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何以来到启奥生物医药园？ Why do I come to Biopolis 刘德斌/Edison Liu 　　生物医药科研人员是个奇怪的群体。他们虽然讲究有条不紊和精确，但也喜欢不可预测性。他们是务实的 现实主义者，但也时常让想象力自由翱翔。他们享受科研的美妙，也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在某些方面对人类有 所帮助。在进行科研的同时能够对人类有所贡献，是激发大多数生物医药科研人员的动力。 　　实际上，不论他们是从事生物医药或者物理科学的研究，科研人员像艺术家多过像工程师。同艺术家一样， 他们是一个知识创造型社会里的模范员工。科学家探讨的是难以预料和新奇的事物，所以不能准确预测研究结 果。因此，人们可能对什么是激发这些新类型员工的动力感到困扰。 　　 新加坡需要创新的人才 　　　　 　　为什么他们选择埋头在实验室而不在金融界追求高薪？为什么他们的流动性那么大，难道他们一点也不忠 于雇主？为什么科学家不能确实的告诉我们，我们在他们身上的投资可以获得什么回报？为什么他们不能保证 实验的结果？ 　　来自国外的科研人员，更加深了人们的困扰。他们是不是价高者得、唯利是图的人？怀疑的心理产生后， 新加坡投资在生物医药研究的决定是否明智的大问题也就出现了。如果是，那么投资在现有的项目和科研人员， 又是否是明智之举？　　 　　在任何社会，人们提出这些问题都是好现象，也是必要的。健康的辩论可以带来更好的决策。辩论已经在 新加坡社会引起反响。争论的重点并非何者为好的科研，而是环绕着两个基本问题，即“生物医药研究对我和 我的孩子有什么好处？”和“为什么投资在外国人身上？” 　　在以制造业为基础的旧经济模式，投资的回报快而实际。精确的训练确保人们可以在制造业里找到工作机 会，教育课程可以轻易的让人们具备所需的技术。 　　然而，新加坡目前迈向的新经济，要求的是创造新知识的能力，而不是使用旧知识制造更多的产品。新经 济要求处理不确定性，和从看来似乎毫无关系的实验结果中掌握机会的能力。关心自己在急速变化世界里的未 来的公众，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而感到不安是可以理解的。 　　这场辩论谈及大众的健康利益，也引用了经济数字，并对移民和外来员工的目的提出疑问。从比较个人的 观点来探讨课题，可能会有所帮助。 　　我是一名放弃行医，选择追寻不确定未来的生物医药科研人员。我的父母亲都是医生，享有固定的收入和 社会的尊敬。我在小时候以及当医生时，就对这种经济安全感有所体会，也可以享有同样稳定的未来。然而， 我却放弃医生的执照，决定终生从事实验和研究工作。为什么呢？ 　　我是一个决定把新加坡当成家的外国人，也把家人带来新加坡。我辞去受尊敬和固定的工作，从美国来到 新加坡。我是以合约的方式来这里工作，启奥生物医药园（Biopolis）当时也不存在。为什么呢？难道我是许 多人都害怕的唯利是图者？还是一个因遭遇失败而跑到前殖民地觅职的外国人？这种看法同样让人感到不安。 生物医药研究是正确方向 　　至于新加坡是否明智地在生物医药研究投资，根据我的观察，答案很明显是肯定的。所有的数字都支持这 样的看法：生物医药领域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值作用、在新加坡设立研究与开发和制药设施的新药剂公司的数 目、生物医药领域制造的1万个工作、新加坡机构所创造的专利权以及极具影响力学刊的增长数目。不过，最 让人刮目相看的成功指标，不在数字而在比较难以评估的成果。　　 　　尽管工资和土地成本高，新加坡这个小市场对它们的产品也无足轻重，务实的跨国公司还是在新加坡设立 了高水平的研发单位（例如Novartis Institute of Tropical Diseases，GSK的center of excellence和Eli Lilly的Systems Biology Center）。它们选择这里是因为领导思潮的人目前居住在新加坡，这里的环境也适 合创造知识。 　　一些世界顶尖的人才都来新加坡居住：大卫·连（David Lane）和布尔吉·连（Birgette Lane）、荷姆 斯（Edward Holmes）、丝温（Judith Swain）、Yoshi Ito、詹金斯（Nancy Jenkins）和科普兰（Neal Copeland）。 　　詹金斯和科普兰的到来更具意义。他们夫妇被公认为全球研究鼠基因的翘楚，事业也正处于顶峰。两人共 同栽培了基因研究方面一些最杰出的科研人员，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也拥有永久职位。他们放弃了在政府里 的永久的高级职位，拒绝了斯坦福大学和纽约的史隆格德林研究院的聘书，加入新加坡的分子与生物细胞研究 院（IMCB）和启奥生物医药园。 　　金钱和声望显然不是决定因素。答案可能是新加坡对生物医药研究的积极和热诚，以及此地研究工作的素 质。他们的未来和生物医药科学的未来在新加坡。 吸引生物医药顶尖人才 　　是否有任何新加坡人具备类似的技术，可以取代受聘的科普兰和詹金斯？答案是没有，至少现在没有。在 中国、印度、俄罗斯和韩国，是否有人的名气和专业知识可以同他们相提并论，并取代他们的地位在新加坡任 职？答案同样是没有。 　　所以，新加坡争取到了一对科学家在此从事科研工作，而他们的科技水平在30亿人当中都无法找到。对一 个小红点来说，这是不错的成绩。 　　