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是中国？ 　　 ——2003版后记:《枪炮、病菌与钢铁》之今日 　　 贾雷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著 　　 晓实 译 　　（贾雷德·戴蒙德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在《自然》、《科学》、《发现》和 《地理》等杂志上发表过200多篇论文。《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应该不陌生了。上海译 文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第一版中译本，大概读者不少，2006年又出了第二版。至于英文版本，自1997年出版并 获得普利策奖以后，2003和2005年又出了两个新版本。这篇文章是在2003年的新版本加入的。但2006年中文版 似乎没有包括这篇后记。实际上还有一篇很重要的关于日本的文章也没有收入。那也是2003年的英文版加入的。 副标题是本文真正的标题，而标题是我杜撰的。虽有点儿哗众取宠之嫌，但不敢有虎口拔牙之心。标题所言也 实在是本文重要的一部分，本来想切出来奉献给读者，但文章的切割之术常引来刀光剑影。我既然不是武林高 手，因此还是和盘托出吧。文中的小标题也是为了清楚之故加入的。——译者谨识） 　　《枪炮、病菌与钢铁》（以下简称为英文首字母缩写的GGS）讲述了过去13000年间，为什么不同的大陆出 现了不同的复杂的人类社会。我在1996年完成该书文稿的修改，1997年出版。自那以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忙于 其它的工作项目，尤其是我下一本关于社会崩溃的书。因此，无论是时间还是精力，我和GGS这本书已经阔别有 七年之久了。回首追溯，这本书究竟怎么样呢？出版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对本书的结论有什么样的改变和延伸 呢？以我自己偏爱的目光看来，本书的宗旨依然活得不错。出版以后最令人瞩目的发展，把本书的故事延伸到 与当代世界和近代史有关的四个方面。 　　我在书中的主要结论是，不同大陆发展出不同的社会体系是由于大陆的环境差异，而不是人种生物学的差 异所致。发达的技术、中央集权化的政治体系以及复杂社会的其它特征等，只可能在粮食自给有余的密集的定 居人口中产生，而这些人口的粮食必须依赖于公元前8500年左右兴起的农业。但是，对农业兴起至关重要的可 驯化的动植物种，在各大陆之间的分布很不均匀。在全球范围内，最有价值的可驯化的野生物种只集中在九个 小区，因此，这些地区顺理成章地成为最初的农业家园。这些地区的原始居民也就捷足先登，向着枪炮、病菌 与钢铁扬长而去。这些地区居民的语言和基因，以及他们的牲畜、作物、技术和书写体系在古代和当代社会里 也因此占有优势地位。 　　过去的七年间，考古学家、遗传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其它学科专家的发现，进一步深化了人类社会发展的 知识，但对本书的故事没有根本的改变。下面我举三个例子。GGS一书地理涵盖上最大的漏洞之一是日本，1996 年，我们对它的史前史所知甚少。最近的遗传学证据表明，当代日本人与GGS所讨论的其它例子相似，也是农业 扩张的产物：那是朝鲜农民始于公元前400年左右的扩张，他们首先进入日本西南部，然后向东北部挺进，直达 日本列岛。这些移民带来了精细的水稻耕作法和金属农具，他们与日本原住民（与当代阿伊努人有关）一起混 合产生了当代日本人。这一途径与新月沃地农民的扩张，并与欧洲狩猎采集的土著种群混合而产生当代欧洲人 的过程极为相似。 　　另一个例子是，考古学家最初认为墨西哥玉米、豆类和南瓜是通过最直接的途径到达美国东南地区，也就 是经由墨西哥东北到达德克萨斯东部。但现在已经清楚，这条路径过于干燥，无法耕种；这些作物实际上绕道 从墨西哥传播至美国西南部，在那儿首先催生了阿那萨齐人（Anasazi）的群居社会，然后从新墨西哥州和科罗 拉多州向东传播，穿过大平原河谷到达美国东南地区。 　　最后一个例子是，我在第10章比较了两种历史现象，一种是美洲同种或相关植物经历了独立的重复驯化， 并沿南北轴缓慢传播的历史，另一种是欧亚大陆植物以单一驯化为主，并沿东西轴迅速传播的历史。