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李鸿章的政治对手，以及零和博弈
李鸿谷
历史有很多巧合之处。隔着时空，以后来人的角度观察尤其如此。
甲午年中（1894年6月1日，以下均以公元计年），朝鲜东学党自年初以来的起义，达至高潮：攻陷全罗道首府全州。东学党的此次胜利，作为一个爆破点，引发了中日两国出兵朝鲜，继而形成中日两国的甲午战争。这个时刻，值得留意。
就在东学党夺城的前一天，李鸿章刚刚完成出海校阅北洋海陆军及沿海防务的“汇报材料”（会奏）。这份报告后来被广泛引用的章句是：“中国自十四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在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窍虑后难为继……”甲午一战，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但仅此“后难为继”——6年未购任何军舰的事实，亦足以让后来人回归李鸿章的角度来观察这场战争，并体会其艰辛。
有趣的是，这份报告所蕴内涵，远比摘此章句为李氏辩护丰富。报告论及沿海防务：“此后京师东面临海，北至辽沈、南至青齐，二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
就此呈述，晚清的北方中国安全状况，李鸿章的意思明确：海军不及陆军，进攻无力但防务无忧。只是，现实很残酷，现世报就在眼前，北洋水师既已覆没，鸭绿江及辽沈防线亦形若虚设，日军全面突破。马关谈判期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威胁说：我命令一下，则北京安危，有不忍言者。中国全权大臣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
以战争的结果，检验过往的历史，比如晚清30年自强运动，经此一役而全盘失败，固然让人扼腕叹息，但何以至此，却仍然有深入认识的必要。
与李鸿章“二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的乐观对应，我们更少知晓的事实是朝廷的反应，光绪回复：“李鸿章督导有方，着交部议叙；各将领训练士卒，修建台坞，不无微劳足碌，着准其择优保奏。”
“形势完固”之北方中国，在光绪看来，李鸿章及其将士仅仅“不无微劳足碌”；而“后难为继”，如何处理，则不着一言。就一国安全的军事建设，而且是涉及京师安全的北方中国之防务，朝廷与疆臣之间，如此敷衍，甲午之年，非细阅不知其详。
东学之乱之于中日
东学党攻陷全州的第二天，朝鲜方面即请中国代为平乱。从中国方面来看，至少最初，这算不得什么大事。10年前，1884年，朝鲜开化党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并占领皇宫，袁世凯率兵镇压，三天结束，史称“甲申政变”。此际朝鲜动荡，实为常态。而东学党所据之城，仅仅全罗道首府而已，相比当年攻占皇宫，并不显著。
是否出兵代为朝鲜平乱，当时李鸿章与袁世凯要考虑的因素并不太多，朝鲜力弱，出兵平乱并无挑战，关键是此举会不会引发日本方面的反应——当时日本驻朝鲜及天津领事分别向袁世凯与李鸿章表示：希望中国及早派兵平乱。事后来看，日本之希望与诱导中国出兵，并非毫无目的。郭廷以在其《近代中国史纲》里不免叹息：“一向精明机警的袁世凯，以为日本似无他意，李鸿章亦深信不疑。”而从日本本土传来的判断，清驻日公使汪凤藻回复说：日本政争剧烈，断无生事余力。对日本的判断似乎一边倒，他们无意亦无力介入干涉朝鲜事务。很遗憾，这个判断与事实迥异。
历史中人面临的困局之一就是信息的不对称，这是事后诸葛亮的优势所在。回望当时，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得知朝鲜已请中国平乱之时，即决定不问中国以何种名义出兵，日本亦将派遣相当军队，以示不惜诉诸武力的决心。
陆奥宗光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蹇蹇录》里解释说：
以此次事件论之，毕竟朝鲜内政之改革云者，不过为调停中日两国间之难局，所筹出之一政策。……余假此题目，非欲调和已破裂之中日两国关系，乃欲因此以促其破裂之机，一变阴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矣。
日本的主动，非唯偶然，实为缜密计算的结果。
一般史论，晚清的自强运动，有两重动机，一是对内，一为对外，对外主要指西方国家，志在自保。这其中，1874年，日本谋划侵占台湾失败之后，自强运动更现实的目标即为针对日本，北洋舰队的建设，是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
而与中国差不多同时改革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其动机则是：尊王攘夷。尊王是巩固皇权，攘夷是防卫欧、美，所采取也是守势。等到维新稍有成就，就转对中国，所采战略全为攻势。中日两国新政的比赛，最终——“两国将不免一战”，是当时两国重量级人物的“共识”。
中日两国不免一战，战场在何处？朝鲜。
日本明治维新不久，即派三个使团入朝，试图修订双方关系。朝鲜的宗主国是中国。明朝晚期，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明朝不顾国库亏空与军备废弛，1592年派出21万明军进朝抗击日本，为此耗费白银1000万两；1597年，再次派军入朝，所耗资金与前次相近……两次抗日援朝耗费巨大，明的覆亡加速。因此事实，朝鲜人当然对中国怀有尊敬与感激，他们把跟中国的关系说成是“事大”，以区别于同日本之间较为平等的“交邻”关系。面对日本方面模仿西方，当时朝鲜的摄政者大院君不以为然，拒绝修订两国关系，并以日本国书不合体统而将其使节拒之门外。
