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不过在中 国几千年的皇权历史中，任何反对皇权的人都要被灭三族，杀个精光。现在跟随世界潮流，这种认识已经基本 上被否定。这是我们政治上的巨大进步。 　　利比亚的事态还在发展中，结果如何还很难说。追求人权未必能够得到人权。搞得不好反而会破坏人权。 如果利比亚陷入内战，双方都说为人权而战，长期流血冲突，国家陷于分裂，最遭殃的就是百姓。如何避免这 种结果，双方都要有妥协和让步的思想准备。要真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来考虑，党派的利益要 退居人民利益之后。可惜的是理性往往不能战胜情绪，事情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国家被拖入对一切 人都不利的状态也完全有可能。 阿拉伯人对中国媒体的十万个为什么 伊扎特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 　　提笔写这篇小文，我很犹豫，之前我很多次写到中国媒体，但我认为还有更多的问题比这更值得我和大家 在这里交流讨论，但是今天我不得不再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谈，欢迎大家拍砖交流。 　　当前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我更愿意把它称为变革，因为对社会本质的改变要远远重要于革命本身 ——完全可以被看作是阿拉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千零一场革命”。在这场波及到所有街道，动员了老少妇孺 的历史性运动中，阿拉伯人得到了正义的支持，却被中国媒体误读了。 　　阿拉伯革命作为一起全方位多层面的变革，本身就是最具价值的新闻。而现在，伴随着阿拉伯革命的发展， 中国媒体的报道方式也成为了各国媒体和网民的焦点。一家外国媒体刊登的《中国媒体的鸵鸟政策》一文就指 出，大部分中国媒体的报道集中在实际的冲突以及西方是如何“攻击”利比亚的。与之相比，对于卡扎菲的政 权是如何分裂的，利比亚长期以来的政治现状以及为什么如此多的民众对统治者不满等这些利比亚本身面临的 政治问题的分析却寥寥无几。 　　每一次看中国媒体对于阿拉伯革命的报道，我感觉我的血压会升高，我的肾上腺素会分泌加速。同事建议 我减少阅读中国报纸的频率，“总看这个对身体没好处”，然而玩笑归玩笑，我没有办法改变。看中国报纸已 经成为我每天必做的事情，明知有害却叫我欲罢不能，就像抽烟和喝咖啡一样，成了积重难返的“坏习惯”。 当然，这种“害”不是说中国媒体本身，而是他们看待阿拉伯问题的立场对民意的一种刻意误导。 　　我不理解一家媒体花那么多钱做那么周密的准备派自己的记者到危险的利比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个记 者每天对着卡扎菲的电视台为国内做同传，那这种新闻在北京不能做吗？这不是在浪费金钱吗？中国记者在连 线中不断强调大部分利比亚人都支持卡扎菲，难道那些整日聚集在广场和街道上的反对派们都是天外飞仙（或 者中国媒体也像卡扎菲一样，认为这些示威者是“老鼠”）？中国媒体告诉我们卡扎菲的部队如何如何将反对 派击溃接连收复失地，却不告诉我们替卡扎菲杀掉他的人民的有几万杀人不眨眼的外国雇佣军；它们告诉我们 利比亚人都享有免费的医疗保险，却不告诉我们卡扎菲在长达42年的统治时间里在利比亚建了多少所医院；告 诉我们的黎波里的人民对卡扎菲上校感恩戴德，却不提在这个每天出口160万桶全世界最昂贵的石油的国家， 600万平民每人能分上几杯羹。所谓大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无非只是张空头支票。 　　另外，之所以大多数阿拉伯人接受了多国部队对利比亚的空袭，无非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是希望借助多国 部队的军事干预给代表阿拉伯民意的利比亚反对派留下最后一条活路。然而中国媒体误解了，轰炸开始之后， 原本不关注阿拉伯革命的中国媒体瞬间亢奋起来，俨然成为一个坚定地反霸权主义斗士。对于“1973号决议” 的断章取义，对于破坏停火协议的双重标准，对于外国雇佣军的缄默不语，对于空袭原因的刻意误读，让懂得 综合各种信源了解真相的中国观众很快就意识到了中国媒体的立场与口径——只强调西方空袭造成的人道主义 灾难，鲜少报道卡扎菲对人民凶残横暴的镇压和屠杀。 　　我注意到一位中国记者把卡扎菲和萨达姆作比较，我个人认为这两个人是没有可比性的。萨达姆下台近10 年，他的幕僚如今或早已毙命或身陷囹圄，却很少有人对他提出批评。而如今卡扎菲的官员我们几乎一个也见 不到了，不是临阵倒戈就是被卡扎菲扣押，能跑的都跑了，就连卡扎菲最值得信任的外长穆萨·库萨也转道突 尼斯向英国投诚。中国媒体或许不知道它们的故意失误已经被网友发现，在CCTV援引利比亚电视台的报道称利 比亚前内政部长尤尼斯没有叛逃（利比亚电视台当时播放了几年前尤尼斯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画面造假）之后不 久，尤尼斯就出现在半岛电视台辟谣，表示自己已经加入反对派阵营，然而后者没有进入到那些中国主流电视 台的新闻，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常常夸大所谓革命领袖的作用，卡扎菲也就光荣地成为了“被受益者”之一，甚至有 人把卡扎菲的《绿皮书》同中国的红宝书相比。