现在，更 多的证据不断涌现出来，进一步支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但是有一种新的情况出现，那就是大多数，也许 所有的，欧亚大陆的五大家养哺乳动物也在不同地区经历了独立重复的驯化过程——与欧亚大陆的植物不同， 但其经历与美洲大陆的植物一样。 　　这些发现以及其它发现提供了更多令人思考的细节，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在古代世界，农业的兴起如何触发 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复杂社会的出现。然而，由GGS引发的最重要的进展，并不在本书的主要范围之内，而是延伸 到其它的领域。自本书出版以来，成千上万的人给我写信、打电话、送电子邮件或拉住我交谈，告诉我他们所 发现的，GGS所描述的古代大陆史和他们研究的当代近代史之间的相似或反差。我将从这些发现中选出四个题目 来进一步讨论：首先简单地讨论新西兰火枪战争的启发性，以及我们的老生常谈“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 然后更为详细地论述古代世界和当代商界竞争之间的相似性；最后，讨论一下为什么今天有些社会富有，而有 些社会贫穷，以及GGS与此的关联。 　　新西兰火枪战争 　　1996年，我用一小段篇幅（第13章），描写了19世纪新西兰历史上称为火枪战争的一幕，用以说明强大的 新技术是如何传播的。火枪战争是新西兰土著毛利人之间一系列的部落战争，发生于1818和1830年代之间。战 争的过程很复杂，我们所知也非常有限。在这场战争中，欧洲人的武器在部落之间传播，代替了他们以前用来 战斗的石头和木制武器。自那以后，两本与此有关的书加深了我们对新西兰历史上那场混乱的理解。新的知识 把这场战争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并使它与GGS的关联更加清晰。 　　19世纪初叶，欧洲商人、传教士和捕鲸者开始进入新西兰。在这以前，称为毛利人的波利尼西亚农民和渔 民已经在这儿安居乐业600年了。最初的欧洲来访者集中于新西兰的北端。因此，那些最早接触欧洲人的北部毛 利人成为首批拥有火枪的部落，使他们相对于其它没有火枪的部落形成很大的军事优势。他们借此优势与邻近 的宿敌战斗，平息以往的仇恨。他们还把火枪用于新的战争形式：对数百英里以外的毛利人部落发动远程攻击， 以便获得比竞争者更多的奴隶和荣誉。 　　欧洲人的火枪能够用于远程攻击当然十分重要，但欧洲人带来的土豆（源于南美洲）至少与火枪同等重要。 这种土豆每人每英亩所生产的粮食吨位，远远比毛利人以红薯为基础的农业要多。以前，阻止毛利人进行远程 作战的主要困难有两点：为长期离家的远征战士提供粮食，以及为留在家里的人口提供粮食，包括妇女和儿童， 那些未来的战士需要留在家里种红薯。土豆解决了粮食欠缺问题。因此，火枪战争还有一个少了点英雄主义味 道的名词：土豆战争。 　　无论叫什么名字，火枪/土豆战争后来被证明是毁灭性的，大约四分之一的土著毛利人口丧生。当拥有大量 火枪和土豆的部落攻击很少或根本没有的部落时，死亡人数达到最高峰。那些最初没有得到火枪和土豆的部落， 有些在他们想办法得到以前就几乎被斩草除根。另外一些则发誓要把它们弄到手，以恢复以往的军事平衡。第2 章描写了这场战争中的一幕，毛利人部落征服和大规模屠杀莫里奥里人部落。 　　火枪/土豆战争诠释了过去10000年历史所见证的主要历程：拥有枪炮、病菌与钢铁，或早期技术与军事优 势的人类族群以其它族群的牺牲为代价而扩张，直到后者被完全取代，或者所有的族群都开始占据同样的优势， 达到新的平衡。在人类近代史上，欧洲人向其它大陆扩张的历史提供了无以数计的实例证明这一点。在许多地 方，那些非欧洲的当地人从来没有机会获得武器，其结果是要么被残酷屠杀，要么失去自由。然而，日本人真 还成功地获得了（实际上，再次获得）武器，维护了自己的独立，并在50年后用新型武器在1904-5的日俄战争 中击败了欧洲强国。北美平原印第安人（Plains Indians）、南美阿劳坎印第安人（Araucanian Indians）、 新西兰毛利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获得了武器，并用它们长期抵抗欧洲人的侵略，但最后终于失败了。今天，第三 世界国家尽它们最大的努力去获取新的技术和农业优势，以赶上第一世界。人类族群之间的竞争，最终都导致 技术和农业以这样的方式传播。