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三十年》札记
新中国三十年
唐德刚
打天下只是无赖打无赖，封建残余打封建残余，都有老套路可循。治天下就难了。老样板没有了。
袁世凯的悲剧，是背着个总统的包袱去做皇帝；蒋、毛两公的悲剧，则是背着个皇帝的包袱去做总统。
淮海战役期间，斯大林曾特派米高扬去西柏坡警告过毛泽东，认为解放军不可渡江，借口是怕美国介入，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解放军渡江未几，金日成就挥军南下。斯大林为何不派米高扬前往阻止？各种迹象显示，韩战分明就是经过斯大林精心设计，至少也是默许才发生的。史氏之目的盖在拴住毛泽东，免其变成亚洲之铁托也。而毛泽东也就甘愿陷入斯大林之圈套，而不能自拔，也真是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一场“高丽战争”，打出了中国极左路线的内政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最可叹的是，美国向极右发展，只是短期的和政策性的，其主要运作也只限于外交界。。。。。。中国的极左路线则牵涉到永久性的意识形态。。。。。。终至血流成河，尸骨堆山，死人数千万，受害者数万万，历时二十余年，至毛死后而已。其遗患至今未了也。
三年韩战，打得四野全销，解放军真正的统训统编，军委毛主席指挥起来，也真就如臂使指了。所以一场韩战，对毛泽东的整军裁军的计划来说，也真是若有天助也。邓小平后来打越战，也是如此的。
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里，开国之后，裁军整军都是第一难题。而人民中国在建国之后，未费太多气力，贺龙（一野副）就乖乖的去打桌球，当体委；刘伯承（二野）也缴出兵符去办学；陈毅（三野）遵命去搞外交；林彪（四野）安心去俄国养病。只有一个毛主席最信任、最亲密，过去合作关系也最好的「彭大将军」，彭德怀（一野正）保存了军职做国防部长，抗美援朝时奉旨出任中国志愿军司令员。
在遴选候补官吏的制度上，它所采取的却是一种带有时代性的“入党做官”的办法。推行起来，比帝制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考试制”，还要落伍一点罢了。
叠床架屋，他还有一套，和政府机构平行，而更具决策权力的党的机器。在通常的情况之下，一省的行政首长应是省长；一校的首长应是校长；一个公司的首长，应是总经理。可是在共产中国，则一省首长却是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一校则是校委书记；公司工厂，也是厂委书记。甚至学生自组的学生会，也是书记当家。
至于土地政策，人民政府所采取的也只是王莽的新朝（公元九年─后二十四年）所实行底“复井田”的土地公有政策。它先搞“土改”，从事分田。分久必合，然后进一步组织“合作社”，和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
这种阶级净化的革命手段（屠杀八十余万“地主阶级”），和近时科索伏的种族净化，实是异曲同工。如此以滥杀方式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近百年来的人类历史已充分证明，不但不构成一项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底并发症和后遗症，尤其可怕。因为杀人是有瘾的。
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于「大跃进」之后。朋友，以三千万颗头颅换一颗原子弹，历史家执简书之，心头也是万般沉重的。
其镇压反革命和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之彻底和残酷，真是古所寡有，今亦无双。虽德苏两国亦相差远甚。数十年来北京的官史家为此一政策辩护，说是国民党和美帝不甘失败，在大陆留下大批特务，从事破坏和暗杀，猖獗到阴谋“炮打天安门”的荒谬程度。据说中国人民抱怨政府“宽大无边，有天无法”，政府不得已而为之，才开始镇反肃反的。
此次赫鲁晓夫鞭史，情况就复杂了。北京多数中央领导，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和邓小平等人，显然都有意与苏共步调一致，来搞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裁。可是毛泽东这个传统的反史派土共首领，这时却摇身一变，变成斯大林幽灵唯一的魔鬼辩护士了。在中共高级干部一致附和鞭史声中，毛则力排众议，坚持评论斯大林的历史功过，应该是三七开：斯大林「功大于过」。
