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的主题仍是启蒙——答作家危娜   袁伟时   据陈独秀研究简报停刊号,2004     启蒙与暴政   危娜:为什么几乎每一次启蒙大众的文化运动都以悲剧告终?像法国大革命,包括五四启蒙, 无一不是书香开卷,血腥收场。文化启蒙错了吗?大众不值得唤醒吗?为什么每次唤醒大众都是 以悲剧收场?   袁伟时:不能笼统地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说成是启蒙。政治斗争与思想文化运动不是一回 事。某一次政治斗争以血腥收场,革命成了愚民专制,应该具体分析其原因、不能笼统归罪于启 蒙运动。同时,正如哈耶克所说,启蒙也要分清是法国式还是英国式的;即使在法国,也要分清 是卢梭还是孟德斯鸠、亚斯当、托克维尔的传统,后者与英国的传统较接近。两个传统大不相同。 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当然与18世纪法国的思潮息息相关。但那是其中的负面因素——激进主义结 下的恶果。而它的嗜血的残暴恰恰是对启蒙的基本诉求——对人权、法治的践踏。   百年中国,问题也出在没有彻底启蒙。中国的知识阶层对很多现代文明的基本观点都茫无所 知,说得不客气一点,当今中国知识阶层不少人有关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认识:总体上恐怕还没有 达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本国前辈的水平。近年喜欢评论新文化运动的人很多,但是不少人没有认 真研究历史文献。他们对“五四”运动的论断,往往与历史实际不符。“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 仅是一次爱国主义运动,而且还是一次自由主义的思想运动。它提出的口号最初三年多是人权与 科学,1919年开始改为民主与科学,但其基本精神都是:自由、法治,民主、理性,即追求独立 自由的精神和相应的制度保障,培育具有独立自由精神的现代公民,为向现代社会转型奠立牢固 基础。中外历次启蒙运动没有错。用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唤醒民众有什么错? 环顾当今世界, 无论哪一国家、哪一民族,没有经过广泛深入的启蒙运动洗礼,乃至抗拒现代文明无不在泥淖中 反复挣扎,难以走出困境。   中国的“五四”启蒙唤醒了一大批人,但是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参与者分化了, 加上其他因素,直到现在,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启蒙仍是中国的首要问题之一。   精英和大众的信仰   危娜:有人说,我们今天一无所信,是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您觉得呢?   袁伟时:我不赞同。你以为你有信仰,别人就没有信仰吗?每一个人都有追求不同信仰的权 利。说我们今天没有信仰,其实是某些文人对自身的迷惘和追问,更是那些思想统一论者的无知。 经过长时期的思想统一局面,忽然进入一个相对说来比较自由和多元化的状态,许多人怅然自失, 看不惯这样的状况,乃至指摘别人没有信仰。这样设问的人,冀图抢占道义的制高点:我代表高 尚,藐视庸俗!他们忘记了一个基点:公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只能在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实现现代 国家和政府合法性的最重要表现,就在于它能够保障公民的自由。追求和保障个人自由,本身就 是很崇高的信念。把一代人视为丧失信念,恐怕为时过早。   归根到底是标准问题。是不是从前讲大话、假话的年代叫做有信仰,而市场经济发展,人们 开始追求各自的人生目标就叫信仰缺失?其实,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除了少数社会精 英和黑帮一类社会渣滓外(他们的行为方式不是个人贫困或富裕所能解释),就公民的多数而言, 只有脱离了生死线上挣扎的动物原始生存状态,物质和文化水平提高了,才会转而追求更高层次 的生存——精神上的自我满足。富裕以后,那些本来素质不高的人群也会附庸风雅。这个现象背 后至少是精神上的自我提升。再以帮助别人、回报社会来说,东南沿海富裕地区的志愿者活动不 是方兴未艾、远比贫困地区活跃吗?这是货真价实的富思善。发达国家通常规定公益捐赠可以减 免税收,公益事业持续繁荣.该骂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干扰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不受限制的权 力。高尚是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水平提高和制度完善的产物;极端贫困就会人吃人!   危娜:文化界有人提出一个观点,这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有价值的确信,不是泛意的追求,而 是一个终极的信仰。   袁伟时:坦率地说,我有很浓的理想主义情绪,读到歌颂为理想献身的英烈的诗化语言,很 容易心潮澎湃。