这个时候，1873年，日本方面就决定派出一支讨伐部队前往朝鲜。但伊藤博文、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审慎地取消了这个计划。10年之后，1885年，日本又兴起为朝鲜与中国一战的思潮，伊藤博文再次拒绝，认为日本应先努力内部建设，不可冒昧。而也正当此际，李鸿章开始不断地警告清廷官吏：十年左右，日本富强必有可观，这是中国的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
日本何以朝鲜以及中国为主动目标，而且取攻势战略？徐中约在其《中国近代史》里概述：其一，为国内心怀不满的武士提供泄愤的机会，把他们的主要注意力从国内问题转移到国外问题；其二，对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地位进行挑战，以谋取日本在亚洲的领袖地位；其三，阻止英国和俄国在日本附近寻找立足点；其四，为1592和1597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失败雪耻。
李鸿章当然洞悉日本人的所思所虑，在他向同僚及朝廷发出警告10年后，到了甲午年。
东学党甲午年二月举事，随后即有日本军人介入，之后又有日本玄洋社组织“天佐侠团”对东学党接济支持……日本已经准备就绪，他们需要等待一个机会：中国出兵。
中国方面决定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兵进入朝鲜，并将知会日本。很意外的是，叶志超的2000多陆军，刚刚抵达汉城东南的牙山屯驻，朝鲜政府与东学党即已达成妥协，东学党全面退出全州。这一变故，意味着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无出兵朝鲜的理由了。
此时，日本已经启动军事行动。按宗泽亚的《清日战争》记录：6月5日，日本战时大本营在参谋本部内设立，下达向朝鲜派混成旅团的动员令，回国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紧急凑集70名海军陆战队员赶赴朝鲜，在仁川港与停泊在那里的5艘日舰汇合、临时从各舰抽调海军队员加入先遣陆战队、组成488名临时战斗序列。6月12～18日，日本混成旅第一批先发部队完成仁川登陆；23日其主力包围京城，28日混成旅团全部登陆完毕。至此，在朝鲜的日本兵源增至8000名，远超叶志超所率清军。
东学之乱已经平息，按常理，剩下的问题就是中日两国商议各自撤兵事宜。大鸟圭介找到袁世凯，提议撤兵，袁正求之不得，但陆奥宗光断然拒绝。他开始提出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亦即共管朝鲜，被拒；之后，又强硬提出：无论中国允不允许，没有结果断不撤兵。如此交涉，所耗时间，占有人数之优势日军已进驻朝鲜。日本已握先机。
对于日本，东学党之乱提供了一个机会，那么，李鸿章与清廷当如何应对？
北洋海军
朝鲜东学党之乱，在事发之初，相对于精细计算的日本，以及正在源源不断增派的军队，李鸿章仍以常理处置。在给总理衙门的信函里，他从容写道：倭性浮动，若我再整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
这个时候，李鸿章并非不知道日军正在增兵——驻日使臣汪凤藻与驻韩总理袁世凯已从最初的视为平常事转变，在日本混成旅第一批先发部队在仁川登陆之际，即向李鸿章建议：速派遣大军入朝鲜，使日本慑于中国军力以知难而退。
虽有此等建议，但李鸿章仍认为这一计划“殊非伐谋上计”，拒绝增兵。
以李鸿章之老谋深算以及知日本之深刻，他何以如此选择——事后看来，这一选择无论针对日本，还是在朝廷内部，都是最为艰难一途。难道李鸿章真的年衰胆怯？
对李鸿章的选择做最为善意的理解的，是石泉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那本《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的干扰尚弱，研究结论可以信服为作者深究所得。石泉认为：
李鸿章之处境，在当时甚为孤独，彼以数十年应付西方列强与夫建设新式国防事业之甘苦经验，对于人我实力之悬殊，自身军备之弱点，实较同时当政诸人更为明了，北洋之实力，以之自守，尚可勉足敷用；战于境外，虽蕞尔日本，胜算亦所难必。（对于汪凤藻与袁世凯派兵震慑的建议）彼固深知：时至甲午之际，已非复壬午、甲申时之情势。中国兵威实不足以震慑日本，使之就范也，此种认识在当时执政大臣中，几无第二人。而日本此次出兵自始即拟乘此恢复甲申事变以来消退之在朝势力，抱有不达目的，不惜一战之决心，此则中国方面自李鸿章以次昏懵无所知。
政治选择特别是战争选择，是基于实力比较的。甲午年间，针对日本的“战”与“和”的清廷内部选择，差不多是李鸿章除日本之外的另场战争，也是本文探讨的关键所在——只是，“战”与“和”，从甲午年甚至到现今，被道德化与标签化的时间太长。或许今日，我们可以认可：对彼此实力的真实而清醒认识，才是选择的基石与条件。那么，比同时当政诸人有更深刻认识的李鸿章，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实力条件呢？
自强运动10年后，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当时日本的“征韩论”，其基本目标是南取琉球，西侵朝鲜。日本当权派里则分缓进与急进两派，缓进派认为朝鲜复杂，得缓；急进派如西乡隆盛愤而辞官，政局动荡。为安定内部，决定先进兵台湾。日本的东亚野心，这是第一轮发作；20年后的甲午战争，仍是这一逻辑的自然而直接延续……蕞尔小国日本对我台湾的进犯，结果，清廷只能委屈言和，这对自强运动的领导人恭亲王打击极大。“目前所最不宜缓者，惟防日本为亟。”何以防日本？购船买舰，建立海军。
建立海军，钱从何来？晚清的“中央财政”是紧平衡状态，收入本来就有限，又久经大难，国用益艰，“故每办一新政，常为饷力所困，辗转挪移，支绌万状”。