朋友相信吗，中共在八全大会中对斯大林被鞭尸的反应，其后竟变成人民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本身，接着发生的二十年不停的动乱，尤其是文革的十年浩劫底众乱之源啊。
中共的八全大会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开幕的。长话短说，大会中最重要一件议案，便是「修改党章」，这个「新党章」和七大通过的旧党章，最大的区别，便是把原有的「毛泽东思想」（见上节）给划掉了。这一划不打紧，便把毛主席从琼楼最上层，降级，降到基层，和其它工农兵党员没有两样了。
德俄两国，一般政治学家，都把他们归入所谓「警察国家」（Police State）。毛公统治的中国，则是已入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a police state without police）。
至于毛公的政治策略，则大策略不外是不顾国家民族，和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放火自救。不顾原则的打破现状，制造混乱，然后（且引用他自己说的话）“从大乱中求大治”。毛知道在全党全国大乱之后，也只有他能快刀斩乱麻地，造势整风清党，然后来拨乱反正。
毛泽东主席所亲自发动的第一轮反击战，便是八大之后，一九五六年底的所谓「双百运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运动初起时，我曾问过胡适老师：「百家争鸣，人人知道；百花齐放，出自何典？」胡顺口答道：「镜花缘。」真是渊博。
毛就准备利用当时分散在各个小“民主党派”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帮助他整党整风，自清君侧了。这显然就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底所发动的“双百运动”底最原始的构想。
毛号召各小党派中的「民主人士」，大胆地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批评。并给以「言者无罪，闻者足诫」的最安全保证。他所制定的指标则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作此公开的保证时，他显然认为他自己声望正隆，高居顶峰，这对三个“主义”，都沾不上边。因此批评者也只会批到刘少奇为止。不曾伤及“皇上”。
此次搞双百运动，毛公显然视为当然，他自己是不会变成攻击对象的。谁知他老人家估计错误了。
毛主席震怒了。他很快的就体会到自己的错误，反扑势在必行。但他能表面容忍，并把所有右派“言者无罪”的控诉，一字不易的在“人民日报”，全部刊登；作了充分的准备之后，乃把邓小平叫出来，发动一个强烈的“反右运动”，把他们镇压下去。
三十年后，邓小平还说，反右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错在不应扩大。说得何等轻松？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毛公作为国家元首，在一计反右之后，可说国家信用、个人信用全盘扫地，把“阴谋”硬说成“阳谋”，更可说是标准的嘴尖皮厚，但这也为着他自己的政治生存和错误，不得已而为之也。但凡心黑度厚的政客，怕的是初犯，一犯以后，就视重犯为当然了。
毛公本来的构想，原是发动高知来“帮助整风”，谁知弄成个高知反党，他自己又被迫反右的结果。自此以后，他再也不敢轻用高知。在“文革”期间，为着把刘少奇斗臭斗垮，他就舍“高知”，而去利用“低知”和“无知”的红卫兵了。
总之，毛的拳路是空手道、少林拳等等“外练筋骨皮”的外家功。周则是“内练一口气”的内功拳、太极拳、沾绵拳。你一旦被他“沾”上身，你有天大的摔角功夫，也摔不掉他。
要把皇帝转成总统的程序是很慢的。他要先从大皇帝、真皇帝（道光、咸丰），转到半皇帝和大独裁总统 （袁、蒋、毛），再递减到假皇帝和半独裁总统（蒋经国、邓小平），渐次转到家长总统或总理（李登辉，也包括李光耀吧），慢慢才能转上依法办事、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总统（像为好色而遭弹劾的小公仆、在转型中国尚未出现的柯林顿）。
