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的陈炯明与孙中山 

叶曙明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一般人印象里，陈炯
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上海。然而，
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是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把历史事件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作客观的考察，还是率由旧章，
简单地用“乱臣贼子”、“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封建罪名，作为定谳，实在无助于重新厘正
这笔历史旧账……

根本分歧

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
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
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
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
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
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
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
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
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
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
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
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
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
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
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
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
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
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
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
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年9月）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
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
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总统选举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
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
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
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成败利钝，在
所不计，此亦所谓“知难行易”也。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孙中山。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
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
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
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它们是紧紧相扣的。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楔
入广西境内，8月初，进驻南宁。
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
费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
出。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
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
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
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
日）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载《广州文史资料》
第9辑，此事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

邓铿之死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
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
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
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从目前的史料看，这种说法大可质疑。据罗香
林记述：“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
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陈炯明叛国史》也说：“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
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
不料他杀我。’”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
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
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
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
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
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
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有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
的北伐，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汪荣
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年2月）
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孙中山让廖仲恺
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举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
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
“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
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
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
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
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中山谋求与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
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
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
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

炮轰总统府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
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
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
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
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
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
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
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
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
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
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
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
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
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
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
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
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
“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
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
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
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
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
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
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晨报》，1922年6月4日，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
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日）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