面对筹款困境，李鸿章创造性地提出“收束新疆军事”，缓塞防以重海防。这是关乎中国疆域与领土的战略选择，是国家结构性问题，值得细说。按《中国近代史》所列述李鸿章的“海防派”论据，有五条：一、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则离京师远，因而塞防不如海防紧要；二、朝廷财政拮据，而新疆之役毫无胜算，这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此役是否可行；三、新疆土地贫瘠，于中国罕有实际价值，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四、新疆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五、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前代皇帝征战所得的领土，只不过是保存实力，以待来日的明智之举。
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论”也向朝廷提出了五条论据：一、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蒙古，若新疆有失，蒙古将不可守，京师也受威胁；二、西方列强此刻尚未造成直接入侵的危险，而俄国人在新疆的推进已经成为直接的威胁；三、不应将塞防军费转用于海防，因为对海防已经拨了固定的军费；四、列祖列宗百战经营的土地不应放弃；五、像乌鲁木齐和阿克苏这样的战略要地应首先收复。
海防与塞防，虽然争议，但共识仍然清晰：它们不是非此即彼的二选一，而是此时此刻，谁更应优先。在财政有限的状况下，这事关资源投入。争论初起，中国沿海还未有直接纠纷，而新疆却发生了一场叛乱，有待镇压；同时伊犁也为人所占，需要收复。清廷于1875年4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这场争论有了结论。西出新疆的左宗棠部，需要朝廷给予足够的军费，这是要务，海军建设自然延宕。
建设海军，如此让清廷纠结，究竟需要多少经费？或者说，它会给财政带来多大的压力呢？姜鸣在其《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里计算：以海军建设主体部分北洋舰队为例，建设这支舰队的全部开支，包括20年的海防协饷、购买西方军舰费用，以及军舰官兵薪粮、燃料、油修费等等，共用去白银3500万两，仅占同期国库开支的2%左右。远远低于全国陆军部队的军费开支。
2%的比例，就财政而言，这其实算不上有多大压力，虽此却甚至要收束新疆军事以保海防费用的地步。这一方面说明，晚清时刻，财力拮据，年度预算即使2%的增加，亦不胜负担；另外，更表明“海防”之于清朝之重要性，在当时，仅仅只是极小一部分先进人士的卓越之识，远远不是我们这些隔着100多年距离的后来人所有的“常识”。
多数叙述这段历史的书籍，无论通史还是断代史，或多或少都会记录海军建设的窘境：初定南、北洋每年共400万两，实得仅半数。1877年，山西、河南饥荒，诏命借拨海防经费，以应赈恤之急。1878年，又有人主张以全部海防经费充作京饷，后来最少被提用70余万两。翌年，李鸿章请拨足用款，仅收到40余万……这些年间，海军建设，获款虽不易，但仍有进项；到了1887年，户部上奏：“拟请饬下外省督抚，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及未经奏准修筑之炮台等工，均请暂行停止。”中央财政停止拨款，北洋海军，无法购船买舰。这就是李鸿章抱怨的由来。
甲午战争前6年，事实上已经停滞的海军建设，与正在加速建设自己海军并大量购添军舰的日本海军比较，彼长此消，李鸿章当然气短。
《清日战争》对中日两国军事实力有超乎寻常的细致比较：
海军 清日两国海军都是倾两国财力武装的高科技兵种，清国进口的外国战舰在吨位上名列亚洲海军第一。1887年（正是此年，北洋海军无钱购船而停止），日本加速引进新锐战舰，至清日战争开战，性能优异的战舰吨位已超越清国。综合比较清日两国舰队各项指标，日本联合舰队优于清国北洋水师。
舰船吨位 清国水师的战舰数量、吨位、舰种超过日本海军。清国居优势。
船体材质 钢铁材质的装甲舰，清国18艘，日本12艘。清国居优势。
舰船动力 开战前日本进口的战舰数量超过清国，蒸汽动力5000马力以上的战舰，日本9艘，清6艘。日本居优势。
巡航速度 航速16节以上的战舰，日本10艘，清国2艘。日本居优势。其中，令各国瞩目的日本新购舰“吉野号”，堪称世界上最快的战舰，巡航速度达到22.5节。此舰系清国订购舰，因资金不足而放弃。
…………
对比之下，北洋舰队几无胜算。李鸿章决意妥协退让，这是底因：实力不济。
宫廷政治
以针对日本而开始建设的中国海军，何以20年后，竟落后于日本，以致李鸿章需要躲避任何可能的战争？
历史的戏剧性在于，就是甲午战争即将开战之际，李鸿章写下了一段：“中国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开战时刻，胜败固无可测，但实力与困境却可预先说明。聪慧如李鸿章者，为自己给后人留下了一得窥晚清政治的门径。
简单地讲，要寻求中国海军何以落后日本，得需解答何以户部停止供给购买外洋枪炮船只费用，以致北洋海军6年未获一船。李鸿章聪明地提出了问题，比他更机敏的军机大臣翁同龢，在自己那份明显是写给世人看的日记里已经提供答案：“盖以昆明换渤海。”——颐和园的昆明湖占用了渤海海军的钱！
宫廷政治的一般特征是，属臣不可妄议君上。因而，宫廷事件以及重大决策，知道者本来就极少，即使明白也会一意隐讳。多说，既违臣节，也易招祸。但与此对应，则是各种野史笔记，万千种猜测与附全。这种情形，至今仍然。但海军为何停购军舰是个意外，身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又是军机大臣的翁同龢早早地就提供了答案：钱用去修颐和园了。为何这个答案如此明确，这其实更是疑问。
慈禧挪用了多少海军费用呢？慈禧的“颐和园工程”，其实分为两个部分，先是“三海工程”，即紫禁城的南海、中海与北海的大修，然后是颐和园的维修与改造。早期在梁启超、张荫麟、萧一山写这段历史时，给出的挪用费用是3000万两以上；上世纪80年代，大陆学者重新计算，结果最高者为1400万两，最低者才430万两。之所以如此悬殊，是因为相关的工程材料多数销毁，只能拼接计算。