中共早期的“路线斗争”，其实质是苏共的领导权之争。
列宁死后之所谓「国际」者，事实上便是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二人，双头马车的平行领导。他二人的矛盾反映在中国支部里，因而中国共产党也就分成「托派」和「史派」了。等到托洛斯基在俄国被斗垮，逃往墨西哥另组其「第四国际」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托派」，就变成反革命了。
彭德怀最不可恕的还是他滥用国防部长的权力，解散中南海文工团，干涉禁城宫闱琐事，更是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所以彭德怀这个「海瑞」，最后被「罢官」时，毛公实在把他恨得牙痒痒地，并亲撰文告，质问这个人粗「心细」的彭樊哙，「何所恃而无恐」？朋友，毛公之黜彭，实在不是因为彭德怀上万言书，写讽政诗才「罢」他的呢。
（周恩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半外交家之一，另一个半是李鸿章和顾维钧。而李周二人都是外扼于强寇，内制于昏君，未能尽展所长，为之惋惜与叹息，未尝断也。
毛在庐山会议上拉刘打彭，在文革前期拉林打刘，随后又拉周打林。等到林彪折戟沉沙，毛已无人可拉，便拉江打周，大搞批林批孔。
主席皮也，总理毛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毛泽东何以不能治天下？
苏联模式显然是个一团糟的模式。。。。。。毛公。。。。。。至死也不知道他找错了鬼谷子，拜错了山门，画错了蓝图，所以就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了。
纵是圣主明君像李世民那样，有时也会滥用其权的。世民就时时自吹他「身兼将相」，偶尔也就有点得意忘形，可是他一看到那位守正不阿的宰相魏征，他就会立刻收敛的。有时他也为这个碍手碍脚的宰相，感到厌烦，要把魏征「罢」掉。想不到李世民却有个贤淑而有见识的老婆长孙皇后，他每次要把魏征罢相时，都被皇后苦谏而止，所以唐朝的「贞观之治」，卒能全始全终，造福万民，永垂史册。
再回头检讨检讨我们及身而见的红色帝王毛主席。中国今日已非帝制时代，搞搞集体领导的政府，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统治者实在不能再模拟皇帝了，而我们毛主席却热中为之。真的要做皇帝，那么您就学学好皇帝李世民也好嘛。毛公原来也的确有个魏征嘛，可是他偏把这个魏征，糟踢成一个和稀泥的周恩来，最不幸的他还讨了个糟糕透顶的老婆，她不但不能像长孙皇后那样，来致君尧舜上，她还要助纣为虐，把个老公弄得桀纣之不如。
二五计划中，毛主席的新指标对钢铁生产的预计是，一九五八年的生产量是一九五七年生产总额五三五万吨的「翻了一番」，成为一○七○万吨了。据当时实际主管钢铁生产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事后的回忆，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初，为想提高钢铁生产量，曾召见薄一波到他中南海游泳池去，一起游泳，并提供口头咨询。毛在池中问薄，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的指标能否翻一番？刚好薄一波正在游泳池中翻了个身，因而随口说「翻一翻」。毛闻言大悦，就说翻一翻吧。他二位决策者，因而就这样决定了，把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翻一番」，就订下了一○七○万吨的指标了。
［笔者附注：这个在游泳池里「翻一翻」的故事是根据国务院体改所前所长阮铭教授，听薄一波在文革出狱后亲口说的。见阮著「中国大陆无程序决策」载于一九九三年五月号的「中国之春」，复被丁抒教授近著「人祸：『大跃进』和大饥荒」增订再版所引用，见该书页五七，七九。］
秦国的新土地法，所谓「废井田，开阡陌」，我们如果用中国最新的词汇来解释，那就是秦国把个原先已经瘫痪了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土地公有制的「人民公社」废除了。改行「责任田」、「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借土与民」、「扩大自留地」，甚或干脆卖土与民，使农民可以私有土地相互买卖，相互租佃，相互竞争，搞「农业市场经济」，鼓励农业生产。这个「秦制度」经过数百年的反复试验，几经改良，终于在汉初落实成为一个两千年没有原则性改变的土地制度的「定型」。
