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的精神是自我妥协
                                                   杜平

　　香港回归中国十年，人们都在谈论“一国两制”的得失。中国自己的媒体不必说，即便是西方媒体也都给予比较积极
中肯的评价，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基本上取得了成功。

　　“一国两制”之所以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人们可以将其归功于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承诺的严格遵守，内地对
香港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巨大支持，也可以归功于特区政府日益改善的管制能力，还有香港社会所蕴藏的进步的活力。

　　但是，归根结底，“一国两制”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自身的稳定、繁荣与强盛。皮之不存，毛将附
焉。没有母体的健壮，即便是再好的制度设计，最后都会变成营养不良的胎儿。

                                        自己的原则向自己的利益让步

　　然而，笔者在此无意对香港回归后的现实作出评价，而是试图超越香港的历史与现状，从“一国两制”构想的背后，
挖掘出对当代中国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一国两制”是为香港、澳门量身定做的模式，对中国内地任何一个地区都没有实用价值。但是
，透过表面去探究本质，循着结果去追溯根源，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其中的隐性价值，那就是中国当时的决策者在某些原则
上自我妥协的智慧和勇气。

　　实际上，自我妥协的精神，就是“一国两制”构想的精髓。因为愿意和敢于自我妥协，所以中国政府才能在香港问题
上摆脱种种脱离实际、不符现实的原则和教条，继而使整套政治思维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最后才有所建树。

　　什么是自我妥协？在“一国两制”构想确立之前，中英两国曾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长期和艰苦的谈判。既然要谈判
，就要有妥协的准备。而谈判所达成的最终结果，也往往就是互作让步的结果。

　　因此，在本质上，“一国两制”是妥协的产物，不只是中方有妥协，英方也有让步。换言之，从中国的角度看，“一
国一制”原本天经地义，但结果却变成不同寻常的“一国两制”。在此过程中，中方作出巨大妥协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中国究竟向谁作出了妥协？从表面上看，中国是向英国作出了让步，其实不然。从小处看，中方作出的妥协，
使香港直接获利；从大处看，香港的成功就是中国的成功，因此中国还是最终的获益者。可以这么说，在本质上，这是中
国的原则向中国的利益作出了让步。

                                        最核心价值在于有坚持有放弃

　　一国之内存在两个实体，收回主权却得不到治权，国家最高管理者对本国某地之事不能干预，更不能从心所欲，反而
还要处处谨言慎行，丝毫不得逾矩。这些事实现在看来早已变成理所当然，但在政治禁忌无处不在、极左思想或集权思维
根深蒂固的历史背景下，都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受到某些“原则”的束缚、某些思维的禁锢之外，中国当时的决策者在规划香港前途时，还面对着特殊的民族心
理所构成的巨大障碍。

　　香港问题是历史留下的伤疤，其高度敏感性不言而喻。由于与香港有关的事务都始终与民族耻辱、民族自豪、自大和
自卑心理交织在一起，因此，一不小心，人们就可能误入“雷区”，甚至被怀疑有“卖国”之嫌。

　　事实上，直到今天，只要决策者或者有识之士们基于现实和长远利益的考虑，试图对某些无关痛痒的原则进行灵活变
通，或暂时搁置或适当淡化，结果都有可能获罪于天下，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就有可能纷至沓来。

　　因此，“一国两制”的最可贵之处，不在于这种构想的高瞻远瞩，而在于这种模式确立之前，中国的决策者愿意正视
和接受现实，敢于放弃自己曾经死死坚守的某些原则，敢于打破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条条框框，敢于有所放弃，自己对自
己作出妥协。

　　自我妥协是自信的表现。它表明对自己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对未来方向有明确的规划，对最终结果有充足的把握。
凡是没有自信、没有方向感、对未来没有任何预见的人，往往都甘愿自缚于某些背离现实的所谓原则，并且利用形形色色
的教条来自我辩护和自我保护。环顾当下中国，这类现象不胜枚举。

　　有些原则必须坚持，包括中国数千年以来所崇尚的价值观。但是，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在现实社会里，该坚持的并没
有坚持，不该坚持的却反而抱住不放。其结果是，在很多事务中，中国一直在跟自己较劲，和自己过不去，自己为难自己
。这是导致新问题不断产生、老问题又无法解决的根源之一。

　　香港回归十周年，完全值得庆祝，因为这是百多年来中国人第一次真正而又成功地管理着香港。但是，假若只是浮光
掠影地评价香港的进步，假若对前人的智慧和勇气没有深刻的体会，那就看不到“一国两制”思维背后所蕴含的最为核心
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