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境十记：俾路支斯坦的恐怖沙漠

王在田

我对余秋雨同志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忘记是九四还是九五年，我在虹口区教育学院听余秋雨同志给中学语文教师作讲座，觉得他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学者。那时他成名不久，一部多年积淀而成的《文化苦旅》的确值得玩赏，颇有前人未发之新得。

可惜金无足赤，当一位学者被卷入“文化产业”，需要放弃稳扎稳打的学术研究模式，在短时间内写出纵贯古今中外的“文化感想”时，自暴其短的文章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余秋雨同志是搞戏剧的，一定熟知悲剧的定义。在我看来，当《文化苦旅》的作者写出《行者无疆》时，就可以算不折不扣的悲剧了。

在其另一部鸿篇巨著《千年一叹》中，余秋雨同志花了大量笔墨渲染穿越伊朗-巴基斯坦边境时的恐怖气氛，几乎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境界，读来果然惊心动魄。遥想凤凰车队浩浩荡荡，前呼后应，在光天化日之下尚且步步凶险，我和QCY两个背包客试图坐着当地长途车在茫茫夜幕中穿过这片“盗匪横行”的俾路支（Balochistan）地区，岂不是自寻死路吗？

不过既然我们早已决定中东之行全程走陆路，也就没有选择了。

穿越巴伊边境的起点是奎达（Quetta）。奎达是英国人在戈壁中建立的一处远恶军州，用来连接英属印度以及当时作为英国势力范围的波斯南部，形成一条稳固的邮路，一直通往阿拉伯半岛。这里也是通往阿富汗西南重镇坎大哈（Kandahar）的必经之路，因此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从高处俯瞰，奎达周围的戈壁滩在烈日烤灼之下遍布千沟万壑，好似一株巨树肆无忌惮地向四周伸展枝干——当然，在这无边无际的荒原上根本没有一棵树，直至进入奎达市中心的真纳大道才能见到路中央的分道树，令人在肃杀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感受到一丝人类文明的温暖。

奎达市面还算太平，虽然偶然可以看到枪械店，毕竟不像开伯尔山口附近的边镇Landi Kotal那样连路人都背着自动步枪。在Iqbal街与Masjid街口东首有不少兑换商，我们在那里换了点小额伊朗里亚尔准备零用，然后去城郊结合部的Sadabahar汽车公司购票上车。

去边境小镇塔夫坦（Taftan）的长途车每天傍晚六点半、七点半各发一班，票价350卢比，约合50块钱。至于路上得多长时间，我们从不同的职员那里得到了不同的数字，有说12小时的，也有说16小时的。反正在余秋雨同志的感召下，我们早已做好了献身的准备，认定这将是中东旅程中最艰苦最危险最漫长的一段，也就不在乎这点小节了。我当时的想法极简单：大不了过24小时非人生活，怎么也能熬下来。革命先烈可以爬雪山过草地，我们毕竟还是坐着四个轮子嘛。

可能是为了进一步烘托气氛，就在上车前不久，我的徒步鞋鞋底突然脱了胶，半截鞋皮在地上拖得噼里啪啦，幸亏我在敦煌买了双备用的解放胶鞋可以换上。瞧这份倒霉劲，我暗想。又一转念，轻松地自嘲道：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其实在如此干燥酷热的环境下如果有暴风雨倒也是一件美事。

看到车之后我心里便有了底：这好歹是一辆空调大巴，与春运期间我有幸挤过的民工专列相比可谓天上地下。坐这样的车穿过沙漠，又是夜车，应该是吃不到什么苦的。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车上坐得很满——我没有想到居然有这么多人去塔夫坦。那是个茫茫沙漠中的边陲小镇，据LP说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hell on the earth），我想是指它的恶劣气候吧。

