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民主 ● 吴大地 　　苏联东欧诸国的改革经验与中国的比较，使很多人开始质疑“民主”：怀疑它 究竟是不是如许多西方人士所说的那样，是建设国家、发展经济、包治百病的“灵 丹仙药”。人们看到的事实是，以政治开放为改革主导的苏联与东欧诸国，不但经 济没有什么发展，还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国家分裂的局面。更要命的是，同时还引 爆了几场没完没了后患无穷的族群冲突。 　　反观中国，基本政治架构不变，专心致志的发展经济，开放不过二三十年，结 果成了继亚洲小龙奇迹之后，蓄势待飞的一条经济巨龙。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印度 这老牌的民主大国。 　　于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民主”神圣地位，开始动摇。虽然还没有听到有人说 专制比民主好，但劝人不要迷信“民主神话”之类的言论，不绝于耳。其实，对民 主的质疑，自古就有。西方哲学的老祖宗柏拉图，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反民主人士。 对民主的批评，有很多种讲法，本文无法全盘收录。这里只提出几点比较有趣的娱 乐读者，希望抛砖引玉，引发更深刻的讨论。 　　 民主选举是“庸众选精英” 　　 　　一、大众偶像对高素质治国领导人 　　相信很少人会否认，一个好的政治体制，必须要确保能够产生高素质、有治国 能力的国家领导。柏拉图对民主制度在这方面的功能，十分怀疑。他认为，民主选 举实质上是“庸众选精英”。被“庸众”选上的，往往是一些深谙群众心理、善于 花言巧语的“大众偶像”。 　　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了！希特勒当年就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近年如影星 “终结者”阿诺舒华辛力加，意大利色情艳星“小白菜”，都是“目光雪亮”的民 众选出来、非常有味道的政治人物。 　　古代希腊城邦，有选举权的公民往往只有三几万人，大家熟口熟脸，对竞选人 多少有点认识体验，无才无德者要博取支持，还不太容易。不像今日的候选人，完 全可以依靠包装来赢得人心。 　　二、广场效应对明智审慎 　　源于希腊城邦的古代民主，典型的形式是，群众在广场上以鼓掌或喝倒彩的方 式表达支持或反对。在这种热血沸腾的公众场合，人们常常表现出与日常不同的言 行。在情绪高涨时，群众作出的决定往往不是最明智合理的。这就是社会心理学所 称的“广场效应”。当年耶稣就是被鼓噪的群众送上十字架的。 　　罗马总督彼拉多，多次与民众商量释放无罪的耶稣。可是，当时狂热的人群， 在法利赛祭师的聒噪鼓动下，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处死耶稣，不达到目的决不罢 休。彼拉多怕民众闹事，只好顺从他们的意愿。“他们大声催逼彼拉多，要他把耶 稣钉上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圣经·路加》） 　　今日的代议士民主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不大一样。不过，“广场效应”的现象 却依然存在。精英、大众和媒体的三角之间，产生一种趋于极端的互动。精英为了 获得大众的欢呼而不断拔高，大众则因为有了精英的煽动更为激烈；而媒体则提供 了一个现代“广场”，把整个社会连结在一起，如同挤在一个广场上一样共同激动 呐喊、欢呼或喝倒彩。许多种族或宗教的冲突都是“广场效应”的结果。 　　今日媒体和通讯技术可以将这种“广场”规模无限放大，迅速扩展。一旦形成 国家社会整体性动乱氛围，那时无论执政党或反对党，议会或政府，都得在舆论潮 流和选票制约下，卷入“广场”，受大众裹挟。 　　三、局部、短期的利益对共同、长期的利益 　　在台湾，国民党当政时有养老金制度。年轻时交纳养老基金的人，在年老时才 能得到养老金。选举时，民进党为了争取老年人选票，就许诺：尽管你们当年没有 交钱，但是，如果你们选我，选上去之后，你们每月将能得到3000台币。国民党当 时大吃一惊，每人3000台币，那不就导致财政赤字了？民进党却被选上了。后来的 选举，在养老金的问题上，各政党都在纷纷抬价，你3000，我3500；你3500，我 4000。