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音乐之旅之四
十月七日 星期一
今天上午的节目是去参拜靖国神社（Yasukuni Jinja）。
昨天晚上同屋Mark和一群新加坡海龟出去泡吧，凌晨才回来。我没这么高的品位，吃完了吉野家回来早早地休息了，今天一大早同Catherine、Ching Ee约好一起坐京王线去千代田区的靖国神社。
哪知天有不测风云，早起一场虚空。刚出九段下地铁站就被大风大雨给堵在门口了，三个人在地铁站里磨时间，看着一拨一拨的上班族匆匆忙忙地去开始新一周的工作，好不容易过了半小时，看看风雨稍微小了些，横下心冲进雨幕，撞到一家便利店里，买了把伞，拿了罐热摩卡就继续上路了。
从九段下到靖国神社的第一重大门并不远，抬腿就到。日式神社大门风格都一样，左右两根柱子顶着两根横梁，颇为伟岸，日文称作“鸟居”，大概是预见到了神社破落之后这个牌楼一样的庞然大物必将沦落为飞鸟栖息之所吧。靖国神社的鸟居共有三道，第一道鸟居是钢结构，高25米，建于战后，左上方飘着太阳旗，右下方勒石刻着隶书“靖国神社”四个大字，它距离第二道鸟居大约需要步行五分钟，这段路是条“参道”，想必就是“参拜的道路”，路口放着从朝鲜抢来的一对石狮子，两旁都种着苍松翠柏作庄严肃穆状。
走了一半有一座大村益次郎的塑像，此公号称日本陆军之父，就是他把旧式幕府军队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军阀部队参照西方体制改组成以师团（军）、旅团（师）、联队（团）为基本建制的现代日本陆军。过了大村塑像不远处是第二道鸟居，青铜铸造，高15米，是1887年造的。这里有条小马路，慢慢悠悠有几辆车在开，过了马路赫然竖着块大牌子写着“下乘”，其装模作样令人喷饭：你都拿隔离栏把车挡外面了，还多此一举叫人下车干吗？
这后面就是“神门”了，亦即靖国神社的正门，用桧木建于1934年。我是半文盲，不知道桧木是什么木，但既然秦桧他爹拿来给文曲星儿子做名字，想必是一种沉香神木、绝妙好辞，只可惜出了他秦桧老人家之后就变成死字了。
迈进这道正门后又看见第三座鸟居，建于七十年代。这座鸟居可花了大本钱，拿不知从什么深山老林里拉出来的两千多年的桧木搭起来的，鸟居下有一块“书信揭示板”，一月一换，陈列死人的遗书，想必是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去时看到的是一个海军中将给老婆孩子写的信，说他即将为祖国献身于贫瘠的异国他乡——其实此公死在太平洋战争最后阶段的阿留申海战，我不解的是同样是海，难道日本海就比阿留申海域“肥沃”很多吗？再说日本那么肥沃你闲着没事跑到“贫瘠的异国他乡”又所为哪般？又说他感到十分安宁祥和：都闭着眼睛等死了，不“安宁祥和”一下骗骗自己还能怎样？
此人既然是海军中将，应该是一支舰队的指挥官，阿留申战区的主管（“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只是少将，大名鼎鼎的南云也不过是个中将）。作为下级的军曹或者少佐必须严格服从命令，哪怕知道要牺牲也必须执行，那是军人天职；你作为一个指挥官，明明知道这场侵略战争已经一败涂地毫无转机，不敢一人承担责任去面对最终的审判，反而下命令叫士兵去无谓地浪费生命作陪死鬼，自己写封遗书充当民族烈士，其虚伪、自私以及本质的怯懦可谓跃然纸上。
再提一句，此公连叫他老婆改嫁的雅量都没有，千叮咛万嘱托他老婆要好好照顾孩子，还要照顾孩子的孩子，压根把老婆当保姆使，为他家传宗接代忙活一辈子。对他儿子却宽松的很，说要他们自由行事——我开始还以为这句话是婉转地对他老婆说的呢。看来无论是当此公的部下还是老婆都没有好下场，非得当他儿子不可。
这就是每月贴出来的日军遗书，这就是“爱国主义”教育资料。
走过桧木鸟居是拜殿，也就是第一层大殿，靖国神社共有三层大殿，过了这座拜殿，后面才是祭着240万战死军人牌位的本殿，最后是奉安殿，供着这些战死军人的名录。这座神社始建于明治二年，即1869年，当时九州系的武士集团刚刚击败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奉还大政”给明治天皇，随即修建了一座“东京招魂社”用来纪念在“明治维新”中战死的军人，十年后改为神社，即今天的靖国神社。这里供奉的都是明治维新以后历次战争的亡灵，如甲午战争一万三千，镇压台湾起义一千，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千，一战四千（主要是与德国在胶州湾作战），九一八事变一万七千，抗日战争十九万，太平洋战争二百十三万等等。
入靖国神社的不一定非战死不可，只要在战争中因公而死都算，像那些被吊死的A级战犯就被认定是因公而死，从而可以进入神社受祭。拿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最近一次参拜靖国神社时的话来说，在他们日本人看来，人死之后所有罪名都洗刷干净了，只剩纯洁的灵魂，因此东条英机之流没有理由不被日本人当作为祖国而战死的英灵而怀念。
