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与张居正
                                             胡文辉 

在中山大学旁边的文津阁旧书店，偶然买到一册奇怪的书。考茨基的《社会革命》，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
版。

考茨基，一位过气的左翼思想家罢了，何足为奇？

要知道，作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号思想领袖，考茨基在内地早已是一位被批倒批臭了的反动人物，他的书也一向
是作为“反面教材”才出版的。比如迟至1984年的上海人民版《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三分册，就还是冠以“老
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的名义。而这本《社会革命》，由当时最权威的出版社刊行，书前既无批判性的说明，
版权页也没有“内部出版”字样，何也？

且看看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吧。它原是考茨基1902年在荷兰的两次演讲，还保持着“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
第一部分“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讨论改良（演进）与革命的概念以及欧洲历史上的革命，至今尚不失其理
论价值；第二部分“社会革命后的日子”，设计革命胜利后的新社会蓝图，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白，但
今日视之，自不免一厢情愿。可是，特别值得留意的，恰恰是这第二部分。

在新社会的经济制度方面，考茨基是赞同计划经济的。但他也明白，对于现代国家这种庞然大物，巨细无遗的
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任务，“这项任务显然会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否则就得按照一个简单公式自上而下地调
节人们的需要；像过兵营生活那样，让每个人只分得其最低的份额，从而把现代化的文明生活降到何等低下的
水平！难道我们就必须成为一个兵营式的或监狱式的国家吗？”他的解决方法是：尽量减少大企业（生产资料
生产）的数量，通过对少数大企业的计划管理，就能间接调控附属于消费合作社或地方机构的无数小企业（消
费资料生产），以达成全社会的产品周转。

不过，他有个补充说明：“不能指望，一切私营小企业就会因此全部消失。农业上尤其不会如此。……在我们
的农民有目前这种保守性的情况下，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照目前的方式继续经营下去，这是十分可能的。无产
阶级的国家政权也根本没有要接管这种小企业的意图。”

最后，他更总结：“最谬误的莫过于把社会主义社会设想成一部简单而呆板的机器，一旦开动起来它的轮盘联
动装置就只能按同一方式不断运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可以有好几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地方
所有制，消费合作社所有制，生活合作社所有制，私人所有制；也可以有各式各样的企业形式——公办企业，
联营企业，合作社企业，私营企业；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工人报酬形式——固定工资，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原
材料、机器用具等的节约提成奖，加班、超产奖……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完全可能有像目前这样的经济机体的多
样性的。”

看到这里，再联想到这册书的出版时间，1980年，正当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农村经济改革启动的时刻。这样，
它的出版动机岂不是呼之欲出了吗？由此可知，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有一股重新思考修正主义理论的暗潮，尽
管只是暗潮而已。

谓予不信，再看另一本书：明代张居正的《张太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据明万历刻本影印。张居正
一手主持了明代最重大的改革，世已熟知，此书的“出版说明”也特别强调这一点：“张居正是我国封建社会
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明代到嘉靖时期，政治腐败，官场贪污成风。张居正执政以后，大力进行整顿和改革。他
‘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改变了官场中因循苟且的腐朽风气，‘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对明代中叶以后商品货币经济的持续发展，起了促进
作用……张居正的改革，在富国强兵与缓和社会矛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不是明明与当时的改革旗号
遥相呼应吗？

就这样，德国的考茨基，明朝的张居正，在“摸着石头过河”的1980年代不期而遇了。

或者取经西天，从修正主义著作中寻求理论镜鉴；或者以古为鉴，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寻求实践榜样。方向虽
然相反，用意则大同小异，都不过是为党内的空前改革提供中外的思想资源。在知识界还在“顾左右而言他”
的时代，这不妨说是一种文化走私吧。

附带提一下，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中还提出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在精神生产领域里，对生产的集中
领导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简直是荒谬的；在这个领域里，完全可以盛行自由生产，而决不致于变成受价值支
配的商品生产或者受大企业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何为社会主义生产制度呢？就是“物质生产上的共产主义，
精神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不得不说，这个结论是可爱的。尽管这纯属空想，但毕竟是带有小资产阶级浪漫
的空想，带有自由主义尾巴的空想。他后来激烈地批判俄国革命，岂偶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