在过去的10000年间，一定在数不清的其它时间和地点发生了这样的传播。 　　就这一点而言，新西兰的火枪/土豆战争没有任何非同寻常之处。虽然这场战争是仅限于新西兰的局部现象， 但却具有世界范围的参考价值。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在时间和空间上高度浓缩，来说明其它 许多类似的地方现象。火枪和土豆引入新西兰北端大约20年以后，它们就跨越900英里，一直传播到新西兰的南 端。过去，农业、书写方法与枪炮出现前的武器改进需要长得多的时间传播远得多的距离，但蕴含于其中的社 会过程，也就是族群替换与竞争平衡基本上是一样的。现在我们不禁要纳闷，核武器是不是也会通过这种通常 是暴力过程的形式，由现在的八个拥有国在全世界扩散开来。 　　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 　　1997年以来，另一个热烈讨论的领域也许可以冠以这样的标题，“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GGS最关 注的大陆之间的差异即：在过去的1000年以内，为什么是有些欧亚大陆的族群，而不是澳大利亚土著、撒哈拉 以南非洲人、美洲原住民扩张到全世界的范围。我意识到，许多读者也许会纳闷，“在欧亚族群里面，为什么 是欧洲族群，而不是中国人或其它族群进行扩张呢？”我知道，我的读者不会任凭我这样草草结束GGS并溜之大 吉，对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避而不答。 　　因此，我在本书的跋中简要论及了这个问题。我以为，欧洲压倒中国的深层原因，恐怕要比多数历史学家 认定的邻近因素更为复杂（比如说，中国的儒家学说对欧洲的犹太教-基督教、西方科学的兴起、欧洲商业主义 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英国的森林砍伐及其煤炭蕴藏等等）。在这些及其它的邻近因素后面，我发现“最佳分割 原则”：中国很早就达到统一，在那以后大部分时间都维持统一局面，而欧洲永远都处于分割状态。导致彼此 不同状态的最终原因是地理因素。欧洲的分而治之通过鼓励国家之间的竞争，为革新者提供不同来源的支持和 逃避迫害的避风港，从而孕育了技术、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统一的中国对此只有望洋兴叹。 　　后来，历史学家向我指出，欧洲的分割、中国的统一、欧洲与中国的相对实力等要比我所解释的复杂得多。 可以用来划分“欧洲”或“中国”的政治/社会区域的地理界线，在世纪的长河中漂移不定。直到15世纪以前， 中国的技术都领先于欧洲，未来也许会重现历史的辉煌。这样说来，我们所谓的“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 只不过浮光掠影地触摸了历史短暂的一瞬，而没有加深追究。政区的分割还有更加复杂的历史效应，它不仅仅 为竞争提供建设的论坛：竞争既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毁灭性的（想想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吧）。分 割本身也具有多面性，而不是单一的概念：它对革新的影响依赖于某些因素，比如说意识和人口越过分割界限 迁移的自由度、不同的分割区域究竟是迥然相异的、还是一些彼此相同的模板等。分割是否为“最佳”还要看 你用它来量度什么东西；一定程度的政治分割如果对于技术革新为最佳，但也许对于经济产率、政治稳定或人 类幸福等不是最佳。 　　我的感觉是，多数社会学家仍然赞同对欧洲和中国不同历史进程的邻近解释。例如，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最近在一篇深思熟虑的文章中强调欧洲（尤其是英国）“发动机科学”的重要性，那是指科学在机 器和发动机开发中的应用。戈德斯通写道，“所有工业化前的经济面临的两个问题都与能量有关：总量与浓缩 度。任何工业化前的经济应用的机械能总量都限于水能、能够饲养的人畜、以及能够捕捉的风能等。在任何固 定的地理区域内，此总量是严格限定的。