拜殿的右侧是靖国会馆，说是缴一千日元就有披着白色法衣的神道僧侣带着你以传统礼节恭恭敬敬地参拜一遍烈士亡灵（说到神道，这也是一个日本独有、别无分号的活宝，日本人说他们的神道好像蒸馏水，是最高级的宗教；至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什么的，都是掺了油盐酱醋的脏水，是从神道这个本源衍生出来的）。一千日元不算什么钱，可是我不愿意花在这些“亡灵”头上，因此扭头就走了。
下面要去的是“游就馆”。这是一座战争博物馆，建成不久，名字的出典是《荀子》“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说白了就是：我和我的战友们结下一条心去我们喜欢的地方“游玩”、“常住”。
一进博物馆首先引入眼帘的是一架零式战斗机，这是日本二战中的“名物”，空袭珍珠港就是用的它。再往里走就从明治维新前美国舰长柏利首度打破日本锁国政策引起日本国运危机开始，一直讲述到太平洋战争一败涂地，介绍日军战史，配以丰富的实物如武器、地图、军服、战地日记等等，颇为翔实。
这座博物馆的最大特点是：它并不捏造史实，完全靠单方面的诠释和隐瞒历史事实来误导参观者。也许这就是日本人所谓的“不同历史观”吧。
比如它说：日军攻陷南京后当地居民又恢复了和平的生活。这句话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一场城市攻防战结束之后当然回复到非战争的和平状态，你没法指责它在胡说。但它隐瞒了日军屠杀平民这一事实，也回避了这样一些问题：这样一种和平的沦陷生活是不是南京居民需要的，以及在此之前的战乱生活是由谁引起的。
再比如关于珍珠港，它说“日军采取了进取性（aggressive）的军事行动”，回避了日本政府选择在空袭开始前一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谈判破裂——而轰炸机在几小时前就早已开始其航程了——再进一步因为日本外交官野村延误了时间，在珍珠港打响之后才把国书递交到美国国务卿手里的史实。日本人提到“偷袭珍珠港”时很自豪，自以为是成功的“诡道”加长久的“武运”，却羞于提及这场“偷袭”完全归功于不体面的不宣而战。
还有一点让日本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们自称帮助亚洲殖民地人民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是亚洲人的解放者，并且自愚自乐地拍了部电影叫《自由》，片中竟然胡编乱造说印尼人感激涕零地去吻日本兵的脚趾。结果印尼驻日大使提出抗议，把这种恶心的镜头定义为“自慰般病态心理的体现”，要求在公映时删去，日本人阳奉阴违，单单把吻脚趾那一个镜头剪掉了，俯下身去的镜头却还保留着。
谈到这个问题，来自马来西亚的Catherine告诉我她们的真实感受：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马来西亚人民以为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可以保护他们，谁知看到的竟是英军不堪一击，在香港、新加坡成建制地向日军投降，没投降的拉着中国远征军在前面挡着日军，自己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悄悄撤退，把中国人的侧翼空出来留给日军去包抄，一溜烟地穿过缅甸逃到印度；结果又在印度的英帕尔被日本追兵包围，多亏孙立人将军带了俩团把日本人给打跑了，才算解了围。
最可气的是：英国人原本在伊洛瓦底江两岸囤积了大量汽油，宁可在日本人来之前付之一炬，却死死卡着不供给中国远征军，为的就是担心中国人站稳脚跟后动摇其在东南亚的殖民体系。中国远征军置本国战场不顾，跑到中南半岛来帮盟军抵抗日寇，英军却克扣给养、临阵脱逃，这就是二战中亚洲战场的英军表现。
“如果你不能保护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养着你？”这才是战后殖民地人民独立运动高涨的根本原因，而非日本人的功劳。日本和英国无非是两条抢食吃的恶狗，只是日本更凶恶，英国比较无能而已。
参观完游就馆之后我在留言册上写了这样一句话：“Good effort to tell your side of story”。我相信有些日本人什么都做得出来，完全可以把义愤填膺的留言销毁，只有这样的反语，而且是日本人既崇拜又老学不会的英语，才能存活下来。
出来发现雨早停了，一片艳阳高照。这里往南不远就是皇宫，我们下午还要排练，没有时间去了。这次的东京之旅就是这样遗憾：只有小段小段的自由时间，没有整天时间，否则我早就搭火车去富士山或者仙台了。我居住在日本的朋友Bob Constantino一直向我推荐仙台，它又是鲁迅先生居住过的地方，这次没能成行实在可惜。
下午的排练同周六一样，先是在房间里排了两个小时，然后各自去走台。这一场音乐会我们心里不太有底，因为所有曲目都是新加坡音乐家的作品，说实话其中有些写的挺晦涩的；加上一半曲目是收到日本邀请后谱写或赶排的新歌，排练时间不长，不像上一场我们的曲目全都是在过去的音乐会上演出过的。