相对深入的研究来自姜鸣，他计算：1885～1895的10年时间中，整个三海工程（包括大修、岁修及庆典）共计挪借海军衙门经费437万两。海军衙门经费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总额，当不超过750万两。
重新计算所得数据，比想象要少得多，这让人惊讶。惊讶之余，我们当反省，“昆明换渤海”才是海军失败之关键因素，是不是稍稍有些失之简单？姜鸣在他的研究里发现：根据近年来对清宫档案的研究，三海工程并没有无偿占用海军衙门经费，所借款项后来都指定专款归还。关键在于同光年间，中央财政空虚，户部和内务府往往难以随时满足工程需款。设立海军衙门，就能多建立一个账户，以使朝廷多了条调用资金的渠道。
海军衙门作为“资金池”的价值，或者远比挪借与挪用海军经费数量的多少更能让人洞悉清廷运行的实际状况。
最早提出修园以供慈禧养老的，是他亲生儿子同治皇帝。在他大婚亲政之际，他提出重修圆明园，这项工程细说起来可倒真是浩大，但圆明园离紫禁城远啊！慈禧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干政，不容易。这是同治的心思。可惜同治早逝，重修圆明园计划也因此停止。但修园以颐养天年，却因此成为慈禧晚年目标。
1886年，慈禧提出“归政”，即将权力归还光绪。在众多属臣尤其是光绪亲生父亲醇亲王再三恳求之下，又拖延了三年，光绪大婚那年，1889年，权力终以归还。释权的补偿，渐次达成共识并采取行动：先修“三海”，再修颐和园。
慈禧当然知道清廷财政之窘况，她何以如此重一己之私欲而轻国家——其实这个国，也是她的爱新觉罗家族之家啊！其间机缘巧合，颇有意外。1882年，阎敬铭出任户部尚书，他对清朝200多年来的户部各种库存与收支重新核算，清室财政家底终于弄清。户部账头多出700万两余款——这多出的款项，让慈禧动心，可以挪用至少挪借来修建颐和园了。对于慈禧的念头，阎敬铭基本不认同——“慈禧固知部中储有巨款，一意提用，而文介（阎敬铭）一日在位，必不能遂其意。”后来彼此弄得很僵，1886年，面对非正当的挪借“中国财政”的要求，阎敬铭以罕见的自罢其官作为抗议，要求在他的户部尚书与军机大臣两个职位上去掉一个，结果军机大臣之位“自罢”成功；两年后，因再次反对修建颐和园而与慈禧交恶，终于去职。
那么，谁来接替阎敬铭，以保证“颐和园换权力”可以顺利进行呢？慈禧选择的是光绪的老师翁同龢。
晚清的财政窘境，非深入接触不知其难。塞防与海防之选择，于治国者是战略路径，于理财者则是资金筹措与分配。左宗棠1878年平定新疆叛乱之后，其驻扎在甘肃、新疆的西路军有5万余人，每年饷银1180万两。而且逐年增加，闰月还需要再增90余万两，整个费用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6——按此计算，塞防成本远超海防。费用已经如此沉重，但西征军仍然经常喊穷，不时向户部借款，翁同龢到任时，西征军的借款竟已达2000两。塞防之外，还有海防费用……嗯，还修颐和园。这是阎敬铭面对的格局，同样也是翁同龢面临的现实。只不过，阎的选择以“国家利益”为准绳，不合慈禧之意，翁同龢则柔软得多。
翁同龢很迅速找到一个“整治河工，急需款项”的理由，将购买外洋枪炮船只的海军建设经费给停了。
“以昆明换渤海”是当时的户部尚书面对的现实，与前任不同，翁同龢“创造性地”使这一工程可以顺利实施。如此结果，先可感叹的是慈禧识人之智。
“颐和园换权力”，在此际，是慈禧指定光绪获权的路径，看起来也是唯一路径。那么，如果顺利完成权力交接，则作为皇帝师傅的翁同龢，将会真正站上人生的权力之巅。这是极大的诱惑，而前提是他需要保证颐和园修建成功。翁同龢当然勇敢地面对了自己人生的挑战，但轻轻一句“以昆明换渤海”，却巧妙地将自己摘出，而让人忽视他在其中的利益与作为，特别是他的主动性。入朝为官，心思缜密，权衡算计，才是生存之道——翁师傅不简单。
另一位反对慈禧修园的军机首辅恭亲王，在辅佑慈禧及同治光绪20年后，于1884年被慈禧免官，而代之以光绪亲生父亲醇亲王。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出任总理。三海工程与颐和园工程，无论挪借还有挪用，海军衙门是一个重要的渠道。这仍是国家利益的个人交换，光绪——醇亲王的儿子是否能够真正执政，有赖于慈禧放权与否，而是否放权又在于颐和园能否让她老人家安心养老。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利益逻辑，慈禧已有精巧的人事安排，看起来，实现“颐和园换权力”的目标，并不困难。
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北洋海军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了。当然！如果认同晚清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以及这个国家的存亡才是关键议题与核心挑战，此论成立。但是在爱新觉罗氏的家国逻辑之下，则呈现另一逻辑：“家和”才能“国家兴”。这才是当年的常识。
是否“家和”——恭亲王与阎敬铭被罢，醇亲王与翁同龢取代之后，疆臣之首李鸿章如何选择，遂成关键。
就现有史料看，李鸿章介入稍晚。1888年10月底，醇亲王才致信李鸿章，透露“万寿山工程用款不敷”，嘱其与各地督抚设法“集款二百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分年修理”。这个意见显然来自慈禧，李鸿章积极联络，立即通报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曾国荃、湖广总督裕禄、湖北巡抚奎斌、四川总督刘秉璋与江西巡抚德馨。“家和万事兴”——各地督抚，岂又不知？很迅速集款达260万两。并将这笔款项称为“海军经费”。那么，将慈禧此举理解为向督抚“索贿”，是否准确呢？
