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ss version="2.0"
	xmlns:content="http://purl.org/rss/1.0/modules/content/"
	xmlns:wfw="http://wellformedweb.org/CommentAPI/"
	xmlns:dc="http://purl.org/dc/elements/1.1/"
	xmlns:atom="http://www.w3.org/2005/Atom"
	xmlns:sy="http://purl.org/rss/1.0/modules/syndication/"
	xmlns:slash="http://purl.org/rss/1.0/modules/slash/"
	>

<channel>
	<title>王在田的主页</title>
	<atom:link href="http://wangyee.net/feed" rel="self" type="application/rss+xml" />
	<link>http://wangyee.net</link>
	<description></description>
	<lastBuildDate>Sun, 20 May 2012 13:51:29 +0000</lastBuildDate>
	<language>en</language>
	<sy:updatePeriod>hourly</sy:updatePeriod>
	<sy:updateFrequency>1</sy:updateFrequency>
	<generator>http://wordpress.org/?v=3.3.2</generator>
		<item>
		<title>《领袖们》札记</title>
		<link>http://wangyee.net/archives/631</link>
		<comments>http://wangyee.net/archives/631#comments</comments>
		<pubDate>Sun, 20 May 2012 13:47:28 +0000</pubDate>
		<dc:creator>stallion</dc:creator>
				<category><![CDATA[札记]]></category>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wangyee.net/?p=631</guid>
		<description><![CDATA[Leaders Richard Nixon P11 邱吉尔：我想我为反对共产党人所做的事与麦卡锡为他们效劳所做的事一样多。 P22 社会主义试图把富人往下拉，自由主义则试图把穷人往上提；社会主义要扼杀企业，自由主义则要将企业从特权和优先权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社会主义称颂的是垄断，自由主义称颂的则是人；社会主义打击资本，自由主义则打击垄断。 P46 在政治上，老成的人与年轻人的区别在于：年轻人爬上高位是为了当个大人物，而老成的人则是为了做一番事业。 P55 毛泽东推翻秩序以迎来斗争，而戴高乐则进行斗争以迎来秩序。 P71 戴高乐忠告尼克松：你现在承认中国要比你将来由于中国强大起来而被迫承认它更好一些。 戴高乐对艾森豪威尔说：苏联支持反殖民主义运动，为的是制造权力真空而加以利用。 P87 麦克阿瑟对艾森豪威尔的评价：只要你提观点，他就能做文章；而且既能宣传这种观点，也能驳斥这种观点，文章都写得一样漂亮。 P95 杜鲁门解除麦克阿瑟职务时居然连句体己话都没有，麦克阿瑟说：就是对办公室的勤杂工、干粗活的女佣或者随便什么样的仆人，也不能这样无情无意，不顾一般的体面，随便打发啊。 2004年6月卢跃刚公开驳斥团中央某赵姓团棍的那篇名文里也有类似的情感抒发。 P105 邱吉尔：那些不愿得罪人、不能力排众议的人不适于在艰难困苦之时担任政府部长。 P110 麦克阿瑟的土改完成后，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几乎完全局限在了城市。 如果当年蒋介石在大陆实施这种土地改革，毛泽东就未必能利用农民的不满情绪而成功。 P111 1946年日本选出的第一批妇女议员中有一名妓女，麦克阿瑟得知她得了25万票，劝慰某日本议员道：恐怕不会是全靠她那暧昧的职业得来的吧。 P163 赫鲁晓夫应对苏联和中国的分裂承担主要责任。这次分裂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最大挫折，也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 P165 杜勒斯：在共产党那个为生存而残酷斗争的环境里，任何一个能幸存下来并上升到高级领导岗位的人，必定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一个危险的敌人。 P166 1959年，尼克松出访莫斯科前，美国国会通过了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赫鲁晓夫对此强烈不满，居然在会见中爆粗口：这项决议很臭，臭得像马刚拉的屎，没有什么东西比那玩意儿更臭了。 尼克松知道赫鲁晓夫出身猪倌，便回敬道：恐怕主席说错了，还有一样东西比马粪更臭，那就是猪粪。 P168 在讲究外交礼仪的时代，赫鲁晓夫在盛怒中说的许多话足以挑起一场战争，而在我们的时代，这些话仅仅使译员脸红而已。 173 赫鲁晓夫：除非你可以不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耳朵，否则俄国就不会放弃马列主义。 P187 赫鲁晓夫访美期间，有一次艾森豪威尔无意间说起他度假时喜欢钓鱼和打高尔夫，但对电话不胜其扰。赫鲁晓夫显然会错了意，生气地回答：我们苏联也有电话，事实上，我们的电话不久就要比你们美国还多。 P231 中国革命没有毛，就绝不会点燃起火来；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 P258 菲律宾作家卡洛斯·罗慕洛：你们美国人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我们吸取了美国政治制度中所有的弊病，并加以发展。 P296 李光耀认为，共产主义的蔓延将会使生产和贸易陷于停顿，就像一场大雪冻结一切。1967年他就向尼克松预言：一个共产主义的亚洲将会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经历欧洲的中世纪时期。十年之后，如他所料，印度支那退回到了中世纪。 P312 端坐高塔对政治活动不屑一顾的博学之士，其心灵深处才是真正的独裁者。 P313 艾森豪威尔：一个行政长官必须克服的难题就是学会签署水平低劣的文告 P314 领袖的首要条件是做一个好的屠夫，解雇人是领袖最艰巨也是最要紧的任务。 领袖行使权力的时间有限，必须充分利用，要克制一动不如一静的惰性。如果自己成不了好屠夫，那么身边就必须备一个好屠夫。 P315 学术界人士往往成为自由派，工程技术人员往往成为保守派。 P316 [...]]]></description>
		<wfw:commentRss>http://wangyee.net/archives/631/feed</wfw:commentRss>
		<slash:comments>0</slash:comments>
		</item>
		<item>
		<title>转载：写在5.12的爱国帖</title>
		<link>http://wangyee.net/archives/621</link>
		<comments>http://wangyee.net/archives/621#comments</comments>
		<pubDate>Sat, 19 May 2012 14:51:15 +0000</pubDate>
		<dc:creator>stallion</dc:creator>
				<category><![CDATA[文摘]]></category>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wangyee.net/?p=621</guid>
		<description><![CDATA[李承鹏 那年油菜花比往年晚开了整整一个月，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那时人们还相信专家，专家说花期推迟很正常，青蛙上街很正常。那天我正在书房赶一篇文章，地动时还以为家猫在脚下调皮。直到满书架的书往外飞，才明白是地震。 大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异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我拼命冲下楼，地面像煮沸了一样抖动，地面下像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好容易跟一些邻居逃到小区外空地……慢慢地才知道都江堰死了很多人，北川已封路了，血浆都不够用了。那时我正处于一个爱国青年的尾声，纠结处热情最为猛烈，我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要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我在头晚到处张罗捐款后，次日清晨与唐建光、郑褚进到北川。 可是，我在北川一中面临着人生很大的一个困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五层高的新楼倒塌后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几十年前修的旧楼竟没有倒塌。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楼房脆得像饼干一样且建渣里面没什么钢筋，连一楼的学生都没来得及逃脱。一个妇人一直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她已不太哭得出声，只指着那堆很渺小的建渣：看，那是我娃娃呀，手还在动，她还没死，但是我扯不出来她啊……那个情景令人崩溃，我看得见那个女娃娃碎花衣服的一角，还有其他孩子的衣角，他们中很多还在动，可按部队命令我们不能上前，因为过脆的废墟不能轻易站人，否则会引起二次崩塌。就这样眼看孩子们的身体还在动，与那些石头一起，慢慢变冷，而我们无能为力。 在此之前我还是个爱国青年，我相信生活的很多不幸是敌对势力造成的。我在球评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这些总打败中国队的家伙是南京大屠杀的后裔。我骂过CNN长了口蹄疫，因为蒂弗莱说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暴民和垃圾。我也不反对抵制家乐福，觉得这一个侧面也可唤醒民主意识。我家离美领馆很近，99年美国导弹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我也在美领馆外高举过抗议的拳头。同年前往美国采访时，我写过一句“像一枚导弹打进美国本土”，深觉这句子十分有力。 可站在北川学校废墟前，我很困惑。我还坚持过去一些爱国观点，但开始明白建渣里的钢筋并不是帝国主义悄悄抽走的，那些孩子也不是死于侵略者的魔爪，而死于自己人的脏手。我更困惑的是，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而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我认为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可另一方面，长城也应该要保护我们的血肉。爱国主义应该是双向的，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是向君主效忠。 我从2008发生变化，如果晚年写自传，我会以2008为基点，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混蛋。那段时间与其他一些志愿者天天在北川山里晃，救了一些老人和小孩，无意发现有一所希望小学远好无损甚至连玻璃窗都没怎么震碎，最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翻过三座大山逃到山外。我问过校长和老师为什么出现这个奇迹，他们说得感谢那个监工。那个监工是捐款企业派来的，工程兵出身，修建过程中天天用小锤子敲水泥柱子听声音，他能从声音里听出有没有多掺沙子，圆石比例、水泥标号是否匹配，如果不合格就责令返工。老师告诉我，那些日子工地上除了施工声音就是这个监工跟人吵架的声音，除因质量问题吵，就因向当地政府追款吵。因为，企业捐助希望小学的款都要先交当地政府掌握，再由政府拨给具体施工单位……最后一架是关于操场的，终于成功追款修起了操场。大地震发生时，正是这个操场庇护了几百名孩子。 我问过这所希望小学是不是用了特殊标准才修得这么坚固。这个监工说：不，只是按国家普通建筑标准修建的。我又得知，这个监工监理了五所学校，在那场大地震中奇迹般地无一垮塌。他说：没什么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之前想到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是他从来不能被主流媒体宣传，名字也一直不能公布，后又传出他所属的企业其实涉黑。前两年的一天晚上，他打来电话，说正在被精神病医生治疗着，老婆也离婚了，他现在想带着女儿逃出四川，问我能不能帮他远离这是非之地，在北方找一个工作……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从2008年开始变化，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看到无数的冤魂，肯定会变化。我持续四年的困惑：我们不仅不能公布那些死去孩子的名字，也不能公布救了很多孩子的监工的名字。今天是汶川大震四周年，这里正式公布他的名字：句艳东。 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主义。在我看来，不要狭隘理解爱国主义就是敢于抵御外敌，爱国主义更是敢于抗争内贼，这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在敢于同别村抢水源时打架，更表现平时勤恳耕种、爱护资源、不对本村妇女耍流氓……一方面欺负本村人民，一方面为了财主利益勇敢跟别村打架，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所以我认为句艳东是十足的爱国者，他没去攻打钓鱼岛黄岩岛，可他救了很多孩子，他应当得到彰显，可弘扬名望的舞台被骗子占领着，我在灾区一月见闻，多少骗子假太阳光辉之名横行……我们深爱的国家正在逆淘汰、逆宣传、逆袭真相，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着一些骗子，这个爱国主义本身就是骗局。 5.13下午再次强烈余震，接命令必须外撤，走了几公里撤到山口时正碰到央视张泉灵在时空连线，无意中我一身雨水的形象被摄进镜头。