于是全民的整体利益就被牺牲了！ 　　 竞选期间炒作道德议题　　 　　 　　这种现象，在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也常看到。如美国经年的赤字预算、一些欧 洲国家优渥的福利制度，莫不都是不顾将来的短视做法。一般民众对宏观问题，不 是没有能力把握，就是没有兴趣关注。常常只把目光放在衣食住行等切身问题。民 主国家的政治领袖，基于长远宏观的考量，作出一些不受民众欢迎的决定，是要付 出一定的政治代价的。一般政客都没有这样的道德勇气。例如生态危机，大家都知 道它的严重性，可是高度发展的民主社会如美国，却因为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拒 绝批准《京都议定书》，把灾难留给后代。 　　四、激动人心的议题对真正重要的议题 　　竞选期间，理应是各政党提出各自的治国方针、经济外交策略等重大议题，通 过辩论说服民众的时候。可是，在许多民主选举中，却看不到这类的讨论。最终左 右选票的议题，往往是一些容易使民众情绪激动的道德标签议题。 　　权力的挑战者最爱在道德问题上做文章。古时篡谋王位者的借口，往往是在位 者“不仁不义”。今日政坛，抹黑执政者的口号很多，或专制独裁，或压制自由、 或裙带成风、或揽权自利等，这些道德议题常在竞选期间被大力炒作，成为民众的 关注焦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这类议题最容易为民众所掌握理解。全球化挑战、经济重组之类的问题， 很多人似懂非懂，没有兴趣去了解。可是，“好人”与“坏人”的分别却似乎是不 辩自明，看一眼就知道的。 　　二、这类议题最容易引起民众的共鸣。很多人在日常生活斤斤计较，非常务实。 可是一到宏观层面，“群众人”的特点转为情绪化：变成以道德诉求为主，把情绪 发泄放在首位。能够引起他们共鸣的往往是道德控诉与呼吁，而不是理性声音。这 也许是出于对日常卑琐状态的心理补偿。同时，宏观损失摊到自己的份额很小，大 家乐得表现得英勇豪迈，所以很容易一哄而起。 　　三、提出这类议题较省力，且容易取胜，既不必提供资料数据，也不必费时费 力的去建构理论检验事实，只要有办法把“坏”的标签牢牢的贴在对方身上，或者 让人相信自己比对方更“好”就可以了。　　 　　今日极端回教分子挑战温和派，就是采取这种策略。他们要人相信，他们才是 真正根据《可兰经》教条生活的回教徒，而对方不是。 　　 民主国家都有民主弊病 　　　　 　　有趣的是，释迦牟尼也曾遇过同样的问题。他的一位弟子提摩达多，觊觎佛陀 僧团的领导地位，遂提出了所谓“五法”：五条极端严格的禁欲戒律。譬如要求比 丘只能露天住宿，不得进入人家屋内；只能把钵生活，不可接受供养；只能穿粪扫 衣等等。总之，他努力显示自己比佛陀更加佛陀，以期达到篡取僧团领导权的目的。 一时他竟成功的分裂了僧团，带走了五百多个僧人。幸亏，最后他失败了（《我的 释尊观》池田大作著）。　　 　　以上所谈的种种民主的弊病，都是常见的问题。凡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或多或 少都有这些毛病。不过病情的严重程度，却与选民的素质、社会的文化传统，以及 相互制约的种种政治基建有关。一般上，民主年龄愈幼嫩的社会，发病的机会愈高。 　　笔者认同民主，相信民主制度是人类可贵的文化成果。政权的和平转移、政府 的合法性、国家认同的凝聚力、大众利益的保障、个人的杈利等等，都是民主制度 带来的福祉。 　　越爱护民主的人，就应该越正视民主制度不够完善的地方，然后设法改进。以 上谈到的弊病，并不是新发现。很多问题，早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就己被人研究分 析。今天各国的政治精英，莫不根据自己的国情与文化，吸收西方在政治民主化进 程中的经验，致力完善西方民主的版本。所以，世界各国的民主模式是不尽相同的。 　　我国也正在打造自己的民主模式。譬如，执政党在自我更新时，对全国的贤能 人才作地毯式的扫瞄，发现有合适的就请去“喝茶”，多方劝说他们从政。这种做 法，在一定的程度上纠正了“庸众推选精英”的偏差，变成了“精英甄选精英”。 　　又如，我国看到了政治竞选“营销化”的趋势。希望力挽狂澜，遂设立条例， 规范行为，努力的打造一个严肃理智的竞选文化。还有，为了确保少数族群以及女 性在议会的代表席位，以及考验中选政党的治理能力，设计了集选区制度。这种种 经营，目的主要在于使民主制度的运作更为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