……如果某个经济体系或军事/政治强国，第一个发明了从化石燃料能 量中提取有用功的方法，它所因此获得的优势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英国经济的转化依赖于蒸汽机的应 用，它被广泛地应用于纺织、水面和陆地运输、制砖、粮食脱粒、炼铁、铲土、建筑、以及所有种类的制造业 等……因此，也许有这种可能，发动机科学的丰富发展，不过是凑巧出现于17和18世纪英国特殊的，甚至是有 高度条件的，境遇的偶然成果，而并不是欧洲文明的必然发展。”如果这种推理是正确的，那么，继续寻找深 层的地理或生态的解释将会徒劳无功。 　　与此相反的少数派观点和我在GGS跋中表述的观点相似。兰（Graeme Lang）对此观点作了详细的辩论： “欧洲与中国的生态及地理差异有助于解释科学在这两个地区的不同命运。首先，欧洲的自然雨水农业对于国 家的形成没有任何作用，它大部分时间都远离当地的社区。当欧洲的农业革命带来自给有余的粮食生产后，才 有可能产生相对自治的城镇，以及像大学这样的城市机构。然后，中世纪后期产生中央集权的国家。与之相反， 中国的灌溉与水利农业，有利于在主要的河谷地区很早就发展出侵入性与强制性的国家，但城镇及其机构从来 没有达到像欧洲那样的地方自治水平。其次，中国地理与欧洲地理不同，它不适于独立国家的长期生存。相反， 中国地理有利于在广阔的土地上达到最后的征服与统一，然后是长时期皇权统治下的相对稳定。这样产生的国 家体系，压制了许多当代科学的兴起所必要的条件……上面的解释当然是高度简单化了。然而，这种解释的优 点之一是，它避免了当解释不深入到欧洲与中国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而通常会陷入的循环之中。当然，进一 步的问题总可以向这类解释提出挑战：为什么欧洲与中国的社会或文化因素有差异？面对这样的问题，最终植 根于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解释就只有束手无策了。” 　　“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这一问题仍然是历史学家面前的挑战，他们必须从不同的解释中找到合理 一致的答案。该答案也许对如何更好地统治今天的中国与欧洲有重要意义。比如说，根据我和兰的观点，在中 国1960和19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灾难中，少数几个误入歧途的领袖人物就能够把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教育系统关 闭长达五年之久，这恐怕不会是中国历史独特而唯一的畸变或失常。如果中国不在自己的政治体系中大刀阔斧 地引入地方分权，它可能预示未来的中国还会有更多类似的灾难。相反，今天的欧洲正在急不可耐地迈向政治 与经济的统一，它必须在此过程中殚思极虑，千万不要把过去五个世纪成功的因素在前进的脚步下踩得粉碎。 　　古代社会与当代企业的竞争 　　最近， GGS信息对当代社会的第三个延伸最使我感到意外。本书出版以后不久，比尔·盖茨给予很好的评 价，自那以后，我开始收到其他商界人物和经济学家的来信，指出GGS所讨论的整个人类社会史和商界的群体发 展史之间可能具有相似性。这些函件涉及下面这些范围很广的问题：为了最大可能地增加生产率、创造性、革 新能力和财富等，组织人类群体、结构和企业的最佳方式是什么？群体应该拥有集中的权力吗（极端地说，独 裁者），或者应该是散漫的领导，或者甚至是无政府状态？所有的人应该组织成单一的群体，还是分散成少数 几个或很多群体？群体之间应该保持透明的通讯，还是在它们之间竖立秘密的围墙？应该针对外部世界建立保 护性关税壁垒，还是任凭企业参与自由竞争？ 　　这些问题针对很多不同水平和不同类型的群体。它们适用于整个国家的结构：别忘了关于最佳政府形式的 老生常谈，究竟是良性独裁好呢，还是联邦系统或无政府主义好。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同一工业领域里不同公 司的结构。我们知道，微软近年来非常成功，而IBM过去非常成功，后来落后了，但它大举改变了其组织结构， 因此提高了成功性。我们怎样来解释这些事实？我们怎样来解释不同的工业区的不同程度的成功？我的孩提时 代在波士顿的128号环路附近度过，它代表围绕波士顿的工业带，在世界上引领科学方面的创造性和想象力。但 后来128号环路带落后了，现在硅谷是革新的中心。在硅谷和128环路带，企业相互之间的关系很不相同，这也 许就是最后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 　　当然，整个国家经济的生产率之间也有众所周知的差异，例如日本、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实际上，即使 在同一个国家，生产率和财富在不同的商业圈也有显著差别。