刚到山下，一个素以厚道著称的央视记者打来电话：你丫真会出风头，没事儿你跑北川干嘛呀，抢我们台镜头。我说：日你妈。绝交至今。一月后回京碰一著名央视仁义大哥。聊起豆腐渣工程，我说：贪官该杀几个。仁义大哥深邃地看着我：不，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否则又会乱，毕竟重建还要靠他们呀。又过三年，我不小心批评了倪萍“共和国脊梁”，该名仁义大哥电话里斥：你丫骂人倪大姐干什么呢，她可是好人哪。我在香港书展调侃于丹余秋雨伪善，仁义大哥再斥：想不到这几年你变成这种人，承鹏，咱不能只破坏不建设，不能见政府干的事都是错的。 我曾经如此欣赏仁义大哥，现在大家天各一方，形同陌路。他那些不知是矫造还是表演的关于公平正义的话在微博流传着，星光灿烂，粉丝推崇。以及类似仁义大哥这样的爱国者总说：不管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我们仍要爱这个国。我觉得这是个病句，我爱这个国，可我不能去爱制造豆腐渣工程的政府，更不能去爱给学校修豆腐渣给自己修豪华办公楼的政府官员。 我认为我仍是一个爱国者，可历经2008年的奥运、毒牛奶特别是汶川大地震，我对爱国主义重新定义。爱国主义肯定不是一边说是外人抢劫了我们，一边亲自掠夺国人财富的主义；不是一边说恶邻让我们石油紧缺，一边派出发改委只涨不降的主义；不是一边号召不要让强盗欺负我们的母亲，一边在大地震里让很多的母亲被欺侮的主义，她们看得见自己孩子的手还在动，却无能为力。那天我发了一条很爱国的微博：爱国主义就是，你并不拥有一寸私土，却宣称用生命保卫这片领土。这情形就像你并不在银行里拥有一分存款，却宣布誓死捍卫里面的金库……而且，此时你并不知道劫匪在哪里，银行保安是否把你当成劫匪。 这条微博伤害了很多爱国者的感情，纷纷斥责我为汉奸。我认为这又是个病句，在中国官不至厅局级，财产不过一个亿，每年不去开几个峰会哪好意思夸自己是汉奸。又说我是带路党，可是不拿几张绿卡儿女不开着法拉利在名校上学不在美国置几处房产哪有资格带路。还有说，母亲无论怎样打骂过我们，可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亲妈啊。我就突然想起爱国者曲啸了——尼玛谁见过这么下毒手打骂自己孩子的亲妈？ 我其实相当地不反对打黄岩的，可反对只打黄岩不打黄贼。可爱国者逻辑是：打黄贼得给政府一些时间，打黄岩迫不及待。对此我只有一个解析：多少黄贼，假打黄岩之名逃于法网之外。就想起五四运动中的梅思平，假爱国之名火烧曹家，可日本人打来时第一批参加了汪伪政府。 这样比爱国主义胸大肌其实很难证明真伪，说实话这三十年中国实力取得不小进步，至少近期不太可能有大批日本鬼子打进家门，所以那些组织义勇军半夜去炸碉堡的行为基本属于自我催眠的英雄幻想，不如让我们谈谈务实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给孩子修校舍时少一分回扣，多几根钢筋；爱国主义是少修点豪华办公楼，多建些实用农舍；爱国主义是少喝点爱心茅台，多吐槽些醒世真言；爱国主义是少宣传些虚假的英雄，多公布些逝去的名字；爱国主义是能让国民在这个国自由迁徙、念书，而不是平民子弟五证齐全才能就读京城；爱国主义爱的不是国家专政机器，而是去爱一种共同价值观……重要的不是拥护广袤的领土，更重要的是拥有生活的尊严。 小小黄岩，以我军威武几排炮就打成粉齑，收回失地指日可待，以壮国威；重重汶川，多少魂灵在飞，不惩前毖后，君将空负民心。 我是一个爱国者，所以，我在乎庞大的领土多一个小岛的名字，更在乎小小的纪念碑上回归数万亡灵的真实姓名——是为写在5.12的爱国帖。]]></description>
		<wfw:commentRss>http://wangyee.net/archives/621/feed</wfw:commentRss>
		<slash:comments>0</slash:comments>
		</item>
		<item>
		<title>《普京的政权逻辑》札记</title>
		<link>http://wangyee.net/archives/593</link>
		<comments>http://wangyee.net/archives/593#comments</comments>
		<pubDate>Sun, 13 May 2012 13:19:56 +0000</pubDate>
		<dc:creator>stallion</dc:creator>
				<category><![CDATA[札记]]></category>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wangyee.net/?p=593</guid>
		<description><![CDATA[犹太人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原本是苏联科学院管理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为了逐步掌握伏尔加汽车厂这座“金矿”，他第一步先把其管理人员拉入自己的研究团队，帮他们以科学院代表团的名义出国考察。其中一位获得副博士学位的副总帮助别列佐夫斯基说服汽车厂的一把手卡丹尼科夫，贷款500万美元进口菲亚特小汽车。通过这笔进口汽车生意别列佐夫斯基挣了300万美元。 期间他曾被海关卡住，说他没有进口权。他赶紧找到一家有汽车进口资质的公司，送礼行贿找小姐。行贿时不用具体金额，而是用高度来计量美元：为了这个合同，要送5厘米高的美元。 别列佐夫斯基的下一步是汽车代售生意：3.5万辆汽车，先付10%定金，余款2年半后还清。1993年1月开始计算，每辆车的批发价是19万卢布，折合3321美元（当时的汇率不到60:1），而别列佐夫斯基的零售价是4590美元。2年后，通货膨胀导致卢布汇率跌至527:1，实际价格跌到了出厂价的近十分之一，伏尔加汽车厂近乎把车白送给了别列佐夫斯基。 别列佐夫斯基的第三步是占有伏尔加汽车厂。他先假称要建一家汽车厂为广大人民群众造汽车，以此来募股集资。为了降低股票（其实这只是将来汽车公司成立后换取该公司股票的凭证而已）的流动性，他又想出一个幌子，向投资者提供汽车抽奖，但只有原始股持有人才有资格抽奖，这么一来投资人都把股票攥在手里。 别列佐夫斯基一共募集到1500万美元，通过资本运作增值到了5000万美元。但他只花了310万美元就买到了伏尔加汽车厂1/3的股权（仅有他一家投标者，因此中标价极低）。 此后再由伏尔加汽车厂出面表示由于经济环境原因，无法生产原先承诺人民的汽车了。最后，别列佐夫斯基空手套白狼，用募集资金换来了34%的伏尔加汽车厂股份。 犹太人古辛斯基是个戏剧导演，有一次给共青团莫斯科市委搞活动，想出了在行道树上挂上黑色缎带做装饰的主意，结果被克格勃认为是在搞反苏活动，剥夺了他的导演资格。 失业后，他沦落到开着小车冒充出租车去机场拉活。有一次他拉活时偶然看到路边堆放的铜电缆，便动脑筋偷来做手镯，这是他的第一桶金。 后来古辛斯基与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卢日科夫把旧房屋提供给古辛斯基，古辛斯基进行重建，把一部分交给卢日科夫，一部分自己销售。对于卢日科夫来说，没有花任何成本就获得了崭新的房屋与办公空间；古辛斯基则获得了巨大财富。 卢日科夫还把大笔莫斯科市财政资金存在古辛斯基创建的桥银行，为他提供低息资金。 此后，古辛斯基开始建立他的媒体集团。 古辛斯基的独立电视台真实报道车臣战场，激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极度愤怒，主战派科尔扎科夫派出了总统卫队袭击古辛斯基的办公大楼，古辛斯基不知道对方是谁，找来了联邦安全局，后者认出对手后迅速撤退。 但古辛斯基没有退缩，坚持与政府对着干，政府倒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只是叶利钦施压卢日科夫切断了与古辛斯基的合作。 在这种形势下，别列佐夫斯基说服饱受独立电视台舆论压力的叶利钦把国家电视台私有化，卖给了他，更名为俄罗斯公众电视台，只花了220万美元就得到了49%的股份。 苏联解体后，经济改革方案的制定者盖达尔和丘拜斯面临的挑战是：是先把拳击场建立起来，再放出拳击手，还是先放出拳击手，再建立拳击场（盖达尔的比喻）。最后他们决定先放出拳击手，并认为拳击手自己会建立拳击场。 采取这种激进的休克疗法的动机是：渐进主义会加强既得利益者的势力，最终消灭来之不易的改革机会。所以，既然现在有机会，就先把计划经济体制掀翻再说。 1991年10月，叶利钦表示要在当年解除价格管制，第二年通胀率达到2600%，盖达尔去职以平复民情。价格不再由国家控制，计划经济最强大的控制工具被抽掉了。 第二波是去除国家对资产的控制，由丘拜斯来实现。 1995年，叶利钦大事不妙，支持率仅3%，而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支持率为20%。叶利钦气出了心肌梗塞。 为了防止共产党复辟后把寡头们“挂在街灯柱上示众”，寡头们迅速放下积怨，联合起来支持叶利钦。 此时的叶利钦正感觉万念俱灰：身体垮了；利益集团正在找他的替代者，民族精神领袖断绝了来往，人民则在休克疗法的废墟中受到车臣战场的双重折磨。 叶利钦与寡头结成了临时联盟，寡头出钱支持叶利钦连任。 科尔扎科夫劝说叶利钦取消共产党，推迟选举——也就是眼看自己快输了便推翻棋局。叶利钦最终没有接受，并在不久后解除了科尔扎科夫的总统卫队长职务。 叶利钦艰难地抱病完成电视演讲，古辛斯基的独立电视台进行PS，使叶利钦看起来不像重病缠身。投票时，叶利钦身边的两名医生也被PS掉了。最终，叶利钦以53.82%的选票获胜。 别列佐夫斯基因功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他表示：有两种类型的权力，一种是意识形态的权力，一种是资本形态的权力。现在意识形态的权力已经不存在了，新的权力就是资本。什么对资本有利，那毫无疑问，它对国家也有利。 叶利钦也指出：在大选期间，金融资本变成了政治资本，银行家们开始试图公然地、直接地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的背后操纵国家。 1998年春，叶利钦决定撤换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他的副手说服他周一再宣布，但把消息透露给了别列佐夫斯基。周日，别在电视访谈中暗示了这个消息，次日坐实，给公众留下别凌驾于总统之上的感觉。 切尔诺梅尔金以后，35岁的基里延科仅仅当了5个月总理就被解除职务。别列佐夫斯基希望叶利钦重新选择切尔诺梅尔金当总理，以后再让他继任总统。但共产党控制的国家杜马拒绝任命切尔诺梅尔金。 叶利钦认识到俄共领袖久加诺夫把宝压在了卢日科夫身上，他既不能按照寡头们的意图任命切尔诺梅尔金，又不能任凭卢日科夫上位，便出人意料地起用了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担任总理。 普里马科夫上台后着手开展针对寡头们的反腐败行动，寡头们迅速反击，通过抹黑其副手迫使叶利钦解除了普里马科夫的职务，造成普里马科夫倒向卢日科夫阵营，形成了对叶利钦的极大威胁。 此时，古辛斯基的媒体支持普里马科夫，而别列佐夫斯基的媒体攻击普里马科夫，两派重成水火。 卢日科夫原为叶利钦担任莫斯科第一书记时的副手，后来长期担任莫斯科市长。1999年，卢日科夫成立了祖国运动党，联合了一批寡头，并得到了俄共的支持，向叶利钦的政权发起挑战。 这时，叶利钦选择了普京。 普京的祖父是苏联高官的厨子，曾在斯大林的别墅工作。普京的父亲生于圣彼得堡，二战中当兵去了。他的太太困在列宁格勒围城中，几乎饿死。 普京的父亲执行爆破任务时被围，逃到涅瓦河边时双腿受了重伤，他的一个邻居战友在弹幕中背着他蹚过了冰河。老婆到医院找到了他，他发现老婆饿得不行，就把自己的病号饭给老婆吃，护士发现之后禁止他老婆来探望。 普京从小就立志想当间谍，初三时去克格勃总部要求报效祖国，里面出来个人，对这个孩子说：你得完成高等教育后再来找我们，最好读法学院。于是普京就去了列宁格勒大学法学院。结果毕业前夕真的有人来大学招他去克格勃——运气真不错。 大三时普京的老妈去食堂买面包，大师傅找不出1卢布零钱，顺手给她一张彩票，结果居然抽到了一辆小汽车。普京开着这辆车去西伯利亚，回来时车几乎散架了。他老爸拒绝给他钱修车，普京就自己去汽修厂打零工，一方面挣钱，一方面学习修车技术。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重用克格勃，用它来调查并制约腐败的各级党组织领导人，并将此策略扩大到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克格勃一度制定了“光线”计划，意图替换德共领导人，最后导致民变和东德的垮台。 柏林墙倒塌时普京正在德累斯顿的克格勃大楼，遭到了德国民众的聚集与抗议，此时莫斯科一片沉默，没有对他提供任何指示，普京感到国家已不复运作。 普京带着家人回到圣彼得堡，居然还带了一台德国邻居送给他的旧洗衣机，苏联的物资匮乏可见一斑。 普京保持现役身份，回到母校列宁格勒大学当校长助理。他过去的法学院老师索布恰克1990年就任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普京去拜见索布恰克，后者立马给了他一个职位，但要求他辞职。普京去见克格勃的上司，上司让他爱干嘛干嘛，但没允许他辞职。尽管如此，索布恰克还是非常信任普京，在别人攻击普京这一污点时坚决为他辩护。 普京再次向克格勃辞职，结果杳无音讯，于是普京拍摄了一段视频专访，坦白他在克格勃的工作，终于离开了这个组织。 1991年苏联解体后，索布恰克当选圣彼得堡市长，而普京成为副市长，负责经济工作。 1995年，索布恰克在与叶利钦的政治斗争中败北，失去了市长职位，普京带领市长办公室全体成员辞职，就此失业。祸不单行，他的新别墅失火，他的房子、车子和积蓄付之一炬，普京突然变得一无所有。 1996年俄罗斯大选结束后，普京到莫斯科找丘拜斯，后者来自圣彼得堡，给了普京一个公共联络局的职位。正要回圣彼得堡搬家，普京听说鲍尔萨科夫当上了第一副总理。当年鲍落魄时，普京一直很尊重他，此时普京去找他，鲍给他谋得了总统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的位置。 5个月后，普京升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随后成为办公厅第一副主任，1998年7月出任联邦安全总局局长，然后成为总理。 1997年10月，叶利钦的手下联邦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开始“做”索布恰克。此时正值索布恰克心血管梗塞，内务部刚逮捕了他就不得不把他送到医院。 普京明知叶利钦对索布恰克的不满，但他顶着不准索布恰克离开圣彼得堡的禁令，安排专机将其经芬兰送到巴黎。这一行径，反而获得了叶利钦的尊敬。 在普里马科夫厉行反腐博取个人政治资本的时候，普京作为联邦安全总局局长没有配合总理的“严打”，而是选择忠于总统叶利钦。 以上这些事迹都使普京日益获得叶利钦的信任。 普京被任命为总理的时候，车臣局势高度紧张，极其不利于俄联邦；政府内部未能达成一致，和战两派争执不下，而叶利钦更倾向于和平谈判。这时，普京选择强硬攻击，歼灭车臣叛军。 “我发现只能这么做，宁可以牺牲自己的政治生涯为代价，这是不大的代价，我准备付出。” 1999年12月31日，在接受代总统任命的当天，普京与联邦安全总局局长带着各自的太太去车臣度新年。由于天气原因，直升机无法降落，返航后已是新年凌晨，普京决定坐汽车前往，清晨四点多抵达车臣前线，与部队共度元旦。 车臣叛军的恐怖主义战术运用得过了火，反而使俄罗斯人由恐慌转而形成同仇敌忾的共识，加之当时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塞族大打出手，导致西方失去了对俄罗斯暴力打击车臣的道德优势：你可以打，我为什么不可以？普京的出现，正符合了俄罗斯民族需要强者统率的心理需求。 普京打赢了车臣战争，回过头来收拾寡头。 [...]]]></description>
