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杂感
王在田
“香江第一才子”陶杰日前在亚洲名城论坛上慷慨放言，认为中国的城市有所谓“自我封闭”的传统，并举俗语“进城”为例来证明中国古代城市以城墙自闭，论及开放性的缺乏逐渐造成市民创造性的缺失。
如果只是要论证中国古代城市有城墙，陶先生大可不必费此周章，“城市”之“城”者本来就是指城墙。《孟子》里说一个小城是“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弹丸之地尚有“城”与“郭”这内外两道城墙，更何况交通要冲、商贾汇集的大城市？
城墙也并非中国才有，欧洲的城墙就不少，而且历史同中国一样久远。陶先生提到古希腊的雅典，大谈其作为港口、 商埠的开放性以及随之发展的民主制度萌芽；其实作为一个城邦，雅典同古希腊星罗棋布的其它城邦一样，首先是一个用城墙圈起来的城市，有“城”然后成 “邦”，辐射式管理其周边地区。中国的春秋时期也有大量此类“城邦”，比如成语“假途灭虢”，说的是晋国向虞国借路攻打虢国，回程时顺手把虞国也灭了。虞 国和虢国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式国家，缺乏战略纵深，纷纷被大国吞并，历史也从春秋时期迈入了战国时代。
城墙是冷兵器时代农业文明抵御游牧民族的终极手段，城墙的坚固是筑城者的首要考虑。赫连勃勃筑统万城，把每一 丈城墙承包给一个工人和一个士兵，竣工后命令该士兵以长矛刺城墙，刺透者杀工人，不透者杀士兵，以如此残暴的手段确保城墙的坚固。而城市的最终陷落往往伴 随着报复式的惨烈屠杀：突厥人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并把它易名为伊斯坦布尔；蒙古人杀尽撒麻尔罕百姓来为攻城中战死的成吉思汗长孙莫图根复仇；满洲人在攻入扬 州后纵兵屠杀十天，作为南北物资交流枢纽的历史名城扬州从此一蹶不振。
对城墙的充分外延就形成了长城。时下论者往往喜欢诟病中国的长城，说这是中国农业经济自我封闭的充分体现。其 实东西方历史大有相通之处：就在中国的汉王朝把彪悍的匈奴骑士驱逐出蒙古草原，从而让用来阻挡匈奴入侵的长城变得可有可无的时候，西方的罗马帝国开始感受 到北方蛮族对边境造成的强大压力。出于同样的动机，罗马人在其北方诸行省修建边墙试图把蛮族挡在墙外。这一次城墙失败了：罗马遭到一波又一波的蛮族攻击， 最终在公元476年崩溃。与此同时，中国也遭受到异族的洗劫：汉王朝把降伏的异族迁入长城以内，结果经过三国时代汉人内部的战争与残杀之后，异族趁乱而 起，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史称五胡乱华。东西方同时发生的这两场民族大融合是空前血腥的，但也是新文明诞生前的阵痛。在西方，奢靡的罗马不见了，代之以 一系列蛮族国家逐渐成型，如法兰西、德意志、英格兰等等；在东方，崇尚空谈的魏晋士族消灭了，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李渊——一个汉人与鲜卑人通婚的 结晶，建立了辉煌的唐王朝。当后人仰视着这两次壮丽的民族融和，是不是也应该想到长城与边墙所起到的微妙作用呢？
“城”的最后消亡归功于火药，我们在《魔戒奇兵》里看到攻方在城墙的下水道出口处放置炸药，这同历史的真实相 比实在是小儿科，真正坚固的堡垒根本不会存在此类设计上的漏洞：中国的南京城可谓世界第一大城堡，周长六十里，以花岗岩为基，巨砖为墙，用石灰拌糯米浆砌 合，号称刀枪不入、水火不侵。曾国荃为剿灭盘踞南京的长毛贼而挖掘地道，几经失败，终于挖到城墙地基处，埋下烈性炸药，炸出一段缺口方得入城。南京城墙如 此坚固，以至于炸药爆炸时城墙没有像欧洲堡垒那样粉碎坍塌，而是爆炸点上方二十余丈的整段城墙垂直飞上天空，在一里地外着地，砸死了数百人。如此坚固的城墙，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还阻挡了日军数日。
不过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如此坚固的城墙，毕竟还是被火药攻破了。火药的应用与堡垒的纷纷陷落标志着欧洲中世纪 的结束，西方世界从此走出了封建制度；欧洲人又带着火药来到它的故乡，将东方的城墙摧毁，东方世界从此开始了一段殖民地历史。这一次东西方文明碰撞与融合 的规模远远超过以往历次南北方文明的交融，而它的最终结局如何正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说过了“城”，再来看看“市”。《说文解字》里说“市，买卖之所也”，可见“市”最基本的含义相当于我们的 “巴刹”，也就是进行商业贸易的场所。西周实行井田制，老百姓在井田耕作之余就去集市购置生活用品，所以后来被称为“市井小人”；至于与“小人”相对的 “大人”，也就是在《诗经》里自称为“君子”的统治者们，顺理成章地在老百姓聚集的集市旁建立起他们的行政管理机构，向农民征粮、向商人征税、组建军队以 贯彻其特权、修筑城墙以防止其他“君子”来把特权夺走。全世界的城市都是这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从小小的“巴刹”开始，逐渐加入行政乃至文化、艺 术、宗教等职能。
“城”与“市”是一种平衡的功能结合体。 “市”是城市的基本职能，而“城”则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保障了这种职能的稳定运作；“市”永远追求开放，而“城”则以封闭为己任；“市”实现了不同经济 体之间的沟通，而“城”则试图确保在关键时刻切断这种沟通。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说围城就是城外的人想进去而城里的人想出来，从城市职能的角度来看，围 城使城市的贸易职能丧失殆尽，让“城市”退化到“城池”——城墙与护城河的结合体，无怪乎我们看到历史上的围城经常以城里的商人富户斡旋并促成攻方顺利入 城守方平安出城告终。就“城”而言，守方无疑是城市的统治者，但如果从“市”的角度看，这些商贾才是城市的真正主人。
在中世纪，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城市往往把人分为三类：居住在内城的统治者、居住在外城的市民、以及居住在城 外的农民。农民反抗统治者的风暴历史上此起彼伏，但最好的结果也只是一群农民闯入内城成为新的统治者，旧秩序重新复位而已。真正的变革来自他们的中间层： 一个日趋成熟、理智的市民阶级。城市积累物质财富、发展文化艺术、培养精英人才、制订有效规范，然后开放、平等的商业规则被应用到政治架构上，取代封闭保 守的封建传统。设想没有“城”与“市”的这种有机结合与复杂反应，真是难以想象历史该有怎样的另类走向。
让我们的遐想回到现在，当代社会“城市”概念的重心已基本转移到“市”，但这是否意味着“城”已经彻底消亡了 呢？广义地来看，虽然城墙不在了，但作为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必要机制，“城”依然存在着：医疗机构是我们抵挡致命病毒的城；武装部队是我们防御外敌入侵的城；而九一一之后日益加强的安全措施是我们防止恐怖分子发动袭击的城。
我们还会时常讲到“众志成城”，因为坚强的集体意志是沙斯风暴肆虐与经济危机笼罩下我们战胜困难的最终保障，是一道火药无法摧毁的城，也是一座城市渡过危机并再度辉煌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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