除了我们俩之外，乘客基本都是巴人，其中又多为本地的俾路支人（Baloch），亦即突厥人与波斯人混血的后代。此外还有一对波兰父子——我们在进入巴基斯坦的车上遇到波兰异人彼得，在离开巴基斯坦的车上又遇到了这两位，也算是机缘巧合。父亲胡子拉碴，扛着个八十升左右的背包上车；儿子大约六七岁，显得睡眼惺忪。他们俩只买了一张票，孩子躺在车中间的过道上倒头就睡，任过往乘客从头顶跨来跨去，坚定地守护着他的梦境。我在一边看着直为孩子的安全担心，所幸入夜后那位父亲大概也察觉到了这一点，把孩子抱起来放在座位上，自己仰卧在过道上，不久便打起呼噜来。我望着熟睡中的、一副狼狈相的父子二人，脑海中突然不合时宜地浮现出小时候看的《父子情深》最后一幕中父亲抱着儿子坐旋转木马的图景。

原定六点半出发的车直到七点过才驶出车站大院，在奎达略显狭窄的街道上缓缓而行。同其他南亚市镇一样，这里的大街上有琳琅满目的交通工具：卡车、驴车、轿车、马车、自行车。。。。。。当然还有突突——这玩意在湖南叫慢慢游，在二十年前的上海则叫拉各布，意思是癞蛤蟆车——喘着粗气在车流间左右穿梭。如果我是那个突突乘客的话固然会心惊胆战，但置身事外悠然旁观时则可以欣赏其行进轨迹的轻盈与潇洒——我曾经突发奇想：如果搞个突突车赛，把几百辆突突放到一级方程式的赛道上，让他们在拥塞中夺路而行，一定妙趣横生，而且能够让人尽情领略突突司机们的精湛技艺，得到美的享受。

车开了没多久便停在郊外的一座小清真寺前，此刻正是宵礼时分，车上的巴人一拥而下，过了半小时才陆续回来，此后汽车便开进了渺无人烟的戈壁。我心中暗想：这辆大巴刚才在车站迟迟不发车，多半是为了拖到在这戈壁边的最后一座清真寺里做完宵礼再上路。

再次见到人烟是在午夜，客车在沙漠中打尖。公路边用石头围了个大院落，里面有个食堂、一个小卖部、两间礼拜室、一间给女人用的厕所，如此而已。我睡眼惺忪，口中有些涩，便走向那灯光昏暗的小卖部，向趴在柜台上的小厮要瓶可乐。他指了指柜台外的塑料箱，我很配合地从里面拿了一瓶递给他，他开了盖，又递还给我。我喝了一口，感觉味道不对，就着汽灯一打量，才发现原来不是在巴基斯坦几乎一统天下的百事可乐，而是一个本地牌子。我稍有些惴惴，一抬眼看到满天的星斗和纵贯天幕的灿烂银河，顾不了那么多琐事，便咚咚咚地把整瓶灌了下去

上车继续睡觉，黎明前抵达距塔夫坦一公里的关卡，一看表，才五点半，原来只十个小时便到了。我们四个外国人下车登记，发现最近的一条记录是八天前两个日本人留下的——看来从陆路口岸穿越巴基斯坦和伊朗的背包客毕竟不多。

进入晨昏的小镇，我拖着背包从车上下来，四下打量。这个地方符合我脑海中对“边镇”的所有定义：萧瑟、杂乱、阴郁、冷峻。。。。。。清晨的冷风卷起漫积在街道上的黄沙，织出一面淡淡的尘幕，转瞬之间又消逝无踪，那一度模糊的、粗陋的、毫无章法的房屋再次变得清晰。沿着正门边的楼梯走上屋顶晒台、放下手里的大包小包、向西南方虔诚膜拜的是正在做晨礼的穆斯林，在他们身后，一轮朝阳正从笔直的地平线上升起。虽然此刻还感受不到，但它的热量将在两个小时之内把这个看似阴冷的小镇变成最为酷热难熬的人间炼狱。

