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重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王在田

我的国庆夜是在吕梁山麓一眼窑洞里度过的。昏暗的灯光下，伴着黄河的隐隐涛声，把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重读了一遍。

钱老师的著述平实中正，善于从制度鼎革推演人事变迁。他认为任何制度的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不能轻易用现时的观念来抹杀当时的意义。

以明末为例，帝国倾举国之力却对小小的后金无可奈何，屡战屡败，丧师辱国。对这一现象，义正词严地谴责上几句空洞的“封建专制”、“政治腐败”、“军队腐朽”再容易不过了，但如果细细推究，单就兵制而言，明朝的失败并非简单地由于制度“腐朽黑暗”，而应更多地归咎于曾经合情合理的制度在新形势下的失灵。

上溯到明朝建国初期，国家经历了宋元以来的长年战乱，民生疲敝，百废待兴，出身贫寒的明太祖朱元璋誓言：“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此外，朱元璋吸取了北宋集中全国军力于中央、一旦中央崩溃则全国瓦解的历史教训，采用了类似唐朝府兵制的卫所制度，将军队分散于地方，以“卫”、“所”为单位，给田自养。一个“卫”约相当于现代的一个旅，一个“所”约相当于现代的一个团，全国的军队被划分成上百个这样的“军分区”，一旦有大的战事，从各个卫所抽调士兵，到集结地点组建兵团作战。

这种兵制在承平时代用于弹压地方治安是相当有效的，但在投入大规模战争时就暴露出致命弱点：全国各地的士兵以营级规模集结在一起，彼此语言风俗各不相同，组织协调相当艰难，结果就是明军往往如一盘散沙、各自为战；临时委任兵团指挥官，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指挥系统薄弱，结果就是明军常常哗变溃散，主将毫无威信；后勤补给困难，装备给养陈旧钝锈，结果就是熊廷弼在报告中写道：“弓皆断背断弦，箭皆无羽无镞，刀皆缺钝，枪皆顽秃”。

再举一个相似的例子：八股取士本质上是一种文官考试，其为人诟病的固定格式与我们平时写签报要以“妥否，请批示”收尾其实是一码事。尽管八股文后来沦为莫大弊端，却也不宜用“封建统治者存心推行愚民政策”之类的阴谋论来解释其崛起——试想如果还像唐朝那样以没有统一评判标准的诗词歌赋取士，或者像两晋时代那样以九品中正门第取士，选拔制度就更谈不上公正性了。毋庸讳言，八股取士在当时是一大进步——只是任何制度都有不合时宜的一天。

因此，制度需要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与时俱进”。旧制度并非一无是处，新制度也不见得包治百病，重要的是踏踏实实做好调研分析，根据客观条件与实际利弊来作出判断，究竟是沿用、改革还是取消一项制度。

前人也许不如我们知道的多，但他们并不比我们傻——这世上谁都不比谁傻多少。当我们嘲笑前人的旧制度、旧办法愚不可及，踌躇满志地高喊创新口号准备推倒重来之前，不妨先问问自己：前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我的做法究竟会不会比他的更好？

这就是我倚在窑洞的大炕上重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收获。

补记

“钱老师”并不算尊称，因为钱穆的确是无锡一带的乡村小学教师出身，后来在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都教过书，可谓桃李满园，其中有个叫余英时的，现在俨然被称为“国学大师”。

余英时同学有不少毛病，大的是政治上反共情绪上反我人民共和国，不提；小的是喜欢吹捧他的恩师钱穆。吹捧老师无可厚非，但侮辱他人就不厚道了，比如余同学曾经大打死狗，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称郭沫若抄袭钱穆，以此贬郭扬钱。郭院长虽然人格气节差劲，前脚说某夫人是“我们的好榜样”，后脚就说人家“精生白骨”，应该“铁帚扫而光”，但他的学术成就是有公论的。钱老师呢？清华的李零同志最近评论道：“学问太旧，格局太小，根本无法和郭沫若比”，颇为中肯。

读钱老师的书，常有吹鼓手的感觉。比如讲到明末内忧外患，明政府选择“先安内，后攘外”，一直“安”到亡国灭种，钱居然还认为“这倒也不错”，实在容易教人对他所效忠的“一个领袖”之相似言论产生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