		<wfw:commentRss>http://wangyee.net/archives/593/feed</wfw:commentRss>
		<slash:comments>0</slash:comments>
		</item>
		<item>
		<title>转载：纷乱家国事</title>
		<link>http://wangyee.net/archives/590</link>
		<comments>http://wangyee.net/archives/590#comments</comments>
		<pubDate>Fri, 11 May 2012 14:05:20 +0000</pubDate>
		<dc:creator>stallion</dc:creator>
				<category><![CDATA[文摘]]></category>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wangyee.net/?p=590</guid>
		<description><![CDATA[曾仲鲁口述 李菁主笔 1939年3月21日凌晨，河内高朗街的枪声，曾震惊中国。本意暗杀汪精卫的军统特务，却误将其秘书曾仲鸣打死。“河内暗杀事件”本身以及它后来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一直是史家热议至今的一个话题。从一个儿子的角度来讲，幼年失父，是一个大不幸，但是从大历史来讲，78岁的曾仲鲁又有些“庆幸”父亲的死，死得及时。属于这个家族的故事，也是那个时代一代热血青年的人生故事，他们最终以各种方式从时代大舞台上谢幕，令人唏嘘感慨。 枪声 那一年我还太小，只有4岁多一点，所以当妈妈带着哥哥孟济离开家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印象。那一天应该是1939年的3月20日，妈妈当时一定是满心欢喜地登上去河内的飞机，等待着与在那里的父亲会面，她根本没有意识到，一场巨变马上就要来临。 父亲是在1938年12月19日，跟随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等人，从昆明乘包机飞到安南（越南）河内的。父亲曾仲鸣与汪精卫相识多年，曾经担任过他的秘书，后来一直追随他，是他对外的“军师”和顾问，也是他外出旅行的经常伴侣。父亲当时的地位也非常重要——汪精卫身边有两个最主要的助手，一个是陈璧君，另一个就是曾仲鸣，他掌管着汪精卫的财政大权。 按照约定，汪精卫到达河内后，日本方面发表愿意撤军的声明。可是12月22日，近卫文麿以首相名义发表了日华关系的第三次声明，却只字未提两年撤军之事。汪精卫大失所望，但他又觉得自己之前答应过近卫——一旦近卫发表声明，他要响应，于是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史称“艳电”（注：29号简称“艳”）。不料就在“艳电”发表几天后，近卫文麿却突然宣布辞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很快就落了空。而原本答应响应他“和平运动”的龙云、张发奎、何健等也变了卦。汪精卫一时左右为难，身边的一些人劝他先去欧洲待一段时间，看情形如何发展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在重庆的蒋介石得知汪精卫出走越南之后，非常生气。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永远开除汪兆铭的党籍”，并宣布撤销其一切职务。尽管如此，蒋介石并没有马上采取什么激烈手段，毕竟汪精卫曾是国民党的副总裁，也算是二号人物。所以这年2月，蒋介石私下里又派以前与汪精卫私交较好的谷正鼎到河内，劝说汪精卫去欧洲旅行，出国护照由重庆方面办理，并从香港一家银行拨给一笔钱作旅费。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汪精卫也犹豫起来。 谷正鼎带到河内的三本护照，两本是红皮的，也就是外交护照，是给陈璧君和我父亲的；一本是黑皮的，也就是私人护照，是给汪精卫的。重庆方面大概是这样考虑的：汪精卫已经被开除党籍和撤销职务，所以他不能拿外交护照。而曾仲鸣和陈璧君没有问题，所以可以拿外交护照。这又把汪精卫激怒了。他认为要么三本都是普通护照，要么三本都是外交护照。为了这个护照问题，双方在那里争来争去，你来我往了好长时间，转眼就到了3月份。 抗战爆发后不久，为了躲避战火，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和一大家子人避居香港，住在香港太子道292号。母亲后来告诉我，有一天她突然听说父亲到了河内。母亲不怎么关心政治，也不太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只是这时候接到父亲发来的一份电报，让她去河内见个面，因为他们要去欧洲待一段时间。我和弟弟都还小，妈妈就决定带7岁的哥哥去河内看爸爸。 妈妈和孟济是20号下午到的河内。妈妈后来回忆，当天下午，她和爸爸带着哥哥，和汪精卫家人一起去爬了山，晚上回到了汪家。 父亲到达越南之后，并没有和汪家人住在一起，而是单独住在法国人开的Métropole（大都会酒店）。父亲在法国生活了十几年，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很亲切。况且这里的条件比重庆舒适许多，所以他在那里待得很满意。父亲喜欢西式的东西，写信告诉母亲，自己在河内结识了法国春天百货公司的老板阿兰先生，从那里买了一套银质刀叉。汪夫人也喜欢漂亮东西，看到父亲买了，她觉得一定也不错，也跟着买了一套。 汪精卫到了河内之后，中国领事馆帮他在领事馆对面的高朗街租下了房子。因为随行人员比较多，实际上租的是高朗街25号和27号两套相邻的房子。每幢房子都有3层，每层中间都有门相通。房子的正面临街，汪精卫与陈璧君住在25号三楼临街的房间；他的大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住在三楼后面的房间；二楼则住着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晚辈、亲戚等一些人。平时汪家人都在25号饭厅前一间客厅里聚集。 高朗街27号的格局与25号完全一样。平时这幢房子没有人住，三楼临街的那个房间，既可当客厅也可当卧室，平时有事需要商议时，他们才会到这里。因为母亲来到河内，当天晚上，父亲离开了他平时居住的酒店，和母亲一起住进了这个房间；27号三楼后面的房间，住着朱执信的小女儿朱微——她后来嫁给了汪精卫的侄子汪德旋。朱执信的大女儿朱始嫁给了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他们平时也住在27号，不过据母亲回忆，那一天晚上，陈昌祖并不在，只有朱始带着孩子住在里面。孟济大哥则被何文杰和汪文惺两口子接到他们的房间里。晚上，一群人在客厅里聊天之后便各自散去。谁知道没过多长时间，就发生了震惊一时的暗杀事件。 很多年后，我终于有机会去到越南河内。我还特地去寻找那幢房子。“高朗街”街名还在，只是那些房子早已荡然无存。母亲在世时，很少给我们讲这一段经历，也许在她心中，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弥合的伤口。母亲晚年的时候，跟我一起住在瑞士。有一年我刚刚买了一个家庭摄像机，觉得很有意思，就让母亲讲以前的故事。只有这一次，母亲才第一次详细地回忆起那些细节。 那天晚上，突如其来的枪声把他们都惊醒了。父亲当时说了句：“我出去打电话！”就开门往外走——电话在楼下二层。刚到门口，他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以为是汪精卫的女儿汪文惺，就叫了声她的小名“美美”，赶紧拉她进屋躲避。其实那并不是汪文惺，而是住在他们后面那个房间的朱微。这时候母亲听见父亲说：“我受伤了！”母亲起初并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还很奇怪地问他为什么——其实这时父亲已经被子弹打中了腿，母亲让他躺在床上，她自己赶紧去顶着门，把门锁住。 这时候，刺客们从一楼一路开枪上来。房间的门很薄，子弹一下子就打了进来。妈妈也中弹倒在地上。刺客用斧子把门劈开一个洞，伸手进去扫射——事后在他们的房间里，找到了40多发子弹。父亲身上多处中弹，从床上滚到地下。刺客们似乎看到母亲倒在了地上，并没有对她扫射。母亲还对倒在血泊里的父亲说：无所谓了，我们两个就一起死吧…… 过了一会，枪声终于停了。何文杰和汪文惺跑过来，看到他们俩躺在地上，身边是一摊血。朱微躲在门后墙角的位置，逃过一劫。何文杰不会说法语，他把已经快瘫软的朱微连拖带抱到二楼的电话那儿，叫了救护车，父亲和母亲被送到河内的法国陆军医院。 父亲的情况最严重。他的胸部和腹部中了许多枪，马上被送进手术室。何文杰的血型与父亲一样，都是B型，医生就直接从他身上抽血给父亲。当时父亲尚有意识，还对何文杰轻轻地说：“阿杰，浪费你的血了……”父亲的小肠中了许多枪，已无法缝补，医生直接将一尺多的小肠切除。听说父亲当时还比较镇静，因为他主管汪精卫的财政，所以他还叫人把支票簿拿来，要签一张空白支票，以防万一有急用而取不出钱来。他人已非常虚弱，签了好几次，才选了一张字迹没有太走样的。 母亲当时也身中三枪。后来的事情，她只记得，有人把父亲抬过来，让她亲一下他，跟他说再见。母亲连声说：“他还没死呢！还没死呢！”其实那时父亲的心跳已经停止了。这一年，他43岁。 那是1939年3月21日的下午。实际上母亲到达河内还不到24小时。 家变 那一年，妈妈在河内的医院治了两个多月才康复。医生感慨她运气真好：一枪打到了腿上，膝骨竟然没有被打碎；还有一枪打穿了她的背部，所幸没有碰到动脉，所以她大难不死。身边的大人们都没有告诉我们三个孩子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妈妈一直骗我们说：爸爸到国外去了。爸爸以前的确也时常出国，所以那么长时间没见他，我们也没觉得有多奇怪。哥哥孟济那天晚上没有看到那个场面，所以他也不知道爸爸死了。对这次河内之行，他最感兴趣的是坐上了法航有三个引擎的新飞机，回来之后一直和我津津乐道这一点。 汪精卫的身边虽然有一些警卫，但身在异国，不能携带武器，所以事发当晚，他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刺客们行刺完毕，又按原路撤走，没有受到任何阻挡。他们离开的时候留下了胶鞋、手套和两排没用过的完整的子弹。 事情一发生，汪精卫和他身边的人就知道：刺客们是冲着他来的，而父亲是被误杀的。其实当天晚上，汪精卫听到枪响后本要出门查看，但被女婿何文杰拦住。很巧的是，平时连接25号与27号的那道门都是开着的，只有那天晚上被关上了。否则刺客们很可能就穿过去找到汪精卫。 汪精卫得知父亲受重伤后，非常悲痛。他从住所打来电话，坚持要来医院看我父亲。汪精卫身边的人，包括陈璧君在内，都不同意，他们担心刺客们仍在门外潜伏，见到汪精卫后会继续追杀。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卫流着泪说：“我是看着仲鸣长大的，他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陈璧君与何文杰只好从医院赶回高朗街的住所。他们最后想出一个办法：一位在当地工作的朋友开着车过来，陈璧君坐在前面司机旁边的座位上，汪文惺与何文杰分坐在后面，汪精卫夹在他们俩中间，尽量把身体放低，以免被外面看到。 大门一开，车子一冲而出，以免被人跟踪。到了医院，父亲已更加虚弱无力，还勉强安慰汪精卫。在家人的催促下，汪精卫短暂停留后，还是按照来时的办法坐车离开了。回到家后，他一边擦眼泪，一边为父亲找出一套干净的衣服让何文杰带回医院备用…… 刺杀当天，当刺客们翻墙而出的时候，有三个人被闻声赶到的巡警抓到。他们当时都用了假名字，自称是小商人，激于爱国之心，奋而杀人。本想杀汪精卫，不想却误杀了曾仲鸣。事实的真相现在已经很清楚：这次暗杀是在戴笠指挥下进行的。负责这次行动的是军统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他组织了18个人的行动组，很早就进入河内。他们通过对面的领事馆，一直在观察汪精卫的动静，伺机寻找下手机会。 父亲和汪精卫等人，当时对这一切并不知情。母亲后来回忆，她到了当天下午，和汪家人一起乘车出去爬山的时候，路上一直有车跟着他们。中途休息时，一位自称是警察的法国人来到他们身边，劝他们不要到偏僻的地方，因为他们接到情报说有人要对汪先生不利。所以他们一直跟在后面，暗中保护。听到这个人的一席话，大家将信将疑，后来还是取消了出游计划，掉头回家。后来陈恭澍的回忆里也提及，他们驾车追踪这一行人，本想伺机下手，但是因为目标突然调头返回而告吹。 后来有一些文章说是因为母亲到来，汪氏夫妇把他们的卧室腾了出来，才导致后来的误杀。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汪精卫与陈璧君一直住在25号三楼没动过。不过，既然军统特务们为这次暗杀筹划了那么长时间——而且，据陈恭澍回忆，其间还派过一个叫唐英杰的刺客蹿至屋顶，用“倒卷帘”式查看过房间——为什么还会出此重大失误？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这次暗杀事件，还有很多蹊跷之处，甚至有人认为，军统是故意打死秘书曾仲鸣，意在给汪精卫一个警告。 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其实军统特务的能力也不是外界想象的那么高，甚至可以说，组织得也一塌糊涂。我后来看了陈恭澍的回忆，在此之前，他们设计过很多刺杀行动，先是想在浴室里下毒，没有找到机会；又在3月20日那天白天开车跟到郊区想行刺，结果车子调回来，也没有得手。正是因为觉得白天错失良机，他们深为恼火，才断然决定在当天晚上就开始行动。他们的效率没有那么高，打的时候也乱打，看到一男一女两个人影，以为是汪精卫和陈璧君。具体进入高朗街行刺的是王鲁翘。他好像喊了声“汪先生”，我爸爸没有回答，他就开始扫射。要翻墙走的时候，一下子被法国警察抓住三个人，所以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么精心设计。 不过，略显奇怪的是，陈恭澍本人1941年在上海被捕，后来投靠了李士群的“76号”，1949年后又去了台湾，他的经历也很特殊。陈恭澍被“76号”抓到时，陈璧君还亲自审问他，问了他很多河内行刺的细节。按道理说，陈璧君恨他恨得要死，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还留下了他。这一点我也一直迷惑不解。几年前我看到了陈恭澍的回忆录，就像看历史传奇，没什么特别的感想。倒是听妈妈的口述，切身得多，也伤感得多。 国变 对于1939年河内的暗杀事件，曾有史家这样评论：“河内的枪声，爆出了一个汪政权。”