若论真要把这宗「千载犹行」的「秦制度（土地制度）」加以原则性的改变，王莽而后，实在只有我们亲眼看到的毛主席了。毛泽东要向王莽学习（王莽原是近代中国马克思史学派的英雄），复先秦之古，化私为公，最后竟然搞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来，表面看来很新奇，其实在熟读古书的中国历史家看来，毛氏的一切构想，皆未脱古人框架也。
治制度史的人，不能说什么「最好的制度」或「最坏的制度」。他们只能在「较好」、「较差」、「可行」，和「不可行」之间，作其比较的评述。
把饿死三千万农民的人民公社的灾祸，推给上帝，说是出于「三年自然灾害」，这就是一种鸵鸟政策，可以自装糊涂于一时，三二十年之内的历史家，会把它揭发的盆底朝天的。
毛的这篇讲话（庐山会议讲话），历史家如把它当成个重要的历史文献来读，他除开反复强调总路线和三面红旗绝对正确，食堂照办，「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继续进行之外，通篇演说，可说是嬉笑怒骂，七扯八拉，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把大会中严肃的听讲者，不当成为国家服务的高级官员，而只是他私人的一群太监黄门、马弁和副官。主持国家大政的将相级人物的个人尊严，可说是被他糟蹋殆尽。毛氏发言态度之恶劣，竟与明朝皇宫之内的「廷杖」无异，只是没有公开打屁股罢了。
终于把彭德怀那样一位旷世难逢的，有圣贤资质的爱国者，硬性栽赃，说他组织「军事俱乐部」阴谋反党夺权，最后竟处死之于暴徒之手。彭德怀后来死的那么惨，以彭氏之死，比诸南宋秦桧之杀岳飞，则毛某就不如秦桧远矣。因为秦桧还承认岳飞的罪状为「莫须有」，不像毛某之栽赃到底也。
（庐山会议之后，毛）所忙的第一要务原是整军。军整好了，有枪杆在手，还怕搞党从政的人不听话。所以他就暂时把党政要公，让刘少奇去自行其是，虽然他对刘的所作所为，还是遥为监控的。
在毛看来，他对解放军的问题的解决之道，只有来个全军大换血，把所有的嫡系将领，至少是参谋后勤之外的战将、带兵官（长征时一三军团中的将领）全部换掉，而代之以新血（如原张国焘系统中的许世友、陈锡联等等）。不能全部换，也要换掉一大部，庶几彼此可以相互牵制。使骄纵的嫡系人马，不敢造反，搞黄袍加身。
在林彪事变过程中，许（世友）为对林监控最主要的力量。陈锡联也是四方面军的人。毛最后竟擢升之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原一三军团分子，对此都至感不平。
毛的第二步整军计划，显然是向赵匡胤学习，搞「将不专兵」。所有带兵官，只能奉旨带兵，私人自己不许拥有一兵一卒。
将既不能专兵，则国防部长、总参谋长都成了专司军政的官员，不能染指于军令和指挥系统。这样则军委主席或党主席，乃可以将将方式，越级直接指挥各兵种如臂之使指也。如此，则林彪虽接任为国防部长，他身边却没有一连、一排，乃至一班，自己可以指挥得了的卫队。他可以发动四百万解放军来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却不能调动一团解放军，来听其随意指挥。他治下有海军舰艇百艘，飞机数千架，但除一两只不带武装，和专为交通运输使用之外，他也不能任意调动一两只，供其私人使用。纵是专供他使用的车船和飞机，他可随时飞上天，开出海，但是机场的启闭，港口的开关，他却无权指挥。正如他全家最后一次的空中航行的实例，天，他可飞上去；地，他却不能轻易的落下来。所以就葬身外国，折戟沉沙了。
罗长子（罗瑞卿）显然亦如国民党军中的参谋总长陈诚，和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关系。是毛派来制衡他（指林彪）的棋子。这颗棋子不拿掉，他想抓兵权，则永远是缘木求鱼的。林笃定要除罗，毛又坐山看虎斗，分而制之，不加保护，罗长子就跳楼了。
一言以蔽之，刘氏的原则就是个「退」字，从毛泽东的极左政策上「退」下来，与民休息，再鼓起干劲，从头来起。
这个前所未有的「七千人大会」之召开，实是刘氏主政以来声望和权力的最高峰。从另一角度来看，也是毛泽东声望的最低潮。
可悲的是，刘氏为人比较正直，公忠体国，而城府不深（这是他老相识、老政敌张国焘对他的评语。张氏对其他政敌，如毛、如周，都有不堪入耳的评论和鄙视，唯独对刘却颇有好评）。