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者,我又深知那些先贤追求的是高标准的信仰,古今中外达 到这个境界的人毕竟少之又少。对多数人说来,这是不切实际的要求。正常的现代社会生活应该 是人人有各自的追求,自由、平静地发展。即使像我国这样尚未完成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重 要的也是结合实际生活,让人民懂得什么是法治和现代全民应有的权利,以及怎样维护自己的权 利。这是推动政治民主化不可或缺的基础工程,法治和自由(即公民权利)是现代国家惟一应该确 立的共同信念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   此外,社会精英的责任之一,是创造和传播新的信念。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社会 危机和国家的危难关头,社会精英的价值观和崇高信仰可能迅速被大众认同。但这些价值观和信 念通常早已伴随社会危机的端倪而生,并经历了坚持不懈的传播过程。比如,人们几百年前就开 始追求的自由、民主、理性、法治,经过难以数计的艰难困苦和重大牺牲,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世 界的主流文化和现代公民的共同信念,在不少国家已经变成社会的运行机制了。就历史进程而言, 重要的不是凝成一个崇高的终极信仰,而在于形成一个人们可以不断自由更新和传播各自观念与 信念的社会运行机制。这就是通常说的自由、法治和民主的社会。这是永恒更新的过程,没有终 极的终极。   太平盛世和潜在危机   危娜:那您是否觉得我们现在是一个太平盛世?没有必要去抵抗任何危机?   袁伟时:太平盛世的标准应该有时代性,与战乱频仍的军阀混战年代或被称为“全面内战” 的“文革”时期相比,现在当然可以说是太平岁月。但是,时至21世纪尚未完成现代化,政治、 经济、学术研究、科学、技术、文化、农村等领域都有严重问题尚待解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 会运行机制还没有改造好,而运行机制好坏是国家盛衰的关键。我国一些城市和地区争先恐后宣 称要在三五年内实现现代化,其盲点就在于不了解制度变革和建设的复杂和艰辛。法治、民主、 公民自由在短期内就能在那些地方实现?我没有那么乐观。而没有法治、民主的地方,不但不能 称为已经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制度瓶颈已日益成 为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   危娜:那么到底是文化强国还是商业强国?   袁伟时:文化学术必须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才能够正常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文化、 学术都变为商业。   现在经济上有激烈竞争是人所共知的。另外一方面,是不是有文化方面的竞争?我认为,有 文化方面的竞争,但不是有人说的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的竞争。人类面临的其实 是现代文明与落后文化的竞争。文化应引导人们脱离野蛮,向着美好、善良这一面发展。商业化 ——以市场经济为社会经济运行基础也是一种文化选择,远比那些专制、垄断制度的文化好。   学者、文人、思想者要有通观全局的能力,应该是冷静、理智的,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应 看到商业化促进社会进步的一面。   商业化也有明显的负面作用,比如惟利是图,牵引一些人走向犯罪道路;比如权钱交易,导 致官员腐化、黑金政治。但是,现代社会有能力减轻这些灾害。一靠法治;二靠公民的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多年前看过一个故事,记忆犹新: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有一次开会,校 长说:这是陈嘉庚先生的意见。言下之意是捐款创办这个大学的恩人既然说了话,你们就不必多 言了。鲁迅掏出两个硬币往桌上一拍,说:“我也有钱,我也要发言!”不久,鲁迅离开厦大, 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去了。不论此事真假,它所体现的道理是对的:商业社会不可能只有一个老 板,自由就在自由竞争中实现。市场经济有很多弊端,但迄今人类还没有找到更好的社会经济运 作机制。   危娜: 为什么中国人把权力与财富等同于成功?   袁伟时:我想这不是国民性问题,所有社会正在转型的国冢,都会出现类似的观象。从权力 至上到财富也成为成功的标志,这是社会进步,不必大惊小怪。随着现代化水平提高,衣食不再 是重大威胁,公民的独立、自由意识越来越强,权力和财富的比重必然下降,成功的路途越走越 宽,成功的标志也会随之更加多元化。中国的问题是对权力的限制不够,财富的积累也不够。全 世界所有贫穷的国家都是权力太大,干涉了财富的正常运作和积累。越贫穷,权力越大;权力越 大,又愈来愈穷,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