比如说，韩国钢铁工业的效率与美国相等，但韩 国所有其它行业都落后于美国的同行。在同一个国家内，是什么样的结构差别使韩国的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生 产率呢？ 　　显然，不同的组织结构达到不同程度的成功，与个人特质有部分关系。例如，微软的成功肯定与比尔·盖 茨的个人才能有某种关系。即使像微软这样优秀的企业组织，没有一个有效的领导者也是不会成功的。当然， 我们仍然可以问：或者以长远的观点来看，或者以平均的基础来看，如果所有其它的因素都相同，人类群体什 么样的组织形式为最佳？ 　　我在GGS的跋中比较了中国、印度次大陆和欧洲的历史，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答案，但仅限于整个国家的 技术革新方面。正如我在前面的章节所推测，在地理分割的欧洲，不同政治实体之间的竞争刺激了革新，而缺 乏这种竞争使中国的技术革新停滞不前。那是不是意味着比欧洲更细的政治分割效果会更好呢？也许不会：印 度的地理分割就比欧洲更甚，但技术革新比欧洲差。这向我提示了最佳分割原则：在最佳适度分割的社会里， 技术革新发展最为迅速，高度统一的社会和分割得支离破碎的社会都不具优势。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比尔·刘易斯（Bill Lewis）及其他决策人员由此推 论唤醒了一些记忆。该研究院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它对全世界不同国家与不同工业的经济进行比较研究，是 该领域内引领潮流的咨询机构。该机构的决策人员在其企业经历和我的历史推论之间发现的相似性使他们深为 触动，以至于他们为企业的数百名合伙人每人送了一本GGS，他们还给我送来了美国、法国、德国、韩国、日本、 巴西和其他国家的经济研究报告。同样，他们也发现了竞争与群体大小在刺激技术革新中的关键作用。下面， 是从我与麦肯锡决策层的交谈和他们的报告中搜集整理的一些结论： 　　我们美国人常喜欢躭于幻想，认为德国和日本的工业高效率，超过美国工业的产率。实际情况截然相反： 以平均值和针对所有工业来说，美国的工业产率高于日本和德国。但这些平均值掩盖了每个国家不同工业间的 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与结构有关，而且很有启发意义。下面我给出麦肯锡个案研究中的两个实例，一个是德国 啤酒工业，另一个是日本的食品加工业。 　　德国的啤酒真是妙不可言。我和夫人每一次飞到德国访问都带着一只空箱子，我们把它装满德国啤酒带回 美国，供我们下一年尽情享受。尽管如此，德国啤酒工业的生产率只有美国啤酒工业的43%。与此同时，德国的 金属加工业与钢铁工业的生产率与美国同行的相等。德国人显然具有无可挑剔的能力去组织完美的工业结构， 为什么到啤酒这儿他们就不行了? 　　结果发现，德国啤酒业受到小规模生产的限制。在德国，有上千家的微型啤酒企业，这是由于相互竞争产 生的。德国酿酒业几乎有绝对的地域垄断，而且受到保护，不受进口啤酒竞争的威胁。美国只有67家主要的啤 酒酿造企业，每年生产230亿升啤酒。德国所有1000家企业合起来的产量只有其一半。因此，美国酿酒企业的平 均产量比德国酿酒企业的平均数高出31倍。 　　这个现实归咎于啤酒的地域性口味和德国政府的政策。德国啤酒消费者对当地品牌的忠诚几近疯狂，因此， 德国没有像百威、美乐或康胜等全国性的品牌。相反，多数德国啤酒的消费半径，以酿酒厂家为中心只有30英 里之遥。因此，德国啤酒业无法从经济的规模中获取利润。啤酒企业和其它企业一样，生产成本随着规模扩大 而急剧降低。生产啤酒的冷冻单位越大，啤酒灌装的生产线越长，生产啤酒的成本就越低。那些微型的德国啤 酒企业的效率相对较低。在那儿没有竞争，只有上千家地域性垄断。 　　德国消费者个人对当地啤酒的忠诚由于德国法律而变本加厉。根据德国法律，外国啤酒很难在德国市场里 竞争。德国政府制定了所谓的纯啤酒法，严格限制啤酒成分。不言而喻，这些政府的纯度标准基于德国酿酒业 的啤酒成分，而绝不会考虑美国、法国和瑞典酿酒商会在啤酒里放些什么。由于这些法律，没有很多外国啤酒 能够出口到德国。由于德国啤酒的低效高价，也没有很多妙不可言的德国啤酒像你所期待的那样能够出口到外 国销售。