然而如果你足够了解阿拉伯社会，你一定会做出相反的结论， 《绿皮书》早就成了利比亚，甚至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大笑话。卡扎菲在书中的言论不但与他实际的执政方式不 同，还经常自相矛盾令人费解。谁都不知道卡扎菲为了将这不呕心沥血的著作翻译成全世界各种语言——包括 一些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的语言——这一工程花费了多少钱。这本书中国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过这本书 的中文版，我在这里不再多提，大家可以自己查阅。特别是他关于男女有别的言论，我敢保证，这些言论给你 们带来的快乐不亚于时下最流行的段子。 　　按照我的理解，全面报道一个事件是媒体的责任和义务。媒体应该所见所知即所报，不管这些信息是否符 合你的价值观。利比亚电视台可以作为一个信源，通过它你可以了解的黎波里和卡扎菲阵营的情况，但这绝不 是唯一的信源，班加西的反对派也是人，他们也是这场冲突的重要当事人。而我所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媒体的 记者每天活跃在的黎波里的宾馆和大街小巷，跟着卡扎菲的手下到他们安排的街道、医院、学校参观采访，他 们的LOGO时常出现在手持卡扎菲画像喊着口号的的黎波里大妈面前，而在反对派大本营重要的发布会上，你很 难看到他们的身影。 　　信源与信宿，或者说媒体与受众是以信息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信息的可靠性和客观性就成为了衡量 媒体公信力的标准。媒体不是教师爷，它只是一个行业，一个承担着信息传播义务的行业。然而，每每在突发 事件发生时，中国公共媒体在第四权力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逊于网络和自媒体，那些懂得获得多种信源并将它 们解构吸收的受众，它们会同时通过网络来了解利比亚的局势。有些敢于挑战官方媒体权威的人已经开始行动， 他们所传播的信息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比如老榕，据我所知，在这次阿拉伯革命中， 十七万中国网民通过他的榕通社观看了即时的网络直播，一些中国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从单一的信源获取信息， 这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人在利比亚战争中的立场再也不像从前的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那样统一了。 这一方面归功于网络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反思中国媒体不断沦丧的公信力。 　　中国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按道理来说，中国媒体理应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与之等同的地位和影响。 但遗憾的是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声音并不存在，我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就是中国媒体缺乏自身的公信力。 在国外，公信力就如同媒体的生命力，没有公信力的媒体最终会走向倒闭，当然中国媒体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忧。 据我了解，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450亿人民币推动中国的主要媒体向国际扩张的方案，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但问题是，这些媒体在国内得不到信任，怎么能在国际上受到尊重？埃及、也门等国 的官方媒体已经成为了鲜活的例子，正是由于它们的内容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因此这些媒体也间接地为独裁者 的下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埃及革命期间，埃及电视台为了号召广场上的示威者回家，每天的天气预报 就是“今天特别冷，很可能下雨”，还有一个流传于解放广场的笑话辛辣地讽刺了埃及电视台，在周四晚上埃 及电视台的节目播放完毕后，主持人微笑着向观众道别，“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星期六见！”， 这无非是为了防止愤怒的埃及人在周五休息日将革命推向高潮。这些失败者的教训值得所有媒体反思。 　　我们承认中国目前面临着很多内部的挑战和外部的威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可能会经历一段 复杂的时期，摩擦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媒体得不到自己民众的信任，那么要如何应对这些 挑战呢？ 　　媒体都喜欢给自己贴上客观、中立、平衡的标签，但这些信条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媒体要迎合受众的 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要站在人民的一边，要站在正义的一边，因此在很多情形下媒体无法做到中立。 　　