我们同一个奎达商人一起找了辆小卡车去两公里之外的口岸。巴基斯坦与伊朗之间的这个口岸更像是一条位于城郊结合部的废弃小街，两边是各自的边检站。巴基斯坦一边的墙上画着绿色新月国旗，国旗正中是真纳的清癯面庞；伊朗一侧的墙上自然是霍梅尼那不怒自威的肖像，旁边陪伴着他的亲密战友哈梅内伊。

巴方的塔夫坦边检站八点十五分开关，首先为外国人办理通关手续——在中国一般都是外国人受到优待，在国外则总是本国人享受国民待遇，所以本人极少受到过优先照顾，以至于这次受宠若惊地越过排在我前面的漫长巴人队伍时心中很有些过意不去。

伊方的米佳维（Mirjaveh）边检站几乎同时开始办公。虽然深处大漠，塔夫坦-米佳维口岸的边贸非常活跃：每年有大量的巴基斯坦大米通过这里销往严重缺乏耕地、粮食价格高昂的伊朗。由于双方的边境贸易基本是单向的，巴方边检站并不设海关，伊朗一方则查验甚严，大力打击边民的小额走私，但对背包客则挥手放行，因此我们在通关全程没有碰到开包检查。

出了米佳维边检站，最近的镇甸是88公里外的扎黑丹（Zahedan），两地之间有不少出租车往来，五六万里亚尔就够了。这个价钱只合五十元人民币左右——产油大国的魅力在第一时间得到充分体现。沿途路况很好，伊朗的公路虽然外观朴素但结实平整，毫无坑坑洼洼的情况。

此刻我们依然在穿越俾路支沙漠，不过进入伊朗境内后地貌开始类似天山南麓：在一望无际的荒漠间陡然隆起一列列平行的小山脉，好似一条条修长的岛屿探出大海；这其中有些山峦的纹理、色泽别具一格，令人联想起吐鲁番的火焰山。

车行一小时后抵达扎黑丹。这是伊朗东部的交通重镇，南下巴基斯坦，北上阿富汗，向西则深入伊朗腹地，位于一个丁字路口。我们在脏乱嘈杂的南亚呆了两星期，乍然进入整洁有序的伊朗城镇，顿感眼前一亮，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的第一感觉居然是回到了中国。

其实，道路也好，建筑也好，扎黑丹与巴基斯坦城镇差别并不大，居民也是一模一样的俾路支人，只是这里没有满街乱窜的突突释放噪音和废气，没有马车驴车在车流中挡道，也没有在南亚随处可见的垃圾堆与衣衫褴褛的赤贫者。城市干干净净、安安稳稳，因此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我们直奔扎黑丹汽车站，购票去仍处于灾后重建中的古城巴姆（Bam）。伊朗的车站是集中式的，同一车站内有多家客运公司，经营前往伊朗各大城市的班次；不像在巴基斯坦，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车站，乘客需要根据自己的目的地找到相应的车站。对于旅行者来说，自然是伊朗的做法更加方便。

又坐了四个小时的长途车，抵达321公里以西的巴姆，住进了使用废旧集装箱重建的阿克巴客栈。我扔下背包，甩掉解放鞋，躺倒在五人间的大床上。畅快之余，突然觉得有点幸福得不可思议：被我设想为整个中东行程中“最艰苦最危险最漫长”的穿越俾路支沙漠之旅，怎么在一天之内就干净利索地结束了呢——我甚至还没有开始体验到任何艰难困苦呢？

抑或，对于任何传说中的险阻，只要做最恶劣的预期、最充分的筹备，就可以安然无恙地轻松过关？

抑或，余大先生的担心只是源自道听途说，俾路支沙漠的悍匪正如同武侠小说里的剑客，只具有供人谈资的价值？

我没有太多时间回顾这段过于顺畅的“冒险”。不久我就和QCY惬意地坐在高高的枣椰树下，听白胡子老头阿克巴讲他的六十余国御女经——很抱歉，这段内容没法占用《越境十记》的篇幅来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