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音乐之旅之二
十月五日 星期六
四点十五分起床去筑地市场参观鱼市。这里是东京的大型水产品集散地，每天清晨五点开市，在此之前渔业公司早已把当日的鲜鱼以及隔日的冻鱼编码后整整齐齐地排在宽敞的交易大厅里，每条鱼都有一米以上，冷冻鱼释放出来的冷气在地面上形成了一层厚厚的白雾。
各大鱼行的伙计则穿梭于这座鱼阵之中寻找需要的货色。他们的装束都一样：胸前挂个电筒，手里提把钩子，腰间插块毛巾，耳朵上夹杆笔。钩子用来掀起鱼身，电筒用来查看鱼肉的新鲜程度，毛巾用来擦手，笔用来记下物色到的鱼号。他们四点就开始忙碌，得物色好一阵子才能确定今天要买哪几条鱼，然后汇总给鱼店负责采购的档手，一到五点鱼市开锣，开始紧张的拍卖。
每家渔业公司都有一个拍卖台，由一个“专业人士”主持，站在台下，顺着号码将每条鱼依次拍卖，鱼行的档手们则成排站在台上竟拍，大家都简洁地报出价格，报价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拍卖过程极快，一条鱼只需几十秒钟就可以成交。得手的鱼行立刻把鱼运回店里加工储藏。这些店多开在鱼市旁边，鱼行伙计拉辆小板车就把鱼拖回店里。我们追踪一条价值近一百万日元的大鱼，看着它被好几家鱼店伙计估价、竞拍、成交，然后拉回鱼店截掉头尾，用一米多长的鱼刀沿脊椎截成四块后冷冻，再根据需要切成小块后卖给东京的各家餐馆、火锅店、寿司店，物流链就是这样形成的。
离开筑地鱼市，花900日元在路边一家寿司店吃完早饭，我们逛了一会当地的街市。这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街区，街道两边的小店铺鳞次栉比，卖不少有趣的东西。我买了一个很别致的日式茶杯（所谓“日式茶杯”的定义，我想应该是指没有把手，杯身呈圆柱形），上面有自明治维新以来所有日本首相的漫画像，要价300日元。对于一个历史爱好者来说，看着山县有朋（第三任，甲午战争中任师团长攻入东北）、田中义一（第十五任，起草田中奏折确立日本大陆政策）、犬养毅（第十八任，主持对国民政府秘密借款）、东条英机（第二十七任）、吉田茂（第三十二任，战后过渡政府首相，即麦克阿瑟身旁那个小矮人）、岸信介（第三十七任，组建所谓战犯内阁）、田中角荣（第四十任，战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第四十五任，六十年代迄今最稳定的一届政府首相）这些熟悉的名字，可以同中国近现代史密切地联系起来，折射出这一百多年来的中日关系。
主干道旁还开着许多小食店，店面小到只容得下柜台和灶台，几乎全是老夫妻在打理，卖面条、牛肉饭什么的，是真正的“夫妻老婆店”。许多上班族买了一碗面就站在街道上匆匆吃完赶去工作。我对这种民间食品最感兴趣，可惜已经吃过了早饭不能再尝鲜了。
坐地铁回到酒店时大约上午九点，困得不行，回到房里倒头就睡，一觉睡到十一点半才起床，胡乱吃了点东西后赶去东京歌剧城（Tokyo Opera City）排练。
这座歌剧院可不陌生。读大学时修交响乐概论，看过一部日本拍的教育片，介绍每种乐器的音色以及在交响乐团中的位置，其场景就是东京歌剧院的金色大厅。音乐厅是传统而简洁的长方形结构，上下两层，面积不大，音响效果一流。我曾坐在最后一排听东京混声和汉城艺术合唱团的演出，音色清亮明丽、一尘不染。音乐厅大堂的柱子上嵌着日本音乐之父武满澈的铜版画像，我和Selwyn，Annika在此合影，可惜闪光被铜版反射回来，没能把他老人家拍好。
我们先是在排练房里练了两个小时，然后三个团轮流走台半小时，最后联排合作曲目。合作曲目有五首，新加坡出的曲目是《Singapore Medley》，是何志光的作品，糅合了四首马来民歌而成；汉城的曲目是两首韩国民歌《Arirang》和《Nam-Chon》，旋律和声都非常简单；日本选的则是武满澈的《樱花》与三善晃的一首北海道渔歌《Soran-Bushi》。三善晃同志的作品我们唱过不少，极有日本风味，只是学起来太难，旋律拗口的很，这一点上堪与之比肩的大概就得数法国人Olivier Messiaen或Francis Poulenc之流了。
作为一个合唱团员，我一直有点羡慕独唱家：他们唱的都是美妙的旋律，给予听众听觉享受的同时自己其实也很愉悦，而且美妙的旋律都是朗朗上口、易学易唱的；相形之下，合唱团则经常是每一个声部的旋律都晦涩到可怕的境地，合在一起后才能产生优美的和声。尤其是许多利用计算机谱出来的现代作品，作曲家往往只需要构思出一条简单的旋律，计算机就会根据乐理自动拆分和声，一下子把十个八个声部的分乐谱一股脑全都喷涌出来了。这样产生的分乐谱往往毫无旋律性可言，对合唱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折磨。。。。。。算了，再说下去该有人冷嘲热讽了：“有本事去独唱啊？”我一直很迷惘的是：为什么公众承认交响乐比器乐独奏具有远为强大的表现力，而合唱却没有在公众心目中产生类似的理念呢？