文化大革命事实上便是这个四清运动的延续，而四清运动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毛泽东眼见四清运动，扳不倒刘少奇，才耍赖搞起文化大革命的。
为着扩大四清，毛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在杭州举行的一次工作会议里，制定了一项指导四清的工作纲领，便是所谓「前十条」。刘毛那时并未正式翻脸，毛氏制定政策，刘氏还得加以推行。刘认为这个「前十条」是个极左文件，真正实行起来，一定又是数十百万人头落地，打击面未免太大了。为着保护一般党内的正常干部，和可能遭殃的善良人民，刘对这十条乃加以修正，就变成所谓「后十条」了。这是一九六四年九月，刘在另一次工作会议上，领导修正通过的。
刘氏这一修正，一下就触怒了毛主席，毛几乎就在「后十条」颁行的同时，就召开另一中央工作会议，立刻废除「后十条」，而代之以更左的「二十三条」（正式名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一来毛刘二人就短兵相接，非斗个你死我活，不得开交了。
笔者那时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中文图书部主任。我们收集了五百多种红卫兵所发行的小报，把它们当花边新闻全看了，有许多不解之谜，才豁然而解。原来那个「前十条」和「二十三条」，本是毛主席所手订的，金光万道的革命文献，而「后十条」则是工贼内奸叛徒刘少奇，妄图反抗毛主席，所炮制的「黑文件」。
长毛的可悲，是他们天下才打了一半，便自己火并起来，所以就被敌人消灭了。毛泽东和他们稍有不同的是，毛已打下了天下，才关门火并，危险性就比较小了。
在这次四清五反，和接着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老毛是笃笃定定底，要把洪天王学到底了。他先杀彭德怀这位东王，再杀刘少奇这个北王，又想杀林彪这个翼王。林彪和翼王石达开一样，想搞分裂，另成局面以自卫，不成，才向翼王学习，想远走高飞，又不成，才折戟沉沙的。毛把老伙伴都杀完了，最后又想来对付周恩来，无人可拉，乃再度向洪天王学习：洪秀全最后只能靠两个脓包兄弟来保驾，毛则想靠老婆侄子来保驾，如何保得了呢？
毛主席显然是低估了当时中国的客观形势。在他的心目中，他是佛祖，刘只是个孙行者。他如赤膊上阵，亲自出马来「炮打司令部」，刘少奇和他那批小鬼，至多六个月就可以解决得干干净净。谁知道，他炮打司令部的结果，司令是被他打死了，小鬼却不容易收拾，结果形势失控，闹得中华帝国，遍地皆鬼，他这个阎王也收拾不了，一拖十年，就变成「十年浩劫」了。
「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在一九六六年都是全世界媒体上的大新闻。而全世界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都苦于无法知其全文，正好有个原在北京学习的日共党员，他在北京街头花了两分钱人民币，买了一份铅印本的「二月提纲」，当他返日路过香港时，发现国际媒体和美国特工，都想抢购此一文件。谁知这位日本共产党原来是个走资派，他乃提高价钱，和购者讨价还价，最后据说被一美国人以两千美元高价构去。那位老美可能以更高价格，转手出让，亦未可知也。
为处理彭真事件。。。。。。毛说：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见「批判彭真」（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页六四一。〕
（毛氏认为）不但是新中国的文教机关被旧知识分子把持了，其它党政军财外诸单位，没一个不是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有的（像彭真包庇的吴晗）已经当了新政权的领导；有的「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像「玉皇大帝」刘少奇），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边」。这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一有机会，他们就要专无产阶级的政。所以毛氏要在全国全党，党政军财外，中央地方各单位来个总清洗。