他们认为，日本方面，近卫文麿下台之后，继任的平沼首相对汪精卫比较冷淡；而汪精卫也有远赴法国的打算。如果不是父亲遇刺，汪精卫也许最终不会被激怒，从而走上与日本人合作的道路。历史不能假设，我也不知道如果没有遇到暗杀事件，汪精卫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但是有一点至少是可以肯定的：父亲的遇害，宣告了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彻底决裂。 暗杀事件没多久，蒋介石又一次派谷正鼎携亲笔信来河内。谷正鼎一再对汪精卫表示，蒋先生对暗杀事件毫不知情，而且保证尽快缉拿凶手——蒋介石事先对这次暗杀行动是否知情？现在似乎也找不到特别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但是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在此之前，汪精卫身边的人已经遭遇过数次不测：先是1939年1月16日，梅思平在香港的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1月17日，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1月18日，汪精卫的外甥沈次高在澳门被人开枪打死。汪精卫认为这一切都是针对他而来的。这一次，又是与他相识多年、感情十分深厚的曾仲鸣去世。汪精卫悲痛之余，也陷入了对蒋介石的极度愤怒之中，认为蒋介石对他太过心狠手辣。 汪精卫到了越南之后，他身边有一大批的随从，包括他的侄子、陈璧君的侄子等等，而且他的大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就是在河内举行的婚礼。对他们来说，原本是过着很正常的生活，也并没有感觉随时有人要行刺。突然遇到这暗杀事件之后，汪精卫和他身边的人非常慌张，觉得在越南非常没有安全感。 暗杀事件发生在汪精卫与重庆政府交涉过程之中。事件发生后，汪精卫仍留在河内，过了一个多月，才决定到上海租界暂避。而日本获知刺杀事件后，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精卫。但是，汪精卫提出：一不乘日本船，二不住日本控制的虹口，由陈昌祖租了一艘700吨的法国小轮航行去上海。4月20日，汪精卫夫妇与陈昌祖等人一同登上小船离开河内。犬养健和影佐在后面的大船“北满丸”上跟着。因海上气候恶劣，小船被刮到小岛上，失去了联系，几天后才被重新找到，日本跟随的“北满丸”乃乘机追上，把汪的小团体接到上海。 一旦上了日本的军舰，汪精卫实际上就已经被日本人控制起来了。 我想汪精卫心里也很明白，他走上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1940年11月底，他身穿礼服站在行政院礼堂的石阶前，欢迎日本特使阿部信行到来时，忽然痛哭，而且用力抓自己头发。他也很清楚这段历史将为他留下千古骂名，只是那时候，他已经没了退路。 后来母亲带着我们也在南京住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家就在汪公馆对面，妈妈时常去颐和路34号看汪精卫，陪他和陈璧君吃饭。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的汪精卫时常很愁闷的样子，有一次回到家后哭了起来，还挂起了国民党党旗。 母亲不懂政治，但她尊敬汪精卫，视他为兄长。在她眼中，仲鸣有缺点，而“四哥”汪精卫则是绝对的完人。不过她大概也对汪精卫组织的“政府”有很多疑惑，有一次问他：“如果日本人要我们打重庆怎么办？”汪精卫回答：不会的，我们的军队只要保护我们自己，不会帮日本人打的。汪精卫可能觉得我妈妈没什么政治概念，有一次他跟她说：“很多东西我都没有向你讲，讲了你也会难过，还要保守秘密，不如你一点都不知道的好。” 父亲一生同日本没有什么瓜葛，没留学过日本，也没有日本朋友。而他的死，竟促成汪精卫投靠日本，是很讽刺的。可是有时候我也忍不住这样想：如果没有这次暗杀事件的话，他们按计划到了法国，那也只会是暂时的。因为到了1939年9月，法国也陷入战事，他们也不可能常住在那边，最终的结果也未可知。以他对汪精卫的信任及追随，如果没有死，而汪政权在南京成立后，他必然会是伪政府里的主要成员。那么过了5年，他肯定会与陈公博、林柏生等人一样被押去枪毙，还要负上“汉奸”的罪名。从这一点上讲，我又庆幸，父亲的死，又死得及时。 父亲去世后，他的朋友、巴黎春天的老板阿兰先生出面，安排下葬在通常只有法国人安葬的Père Lachaisse公墓。下葬时，我妈妈没有在场。我后来去河内时，还曾试着找过他的坟，结果发现：越南解放后，所有法国人埋在越南的骨骸全部运归法国本土，收在地中海畔的一座万人墓里。父亲的遗骨大概也在其中。 革命 汪精卫的家人曾经和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自你爸爸去世以后，我们没有开心过一天。其实父亲与汪精卫相识多年，他绝不仅仅是其身边一个简单的“秘书”的角色；而汪精卫对父亲而言，也是亦师亦兄亦友。 这段故事，要从我母亲的家族讲起。方家出自福州，依靠茶叶生意成为富商。我的伯公，也就是我外公的哥哥方家澍，考上了举人中了进士。回乡的时候当地百姓很隆重地给他修了一个凯旋门，让他骑马从下面过，很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我1978年到福州的时候还看到这个凯旋门，那时候还没拆，现在大概没有了。方家澍后来被派到浙江做官。他用官俸回福州买房置地，积累了不少家产。方家是大族，父辈兄弟三人的儿女、媳妇及仆从上百人同住城中“九彩园”大院。 在清末，许多有志青年鉴于中国穷、弱，都盼出国到欧美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跻身列强，成为最热门的留学目的地。方家澍虽然是传统读书人出身，但是思想并不保守。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方家的年轻人成为第一批出国学习现代知识的人。母亲的五哥去了法国；六哥方声涛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军事；七哥方声洞则去了千叶医学院。七姐叫方君瑛，1903年，方家澍出钱也把她送到了日本——在那个年代，能把女孩子送出去读书，实在了不起。方君瑛也很争气，学了几个月的日语后，通过了东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考试，成为这所学校第一个中国学生。那个年代，也正是革命思潮风起云涌之时。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方声涛、方声洞与方君瑛都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第一批成员，立志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推翻满清政府。方君瑛为人正直，有胆有识，虽是女孩子却被同志们选为同盟会暗杀部部长，被称为“同盟会女杰”。方君瑛也非常认真，学习之余，还常常练习投掷手榴弹。 方家的第四个儿子叫方声濂，很不幸的是，婚后第三年他就因病在上海去世，留下妻子曾醒和一个儿子。当时曾醒只有21岁，在中国的大家庭里做寡妇是很受气也很凄惨的。方君瑛与嫂子曾醒是很好的朋友，她觉得嫂子就这样荒废一辈子太可惜了。所以就给她父亲写信，希望把曾醒也送到日本学点知识，将来也好独立。那时候，方家澍因心脏病在上海去世，家境大不如以前。外公方家湜觉得学费太贵。方君瑛提出，她可以把自己的奖学金分一半给曾醒用。不久，方声洞回到福州，把曾醒和她的儿子方贤俶接到了日本。曾醒在方君瑛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同盟会。 那时候，在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的汪精卫，成为孙中山手下的一得力干将。汪精卫口才好、相貌也好，经常跟随孙中山到海外向华侨演讲、筹款。在一次去南洋筹款的时候，当地富商陈耕全的女儿陈璧君对其一见倾心，不仅捐钱捐物，还要追随汪精卫去日本。陈璧君是在南洋长大的，没有中国女孩子所受的那些传统礼教的束缚。就这样，17岁的陈璧君也去了东京，要为同盟会工作。孙中山为此，还特地写了一个条子说愿意让陈璧君加入同盟会。汪精卫当时是《民报》的主笔，所以陈璧君就到《民报》去工作。考虑到陈璧君在日本孤身一人，年龄又小，孙中山就委托方君瑛和曾醒两个人去照顾陈璧君，她们三个人后来结拜为干姐妹。 当年，当汪精卫决定冒险入京行刺摄政王载沣，以壮烈一举挽回革命者的声誉时，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七人“暗杀小组”。方君瑛、曾醒、陈璧君都是成员。她们各自把炸药缝在棉背心里，从日本坐船到天津，再坐火车到北京，因为背心里面全是炸药，密不透风，方君瑛和陈璧君后来告诉我妈妈，她们一路上热得要死。她们后来也觉得炸药在她们身上没爆炸，简直不可思议。为了纪念这次“死里逃生”，他们七人还拍了一张照片留念，这张照片现在我还有。 汪精卫和黄复生把炸药埋在后海银锭桥下，他们的计划是：他们藏在桥下，等载沣的马车从醇王府出门过桥时引爆，同归于尽。前一天晚上，汪精卫找到陈璧君，两人一边握着手，一边流泪，以为天亮就是诀别。没想到有人半夜出来发现他们形迹可疑所以报了警，警察顺藤摸瓜，很快抓到了汪精卫和黄复生，喻培伦和陈璧君刚好出去，逃过一劫。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审理此案的肃亲王决定免他一死，判为终身监禁。陈璧君买通狱卒，给汪精卫写了一封很热烈的求婚信。汪精卫看后大为感动，就把手指咬破了，写了个“诺”字。这次未果的暗杀行动，倒是成全了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感情。 那时在汉口做公司经理的外公方家湜根本不知道，他在日本的几个孩子都成了“革命党”。方君瑛与方声洞都参加了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起义前，姐弟二人还到照相馆合影一帧寄回家做纪念，相片上面他们给父亲留下这样的话：“儿等报国，即以报亲，尽忠亦即尽孝。”方声洞与林觉民、喻培伦等人都自告奋勇充当敢死队员。而当时分配给方君瑛与陈璧君、李佩书等几个女同志的任务，是让她们出去跟胡汉民联系，把军火运进广州城。于是她们假扮奔丧的女眷，披麻戴孝，陪伴胡汉民扶着三口装满枪支的棺材进入广州。 谁知快到广州城时他们发现城门紧闭，只有一老人坐于门下，对他们说：“年轻人，不能进去了，里面事已失败，你们快点走吧！”原来官方闻得风声后，已全城戒严。形势对起义军非常不利，有些同志主张改期。黄兴不同意。4月27日下午，黄兴带领120名敢死队员，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直扑两广总督署，想生擒两广总督张鸣岐。张鸣岐越墙逃跑，黄兴等便放火焚烧督署衙门。黄兴带领方声洞与朱执信等出南大门时，与另一支起义军相遇，双方发生误会交火，方声洞死于乱枪之下，牺牲时年仅25岁。事后，黄兴向党内报告起义经过，对方声洞这样评价：“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 黄兴当时带领的那支敢死队只有120人，里面的朱执信、邹鲁、方声洞、林觉民、喻培伦等人，都是知识分子当中的精英。这些“秀才造反”，就是凭着一腔热血拿枪上去跟清兵打，结果伤亡惨重。方君瑛本来早就抱定杀身成仁的决心，结果她没有死，弟弟却牺牲了，方声洞的死对她打击很大。 [...]]]></description>
		<wfw:commentRss>http://wangyee.net/archives/590/feed</wfw:commentRss>
		<slash:comments>0</slash:comments>
		</item>
		<item>
		<title>转载：看守所那些事</title>
		<link>http://wangyee.net/archives/625</link>
		<comments>http://wangyee.net/archives/625#comments</comments>
		<pubDate>Wed, 09 May 2012 14:53:41 +0000</pubDate>
		<dc:creator>stallion</dc:creator>
				<category><![CDATA[文摘]]></category>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wangyee.net/?p=625</guid>
		<description><![CDATA[张培鸿 看看守所，本是关押未决犯的地方，通俗来说，就是看管有犯罪嫌疑的人的场所。至于嫌疑人是不是真犯罪了，必须等待法院的裁决。与关押已决罪犯并强制劳动以改造其观念的监狱相比，看守所有两个不同点：一来看守所的羁押时间不定，从几天到数年不等；二来在这里一般不能同家属见面。 好的看守所都是相似的，不好的看守所各有各的不好。有的看守所安插大量闲杂人员，会见手续繁琐重复，凡事以低效为宗旨；有的看守所一览无遗、草率马虎，手续简单得连律师都不好意思。有的看守所，人关了一段时间，出来后说话头头是道，妙语连珠，几乎可以当律师；而有的看守所，人出来时呆呆傻傻，好比从外星上回来的一样。 那些有趣的细节 第一次走进看守所，是1998年在云南玉溪，办理一件辩护人伪证案。当事人曾是当地有名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大学毕业，先后干过警察、公诉人和法官，后来又辞职做了律师，再后来成为被告，法庭上一圈位置他都坐过了。 最诡异的一次经历，是约十年前在云南香格里拉遇到的。几个藏族青年打死了一个小偷，我拿着证件走到几个正烤火的人面前，跟他们说我是律师，想会见我的当事人。先是火堆边站起一个人，来帮我办手续，然后对着一起烤火的其中一个人喊了一声：那就是我的当事人了。 错愕中，我被当事人带到一间四面透风的土屋里，这就算会见室了。问了他几个问题，他无法回答，站起来对着院子用藏语大喊了一声。一会儿过来一人，当事人叫我问他。那人是他的哥哥，本案的主犯，后来被执行了死刑。 几年前，到新疆办一个诈骗案，看守所在乌鲁木齐到八钢（编者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简称）的路上，有一道大红门。想是因为人少的缘故，接待非常热情，一笔一划地认真登记，光是办手续就花了一刻钟，其中至少有十分钟是用在填写我们的证件上。我不由得感叹，在这里上班，不失为一个练习硬笔书法的好去处。 江西万载看守所，在县城背后的一个高坡上。跟其他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的看守所一样，那里有着相似的随意：下午很晚才上班，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先问问要见谁，犯了什么事，关多久了，你说会判多少年等等，七七八八，家长里短。然后才慢吞吞地给你办手续，还要等上很长时间，才提出人来。 有一年去浙江舟山的定海看守所，一个普通诈骗案，非要有两名律师才能会见。经过一番交涉，看守所的人说，你去隔壁的律师事务所租一个律师。结果我只花了一百块钱就搞定了这个让人头大的问题。