甚至许多乐坛人士也轻视合唱艺术。想当年谈恋爱时女友向她的音乐家老爸介绍我业余时搞声乐，老头眼睛一亮，问是搞合唱还是独唱，女友答说合唱，老先生又坐回沙发养神去了。
毛主席说得好：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
回到正题：这一场演出共分四个部分：三个合唱团分别演唱各自的曲目以及最后的合作部分。我们TPCC作为无伴奏合唱团率先上场。
这一场音乐会我们的曲目配置是这样的：以《乌苏里船歌》开场，其起始部分如晨曦薄雾，八声部渐次展开，继以水江天的男声独唱和优雅的女声伴唱；其次是马来民歌《Burung Kakaktua（布谷鸟）》，这首歌旋律优美而舒展，较之《乌苏里船歌》活泼了许多；继而是印度民歌《Varsha》，这一首是表现季风雄浑粗犷之美的，至此已经摆脱了前两首歌曲旋律典雅的风格；再一变，梁荣平的《Dragon Dance》开始转向展现节奏的美，全曲唯一的歌词就是模拟舞龙时的锣鼓“锵咚锵”，由开始时男高音声部低沉的中速层层推进直至最后四声部共同达到高潮部分；结尾是节奏大师Francisco Feliciano的两首菲律宾民歌《Pamugun》和《Pokpok Alimpako》，这两首曲子的共同点是把多声部的协作推向极致，将各声部的旋律碎片奇迹般地嵌在一起，成为瑰丽无比的篇章，对合唱团的水准要求非常高。鲁迅评价《儒林外史》时说这部书“如集诸碎锦。。。时见珍异”。正如《儒林外史》其实是无一处不精彩，这两首曲子的效果也不仅是“时见珍异”，而是从头至尾紧凑连贯，使听众始终处于高度兴奋中，最后嘎然而止，毫不拖泥带水。合唱曲里论旋律性我最爱Benjamin Britten的《Hymn to St. Cecilia》，论节奏性就该首推Francisco Feliciano的这两部作品了。
总的来说，我们这一场演出是以表现旋律始，表现节奏终；慢板始而快板终。我对林曜这一曲目安排是非常佩服的，他选择了在最后向观众展示我们团的水准：一个合唱团的水准并非靠音乐旋律的优美，而是以各声部无瑕的协作来体现的。
我们后面是汉城艺术合唱团的三首韩国民歌《梦金浦打令》、《青鸟》和《农夫之歌》。他们是使用钢琴伴奏的室内合唱团，我坐在台下除了感慨专业演员声线素质之高以外还看不出什么水准来。当然，他们的音乐本身是极为优美的，有一个腰围是我两三倍粗的大妈唱女高音，音色非常的棒。
接着是东京混声。显然他们不希望重复演出本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日本民歌，而是演出了一幕大型音乐诗《追分节考》。这是柴田南雄1973年的作品，指挥田中信昭孤家寡人站在台上随意举起一面面贴着宣纸写着大字的牌子，合唱团的音乐家们则以此为指令在观众席的走廊上闲庭信步、穿梭往来，不时以歌声相和。贯穿始终的是一柄“尺八”（一种类似洞箫的日式竹制吹管乐器）独奏，营造出一种日本文化所特有的抑郁萧瑟的情境。
最后才是合作曲目的演出，虽然只是三个室内合唱团，站在一起就把舞台撑得满满的。第一首由林曜指挥《Singapore Medley》，清丽而不失欢快的旋律立刻把观众的情绪调动起来，其次是朴治龙指挥两首韩国民歌，最精彩的部分是最后田中信昭指挥的《樱花》和《Soran-Bushi》。
田中是东京混声的创始人，1956年从东京艺术大学毕业后就和同学一起组建这个合唱团，担任总指挥至今。老头身材矮小，头发雪白，拢在脑后，露出一个光亮的大脑门儿，真可以说是典型的鹤发童颜。老头往台上一站立马就能调动起演员的情绪，尤其是指挥拉网小调时他夸张地作着拉网的姿势，连我这个第一次被他指挥的人都立刻感受到了音乐中的那种力度和狂放。
这两首曲子成功之极，迎来雷鸣般的掌声，三支合唱团在台上欲罢不能，由林曜和朴治龙分别把这两支日本曲子又演绎了一遍，田中拉着这两个后辈亲切拥抱，反复谢幕，摆足了资深指挥家的派头，这场音乐会算是圆满成功。
我觉得这一场音乐会完全达到了主办者的目的，即为日本观众呈现迥异的艺术风格。日本乐坛一向为欧洲古典音乐与日本民族音乐所统治，通过这场音乐会观众仿佛闻到了从亚洲其他角落吹来的新鲜空气，无论是我们团高超的韵律美还是汉城团优雅的旋律美都是他们极少见闻的，这场音乐会获得空前成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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