读者贤达，设身处地想想看。我们都做过中学生。在我们做中学生的时代，学校忽然停课了，大代数、解析几何的习题也不要做了，英文背诵甩过一边，学校伙食免费供应，要我们青年男女，成群结队上街去闹风潮，乖乖，天下哪有这等好事？我们对毛主席他老人家，能不山呼万岁？到后来，搞串联，出任务，调查反革命黑材料，火车轮船一概免费。有特殊任务（像出差成都去抓彭德怀归案），还可坐免费飞机，俯看秦岭、三峡、都江堰等名胜。到处有解放军招待，小将长，小将短，恭维溜须之辞，不绝于耳。身为红卫兵小将，颈系红巾，手执皮带，雄赳赳，气昂昂，好不英俊？看到牛鬼蛇神，只要一声吆喝，对方无不俯首听命。朋友，短短数十寒暑，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劝君应惜少年时，像这样风光岁月，一生能有几年？您怎能怪我们小将，搞打砸抢之起劲哉？只是在毛主席鼓励声中，在诸小将棒下鞭下，祖国大地上，不知又平添几干百个屈死的冤魂罢了。
笔者在中美两国都参加过学运，实在觉得全世界小臭老九，都是一个娘生出的。只是北大造反派，最后竟把（校长）陆平的母亲埋在冰雪堆中，活活冻死，这就不是人类的行为了。他们为北京大学光荣的校史，写上最可鄙可悲的一页。
毛之发动红卫兵，志在驱刘，后来刘一旦被驱，接着毛林之间的直接冲突就无法避免了。毛对个比较忠厚老实的文人刘少奇，都不能容忍，刘去林来，林比刘要诡谲得多，而又手握兵符。刘垮之后，毛之不能容林，而林为着自卫，势必用尽各种解数来反制，二人之间又没个第三者（像陶铸）足以牵制和缓冲，则治丝愈棼，就不堪设想了。
在帝制中国的传统里，和现代极权国家的政争里，像刘少奇这样的政敌，一旦失败，都很少有寿终正寝的先例。毛对他一定要斩草除根，免留后患。刘在发现自己对毛的驱迫无法抗拒之时，曾访毛要求辞职，「还乡务农」，毛只微笑，要他读书学习，不许辞职。毛之驱刘诛刘，至此已不是问题。问题在采取何种方式而已。刘毕竟是国家元首。他一未违宪，二未违法违警。毛要动用军警法院，面子上都无法交代。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就只好动用红卫兵了。
九大原是结束文革的论功行赏之会。而在文革中，全力襄赞毛公，不惜自身毁誉的，原有「林、四」两组势均力敌的鹰犬。九大论功行赏时，所有党政军要职因此也就由这两组人马分担了。且看下列名单：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唯一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以下按笔划排名）、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政治局委员：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按简体字笔划排）
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在这群统治中国要人的名单里，除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刘伯承等各位元老，和毛公的公安系统中的康生、谢富治、汪东兴以及许世友、陈锡联两位原是张国焘归属的军区司令员之外，就是林四两派的天下了。林四原是同林鸟；是一个动物园饲养出来的鹰犬。现在毛主席可要把他两派分开来互斗一番了。
林家匆忙逃走时，他的卫队曾奉命阻止，而晚了一步。他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也在半途跳车，并与立果开枪互击，凡此皆可说明，林彪的逃跑，非正常的逃跑也，而是一种变相的「越狱」。他们林家在「中央」不动声色的严密监控之下，早已身在牢中矣。不自知耶？抑是知亦无可奈何耶？！
最后，读者们或许还要问问我们搞历史的，对文革，甚至毛政权整体的评价。这是一本大书，一言难尽。我们只可说毛政权最后二十年，不但搞得死人数千万，文物财产被他破坏得无法补偿。最糟的还是他把整个中国弄到廉耻丧尽，是非全无，几乎到了万劫不复的绝境，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复也。我们肯定在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第二次大转型中，毛泽东政权，是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但是在两千年帝制传统里，也只有汉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贤的乱政，才差可与毛政权相比吧！
贺彭两元帅之惨死，死于冤狱，死于奸臣秦桧之手，故国人悲之。而林元帅，则是助纣为虐，指鹿为马的赵高也、李斯也；恶贯满盈，死有余辜，故国人恨之也。可是，朋友，您如置身于巫山之巅，俯看三峡中之孤篷危舟，他们同是被暴君船长，投入激流险摊之受害者也。被投落水之方式，虽各有不同，而受害则一也。