李鸿章和他的同僚的迅速回应，这才真正是出人意料之处。各地督抚，对于此款实际用途，当然心知肚明；即使独裁之皇权国家，如此运行，也实在法度之外。督抚之人格分裂，在此事件亦有明白表现。张之洞在给皇帝的奏折里直接写道：粤省认筹100万两，第一期的5万两已经划出，但现在难以指定专款名目，故只能先向百川通商号借垫。四川总督刘秉璋也汇报说：他汇出的银子是藩司商用盐茶道、官运局各向商号借得，俟以后岁收盐厘除拨解京协各饷外，即以盈余分年归还……不合规则的皇太后的人情得做，可是必然按制度向皇帝讲清楚款项多少与运作方式。——家与国，在根上也是纠结着的。纠结之下的私相授受，所谓“国家”特别是国家利益，不复存在。这个时候，再来看李鸿章曾经的抱怨——6年未添一船一舰，也有矫情成分。
“战”“和”之道
简单地回顾，甲午年，以李鸿章的角度看，他面临几重矛盾：首先日本寻衅求战，而且意志坚决。这是不得不应对的突发事件；其次，虽不太为外人所知，但北洋海军相比日本海军，实力不济，也是现实；第三，慈禧与光绪交权到了关键时期。无论已经亲政的光绪皇帝，还是他的父亲醇亲王以及师傅翁同龢，甚至各地督抚，都在竭力保证这一权力的平稳过渡。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谁也不敢毛虎。
在这种背景之下，李鸿章拒绝增兵，回避可能的战争，自然不难理解。主张既定，化解之道，当然是“以夷制夷”以谈判求妥协的常规道路。
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先找到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请他出面调停，英政府担心俄国猜忌，没有积极回应。接下来，李鸿章转向俄国公使喀西尼，喀西尼表现积极，他说对于朝鲜，不允许日本独自妄行，中俄两国需要共同应对。稍后，他又告诉李鸿章，说俄国政府已电告日本与中国共同撤兵，如果不从，将施加压力。但是，俄国驻东京公使为撤兵之事质询陆奥宗光，陆奥反责中国不讲信义，表示撤兵需要朝鲜政治改革之后。公使第二次警告，又被陆奥婉拒，说日本绝无侵略朝鲜之意。于是，俄国外长电告喀西尼，说对日全属友谊忠告，不便直接干涉。俄国方面放弃干涉。众多记录描述：李鸿章虽沮丧，然仍不死心，又问喀西尼如果中日交战，俄当如何？喀西尼说：“未便袖手。”在中、日海战爆发前后，喀西尼又再三告诉李鸿章：俄对日势将动兵，别接受英国调停……李鸿章期待俄国干涉，可谓痴迷，喀氏也演得当真，然而结果不符希冀。俄国旁观到底，李鸿章被骗。
“未便袖手”的俄国何以“袖手旁观”，现今观察，极易理解。郭廷以先生分析：喀西尼开始口出大言，确实有对日干涉的意思，以提高其在东亚声势，防止中国求助于英国。后来发现日本已经出动大军，这个时候，如果强令日本撤军，英国可能转而支持日本。日本知道俄国的软肋，自然不能就范。另外，更关键的是：“俄国对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增长，一样不快，不妨让日本予以挫折，坐收渔利。”
那个时刻，李鸿章还有一丝希望。英国本来不愿意介入，但看到俄国跟中国频繁接触，恐怕俄国从中获利，于是跟俄国洽商，主持各国联合调解。一个国际介入的可能眼看即将实现，但日本方面强硬宣称：拒绝任何调解！外交调停，道路艰难。
李鸿章面临更大的麻烦，是朝廷对他的和谈为主、外交优先的选择是否认可。
日本增兵接近登陆完毕，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以其所谓“第一次绝交书”照会中国，声明决不撤兵之际，1894年6月25日，军机处密寄上谕与李鸿章：此时事机吃紧，应如何及时措置，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着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
这个时候，按学者林文仁在其《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里的分析：李鸿章开始判断日本并无他意，在准备上已先输一招；稍后，不足一月时间，日军已在朝鲜云集8000余人，远超进驻朝鲜的清兵，这个时候，相比于陆奥宗光的主动与积极，李鸿章已落下风。因而，李鸿章更不愿意铤而走险，愈发依赖和谈与妥协。
但是，与往常不同，李鸿章的意见并未成为朝廷的选择。在要求李鸿章“着即妥筹办法”之后20天，7月16日，朝廷做出决定：现在日朝情势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但有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着怀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唯该大臣是问。
翁同龢日记记录决定开战这一时刻：是日军机见起，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不准借洋倒债。
中日之间，或将难免一战。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更细致探究李鸿章为何避战。作为拥有军队的将领，两国对抗之际，和谈是解决问题之一途，战争同样也是，这均需通盘考虑。为何李鸿章一意妥协？实力不如日本，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在传统中国，并非完全唯实唯理，而是有着非深入不可知其详的种种国情。甲午战争结束后，外国媒体分析这场战争，说李鸿章是“以一人敌一国”——北洋海军对战日本，南洋海军竟然觉得这场战争跟自己无关。如此匪夷所思，原因何在？简单讲这是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重组之后，新的“国情”，不理解这种变化，无法解释李鸿章的选择，也无法理解他的政治对手的选择。
太平天国之乱，而且其间还夹杂着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的“国家军队”没有能力对抗并扑灭起义，因应这种局面，曾国藩的湘军崛起，并最终平乱。地方乡勇，聚集成军，如此一来，传统的“军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平乱期间，有兵之将又往往被授予钦差与督抚之职，以兵权之实，再获行政之权，尤其是地方财权。结果呢？晚清国情：内轻外重（中央与地方，朝廷权力削弱而疆臣权重加大）、满轻汉重（汉人疆吏数量更多）。