去年在温州乐清看守所，还有这样的情况，不过租金已经涨到300块。 下面说说上海的几家看守所。 静安看守所是目前上海唯一一间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的看守所，周围环绕着好几家星级酒店和高档写字楼。当然，困在那里的人是体会不到这份繁华的，因为所有的窗户都像浴室的门窗一样，只能往下看，不能往上看。基本上，他们聊得最多的不是自己呆的这个寸土寸金的地盘，而是诸如法院里谁谁是一把刀这样的话题。 普陀区看守所，几年前由市区搬到郊外。地方是扩大了，却很不科学。进了由保安把守的大门后，还要依次通过三道呯呯作响的铁门才提得到人。匪夷所思的是，提到人后又要依次出了那三道门，再穿过长宽都是两百米的院子，才到会见室。简单点的案子，可能还没走到会见室就可以还押了。 浦东看守所的女监在顶楼。想来是因为女监的缘故，看守也温和些。虽然是新建，却一共只有两个房间，分别用来提审和会见。这就意味着，律师必须第一个到，否则必须经过漫长的等待。等轮到你了，才发现空间小得离谱，两个人会见几乎不能转身。 很多看守所里都贴有各种标语，有喷绘的，有装裱的，有花边的，也有简单的白纸黑字的。内容无非劝人向善，教人悔改，传习法律，辅之有恐吓威胁的功效。最有趣的要数宝山看守所，圆形的提审通道上，密布着各种格言警句。但是这些话，被羁押者几乎没有机会看到，像是专门写给视察者和管教们看的。 那些温暖的瞬间 杨浦看守所，原来在上海市区的长阳路上，是非常破旧的一幢楼。每次人一进入大铁门，一股炖萝卜汤的味道就扑鼻而来，闻起来像是肉汤，其实就是在一大锅萝卜里扔了几块骨头。细想起来，很多看守所都有类似味道，尤其是那些环境逼仄的看守所，这是为什么呢？ 看守所共有五层，每层一个监区。每个监区的楼梯口有一道铁门，门后挂一块布帘子，撩起帘子，将会见手续递给管教，过一会人就会给提出来，戴上手铐后交给你。帘子撩起的瞬间，可以瞥见监室里拥挤的人员，胆大的甚至会跟你打声招呼。女监在二楼，跟男监不同的是，它的帘子是粉红色的，这一细节一度令我心生感动。 现在，杨浦看守所搬到中原路去了。过去在老城区，房屋与房屋之间挨得很近。我办的一个毒品案的当事人关在那里时，他妻子会带着女儿到隔壁一幢居民楼的楼道中，大声喊爸爸的名字。监室里的人听到了，就将她爸爸扛起来，凑到狭小的窗口边，喊几声，望几眼。 在外地开庭，遇到半天没有开完的案子，经常会出现法庭不负责被告人伙食的情况。这时候家属们就开始各显神通了：递水递饼干，或者直接送盒饭。自然，那饭盒总是被压了又压，鱼啊肉的，抖开来几乎是散了一盆。 有一年在云南楚雄中院开庭，看守所派了一名管教押着当事人来出庭。上午庭审结束，法官跟管教说：你把他带回去吃了饭下午再来。管教不客气地反问法官：都几点了，哪里还吃得上饭？结果，破天荒地，管教、被告人、家属和律师一道欢聚在饭店里，点了一大桌菜，其乐融融。这事距今天，不止十年了。 2006年，我在上海市看守所见一位女当事人。她在美国留学时把老公杀了，回国时在浦东机场被边检发现。7月10日要开庭，我9日去看她。谈完案子，她说张律师你今天能不能不要熬夜？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希望明天开庭时律师有一个好的状态。我答应了她，结果那届世界杯的决赛，我愣是没有看成。 某次在一个研讨会上，一位教授给我看了一份材料，那是他们就《刑法》的第八份修正案去征求看守所里的被羁押人意见的汇总。先不说这些意见的成色和价值，光是向在押人员征求意见这个举动本身就让我感慨不已，不由得佩服起这位挂职检察长的学者来。那是黄浦区看守所。 云南昭通和四川交界的金沙江边，有一家绥江县看守所。2001年，我在那里办理过一个杀人案，当事人只有16岁。二审发回重审后我又去见他，发现比以前瘦了，而且面色苍白。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刚刚关完禁闭。原来他在天台上劳动时，看到冤枉他坐牢的承办警察，于是将一盆污水泼了下去。 绥江县城建在山坡上，坡底挨近金沙江的地方是看守所，往坡上走依次是公安局和检察院，法院在靠近山顶的地方，俗称“最高法院”。由于案发地在法院附近的山顶，而小伙子的家在山脚江边的看守所附近，按照时间推算完全不可能有作案的时间。最终，法院在没有查明真凶的情况下宣告这个小伙子无罪。 南方没暖气，冬天阴湿，很不舒服。曾是上海家喻户晓的一个美国人，因为贩卖盗版碟被羁押在上海市看守所。我们见他时，他提出要八床被子，两床用来垫，两床用来盖。问他另外四床呢？他回说，给同监室新交的朋友。 正是这位美国人，在看守所里固执而真诚地维护着自己的权益：他睡觉时不愿意挨着别人，抗议监室过于拥挤；不给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剃须理发，抗议不人道；只能在公共浴室淋浴，抗议隐私被侵犯……用管教的话说，整一个事儿婆。 开庭时，由于他中文不是太好，法庭给他配备了翻译，他又嫌翻译没有译对他的话。庭审开始不久，因为法庭里开着空调供暖，他要求脱衣服，审判长同意了。他先脱去羽绒服，然后脱下毛衣，脱下线衣，一会儿开衫一会儿套衫。最后他用了五分钟脱掉八件衣服。 一次在昆明五华区看守所，会见一个卷入伤害案的小伙子。会见时我说：“没事的时候，胆子不要大；出了事，胆子不要小。”这本是我经常说的口头禅，基本上就是句废话。没想到这小家伙记在了心里，出来后发奋图强，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现在在昆明，律师业务做得风生水起。 那些苦涩的记忆2002年年初，我到上海执业时，浦东新区看守所的会见室还相当人性化：就是一椭圆形的桌子，律师坐这边，当事人坐那边，彼此之间的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倒是提审室被钢栅和铁锁隔开，要想在审讯时刑讯，几乎没有可能。但这一切，在随后几年里，都反过来了。 原来上海的国家安全局看守所，律师会见室里不单铺有地毯，桌子也是三角形的，有圆润的弧边。会见时当事人一角，律师一角，陪同的警员一角，大概就是《无间道》里刘德华替黑社会通风报信的那种房间。当然，这些配置，现在都已成为往事。 依照20年前修订的《看守所条例》，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以安排适当劳动。这样一来，实践中就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完全没有劳动，每天吃饭、睡觉、学习、放风，闲得蛋疼；要么就是强制或半强制的劳动，既有定额又有任务，有赏有罚。 以前在昆明的某个看守所，见过安排在押人员拣辣子，大的归大小的归小。云南的辣椒很厉害的，不一会儿就鼻涕眼泪一起流，严重的甚至引发皮肤红肿等过敏反应。当然，在多数情况下，我看到的是在押人员剥瓜子敲核桃、裱纸箱糊火柴等低水平重复劳动。在上海某看守所，女监的人还折过花圈用的纸花，这个主意很坏啊！ 一次在铁路看守所，办完手续等了半天没见到当事人出来。催了几次，终于听到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一问，说是忙着往要投递的报纸中夹小广告。我问他你们成天就干这个？他说不，只有表现好的时候才轮得上。因为干这个不单轻闲，还可以半天抽一支大前门。 这几年，明显感觉原来宽敞的看守所拥挤了，原来不用排队的也要等了，这意味着什么毋须多言。有些看守所就处理得比较好：比如以前的苏州看守所，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律师一视同仁，先到先得，后到排队。下午两点开门你要是两点半才到，那就得等几个小时。 徐汇看守所也是这样，关押人员最多的那层楼只有四间提审会见室，经常看到警察和律师一起挥汗如雨地排队，在过道当中走来走去，不时踮起脚尖去问那些吹着空调提审会见的人好了没有，是不是快好了。这种情况已经好几年了，我是个资深急性子，一度不愿接徐汇的案子。 针对这些问题，其实很多看守所都有改进的空间。比如上海第二看守所，囿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每层楼有三个房间。然而却只用两间供会见提审，另外一间堆着些破衣烂鞋等杂物。有一次，两个房间都有人了，管教还把人给我提出来，我只好在走廊上站着完成了会见。 最近几年，上海好几家看守所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硬件设施大有改观，但是由于设计管理缺乏协调统一，闹出不少冷笑话：比如黄浦和杨浦看守所的会见室里，都有那么一颗红色的按钮，会见结束后按一下，等于通知管敎还押被告人。然后管教就从另一条通道来将人带走。 宝山看守所的律师会见室里也有这么一个红按钮。但这个按钮却是一个紧急状态按钮。曾经有个律师会见结束后，想当然地按了一下，结果警铃大作，武警、保安、管教都惊动了，律师也受了处分。因为在宝山看守所，还押是要由律师自己将当事人送回去的。 那些淡淡的忧伤入行之初，我曾集中办理过一些法律援助案，当事人基本上都是上诉的死刑犯。这类案子不是毒品就是杀人案，要么抢劫强奸附带杀人。每次接上五六个案子，每个案子有几百块钱的补贴，然后集中去出一趟差，依次到两三家看守所会见，回来后交上辩护词，坐等结果出来，每次大概会有一两件改判。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我正巧到毒品案件高发地云南德宏看守所进行会见。看守所被戒严了两个小时，以便武警将死囚们一个个押上敞篷的军用卡车。这些人刚刚被安排见了自己的家人，吃了几口一大早就做好的正餐（有肉）。我的当事人出来时浑身颤抖，他误以为自己也要被执行了。得知我来自省城昆明，他无论如何不敢相信，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在看守所里见到律师。一审的辩护人是由当地安排的法律援助，没有会见就出庭了。这种情况，在最高法院上收死刑复核权并规定“二审必须开庭”之前，是比较普遍的。 之前，尽管有即使不开庭，法官也必须提讯上诉人的规定，但是往往会有变通的办法来应付，例如会出现由正好路过办理其他案子的同事代劳的情况。这样，裁定书上的法官可能根本就不是死囚见到的法官。谢天谢地，从明年开始，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这种状况有望得到彻底的改变。 在内地，死囚往往受到额外的看管。但在云南边陲，由于毒品案太多，死囚很寻常，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措施，无非是加一副沉重的镣铐。在西双版纳看守所，我就曾经靠在水泥浇注的乒乓球台上，依次会见了三名坐在石墩上的死囚。 其中一位是上海籍的毒贩，我问他是不是知青的后代，他说不是，就是为了贩毒才去的云南。临走时，他给了我一个号码，希望我帮他通知家人一声：他出事了。回到昆明后我打了电话，没料到他的家人一接电话就问我是不是要钱。我说我是免费的法律援助律师，然后挂了电话。 相对于地方看守所，部队看守所有明显不同的地方：一是在公共道路上几乎从无标识，最多有个信箱号码；二是整体硬件普遍较好；三是管理上有不少随性之处，高兴起来很容易沟通（比如周末等非工作时日会见），不高兴则会完全不理你，而且投诉无门。 北京居庸关长城脚下的某部队看守所，关押的人照例不多，但是却养着很多军犬。这些半兽体形庞大，吼声如雷，一起叫起来更加不得了。跟当事人谈完案子，说起羁押期间的健康，他苦不堪言。说刚进来时经常被这些狗半夜吵醒，搞得成天半梦半醒，几乎神经衰弱。问现在呢，答“习惯了”。 北方的看守所，冬天有暖气，但是也有空气不流通的问题。羁押的人多了，散发出来的气味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的。当然，人的适应力是无穷的，挺过头三天也就习惯了。军方的看守所，有些甚至铺有地暖，一次去见当事人，给他带了一双毛鞋，结果他穿着人字拖就出来了。 说到看守所里的歧视，有说是强奸犯，有说是贪污犯，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最受歧视的要数犯案的警察。随着分类管理的推广，腐败分子受到额外歧视甚至伤害的情况已不多见。但是警察犯事，如果没有人罩着或帮助隐瞒身份，处境将是非常可怕的。 昆明一个派出所所长，因为受贿关在安宁，一开始保密措施做得不错，同监室的人都不知道他是警察。后来不知道怎么传出去了，结果有天晚上睡得正酣，突然被一顿暴打，险些送命。由于跟他同监室的人谁都不承认动过手，结果全被关了禁闭。我再见他时，已经换了看守所。 1999年，因涉嫌杀害自己妻子和同学的云南民警杜培武被判处死刑缓刑执行。次年真凶落网，他的冤案得以澄清。我为在办理杜案中涉嫌刑讯逼供的刑侦支队负责人辩护。考虑到他的安全，公安机关将他羁押在近郊的易门看守所。幸运的是，一到那里，他就碰到一个“老伙计”——由他亲自训练过的一头警犬。有了这条狗护驾，直到最终缓刑释放，他都没有受过任何不测。 上海提篮桥监狱，1930年代建成时，号称远东第一大监狱。从空中看，监狱的构造是一个繁体的“監”字。监狱总医院搬到周浦之前就设在这里。那些生了病但又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就羁押在这里，这样，它也充当着临时看守所的功能。 绝食的犯罪嫌疑人会被送到监狱医院羁押，以便通过灌食维持他们的生命。这样，会见他们就必须到监狱医院。于是会见就像探视病人一样，不但显得很不正式，而且哪怕有管教在场，周围也是竖着耳朵的一圈人。 现在，监狱医院已经搬走。作为看守所，提篮桥最大的功能是羁押一审被判处死刑的案犯。他们要在这里呆完从上诉到二审，再从复核到执行死刑或改判的这一整段或长或短的时光。这是一种绝望的等待，时间越长伤害越大，而时间越短则会越显残忍。因此，提篮桥监狱的“严管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严管队履行着看守所的职责并发挥着看守所与监狱的双重功能。上海死刑的二审案子，都在那里会见或提审。死刑犯与非死刑犯，决不单单是手铐和脚镣的区别，加之所有已判死刑的人聚在一起，那样的氛围和环境，光是想想都足够绝望。所以才叫严管队。 然而，与它的重要性相比，会见和提审的地方却异常狭小。一共只有两个半封闭的小隔间，每间不到两平米。一个小台子，一边坐律师，一边坐死囚，中间没有任何隔断。会见或者提审的对象，不是毒枭就是杀人犯。现在记录这些文字，都会感觉后背凉飕飕的，会见时倒不害怕，因为彼此熟悉了。 [...]]]></description>
		<wfw:commentRss>http://wangyee.net/archives/625/feed</wfw:commentRss>
		<slash:comments>0</slash:comments>
		</item>
		<item>
		<title>转载：狱中杂记</title>
		<link>http://wangyee.net/archives/584</link>
		<comments>http://wangyee.net/archives/584#comments</comments>
		<pubDate>Sun, 29 Apr 2012 09:10:25 +0000</pubDate>
		<dc:creator>stallion</dc:creator>
				<category><![CDATA[文摘]]></category>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wangyee.net/?p=584</guid>