我们已经通过中国的媒体同行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在利比亚东部，中国记者已经成为了不受当地 民众欢迎的对象，我本人对这种事情感到忧虑。不谦虚地说，几年以来，为了能够让阿拉伯世界的民众用阿拉 伯的眼睛，不通过第三方去认识、了解中国，我个人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当我看到中国媒体用这样的报道 破坏我们所共同建立起的信任时，我同样感到痛心。 　　我们感谢中国媒体对利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否被侵犯的关切，但是我有很多理由怀疑这种关切的目的是 不单纯的。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对于卡扎菲屠杀平民的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对于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以色列对 巴勒斯坦的军事侵犯，它们从来没有表达出同样的关切。就好像的黎波里的平民的人权是人权，班加西和巴勒 斯坦的人权就如粪土一般，这和西方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双重标准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关 于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的也门数百万民众示威游行的新闻，这些人要求总统萨利和下台的诉求就不需要被关注 吗？诚然，也门和巴勒斯坦没有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中国在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但我以为石 油和自由不止差一个三点水。也门虽然没有石油，但这里地扼红海要冲曼德海峡，每年两万多艘货轮从这里通 过，约占世界商品贸易运输的8%，石油运输的12%；南部的亚丁湾则紧邻世界海盗中心索马里和吉布提，因此 也门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中国媒体不愿承认在阿拉伯国家所发生的是革命，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并不因此感到焦虑，因为我知道 他们早晚要承认。中国媒体经常把阿拉伯革命称为动荡、动乱或者街头政治。我能理解稳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 要性，但我以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稳定也要静中有变，毕竟丑化别人的形象并不能达到美化自己的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媒体始终不肯将发生革命的这些国家承认为“阿拉伯世界”，这一点让我不能理解。 这些国家的统称，不是中东，也不是西亚北非。我不需要多解释这几个地理名词的概念和来源，但是我想强调 “中东”和“西亚北非”都是西方国家创造的带有严重殖民色彩的名词，原因是他们要保持阿拉伯世界的分裂， 不愿看到这些国家成为一个整体，就像他们当年亲手比着尺子对这片土地贪婪地瓜分一样。中国在该地区的利 益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官方也不断强调中国与阿拉伯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 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在各种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中阿之间也建立了中阿合作论坛这样的长效合作机制。 在我和中国百姓的交流中，我也能深切感受到中国人对于阿拉伯团结的期望。在出租车上，当司机问到我的家 乡时，我已经习惯于不说出我的国籍，而说我是阿拉伯人。以前每当我说我是巴勒斯坦人，司机总是无厘头地 把我当成巴基斯坦人，殊不知这两个国家相差千里。有一次我告诉司机我是阿拉伯人，司机一句话直截了当地 说，你们阿拉伯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这个普通百姓一句话正中要害，无疑是向我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我当时不服气，很想反驳他说，你们中国人也不太团结。但他的话是事实，忠言逆耳，我无法否认。我同时跟 他说，我们的人民都很团结，不团结的原因是我们的那些总统和当权者，也就是你们中国媒体通常把他们称作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那些人。当我正准备告诉他，现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爆发了革命，并且已经在团结的 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的时候，我已经结账下车了。后来我开始担心，在中国的媒体上，或许他不会看到这些消 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