淮军出身的李鸿章，作为疆臣之首，是这种结构最具标本性的人物。淮军与北洋海军，既然“兵为将有”，非国家军队，那么，但起兵祸，与北洋有关，则南洋未必介入。这自然形成以一人敌一国的悲剧结局。那么，实力不济，力不如人，又无援兵可用，一旦失败，手里没兵，自然失权。这种结构之下，避战以求保存淮军与海军，进而保权，才是理性之道啊。
李鸿章一意妥协求和，自无意外。
好运气的李鸿章，到了晚年，命运逆转。他的妥协求和，遭遇翁同龢最顽强的狙击，主战派军机大臣翁同龢动用所有的政治资源，既扑灭李鸿章的求和之道，甚至后来计划迁都，也决意将朝廷纳入与日本对决的战争轨道。
翁师傅何以如此决然？这也是甲午年间清吏共同的疑问，人事因素是中国理解因果的不二法则，阴谋论才是解释之道。有一个猜测流传甚广：翁氏一家，父亲翁心存，兄弟翁同书与翁同龢均在朝为官，势力强大。当年曾国藩要参劾翁同书，面对其父其弟，不知如何措词方可一举拿下，结果李鸿章出手书写奏折，导致翁同书被判下狱候斩，后减刑流放。于是，翁李结下深怨。个人恩怨是一个无法证实或证伪的故事，这种私敌因素，姑存一说。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李鸿章之求和与翁同龢之主战，反复被道德化与标签化。对比于投降派李鸿章，翁氏主战主张，长期被签注为：被压迫民族的反抗道路。后世以自身观念加诸古人，这段历史也堪称标本。
阴谋论不足以解释翁氏选择，被压迫民族——满人政权里的汉人权臣，翁同龢能代表哪个民族呢？这个说法太过牵强。我们回到晚清历史本身，或许才可能看清翁氏政见及其主战选择的利益、动机以及结果。
那个时刻，“颐和园换权力”是有清一代罕见的权力交换方式，主持“中央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左右逢源，曲意逢迎，也是为着光绪可以顺利获权。那么，即使光绪正常上位，他同样面对晚清自咸丰以来的政治结构之变——内轻外重，中央之权威不足以真正统摄地方。作为老师，翁同龢如何为自己的天子学生找到破解之道？也就是说，面对慈禧，光绪与师傅翁同龢的问题是如何获权；而对李鸿章以及清之疆吏，新皇帝的挑战是如何立威，如何重塑中央之权威。
细读各种对翁之立场的解释，传统中国士人为官，以道德代替技术是其常态，对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仍持天下老大观，这同样是翁氏及其晚清“清流”一派的基本特征，也是他们主张与蕞尔小国日本一战的基本思想背景。但是，我们得注意，所有的思想与观念，对于政治中人，远远没有政治利益更具决定力。于臣翁同龢于君光绪皇帝，此际真正的利益需求是：立威！
恰逢此际，日本寻衅，上述种种传统中国由士子而仕人如翁同龢，他们的思想基础与认识水平虽远落后于时代，却“幸运”地遭遇立威机会。面对自己学生王伯恭，翁同龢自信满满地说：吾正欲试其（李鸿章）良楛，以为整顿地也。
每个皇帝都需要一场战争！
对于光绪皇帝，获权与立威之际，甲午年来临。或者，与日本一战，只不过是一个载体，用以证明一代明君之崛起。这一年，李鸿章得应付内外两场皆无胜机的战争；对翁师傅而言，似乎很简单，他只要搞定李鸿章，就赢了。传统中国政治的人事沉浮与进退，甲午战争是一经典样本，只是经此一役，大清国崩溃在即。
线路斗争
甲午年中，6月1日，东学党夺城占领全州，朝鲜方面求助于清廷派兵平乱；一个半月后，7月16日，上谕称：“清廷但有主战”——中日之战，无可避免。如此迅速即决定战争，显然效率不低。多数史记，以李鸿章台前妥协求和活动为主，而形势逆转，结果却是光绪皇帝痛下战争的决心。其间理路，尤其是翁师傅一党如何运作，往往隐而不彰，其实这才是认识传统中国政治运行的关键所在。
对李鸿章的第一攻击波，来自言官。如果细观，其攻击策略逐步推进：
诉诸常理 盖必能战，而后能守，乃不易之理，唯三军勇怯，全视主帅为转移。苟非李鸿章激发天良，感厉将士，恐此事终无把握。（御史褚成博奏疏）
表大决心 或谓不可战，而朝鲜固不保；战而不胜，将奈何？臣谓无论胜与不胜，朝鲜断不可弃，日本断不可和。唯有力与之争，斯于必克。（御史张仲炘）
占据道德高地 顾臣所深虑者：李鸿章立功之始，借资洋人，故终以洋人为可恃；而于中国治法本源，军谋旧法，皆不甚留意。故一有变端，彷徨而不知所措，必然之理也。……至朝鲜之事，有争无让，事在不疑。（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
细读100多年前的奏折政见，竟毫无陌生感，这实在让人惊悚。或者，自古而今，好大议论，乐于纸上推演，是中国文人政治的基因密码。除了选择战争的立场，这种种政见，并无任何敌我军事、制度、实力之分析。“知己知彼”之中国传统，至此中断？后世读史者当然悲感。
可是，如果秉持去认识“何以如此”，悲感过甚，则往往会遮蔽自我，失去对传统中国政治运作之理解。很简单，回到历史现场，言官第一波攻击潮，其目的是要完成“主战”舆论的确认。显然，内有翁同龢的引导，外有各路言官大言相激的推波助澜，23岁的光绪皇帝，建功立业，自然心切，选择战争，已经确定第一步。
晚清政治结构里，因兵为将有而渐次形成的内轻外重、满轻汉重，是一显性政治特征；而此际汉臣内部的政争加剧，并始终以两派起伏于晚清政坛，却未必经常被注意。大悲剧常常是所有不幸的因素叠加所致，甲午年间，正是此等情形。除了为皇帝立威的政治利益之外，翁李之间还重蹈派系党争的旧窠。
晚清政坛，翁同龢以“清流党”领袖而为清吏所重。一般而言，士大夫上折言政议政，所谓“清议”是其传统；到了晚清，这一传统演变出竞争激烈的权臣党争，则始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自强运动。办洋务，自然为晚清社会另辟了另一条晋升道路，这与传统靠科举而入仕者，形成了两大资源争夺的权力体系。所以，早期粗疏的“世议”分类为：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
