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谁造就了卑微猥琐的生活
简直
楼下有一片荒地，很久之前听说是预留的小公园，当时没往心里去，心想肯定会有某一天被某人拿下盖成商品房。没想到，这个春天刚刚过完，忽然看见机器轰隆隆开进去，公园真的开建了。
“兄弟在美国的时候”平常说话最烦这样的人了，但是没办法，美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正常的人类社会，但凡想通过自己的行动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正常社会的人，确实无法不以美国为对比模版，毛主席在年期间也和咱们这调调一样，即使他没有去过美国，隔空唱的赞歌也不比现在的公知们少。 Read more…
Archive for July, 2014
31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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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July
0Comments 传阅：不要忘记文革的本质
王友琴
文革进行之时，千千万万的无罪之人遭到迫害、监禁及杀戮。文革害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受难者。这就是文革的主罪。
这里所说的“罪”，是法律上的罪，是刑事法庭作出判决时说的“有罪还是无罪”的罪，而不是基督教所说的“原罪”之罪，也不是成语“负荆请罪”中所说的道歉之罪。
四十年后的一个倾向是，文革之罪正在被淡化和漂白，“有罪”正在被消解为“无罪”。 Read more…
26 July
0Comments 传阅：性爱大师
袁越
列文虎克与达·芬奇
1990年，我还是复旦大学生物工程系的一名学生。一天晚上，我正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同班同学小曹把我喊到隔壁屋子，让我看显微镜。我凑过去一看，镜头里出现了一群小蝌蚪，正在漫无目的地游来游去。
“怎么样，我的孩子们身体还不错吧？”小曹笑嘻嘻地问。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只记得几天后我趁实验室没人，也观察了一下自己的孩子们，貌似身体也挺健康的。不知道我们班还有多少男生像小曹这样利用工作之便给自己未来的孩子们做了一次体检，反正我相信，如果一个男人在年轻时候得到一台显微镜的话，十有八九会做这件事。 Read more…
24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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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July
0Comments 传阅：王小波退稿记
李静
此文写于十年前，一直放在电脑里未曾示人。那时坊间流行一个说法：关于王小波的悲情，是文坛之外不明就里的人们虚构出来的，他的作品发表不顺，也不是什么“文学体制”造成，只是凑巧而已。于是有此文。大概写时只求一吐块垒，写完又觉得无甚必要，就收起来了吧。而今重翻时，“王小波”三个字竟有古董之感，反倒觉得不妨给读者看看了。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题记 Read more…
18 July
0Comments 传阅：中国人为什么吃不到新药？
袁越
丘××，今年80岁，4年前被湖南长沙湘雅医院诊断为前列腺癌晚期，医生采用了常规的激素疗法，但病人出现了耐受，治疗失败。之后又采用常规化疗，依然没有效果，病情逐渐恶化，医生束手无策，病人似乎只能回家等待奇迹了。 Read more…
16 July
0Comments 传阅：这里是里约，这里是巴西
徐菁菁
里约印象
飞机到达里约热内卢国际机场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从机场到位于科帕卡巴纳的住宿地需要穿过里约的整个核心城区。出租车驶过并不宽敞的高速公路，车窗外路灯昏暗，有好些乏味混乱的工地。临近城区，山的轮廓隐约显现，贫民区漫山遍野的万家灯火就像天上闪烁的星星。直到进入靠近海滩的南区，城市生活方才变得清晰起来：小马路纵横捭阖，两边挤满了不起眼的小店铺。这就是里约，既不时髦也不特别，我心里有些失望。
第二天，整个城市笼罩在一团湿热的雾气里。我到里约市中心的港口，乘船去瓜纳巴拉湾另一边的卫星城尼特洛伊采访。市中心是如此狭小、拥挤和嘈杂；瓜纳巴拉湾的海水看上去是灰色的，我瞪大眼睛搜寻了一路也没瞧见传说中的海豚。在尼特洛伊，我吃了闭门羹，采访对象彻底忘了这次约定。我无功而返，登上公共汽车，在地铁站购买的联票居然失效了。售票员滔滔不绝地说着天书般的葡萄牙语，见我只能惶恐地看着她，无奈放了我一马。 Read more…
14 July
0Comments 传阅：圣保罗，另种巴西
徐菁菁
保利斯塔
从里约热内卢坐飞机去圣保罗最快只需要50分钟。一上飞机，里约湿热空气里弥漫的闲散氛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西装、皮鞋和公文包取代了体恤、花短裤和人字拖。机舱里没了从巴黎到里约时的高声谈笑，静悄悄的。
降落前，航线从北至南贯穿圣保罗。舷窗外，城市显现出清晰的层次：先是一片漫无边际密密麻麻的低矮平房，那是市郊的贫民区；而后出现一丛丛的高楼，仿佛稀树草原，那是市中心一带；再往南，更新更高的楼房组成了水泥森林，栖居着新兴的经济中心和富人区。很显然，圣保罗是由公寓和写字楼组成的汪洋大海。
正如两座城市的形态千差万别，卡里奥卡们（Carioca，指里约本地人）和保利斯塔们（Paulista，指圣保罗本地人）似乎永远不能彼此认同。 Read more…
12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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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July
0Comments 传阅：狱中遇罗克
张郎郎
我是一九四三年生在延安，就算是“马背摇篮”里长大，“根红苗正”的那代人，然后跟着一路打仗的部队，最后进到北京，在共产党开国的时候就在北京；一直在像“育才”、“一零一”、“男四中”这样的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
我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就被捕，当时只不过没有拉出去枪毙而已。我是被作为死刑犯处理的，我在看守所里等于是“死缓”，被关了六年，以后正式改判为十五年徒刑，去服刑。打倒“四人帮”以后平反出狱，前后在监狱里被囚禁十年。
出来以后，我又回到中央美术学院教书。教了两年书之后，因为我太太家在香港，八零年初我到了香港，在香港居住八年。一九八九年到了美国，先后在普林斯顿、康乃尔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在大学访问或任教差不多十年。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