（如果你想要反驳，请先打住。我们知道，德国啤酒雄狮在美国广为销售，但请你读一下这儿出售的 啤酒瓶上的标签：它不是在德国生产的，而是在北美通过许可证生产的。它是大型工厂以北美规模的生产率和 效率生产的产品。） 　　德国肥皂业和消费电子工业的低效也与此相似。这些企业相互之间没有竞争，也不与外国企业竞争，因此， 它们不去采纳国际工业界的最佳管理方法。（你上一次在什么时候购买过德国造的进口电视机？）但德国的金 属和钢铁工业并不受这些劣势的困扰，在这些行业里，德国的大型企业必须相互竞争，参与国际竞争，因此他 们必须采纳国际流行的最佳管理方法。 　　麦肯锡报告中我最欣赏的另一个例子是日本的食品加工业。我们美国人往往对日本人的效率患妄想狂症。 在某些工业领域，那确实令人敬畏，但不包括食品加工业。日本食品加工业的效率低得可怜，只有我们的32%。 在日本，一共有67000家食品加工企业，美国只有21000家。我们的人口是日本的两倍，因此，美国食品加工企 业比日本同行平均大六倍。为什么日本的食品加工业，像德国的啤酒业一样，由具有地域性垄断的小型企业组 成呢？答案基本上是相同的两个：地域性口味和政府政策。 　　日本人狂热地迷信新鲜食品。美国超级市场的牛奶容器上只标有一个日期：使用终止日期。当我和夫人与 她的日本亲戚一起去逛东京的超级市场时，我们惊讶地发现日本的牛奶容器上标有三个日期：牛奶的生产日期、 牛奶到达超级市场的日期、使用终止日期。日本的牛奶生产总是在半夜过后一分钟开始，这样，早晨上市的牛 奶就能标上今天的日期。如果牛奶是在下午11:59生产的，容器上的日期则必须标明牛奶是昨天生产的，那样， 没有一个日本消费者会购买。 　　其结果是，日本的食品加工企业自然而然地拥有当地的垄断权。日本北方的牛奶生产商不可能指望在日本 南方竞争，因为牛奶运输还需要一两天的时间，在消费者眼里这是致命的劣势。这种地域性垄断还得到日本政 府的鼓励。日本政府通过对进口食品强制实行10天的检疫期，而阻碍外国加工食品的进口。除此以外还有其它 一些限制。（想象一下那些连昨天的食品都不想要的日本消费者吧，如果食品是10天以前生产的，他们会怎么 想。）因此，日本的食品加工企业既没有国内竞争，也没有国际竞争，他们不需要采纳食品生产业的最佳国际 管理方法。部分地由于这种原因，日本的食品价格非常昂贵：最高品质的牛肉200美元一磅，鸡肉25美元一磅。 　　有些日本行业的结构与食品加工业迥然不同。例如，日本的钢铁、金属、汽车、汽车零件、照相机和消费 电子企业疯狂地参与竞争，比他们的美国同行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但日本的肥皂、啤酒和计算机工业，像日本 的食品加工业一样，没有参与到竞争中，没有采纳最佳管理方法，因此比美国相应工业的生产率要低。（如果 环视一下你的屋子，你可能会发现电视机和照相机，也许还有汽车，来自日本，但计算机和肥皂不是。） 　　最后，让我们运用这些例子来比较美国国内不同的工业区或企业吧。自从GGS出版以来，我花了很多时间与 来自硅谷和128环路的人交谈，他们告诉我，这两个工业区的企业精神很不相同。硅谷由大量的公司组成，他们 相互之间有强烈的竞争。尽管如此，企业之间还是有很多的合作现象——比如说概念、人才和信息的自由流动。 与此相反，128环路的企业神秘莫测，相互隔离，有点儿像日本的牛奶生产企业。 　　微软与IBM之间的对比又如何呢？自从GGS出版以来，我与微软的一些人交了朋友，对其独特的组织结构有 了一些了解。微软有很多的单位，这些单位没有受到微观管理；它们有很大的自由度去探索他们自己的理念。 微软这种不同寻常的结构特点是，整个公司分割成许多相互竞争的半独立单位，与IBM的结构形成反差。仅仅在 几年以前，IBM还是由高度隔离的群体组成，因此使IBM失去竞争能力。后来，IBM换了一个新的执行总裁，进行 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现在，IBM的结构有点儿像微软，我还得知，其结果是IBM的革新能力有了改善。 　　所有这一切表明，我们也许能够就群体的构造方式概括出普遍的原则。如果你的目的是革新与竞争能力， 你既不期望过度的统一，也不需要支离破碎的分割。相反，你的国家、工业领域、工业区域或企业应当分割成 群体，这些群体应该能够相互竞争，并维持相对自由的交流——就像美国的联邦政府系统，50个州之间形成天 然的竞争状态。 　　为什么有贫富之分？ 　　GGS的最后一个延伸集中在世界经济的一个中心问题上：为什么有些国家（像美国和瑞士）富有，而另一些 国家（像巴拉圭和马里）贫穷？