		<description><![CDATA[马云龙 脖子的故事 进入看守所的第一项程序是要填写一张登记表。在表的右上方有个栏目：所犯罪行。我填写了“思想犯”三字，意思是想申明“思想无罪”。本以为要费一番口舌，但狱吏看了竟然没说什么。以后的几年里，年年都要像汽车年检一样填写这个表，我都这样填，他们也都默认了。大概他们根本没听说过“思想无罪”的道理，真的认为有些思想就是犯罪吧。 捅破了这层纸的是监号里的一个老犯人韩栓紧，他笑着说，啥鸡巴“思想犯”啊，不就是“反革命”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会玩文字游戏。他说：“这号里刚走了一个‘反革命’，又进来了一个。” 接着，他就给我讲了刚走的那个“反革命”的故事： 那个人姓王（他说了名字，但我没记住），许昌东面扶沟县（或太康县，记不准了）的农民，是拉煤路过许昌时被抓进来的。 河南的煤矿大都集中在豫西伏牛山麓，如平顶山、禹县、密县等地，而广阔的豫中、豫东平原上很少有煤矿。那里农村的生活用煤、生产用煤都要到豫西去拉。特别是产烟区，每年为了烤烟（当地叫“炕烟”）需要大量用煤，所以，生产队和社员家都要组织架子车队，跑几百里路上山去拉煤。拉煤车主要是靠人力，用牲口的极少，来回一趟大约需要一个星期，这是最重最累的活，也是很少出远门的乡下人最隆重的远征。我在那里“插队”时就跟着跑过一趟，看到浩浩荡荡的架子车队在路上来来往往，一眼望不到头，十分壮观，有点像现在电视上非洲大草原角马群大迁徙的镜头。 这个姓王的农民就是一匹那样的“角马”。如果他只是拉煤，尽管很苦很累，也不会带来囹圄之灾；但是倒霉就倒霉在他多事了—— 禹县（现在的禹州市）不仅产煤，还是著名的钧瓷之乡，那里有很多瓷窑，盛产瓷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瓷窑不仅生产一般的家用瓷器，还配合政治的需要，生产了大量的瓷制毛主席像。这在当时可是畅销的产品，除了墙上挂着的纸质画像外，能在办公室或家里的堂屋中间放上一尊瓷制的毛主席像，那可不仅是一种让人羡慕的时髦，而且是“政治正确”的庄严标志，也是消灾避祸的圣物啊！ 这个农民在禹县的煤矿装了满满的一车煤以后，又在瓷器店门口停下来，进去买了一尊毛主席的胸像——话还不能这样说，不能说“买”，而应说“请”，就像马三立的相声所言。“请”来的主席像放在哪里呢？思量再三，他在车顶的煤堆上拍了块平地，把瓷像面朝前，稳稳地放在了中央的最高处，然后拉着车走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他小心翼翼地拉车，见到石头就躲开，见到沟坎就绕过，生怕颠坏了车顶的瓷像。 可还不到天黑，在经过一个村镇时，他就被一群学生拦住了：“你看，你看，你把毛主席弄成什么样了！”他停下车回头一看，自己也吓了一跳——一路上风刮得太大，车上的煤尘飞扬起来，把毛主席像荡得灰头土脸。他急急慌慌地向学生们承认自己太大意了，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然后，把瓷像抱下来，用毛巾清理干净，这才得到了学生们的原谅。 接下来怎么走呢？他犯了难：还放在车上吧，一会儿不是又要变成“黑老包”了？抱在怀里吧，可车怎么拉呀？ 左想右想，也没有好办法。最后，他想出了个办法：用绳子挂在车把上，看到脏了，随时能收拾。可绳子拴在哪里呢？比划来比划去，只能拴在胸像的最细处——脖子上。于是，第二天，他就这样上路了：拉着一车煤，车把上拴着一根绳子，绳子下挂着毛主席的瓷像。 穿过许昌市的街道时，他又被拦住了。不仅拦住了，还挨了一顿臭揍。“你这个反革命，要吊死毛主席啊！” 记得听到这里时，我笑了，笑得喘不过气来，直到笑出了眼泪。那是我被捕后第一次笑。 结果是，他进了看守所，和韩栓紧住进了一个监号。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后，他被带走了，韩栓紧说，可能是移交给他家乡的公安局去处理了。 眼睛的故事 上面说的那个倒霉蛋，我没见过。我只是继承了他的铺位（一个稻草窝）。下面要说的这个，我见过，还听她亲自说过自己的故事。 那是一个禹县的农村姑娘——看守所里平时没有女犯人，1975年底，突然关进来两个女犯，一个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勾结奸夫毒死亲夫的杀人犯。她在里面住的时间很短，大约只有一两个月，就拉出去枪毙了。另一个就是这个禹县姑娘。她的名字我和其他犯人都没记住，只记得最后一个字是“花”，犯人们就都叫她“一枝花”。这个外号虽然有点轻佻，但她所表现出的血性和刚烈却让人不能不肃然。 她是带着一连串的哭喊和怒骂声进到监号的，“冤枉！”“我不是反革命！”“有人陷害我！”她不停地嘶喊着，夜以继日，声音时高时低，一刻不停，一直喊了一个多星期，直到嗓子哑了，喊声才渐渐消歇。开饭时，她把发给的菜汤和馍从窗口扔出来，宣布绝食，谁劝也不听。这样的反抗在看守所是少见的，各号的犯人们都屏气谛听她从最东头的监号里传出的哭喊声。 一个多月后，我意外地获得了接近女号窗口的机会。 冬天要到了，负责看守所警卫任务的县中队营房里开始准备取暖用煤。几卡车的煤被拉进大院，看守从监号里提出两个犯人，让他们把煤粉掺土加水，和成煤泥，然后用钢模打成一块块的蜂窝煤。这虽然是个重体力活，却是人人都渴望得到的机会。因为，一是可以在大院里活动活动，享受久违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二是在开饭时可以得到一个额外的馍，算是劳动补助。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等好事居然会轮到我！（后来才知道，看守所的王所长旁听过对我的审讯，对我这个“思想犯”有点同情，但又不敢公开表露，就用这种方法给我一点照顾。这人不错，1976年“四人帮”打倒后，他给我纸笔，让我写申诉材料，还偷偷把材料传给我家人，鼓励她到北京去上访，这是后话。） 煤堆就在女号的窗下，晒蜂窝煤的场地也离那里不远。我注意到，在女号的窗口不断出现那个女孩的面孔。原来只闻其声，现在才见其人。这是个很清秀的面孔，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也就是二十岁上下。当哨兵走开时，她小声问我：“大哥，你是犯了啥事呀？” “思想犯。”我头也不抬，闷声回答。 “噢——”她沉吟片刻，说：“是被别人告了吗？” 我回答：“嗯。有几个同事检举了我。” “那咱们的事差不多……” 利用来回走动的机会，我们断断续续地悄声交谈着。她的案情简单到让我吃惊的程度： 她在村中是个共青团支部书记，还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平时好玩好唱，无忧无虑，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阳光女孩”。可她万万没想到，有一天她会跌落到这个终日难见阳光的牢房里来，而事情的起因又是那么小的一件事。 有一天，她帮助邻家的大嫂抱孩子。孩子又哭又闹，怎么也劝不住。她就想了个办法：抓来一把图钉（就是那种带红红绿绿塑料顶帽的），用手指一捻，让它在桌上像陀螺一样旋转，以此转移小孩的注意力。果然，效果不错，孩子不哭了，只是专注地盯着那些彩色小图钉在不停地旋转。 她没有注意到，桌上铺着一张报纸，而报纸上印着一幅毛主席的照片。 她更没有注意到，有个图钉是在毛主席的眼睛上旋转…… 她没注意到的事，有人在一旁注意到了。她玩完了就抱着孩子走了，有人把报纸和图钉捡起来当作“物证”，去报案了。 于是，几天后，她被捕了。罪名吓人：她要用图钉钉瞎毛主席的眼睛。 她问我，估计她这事会有什么结果？ 我问她，平时得罪过什么人没有？她家有什么仇人没有？在村里和生产队里有没有和她争夺权力的人…… 她两眼迷惑而茫然。 我告诉她，这个看守所里关押的绝大多数是许昌县的犯人，案件归许昌县公安局管。只有少数是许昌地区下辖的其他各县的，那是许昌地区公安局直接办的案子，委托羁押在这里，因为这里离地区公安局近。比如我，就是从长葛被转来的。你从禹县转到这里，肯定是当成大案，上交地区一级处理了——当然，这也可能是好事，由上一级来处理，也许比下面的水平高点。我只好这样来安慰她…… 半个月后，蜂窝煤打完了，我就没有机会出监号活动了，也就再没见过她。只知道，半年以后，她忽然被带走了，再也没回来。不知道是判刑了，还是无罪释放了，或者是转押到她的老家禹县去了。反正从此我再也没有听到她的音讯。 她只给我留下了这个关于伟大领袖眼睛的故事。 鼻子的故事 在看守所里住久了，我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这一天和那一天，这个月和那个月，这一年和那一年，都是那么相似，在记忆中成了一片混沌，无法区分。但是，这个关于领袖的鼻子的故事，还有清晰准确的日期，绝对不会记错。因为那是个不平常的日子。 1976年9月18日，是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九天，也是全国举行追悼会的日子。那天下午三点半钟追悼会正式开始，首都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整齐列队，向毛主席致哀。同时，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也同时举行了追悼，可以说全国都是一个超大的灵堂。我在牢房里可以清晰地听到街头大喇叭传来的哀乐声和华国锋致悼词的声音。 当天深夜，我久久无法入睡，心里在想着毛泽东的去世可能会对我的案件和我的命运产生什么影响。我刚刚被调到一个单人小牢房，不祥的阴云笼罩在我的头上。大约是19日凌晨两点多钟，我所住的监号门被“咣当”一声打开，一个人被投进来。 这个人高高的个子，本应明亮光滑的大背头已经散乱不堪，在监房里的长明灯的照耀下，面孔呈铁灰色。他一屁股坐在我的脚下，半天不吭一声。我看他没带被褥，应该是刚被逮捕的，就说：“先和我盖一条被子睡吧。别想了，有话明天再说。” 他和我头对脚地躺下了，脚上的汗臭气直冲我的鼻孔，令人窒息。我调过头去想睡，可他却嘤嘤地哭诉了起来。 他叫李伟森，是许昌豫剧团的舞台美工师。18日早晨上班时接受了一个紧急任务：立即替剧团制作一个大花圈，中午以前送到地委礼堂的毛主席追悼会会场。下午那里将和北京天安门广场同步举行追悼大会。 这可是个重大的政治任务，非同小可，马虎不得。他连忙行动起来，搭架子，做纸花，裱宣纸，写挽联，终于精心做成了一个直径两米多高的大花圈。这时，美工师身上的艺术细胞活跃起来了，他想制作一个与众不同的、有创意的作品。别的单位的花圈都是周围几层纸花，再插上些松柏枝，而中间都是一个巨大的“奠”字，河南农村的花圈至今都是这样的。李伟森想做个独特的设计：他把那个俗气的“奠”字去掉，换上了一幅毛主席像，让他老人家围在花丛中，他觉得这才是给敬爱的毛主席献上的花圈。 花圈做好了，单位领导审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派人送进了地委礼堂。下午开会前，地委秘书长来审查会场布置，发现了这个与众不同、“不合规格”的花圈。一看下款署名是豫剧团，就派人通知剧团：立即来人现场修改花圈。 李伟森匆忙赶到会场，硬着头皮聆听了地委秘书长的一顿臭骂，然后赶紧动手修改。怎么改呢？回去重新制作一个“奠”字吧，时间来不及了，离开会只有一个小时了。灵机一动，他用一张宣纸把毛主席像覆盖起来，然后，匆忙制作了一朵特大的纸花，缀在花圈的中央。地委秘书长看了，并不十分满意，但由于时间紧迫，也只得如此了——李伟森终于擦着满脸的冷汗，松了一口气。 下午，追悼会开完，他回到家里，才端起饭碗，门就被踢开了，几个警察进来，给他戴上手铐，送到地区公安局，立马就开始了审讯。 一开始，李伟森完全蒙了，不知自己犯了什么法。但随着审讯的进程，他才渐渐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 当他用宣纸覆盖了毛主席像，又缀上了一朵大花的时候，那朵花的铁丝穿透了宣纸下的毛主席像，正好在毛主席的鼻子上钻了个大洞！ 这还得了！在举国哀痛的追悼日，你居然敢在他老人家的鼻子上钻个窟窿！何其猖狂，何其反动？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就这样，李伟森在被审讯了半夜以后，被扔进了我住的监号。 [...]]]></description>
		<wfw:commentRss>http://wangyee.net/archives/584/feed</wfw:commentRss>
		<slash:comments>0</slash:comments>
		</item>
		<item>
		<title>转载：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title>
		<link>http://wangyee.net/archives/614</link>
		<comments>http://wangyee.net/archives/614#comments</comments>
		<pubDate>Thu, 26 Apr 2012 14:19:28 +0000</pubDate>
		<dc:creator>stallion</dc:creator>
				<category><![CDATA[文摘]]></category>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wangyee.net/?p=614</guid>