新加坡基因组研究院的两名成员黄学晖博士和伍芳葆博士的例子，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情况。 　　新加坡人黄学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毕业生，从英国考取了博士学位，并以Damon　Runyon研究生（美国 著名的研究金）的身份，在哈佛完成博士后研究课程。 　　伍芳葆也是新加坡人，是新加坡理工学院毕业生，在英国曼彻斯特考取学士学位，再从生物细胞研究院获 得博士学位（协助一名中国研究员），并在基因组研究院完成博士后研究课程。 　　两人都在自己的科研领域有突出表现，而研究全在新加坡进行。黄学晖从事干细胞研究，伍芳葆则专注于 同沙斯和B型肝炎有关的研究。他们可以轻易的在英国或者美国找到工作，却认为他们的学术前途是在新加坡 而决定留下来。 　　如果没有发展生物医药的计划，没有启奥生物医药园，科普兰和詹金斯就不会来到新加坡，黄学晖和伍芳 葆也会移居外地。他们在此是因为这里有生物医药发展计划，新加坡社会也因此受惠。　 知识经济需引进外来人才 　　　 　　他们的存在和启奥生物医药园的投资，会给新加坡人带来什么好处呢？你的薪金增加了吗？你买了更好的 房子吗？你的孩子会享有一份永久的工作吗？我们需要用较间接的方式来回答这些复杂的问题。 　　新加坡会从中得益吗？答案是肯定的。然而，其效果却不是那么直接的。新加坡优秀的小学、清廉的政府 和有效率的公共交通系统，对新加坡有什么直接的经济效益？我们能不能够计算它们的“投资回报率”？新加 坡人都知道，高素质的教育、好政府和有效的公共服务，给经济和社会带来好处，但多数人无法以数字来衡量 它们个别的“投资回报率”。 　　我们关注的是较难以评估的好处：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能不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找到良好的工作？企业能 不能够在一个具备好政府和有效服务的环境蓬勃发展？在这些方面，新加坡这个小红点的表现同样出色。　　 　　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外国人参与生物医药研究工作？为什么不能聘请新加坡人？事实是，启 奥生物医药园雇用了很多新加坡人。然而，并不是所有新加坡人都适合做研究工作，就像不是所有新加坡人都 能成为艺术家，道理是一样的。 　　然而，受过良好训练且立志进行研究工作的新加坡生物科学家和医生，在以前的新加坡找不到适合的环境 而移居外国的现象，却因为启奥生物医药园和生物医药计划而有所改变。 　　至于我们是否需要外国人，对一个知识创造型经济来说，答案绝对是肯定的。科学最先进的美国，在物理 科学考获博士学位的新生有55％是在外地出生，在生物医药考获博士学位的新生则有三分之一是在外地出生。 　　我在美国工作时，实验室通常有半数科研人员来自外国。这不只是本地人才无法填补所有空缺，而是因为 在一个创造型的领域，学术和文化上的多元化是成功的关键。如果连美国也必须依赖外来人才推动它的科技事 业，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坦白说，如果没有外来和本地人才的融合，新加坡是不可能在任何科学领域取得 成功的。 新加坡不断创新求存 　　关键不在于有多少外国人在这里工作，而是多少人愿意留下来。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洲的学术和科研 界生气勃勃，是因为外来人才在一个世代就变成本地人才。我和我的父母都移民到美国，然而，仅仅一个世代 的时间，我们便把自己当成美国人。接纳移民是美国强大、成功，也是美国科学发达的主要原因。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成为首要核子强国，是因为来自意大利的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来自匈 牙利的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约翰·纽曼(John von Neumann)和来自德国／瑞士的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移民美国，并参与制造原子弹的计划。美国的发展并不是单靠本国人才。欧洲在50年后才开始从当 时的人才外流中恢复过来。排外心理是国家成长的障碍，最终也毫无例外的被证明是错误的。 　　新加坡可以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不要驱逐外来人才，不论他们是来自世界那个角落。 　　最后，为什么我选择在新加坡居住？是不是因为薪金配套？事实上，资深的人才如荷姆斯、詹金斯、大卫· 连和我本身，在世界各地担任不同的职位，都可以得到很高的薪酬。对专注于创造性研究的人来说，薪金从来 不是主要的原因。我们到这里，是因为新加坡是目前全球最令人振奋的科研地点。 　　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新加坡是晦暗世界里人性光辉的明灯。先辈移民的智慧和努力，使新加坡 从无到有，取得举世称羡的成就。这是一个不断创新求存的国家。如果我可以帮助创造一个理想的生物医药科 研环境，为这个国家的健康和繁荣尽力，并让新加坡成为世界学习的榜样，那我就可以安心、满足于我所作出 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