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比最贫穷的国家高100多倍。这 个具有挑战性的理论问题可不仅仅是为了让经济学教授有活儿可干，而是一个具有至关重要的政策内涵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答案，那么，贫穷国家就能集中精力改变使它们贫穷的原因，采纳那些使富有国家富有的措 施。 　　显而易见，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人类制度的差异有部分关系。这种观点最有力的证据来自那些成对的国家， 它们分割了基本相同的环境，却拥有截然不同的制度。由于不同的制度，因此具有截然不同的人均GNP。四对声 名远扬的比较实例是，南韩与北朝鲜、前西德与前东德、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海地、以色列与其阿拉伯周边国家。 人们经常援引许多“好制度”，指出那就是这些成对国家中前者之所以富有的原因，其中包括有效的法律制度、 强制性合同、私有财产的保护、没有腐败、暗杀频率低、贸易与资金流动的透明度、刺激投资等等。 　　毫无疑问，良好的制度确实是国家之间不同程度富裕的部分原因。许多，也许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进一步 相信良好的制度是占绝对优势的最重要的原因。许多政府、机构及基金会都根据这个原因决定它们的方针、外 援与贷款等，把促进贫穷国家良好制度的发展作为它们的头等大事。 　　但是，越来越多的认识指出，良好的制度这一观点并不完全——不是不对，只是不完全——如果贫穷国家 想要变富有，还必须考虑其它的重要因素。这种认识有它自己的政策内涵。你不可能在巴拉圭与马里这样的贫 穷国家只是引进良好制度，而期望它们能够适应这种制度，并达到与美国和瑞士一样的人均ＧＮＰ。对于良好 制度观点的批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认为除了良好制度以外，还有其它一些邻近变量也很重要，包括公共卫 生、土壤与气候对于农业产率的限制、环境的脆弱性等。另一种批评关注良好制度的起源。 　　根据后一种批评，仅仅考虑良好制度的邻近影响，而不顾其起源是不够的。良好制度并不是一个随机变量， 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突然出现。丹麦和索马里也不会有同样的出现几率。相反，我似乎觉得，历史上良好制度 的出现总是与一长串历史原因的链条紧密相连，包括从植根于地理学的最终原因，到依赖邻近因素的制度变量。 现在，如果我们希望在没有良好制度的国家迅速建立它们，则必须清楚地理解这一历史链条。 　　我在撰写GGS时评论道，“今天成为新的强权的国家仍然是几千年以前诞生的那些国家，它们以粮食生产为 基础形成古老的统治中心，或者那些由来自这些中心的人群移民的国家……公元前8000年历史进程的影响仍然 沉重地压在我们肩上。”有两篇经济学家的新论文对这种假设的沉重历史影响进行了详细的检验。结果发现， 即使在校正了其它的变量以后，具有国家社会和农业悠久历史的地区的国家，比历史较短的国家拥有更高的人 均GNP。这种历史效应占有GNP波动的很大一部分。即使在GNP仍然很低或不久前还很低的国家中，具有国家社会 与农业悠久历史的地区的国家，例如南韩、日本和中国，比历史较短的国家拥有更高的增长率，例如新几内亚 和菲律宾，虽然有些历史较短的国家拥有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 　　这些历史效应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原因，例如国家社会和农业的长期经验就意味着管理经验、市场经济的经 验、等等。统计数据已经证明，历史的最终效果部分是通过我们所熟悉的良好制度的近因实现的。但是，在量 度了良好制度的影响以后，仍然有很大一部分历史效应需要解释。所以，一定还有其它起作用的邻近机理。因 此，关键的问题是了解从国家社会和农业的悠久历史，到当代经济增长的历史原因链条，这样，我们才能帮助 发展中国家沿着该链条迅速上升。 　　总而言之，我认为，GGS所涉及的主题似乎不仅仅是古代世界的推动力量，也是当代世界一个成熟的研究领 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