由“世议”定型为“清流党”，则是军机汉大臣的南北两派竞争的结果。咸丰辞世于承德，他的弟弟恭亲王弈訢协助慈禧伏击顾命八大臣，由此，慈禧、慈安垂帘听政，而恭亲王亦获议政王而领导军机处。在军机处汉大臣的安排上，恭亲王顺应既已形成的南北二派，以北派李鸿藻与南派沈桂芬各就其位，以示平衡。异常出现于1877年，李鸿藻丁忧去职，沈桂芬则打破平衡，引荐其门人王文韶由湖南巡抚进入军机。军机处南北汉大臣失调，这引发北派的强烈不满。此时又恰逢崇厚在军机处“南派”支持下，与俄国谈判失当，签下辱国条约，于是一批以言论议政者云集李鸿藻周边，以奏折为武器，形成强大的“清流党”，既推动政策改变，又夹带派系竞争，并由此正式登上晚清政治舞台。
好发议论不正是中国文人之传统，何以此时竟然成“党”——其时，惯常的情形是，相关奏折的形成、递与不递，以及何时递，都会相商于李鸿藻，形成有组织、有层次、有节奏的政治思潮以影响政策制定。其间值得注意的背景是，当时，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回乱种种渐次平息，晚清出现的少有的以军功而获权的机会也因此减少，又回到科举正途。文人利益集团由隐伏而彰显，尤其张之洞在中俄伊犁交涉期间，以一折而名动天下，随即获授山西巡抚，更成为榜样。加之有李鸿藻作为靠山，于是结派成党。
清流党的一般特征是，重礼法、崇俭德、嫉贪佞、恶鄙俗；在道德上多有洁癖，是自我修养的好榜样。在行为上则好为高论以品评时政，隔着时空观察，客观上这种行为容易与中国现代化转型形成冲突；从张之洞一意强硬为这一派成功标志始，在中外冲突上，往往不加分析地选择极端对抗姿态。
但是，公允而论，清流能够存在并形成一时之政治集团，实与慈禧的纵容相关。晚清既已形成内轻外重，而朝廷内部又是慈禧与恭亲王“联合执政”，如此格局，擅权者慈禧当然要保证一支攻击队伍以言论议朝政，既平衡朝廷恭亲王之权势，也防范权力已经过大的疆臣势力。与恭亲王合作20年后，1884年，慈禧将恭亲王罢免；对手既去，清流党价值亦失，李鸿藻也被逐出军机处。
又过10年，昨日黄花的“清流党”再次跃起，云集于翁同龢周边。
清流党第一波攻击目的已经达到，光绪皇帝决意主战；第二波攻击接踵而至——这次的核心目标是李鸿章，以将其罢免为目标。李鸿章既然主和，那么取而代之，自是关键，翁氏一派并无强人可以主导战争，寻找合适的替代才是重点。言官在前方攻击李鸿章性情乖异、年老昏聩。配合的是翁同龢在中枢开始新一轮的人事布局。
淮军发迹于湘军，而后来居上。湘军自曾国藩辞世后，一分为三，第一部分为左宗棠，其后继为杨昌浚与刘锦棠，主力在西北；第二部分为曾国荃；第三部分为刘长佑，后继者为刘坤一，主力在两江。曾国荃部后继无有力领袖，于是依附刘坤一，也主要在东南。——湘军里才可能出现李鸿章的替代者，翁同龢将替代人选定于刘坤一。与此同时，具体的湘军北调，已逐渐展开——湘军旧部、江苏按察使陈湜募旧部勇丁成军北上；翁同龢好友、湖南巡抚吴大澂自请带湘勇北上助战；在籍布政使魏光焘奉令募刘锦棠旧部，亦迅速北上……
传统中国政治，言官之前台表现，对于后人而言，若无深究，则容易视其大言邀功，实则不然。前台种种舆情制造，从实际操作角度看，几乎都是与后台配合的政治运作——言官制造舆论，影响决策，然后形成政策，随即更替人事——胜出派系获权上位机会由此而来。这一套运作，才是传统中国政治之基本规则。
这一轮为着人事更替的言论攻击，比较之前的影响政策，谋划与操作更显精细。除了攻击李鸿章，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及军机大臣孙毓汶，也是火力集中的攻击点。丁是李鸿章控制海军的枢纽，而孙毓汶则是李氏与朝廷接洽的关口人物，如果这两个人物被罢免，李鸿章自然孤立。
100多年后再看当年的参折，仍不免惊讶。文人相争，其言词之恶毒，远非人身攻击可以概述，大大超过想象。比如安维峻参劾仍在当权的孙毓汶：
天下皆知李鸿章措置之失，独孙毓汶悍然不顾，力排众议，迎合北洋。……皇上试思：自用兵以来，该大臣曾赞一策，画上一谋议乎？皇上欲开言路，该大臣则阴抑遏之；欲倚重老成，则坚摈远之；皇上之所是，则腹非之；皇上之所急，则故缓之。一切技量，皆潜寄于拟旨时，词气轻重之间，小或授意同俦，大则奋然当笔，阳开阴阖，操纵自由，暗藏机关，互相因应。秉政十年，专权自恣，在廷卿贰，无不受其牢笼，各省督抚，得其一书，至有相传为小圣旨之说者。……方今皇上欲大有为于天下，而今此城狐社鼠久托其中，可必其无一事能遂皇上之愿也。倘蒙宸断，立将孙毓汶罢斥，退出军机，朝政必有起色，军事必有转机。
“战”“和”政见不同，虽然有新帝立威之背景，但不同的线路选择，彼此攻击，残酷若此，已是零和游戏，唯有生死可以定胜负。
胜负之间
翁同龢及其清流党，在人事选择与安排上，确实有超级想象力。因为慈禧的保护，李鸿章、孙毓汶与丁汝昌久攻不下，于是清流另辟新径，上奏请起用恭亲王。
晚清70年，若论把权，唯有慈禧，40多年由她指点江山。在此期间，仅东太后慈安与恭亲王可以对她形成制约。虽然是弱应力，但也属罕见。10年之前，1884年，慈禧罢免恭亲王，当时是慈禧50岁大寿，她竟然拒绝邀请恭王参加寿宴，由此可见彼此隔膜之深。
清流一派看中恭亲王，也是这层背景。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把六弟奕訢留在北京与洋人谈判，未料此举成就了他。因此历练，恭亲王是晚清公认的满人里才识最优者，而且他还以敢于承担责任著称。国难之际，他除了能力远超当时军机诸大臣，同时他过去能够屡次对慈禧形成制衡——这才是清流一派看重他的关键，未来帝后之间，若得恭亲王助力，对光绪对清流，大大裨益。
没有意外，慈禧面对“吁请派恭亲王差使”，“上执意不回，虽不甚怒，而词气决绝！凡数十言，皆如水沃石……”（《翁同龢日记》）
但是，第二天（9月29日），慈禧同意恭亲王出山。从结果来看，若论识人之才，慈禧还是远超翁师傅及其清流党之上。
在选择替代李鸿章的人事安排上，翁同龢一一遂意。奏请恭亲王出山，制造舆论，清流党有望得到超级在野派的支持，统一战线大大成功，而现在恭亲王已经由在野而入阁了。稍后，甲午年底，刘坤一领兵出关，授以钦差，成为当时与日军在辽沈决战的总指挥。李鸿章之兵权，不战而释。而曾经的军机大臣，时任云贵总督的王文韶也奉旨到京，准备接任李鸿章的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之职。