珍宝岛以后，周总理显然认为中国自我孤立的政策，不能再拖了，再拖会出回天无术底大纰漏。但是周也知道，他底国务院绝不能越俎代庖，来替毛主席制订「革命外交路线」。你若勉强为之，就必然产生反效果。甚至有「里通外国」的杀身之祸（彭德怀就有这项罪名），因此那最善于利用人事关系的周恩来，显然是运用了他不世出的「内交」天才，转弯抹角地，挖掘了毛主席的智慧，终于炮制出一计所谓「四老帅外交座谈会」来襄赞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研讨外交的新方案来。此四老帅为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时年七十二，聂七十，陈、徐均六十八）。这四位老帅都是在文革初期，一九六七年所谓「二月逆流」以来一直被迫靠边站的开国元勋。如今在苏联大军压境的紧急关头，被毛主席重新起用来商讨国家大事。
四老帅一致主张与美国恢复邦交，以抵制苏联对中国所构成的边患。在此项历时三月的研讨会中，国务院与外交部均未插手也。夫如是，始能显出，新的革命外交路线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也。
正因为此一新路线之建立，始有尼克松之访华，与「上海公报」之出现，自此苏联对华「根本解决」之方案，始彻底破产。人民中国始安如盘石。呜呼，周公这一着安邦定国，内说昏君、外御强寇的好棋，真叫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周公自已隐姓埋名，而扶危救倾者，实为「古大臣」所不能及，令今之读史者，不能不击节三叹也。
在此次「珍宝岛事件」（一九六九年三月）之后，俄帝百万大军压境，中国原子工业岌岌可危。全国朝野均忧心忡忡之际，热火朝天的文化大革命，在备战气氛及林副统帅「一号命令」之下，显已有转变方向，逐渐退烧，和全党恢复团结的趋势。靠边站老帅多已回朝；林四两方之夺权竞赛，亦略见降温。盖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之不存，权从何来？人虽至愚亦不难体会也。可是中美紧张关系，一旦解冻，驯至化为蜜月，俄帝百万大军也就随之降压了。不挖洞，不积粮，只要美国和日本不在一边鼓掌称快，谅你北极大熊亦不敢贸然南下。朝野都有了安全感，则原有的权力之争，不免又浮上台面，甚至变本加厉了。首先在毛氏心目中，国无外患，党内就可以继续清党整风，则林彪就非遭走狗之烹不可了。
我们熟读中共党史的读者，如果斗胆的说，一九六九年的中共九大是林彪之会；那么一九七三年的中共十大，就是江青之会了。
首先是，十年文革的成就，是被彻底的肯定了。「毛泽东思想」里极左的成分，什么阶级斗争天天讲，和不断革命论，人民公社好得很，诸教条都在大会公报中落实了。其次，王洪文出任大会筹备会主任；张春桥则为大会秘书长，也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兼主席团秘书长。大会中所有重要文告的起草人，什么大会公报，修改党章报告等等，都给张春桥、姚文元一干人全部包办了。王洪文这个真正「工农兵」出身的共产党员，简直是身驾直升机，青云直上，身兼大会各项要职，并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在周恩来之上。王、张、江、姚四人帮，也全部当选为中央政治局成员，王张且被选为常委，权倾一切。身为「帮首」底武则天，虽在主席暗示之下，诸多避讳，其实际权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毛之招抚邓小平，要是邓某在新建立的党和政府的权力系统之下，接受四人帮的领导，在四人帮之下工作；至少和四人帮和衷合作。只要邓不再反对四人帮，不否定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正确）的「文化大革命」，并参加批孔批周，以邓的能力、声望和革命的历史，毛甚或可以允许邓小平来领导四人帮的，像后来华国锋那样的模式。