		<description><![CDATA[柴静 1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 十多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一艘能装一万人。他13岁，拖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6个月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样往上冲，刚开始没有一个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 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兵拿枪托往下拼命压小孩子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我上了船两只脚都没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没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 船要关门，门还卡着很多人，关的时候，有的人从颈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是切断一条腿，比起那个场面，孩子更害怕的是声音&#8212;&#8211;船刚刚离开岸，没有上船的人喊的声音，“那就是鬼叫一样，大声叫。听不清楚，都在叫。” 有些没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个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弹，船就会沉了。 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2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生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荷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号，毛泽东给她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 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马车上是木板，两个车轮是汽车胎，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上了车天就亮了，母亲怕他记不住，拧了一下儿子的耳朵，“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早回来，就跟你父亲一样了，知道了么？” 五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功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他妈再也看不到了。 77岁的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3 他把裤脚卷起来，小腿上全是黑色的伤疤，他一生不能穿短裤，没有进泳池。 知道是陈年的疤痕了，但我还是不敢来回摸，只把手轻盖在上面，上面没有肉，只是一块一块黑色的皮。 他微笑“都被虫子吃完了”。 六十年前，南京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不敢返家，跟着人流走，走了六个省，2000多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军队扎营做饭时，他扯一个芭蕉叶，窝一点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的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匪来了”，第一个士兵荒促转身，一缸热粥全泼上他腿上，第二个士兵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着逃。 天气很冷，深山里面慢慢就落下了他一个人，部队都走过去了，难民都走过去了，他一个人走，下着小雨，山上猴子野猪叫，他拿着个木棍，披着个蓑衣，都是棕叶做的，腿已经肿得爬满蛆虫了，没有鞋子，拿破布在脚上裹，雨越下越大，伸拳不见五指的晚上，有一个土地庙，他就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觉，他就往边上一躺就睡了。 第二天，天还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在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那是一个人的尸体。 他再往前走，遇到一个兵，背着个红十字的包，高山边是悬崖，弯弯的路上有水流，“他拉着我，说小朋友过来，拉着我腿就冲，我把你虫子冲掉，冲完以后，他就给我用救急包把我包住。我就仔细看他的帽子，是个星星是共产党” 一个礼拜后，伤口流的脓，加上人的温度，救急包都变成打石膏的盔甲了，硬壳揭不开，他又遇到一个帽子上有太阳的士兵，用刺刀给他挑开，里面都腐烂了。 我问他，这一路上你想起你妈么？ 他说，不想，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 4 他跟着两百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可安置，没人顾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 他说：‘那时候没有将来呀。我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怎么活都不知道呀。”他看着我：“你能不能体会我那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明天了。” 我只能无力地说“我能听明白，可是我体会不到……” 他摇摇头，这次是自言自语“没有明天了。” 他能够生存，是他妈在包袱里放进去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 那是一张棉纸，他递给我让我摸，稀软绵薄，居然没有破损，逃难中他把所有的家当都丢了，有一次扒上了军车，车上的军官让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说，现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过河的时候，两个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湿透了，但这张棉纸居然后来一直完整无缺，他怎么也记不起来，想不明白。 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我问：“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的时候，逢年过节怎么过？”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什么？”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有说这句时，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5 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一个姓郑的士兵在值岗时冒险抱一只轮胎穿越金门海峡想游回厦门的家，第二天一早终于登了岸，举起双手对走过来的持枪者说：“不要杀我，我是回来看我妈的”，他不知道他游了一夜，海水回流，自己又被冲回了金门。 这个逃兵当年并不是军人，他是厦门渔民，出门给半身不遂的母亲抓药时被强抓入伍的，仅在1950年，舟山撤退的四天，为了补充兵力，国民党军队从舟山一地带走一万三千人，岱山两万多人口中，带走四千人。明知危险，这个被强征入伍的渔民还是要逃亡，因为他驻岗的地方，天气晴好时能看到自家村庄的屋顶。 按照当时台湾《陸海空軍刑法》第九十七條，他被判处死刑。 我问高秉涵：“你给这个人下死亡裁决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内心问过自己，假如换作你是他那个位置，你会怎么样？” 他想都没有想，“我比他还逃得快，还逃得早。” 姓郑的士兵对他讲，希望能够早一点枪毙，“他说早一点枪毙，他说他的灵魂可以去看他妈了” 临刑前，这名逃兵把十几年前买的药交给了高秉涵，希望有一天他能带给自己的母亲，如果不能，就把药装进瓶子里，写上“郑贺氏”漂去海上，也许能够漂到家乡。这些药片已经几乎已成粉末，高秉翰拿着药回到家中，忍不住痛哭流涕。“我变成是一个……我是杀死一个回家探母想妈妈的人的刽子手。” 临刑前，有一个细节，高秉涵从没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每次想起，都内心刺痛难忍 “临枪毙以前我叫士兵给他准备了肉，准备一盘菜，准备一大瓶高粱酒，我说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点吧，他说我吃不下，我就拍拍他的头，我说把这个酒喝下去。他看看我，咕咚咕咚就喝了，喝了以后马上要枪毙了，叫我离开。我说等一下” 他说到这儿，难过得说不出话，用手扶着头。 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几秒就要枪毙他了，我怕酒还没有发挥作用，我希望他不要太痛苦，因为高粱酒很浓，喝下去以后几分钟大概就醉了。我就用“等一下”三个字使他减少痛苦。” 说到“等一下”，他捂着脸，下颔无声地抖动。平静下来之后，他说两岸开放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厦门，想能找到这个逃兵的母亲，替这个逃兵行孝。但那位母亲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 [...]]]></description>
		<wfw:commentRss>http://wangyee.net/archives/614/feed</wfw:commentRss>
		<slash:comments>0</slash:comments>
		</item>
		<item>
		<title>Marie Colvin的演讲</title>
		<link>http://wangyee.net/archives/579</link>
		<comments>http://wangyee.net/archives/579#comments</comments>
		<pubDate>Sun, 22 Apr 2012 00:54:01 +0000</pubDate>
		<dc:creator>stallion</dc:creator>
				<category><![CDATA[文摘]]></category>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wangyee.net/?p=579</guid>
		<description><![CDATA[2010年，位于伦敦舰队街的St. Bride教堂为过去10年中牺牲的49名记者和媒体从业人员举办纪念活动。本文为Marie Colvin当时发表的演讲。 2012年2月22日，Marie Colvin在报道叙利亚政府军对Homs起义军的镇压时殉职。 Your Royal Highness,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honoured and humbled to be speaking to you at this service tonight to remember the journalists and their support staff who gave their lives to report from the war zones of the 21st Century. I have been a war correspondent for most [...]]]></description>
		<wfw:commentRss>http://wangyee.net/archives/579/feed</wfw:commentRss>
		<slash:comments>0</slash:comments>
		</item>
		<item>
		<title>转载：语言腐败的危害</title>
		<link>http://wangyee.net/archives/618</link>
		<comments>http://wangyee.net/archives/618#comments</comments>
		<pubDate>Sat, 21 Apr 2012 14:31:49 +0000</pubDate>
		<dc:creator>stallion</dc:creator>
				<category><![CDATA[文摘]]></category>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wangyee.net/?p=618</guid>
		<description><![CDATA[张维迎 腐败一词，是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百度（微博）搜索，有关腐败的新闻就有近百万条。腐败的种类五花八门，政治腐败、官员腐败、公司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甚至足球腐败……举不胜举。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腐败，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语言腐败。 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黑社会”本来指的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无论任何社会，打击此类犯罪活动都是正当的，很少人会反对。但我们现在知道，在重庆的所谓“打黑”运动中，“黑社会”可以扣在任何当权者不喜欢的人和企业头上，所以“打黑”变成了“黑打”，变成了侵犯人权和私有财产的政治行为。 事实上，极左的东西之所以能流行，有市场，有人追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中一些人士善于语言腐败。在这方面，“四人帮”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他们把摧残人性、毁灭文化的行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把政敌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整人说成是“整风”；把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就剥夺人的自由的监禁称为“劳动教养”；把任何反对他们的人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把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发泄对他们不满的民主运动说成是“反革命暴乱”；把含冤而死的人，说成是“自绝于人民”；把闭关锁国说成是“独立自主”，把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说成是“崇洋媚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四人帮”的词典里，所谓“国家利益”，实际上指的是他们自己的私利；所谓“爱国主义”，指的是对他们小团体的愚忠；所谓“人民”，指的是追随他们的一小族人；所谓“反动势力”，指的是任何对他们不满的人。正因为他们善于语言腐败，他们的倒行逆施才能持续十年之久，而他们的政治语言仍然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以致在他们垮台30多年后，他们的阴魂还可以在“唱红打黑”的旗号下复活。 语言腐败这个词并非我的杜撰，它最初是在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语言腐败的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在20世纪之后，特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才变成社会公害。奥维尔本人的作品《一九八四》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典的例子：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真理就是谬误；和平就是战争；无知就是力量。这当然是小说里的事情，但与现实相距也并不远。