按照演出顺序，第一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系教授Bernard Tan的作品《DreamscapeII》，这首曲子的旋律性比较强，技术上并不太难；然后是“驻团作曲家” 何志光的新作《One》，表现人类间的沟通，说是这次在东京歌剧院全球首演。这首曲子注重旋律色彩的前后对比，因此虽然旋律比较简单，要唱好却不容易，迄今为止我们还从来没有成功演绎出它的神韵；第三首是Kelly Tan的《The Solitary Reaper》，歌词是William Wordsworth的同名诗作。这首曲子连林曜都承认是作曲家的问题，写出这种尚不成熟的曲子来折磨合唱团，五月我们在国大音乐厅首演以及六月在维多利亚音乐厅演出都不理想，我们都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算了，Kelly Tang居然还好意思在林曜的介绍下洋洋得意地向观众挥手致意，简直全无心肝；第四首是TPCC前任助理指挥Juliette Lai根据六十年代一首脍炙人口的马来西亚电影插曲改编的《Getaran Jiwa》，这首曲子旋律舒缓优美，是浪漫之极的情歌；第五首又是“全球首演”，梁荣平专为我们东京之旅而作的《Happy Clouds》，这也是一首讲求色彩对比的歌曲；最后压轴的是梁荣平在1983年根据四川民歌改编的《槐花几时开》，这首歌的连续两次八声部阶跃部分非常精彩，放在节目最后用来展现TPCC音色的优美纯正以及强大的表现力。
这场音乐会首先由东京混声上场，他们演出三首曲子：汤浅让二的《芭蕉的俳句》以及池边晋一郎的两首作品：《丰年祭》和《船歌》，前者取材自台湾高山族民歌，后者取自印度Bengal一带的民歌。池边这个版本的《船歌》我们是排过的，但感觉表现不出印度风味，没有成功。这次听东京混声演出，他们完全抛弃声乐的经典发声法，改为使用非常靠前的鼻音来模仿印度发音，从而大获成功，也让我们在后台心折不已。
接着就是我们的演出，在此之前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想想豁出去算了，人家东京混声演出如此成功，我们毫无退路，非得破釜沉舟不可了。结果演出效果出奇的好，《DreamscapeII》和《Happy Clouds》上了日本顶尖音乐评论杂志；《One》让作曲何志光感动不已，说是完全表达出了他谱曲时的构思；《The Solitary Reaper》这一次终于唱得完美无瑕；《Getaran Jiwa》让观众赶着又加演了一遍；至于收尾的《槐花几时开》，唱完之后全场鸦雀无声，连我们自己都完全沉浸到了歌曲的意境中，过了好一会才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歌剧院二楼田中信昭老先生站起来竖着两个大拇指向我们祝贺，真合了评论里常见的那句老话：Two Thumbs Up！
至于林曜，在雷动的掌声中并不急着谢幕，而是先对全体合唱团员微微鞠了一躬表示感谢，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我想这是在感谢我们为他的东京之行画上了一个辉煌而完美的句号吧。
掌声过后，平心而论，这场音乐会的空前成功折射出来的其实是我们作为业余团的本质。一个专业团有非常稳定的水平，排练什么样演出就是什么样；不像我们业余团，排练时战战兢兢，很久都没有起色，心理压力极大，到演出时倒奇迹般地把所有问题统统解决了，与此相反，六月在维多利亚音乐厅演出前的排练可以说四平八稳，演出时却出了问题，个别部分乱成了一锅粥，事后悔恨不已，这些都是业余团水平的体现。我也不追求以后的演出都像这场似的超水平发挥，只要把排练时的水平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就很满足了。
接着汉城艺术合唱团演出了以著名朝鲜诗人金素月的两首诗谱曲的作品和一首小品《接吻》，展现了很高的艺术修养，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团的真正水平。真巧，他们的加演曲目也是我们唱过的，他们的演绎非常棒。最后三个团合作演出Dona Nobis Pacem，这对专业团来说是小菜一碟，加上管风琴声在歌剧院大厅回荡所造成的空灵效果，自然也是大获成功。
谢完幕，我长长地松了口气，近半年的辛勤准备毕竟没有白费，总算功德圆满。辉煌了一把，但立刻就彻底结束了。很多事都是这样，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在辛苦地筹备，一旦成功了，事也就完了。虽然美好的感受只是一刹那，但毕竟是值得去用长期的努力换取的。
回到酒店，在浴缸里好好地泡了一顿之后，我照例去吉野家夜宵，然后在新宿的小马路上作最后一晚的信步闲游。街边有不少算命的，两个凳子一张桌子，点上两根蜡烛在那等主顾，生意还不错，虽然已是午夜，还有不少人在问运气；做清纯学生打扮的妓女则蜷缩在路边的门洞里避寒，有行人经过就出来招呼，这些流莺没有黑人、小北京给她们拉客，想来是比较低端的一群；最多的还是街道两边的无家可归者，有老人也有壮汉，找来些纸板箱简单搭个铺，就在萧瑟的秋风中度过一晚。
日本的经济已经在低谷里徘徊了十多个年头了。
突然想起了今天音乐会上金素月的一首诗：《不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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