翁同龢在人事上的经营步步顺意，“配合”并“支持”他完成这种种安排的李鸿章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1894年7月16日，清廷决定开战；10天后，清军租借英轮“高升号”运兵入朝，被日舰击沉，海军进入战斗状态；又过3天，清陆军在朝鲜成欢败于日军，败退于平壤。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
中日两国陆军，真正的决战于9月15日，在平壤开战。此时，清军有1.5万人，而日军则有1.6万人，人数相当。但一战下来，总兵左宝贵力战殉职，叶志超、卫汝贵败走，清军死亡2000余人，被俘500人。余下兵卒，弃城北撤，狂奔500里，渡鸭绿江回国。平壤之战两天后，中日海军黄海决战，是役日本出动12艘军舰，而由大连至大东沟护送清陆军登陆北洋舰队主力——军舰10艘、附属舰8艘在返航途中仓促应战。结果北洋海军损失致近、经远、超勇、扬威与广甲五艘军舰。海陆两战，中日实力已得充分展示，未来战果，不会意外。
败讯传来，翁同龢在其日记里记录：
辰初上到书房，发看昨日三电，戌刻一电，则平壤告不能守……高阳抗论，谓合肥有心贻误，南皮与争，他人皆不谓然。余左右其问，曰高阳正论，合肥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乃定议两层，一严议，一撤三眼花翎驳黄马褂，恭候择定，写奏片。……午初一刻递，未初二刻发下，李鸿章处分用拔去花翎驳黄马褂一道，遂散。
深研翁同龢日记的学者林文仁于此感叹：败讯既至，朝廷第一时间未在方略上多所研议指涉，整个激辩只围绕对于李鸿章一人的惩罚。所谓国家利益，于朝廷重臣们来说，没有派系斗争来得重要，也没有重责李鸿章来得爽快。李鸿章很惨。他被拔去的三眼花翎，这是甲午当年，因太后60寿辰，大施恩沛所赏。清朝常例，贝子以上始得用三眼花翎，而中兴名臣自曾国藩以下，没人得过。未曾料，刚刚获赏，随即拔去。这番羞辱，情何以堪。而黄马褂，是以战功授赏之物。李鸿章之所以获此殊荣，是他平定太平天国功勋所致，这也是他一生功业的起点。起点与终点荣誉，经此一战，悉数拔去，“一生事业扫地无余”。
翁李之间，经平壤与黄海两战，情势逆转。自此，李鸿章称为翁同龢的对手，亦无资格。派系之争，结果已经分明。
但是，新皇帝需要一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立威！这一目的，只有胜利，才能达到。冷静观之，对于属臣，无论李鸿章，还是翁同龢，进入战争状态，按博弈论计算，合作才是关键。如果战争都输了，立威不成，获权亦成疑问，翁李之间，即分胜负，价值又何在呢？可惜，历史中人，当然不如事后诸葛有后见之明。翁同龢执意将李鸿章扫地出门；他的信心或许来由他的人事安排，恭亲王、刘坤一与王文韶——难道他们三人还敌不过一个李鸿章？
公允而论，平壤大败，黄海再败，清廷重臣确实到了需要重新讨论国家战略选择的时刻。这个时候，仍仅以羞辱李鸿章为得意，将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不免令人齿冷。如此作为，引发的连锁反应则是翁氏及光绪皇帝所最不愿意看到的——已“退休”的慈禧开始过问朝政。
她所使用的第一招即派翁同龢去天津质询李鸿章。作为户部尚书，翁同龢既不拨款建设北洋海军，一有战事却执意要求主战，因而一败再败。如此种种，李鸿章有多少委屈在心头——这一想象，使胡思敬《国闻备乘》所记录的这次翁李相见流传至今：
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归乃不敢言战。
对于翁李相见，翁同龢在其日记里也有记载，当然不同于这份记录。在翁日记里：“鸿章怕恐，引咎曰，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林文仁考证认为翁同龢的日记可信，此时彼此相见，对李鸿章另有价值，他无须在言语上逞一时之快。
就在翁同龢去见李鸿章的当天，慈禧决定起用恭亲王。同时，国家战略，也在慈禧主导之下开始转向，由战而和。曾经彼此若陌路人的恭亲王，是慈禧“议和”之道最关键的执行人。最早办洋务的恭亲王，对于中外之情势，敌我之实力，其认识显然远超翁同龢及其清流党。他出山主持政局，既遂清流党之意，在执行慈禧政策之时，也更具说服力。慈禧将计就计，其识人之才与用人之胆，不同一般。而对于希望凭此一战，完成从获权到立威的光绪及其翁师傅，慈禧的选择，不啻釜底抽薪。
这个时候，主战派翁同龢与他的同僚还有一计可以对抗慈禧的议和，这就是：迁都。如果首都不在北京，日军失去目标，清军则可以将日军拖进持久战的泥泞。日军何敢言胜。但这个计谋，最终未能贡献于慈禧案前，因为没人有胆提出这个建议。
战争时刻，所有的计算，其前提是胜负如何。平壤黄海两战之后，10月，清军再败鸭绿江江防之战，日军进犯中国境内；与此同时，日军在旅顺登陆……1895年1月，日军在山东荣成成须岛登陆，随后占领威海卫，再攻击刘公岛，北洋舰全军覆没。刘坤一所率6万清军在辽东与日军最后决战，相持两月，清军溃退。
之后，李鸿章东渡日本，在马关签下屈辱条约。甲午战争，终于结束。
甲午之后，李鸿章的淮军与北洋海军，不复存在。在政治上，李氏几近废人。若以政敌论，李鸿章对外输掉甲午之战，对内也输给了翁师傅及其清流党。只是，拼命做官的李鸿章，自有为官之道——经营直隶与北洋25年（1870～1895），李氏所赖唯有三端：淮军、财源与外交。甲午一战，去其淮军与财源，但外交一道，此后却日益重要，在未来的政坛上，李鸿章进取无望，但自保足矣。
李鸿章的甲午战争失败了，主战且希望经此一战立威的目标，光绪与翁氏也都落空了。此后，慈禧授权以否，也渐成疑问。再过4年，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之后，光绪更遭夺权——其惨局，其实已于今日埋伏。翁氏李氏，谁的损失更大？难有定论。甲午之后，派系之争，告一段落，代际之争则迅速蹿起；这一年开始崛起的袁世凯、康有为与孙中山，是改造未来中国的主导者。赢了李鸿章的翁师傅，被后辈迅速超越，仅仅4年，曾经领袖群伦的翁同龢，被罢官回乡，沦为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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