北朝鲜的国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前东德的国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领导的执政党叫“民族民主党”，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执政党叫“宪政民主联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语言腐败在当今中国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只要闭上眼睛想一下，就可以想到许多例子。诸如真理、事实、谣言、道德、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宪法、选举、国家利益、爱国主义、改革、宏观调控、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这些词汇在一定程度都被腐败了，甚至腐败这个词本身也已经腐败了。当某个官员说他是人民的“公仆”时，他实际上可能是说，权力在他手里，你得听他的。以“改革”为例，它的本意是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的措施，改革意味着政府要放松对经济的控制，给百姓更多的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但最近几年，一些政府部门却把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限制商业自由的反改革政策称为“改革”，甚至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措施”。宏观调整本来指的是总量上的放松或抽紧，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宏观调控”经常指的是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包括准入限制和价格管制。国有控股公司宣称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事实上他们的董事会连选择副总经理的权利都没有，何谈现代企业制度？ 语言腐败有什么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个： 首先，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人类的所有进步都建立在语言的这一功能上。为了交流，语言词汇必须有普遍认可的特定含义，语言腐败意味着同一词汇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含义，语言变成了文字游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 语言腐败使得我们越来越缺乏理性和逻辑思考能力，我们的大脑在萎缩，我们的文章越来越变成口号的堆砌，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以权压人或简单顺从，而不是以理服人和平等讨论。比如同一个文件中，以X为主导，以Y为主体，以Z为基础，但谁也说不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文章越来越长，但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一个工作报告动辄一两万字，还要有人再写出数十万的辅导材料，仍然让人不知所云。这是人类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全国有数十万高智商的人全职做文字游戏，还有数百万人兼职做文字游戏，生产出不计其数的文字垃圾，不仅污染了人类的心灵，也浪费了宝贵的物质资源，污染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第二，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人类道德的底线是诚实，语言腐败本质上是不诚实。就人类本性而言，说假话比干坏事在道德上更具挑战性。法院判决书经常有“罪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这样的话，说明即使一个人敢于做坏事，我们还相信他在事实面前不敢说假话。西方法庭上证人出庭作证，如果对方律师能证明证人是经常说谎的人，他的证词就不会被采纳。以此标准，我们的社会很难找到合格的证人。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理性时代》一书中讲道： “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他做宣教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为了获得做这个职业的资格起见，他必须从撒大谎开始。试问我们能否设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一个对于道德的破坏更大呢？” 一句话，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由此来看，我们的官员腐败如此严重，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道德如此堕落，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成天假话连篇的官员，在接受贿赂和以权谋私方面是不可能有道德约束的。现在的腐败官员被抓起来后，可能会感到后悔，感到运气不好，但在法庭上你很少看到他们有羞耻感。当某些政府官员中语言和行为双重腐败泛滥时，生产假冒伪劣的商人也会很难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要让在谎言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人有社会公德，实在是难上加难。 潜规则已成为当今社会腐败的重要形式，官员干任何事都得拿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而潜规则在我们社会之所以如此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腐败。语言腐败使明规则形同废纸。 第三，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递社会运行状态的信号，在语言严重腐败的情况下，信号就会严重失真，结果是，当一个社会事实上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天下太平，对大难临头茫然不知，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突然坍塌。20多年前苏联体制的解体和最近发生的中东巨变，就是非常典型的事例。 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腐败问题。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比如既然称为“人民代表”，应该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选举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是竞争性的，必须真正反映选民的意志，而不是被有关部门操纵。如果确实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使用新的词汇，如用“政府官员席位”、“名人席位”、“社团席位”等等取代“人民代表”。 纵观历史，横看中外，语言腐败的程度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密切关系。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真正执行宪法第三十五条，实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腐败，而这50%是危害最大的，剩下的50%就其危害性而言无足轻重。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我们的政府就会廉洁起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 该是向语言腐败开战的时候了！ （本文是作者于2012年4月21日在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上的演讲，经作者修订）]]></description>
		<wfw:commentRss>http://wangyee.net/archives/618/feed</wfw:commentRss>
		<slash:comments>0</slash:comments>
		</item>
		<item>
		<title>转载：我和官员的故事</title>
		<link>http://wangyee.net/archives/608</link>
		<comments>http://wangyee.net/archives/608#comments</comments>
		<pubDate>Wed, 18 Apr 2012 14:02:40 +0000</pubDate>
		<dc:creator>stallion</dc:creator>
				<category><![CDATA[文摘]]></category>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wangyee.net/?p=608</guid>
		<description><![CDATA[韩寒 继前一阵子有官员把微博当QQ以后，昨天又有疑似公务员将微博当记事本，写了不少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又司空见惯的官场百态。究竟这是文艺作品还是乌龙日记，且不去妄断。我在全国各地比赛，也不可避免和一些地方官员有所接触，观感有好有坏。今天我吐槽一下这些年间和一些官员打交道之中的奇闻怪谈。关键时间地点都隐去，大家全当小说看也无妨。 1：2008年，上海某区的领导通过曲折的朋友关系找到我，问我能否帮助他们，区里要做一个文人名人的讲座，预算是X万元。我说我不合适吧。该领导说，哦，你误会了，我们是想让你牵线联系一下余秋雨老师，你们都是作家，肯定认识。 2：200X年，在南国某地级市参加拉力赛，政府组织了赛员欢迎宴席，我被组委会强行叫去参加。因为有点名气，所以被安排到了主桌上。我随手坐下，感觉眼前的饭桌大小不亚于足球场的中圈弧，正郁闷要是中间放一盆菜，得在桌上爬半天才能到夹着，到时不知道要不要让领导先爬。边纳闷边环顾四周，发现一桌的官员都看着我，表情怪异，欲言又止。我们互相耽耽对视着，一个秘书模样的人目露尴尬，到我耳边，说，韩赛手同志，实在不好意思，你坐的是市长的位置。 3：市长入座后，和我寒暄了几句，突然放开嗓门道：听说你是一个作家，希望你帮我们S市大力的宣传啊，我们的精神文明假设和城市建设在这几年发展都很快。桌上马上有人接话，说，对对对，尤其是市长就任以后。我说，你们的办公楼还有这个饭店建设的最气派，要不我写篇文章歌颂一下。话刚出口就觉得有点失礼。不料一桌人连声称好。 4：某地比赛期间，有一个赛前发布会，当地一个公务员接我去会议中心，我说，你们政府里这些树好漂亮啊，他自豪道，当然，这一棵可要价值…… 5：2010年，参加一个演讲。请我去的官员比较开明，也喜欢艺术，人还不错，也邀请了另外几个我颇为欣赏敢怒敢言的朋友。我上台说：今天我要演讲的内容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演讲完我电话给正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问讲的怎么样，朋友说，就听到第一句，突然就插广告了，然后你就再没出来。不过说句公道话，上海这个城市，除了生活压力大，文化管制紧以外，治安，环境等其他方面在中国都算不错。 6：在北国某县比赛，被车队安排和当地一些官员吃饭。听到隔壁桌在敬酒，被敬的车队朋友推说一会儿还要开车，万一被查到酒后驾车就不好了。官员说，不怕，绝对没问题，敬你的就是交警总队的。你吃好以后我们组织一个桑拿，赛前放松一下？客气什么，来，我让我们治安总队的队长安排一下，他知道哪里好。 7：某G县的领导秘书通过博客上留的邮箱地址联系我，称县领导同时是一个企业家，他愿出一个高价，让我帮他写一本传记，讲述他光辉的政绩。 8：西南某地级市的一个领导通过赛车圈的体育记者找到我，要我为他写一本书，同样诉说他的经历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心得，条件是版税一人一半。 9：朋友Z做文化产业，曾经去申请一个文化扶持基金，问我要了一本签名书送给负责审批的人。但后来他落选了。我看过他的计划书，写的很好，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另一个朋友告诉我，你们两个傻逼，真的只给了一本书么？里面什么都没夹？ 10：某朋友的父亲，在某镇做镇长，他办公室的电脑默认首页就是他们的政府官网，官网下面有一堆链接，都是各个职能部门的网站，诸如经委，科委，民政局等，他就在这些历久弥不更新的官网之间遨游了好几个月，还颇有心得的认为互联网对官员的影响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可怕，直到有一天经人指点，他终于找到了门户网站……所以我看见有官员把微博当QQ的时候并不惊奇。 11：我曾经看到一篇新闻，讲某市的市长被狗咬了一口，遂下令要捕杀全市的狗。作为爱狗人士，我觉得荒唐悲愤，顺手转载在博客上。过了两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来自不知哪的公安系统，通知要求删除某年某月某日的一篇文章。我问是哪篇文章，他们义正言辞字正腔圆道，就是那篇《XXX同志被狗咬了》。我问，是因为这位被狗咬的市长升官了么？那边默不作声。我说，删倒是无所谓，就是你们出警实在太慢了。 暂时想到这些，写的时候还担心会不会不太厚道。但转念一想，铁打的官场流水的官，都是几年前的事情，那些官员们早就不知道去哪了。升了降了，还是像朝鲜火箭一样栽了，谁知道呢。那是人家的游戏，他们也有自己的生存法则，有的惊心动魄，波澜壮阔；有的失魂落魄，一错再错。至于我们，看见好的捧个场，遇见坏的冷个场，碰见傻的笑个场，等他们自己给自己砸个场，也只能这样。]]></description>
		<wfw:commentRss>http://wangyee.net/archives/608/feed</wfw:commentRss>
		<slash:comments>0</slash:comments>
		</item>
	</channel>
</r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