老制度的回光返照，只是制度转型（从传统的帝国文官制转向民国的代议制）中的一个「中间体制」（Interim Institution）它不能构成新制度的「定型」。所以它还要继续的「变」。「文化大革命」就是它继续演变中，可以避免，有时也避免不掉的「走火入魔」的不正常现象。既然走火入魔了，它就被全国人民所拒绝，和被原有的「职业官僚阶层」所强烈抵制。这就是毛泽东晚年的转型现象了。这个「转型现象」，还是要继续转动的，最后才黑猫白猫的转出个「一国两制」来。两制并行，如果还是行不通，那么就继缵的「变」下去，穷则变，变则通。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周恩来和邓小平是两种不同身分的人物。周是他底「革命伙伴」、「企业股东」、「百年老店的副总经理」、「老同志、老干部的头头」。毛对周不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更不能颐指气使。
邓小平就不同了，在毛的眼光中，小平只是个「伙计」，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加以邓也是个直来直去之人，心际单纯，不像周公老狐狸，高深莫测。小平如答应保驾，他会保驾到底的，不会囗是心非。加以他起小平于死囚之中，位至宰辅。他对小平有再生之德、知遇之恩，小平如知恩感德，应不负所望也。
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是绝对不能合作的。记得，毛主席曾批评彭德怀那一伙元帅说，他们「十帅九不和」。其实毛公又同哪个「和」过呢？国民党以前孙文、黄兴就不和；后来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也不和。这是我们华族的民族劣根性。我们血液里没有合作的细胞，我们怎能搞啥民主政治呢？笔者慨乎言之，我想读者之中，定有我的知音也。这也是我们在政治上，非出些袁、蒋、毛、邓等大独裁者不可；没有他们，我们就惶惶不能终日也。
「四届人大」（一九七五、一）期中，四人帮急于组阁，夺权在即，全党惶惶。只要毛主席一松口，总理大位就是狗头军师张的了。据说那时朱德元帅对此就颇不服气，他说了些笑话，问张春桥凭什么资格来组阁？老元帅说，论打仗，他不如胖子（许世友）；论阴谋诡计，他不如秃子（林彪）……论资历，他不如老子（朱德自己）。凭何组阁？
毛主席是知人善任的，华国锋之接任总理，承命办事，不特毛主席放心，四人帮虽难免嫉忌，然也彻底放心。江青辈所戒惧者，周邓等久踞权力中枢之元老高干也。对此农村小吏出身之新总理，自信可以颐指气使之也。叶帅与陈云等老干部，对华也十分放心，因为华某忠厚老实，而经验不足，遇事兢兢业业，谨慎自守，中共中央苦于飞扬跋扈，而又诡计多端之领导者久矣。如今换换空气，亦是一剂难得之清凉散也。全国人民与党员，甚至海外久为革命斗争气氛所厌烦的华侨，也人心思治，亦为华某面带忠厚之个人形象所感召，而认为祖国中枢领导得人也。
毛公死后，时未迭月，以毛氏遗孀为首的四人帮，也就锒铛入狱了。可叹的是，抓他遗孀的，并不是他生前时时刻刻提防的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派，或务实派；动手抓人的却是他生前「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和对他「最忠心」的黄门内官的头头，一向也是最反周防周的汪东兴。当时尚在靠边站的老帅叶剑英，最多只能算是个助手。这该是毛主席这个盖世大枭雄，生前所绝对没有想到的吧。
我的老乡朱元璋，他生前就知道他那软弱的「太孙」接班有问题。所以他就决心把那些问题人物（从龙打天下的功臣）杀光。朱元璋杀功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啊！但是朱元璋杀尽功臣，却不能杀儿子。问题就终于出在儿子头上了；是为「靖难之变」。
毛好「与人斗」，而斗争的程序则先斗「主要矛盾」，再斗「次要矛盾」。斗争期间，而且要利用「次要矛盾」，共同去斗「主要矛盾」。把主要矛盾的对象斗臭了、斗垮了，再把「次要矛盾」升级为「主要矛盾」，再依样画葫芦的「斗」下去，所谓「与人斗最乐」的毛泽东思想中的「辩证法」，便是要没止没尽的斗下去，毛的格言是「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第一大主要矛盾为蒋介石。毛要率领全党，统战全国而斗争之。蒋氏这个「主要矛盾」一去，诸种「次要矛盾」次第升级。毛公先「拉」刘周彭去「打」掉高饶；再扶刘去彭；再升林去刘；刘死再连周去林；林死则周公就变成「主要矛盾」了。可是毛与周，却是「使君与操」，本事不相上下。
毛公那一套看来无坚不摧的斗争高功，碰上周公的「沾绵拳」，就变成捉襟见肘、一筹莫展的「匹夫之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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