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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田的主页

20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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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阅:患者礼露:生死之间

口述 礼露   主笔 李菁

(导语)作为北京协和医院当年收治的最危重的SARS患者之一,礼露能活下来,是个奇迹。她作为记者的细致和敏感,十年前那个春天经历的点点滴滴,至今仍铭刻在心。这十年间,她曾无数次想把它写出来,可是,当那些往事在内心搅动着、翻腾着的时候,会连着几夜无法入眠,最终又只好放弃。礼露一再说,“我的个人经历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个经历当中我们能反思出什么来”。

▆看病

我经历的故事说起来很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位老记者叫陈寰,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很有资历,是一直采访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著名时政记者。陈寰阿姨是我父母当年东北中山中学的同学,他们的友谊从13岁开始,持续了60多年,直到我父母去世。陈寰阿姨一生没有结婚,我毕业来北京工作以后,她对我就像对女儿一样。

2003年4月初的时候,陈寰阿姨想去医院做一些检查,希望我能陪着她去。其实她也没什么大事,只是已经86岁,肯定多少有些不舒服的地方。她是高干身份,人民医院有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的门诊和大夫,所以不像我们普通人那样轻易不愿意去医院。

坦率地讲,我当时多少有些迟疑。那时候北京的传言特别厉害,说是广东的“怪病”已经跑到北京来了,而且中关村那边有个楼已经死人被封了。不过这都是在网上传的,没有公开,没有报道。这也难怪我弟听说后打电话过来,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时候去医院?你不要命了?”但我想陈阿姨平时也轻易不张嘴求人,最后还是决定陪她。当时很多药店的口罩都脱销了。我弟礼群当天晚上开车跑了好多家药房,买了30几个口罩——就是那种普通的比较薄的棉纱口罩,然后连夜给我送过来。

4月7号一大早我就戴着他买的口罩出门了。坐出租车去接陈阿姨时,她看我只露出了眼睛,还哈哈大笑。她是“老革命”,一切都相信正式媒体的报道,既然当时的主流媒体都说没几个人感染,她觉得我这个样子有点小题大做。但我还是坚持让她也戴上了口罩。

7点钟左右,我和陈阿姨到了人民医院。我陪她看的第一位医生姓段。进到诊室的时候他正在给另外一个人看病,那人大约70多岁,高高大大的,声音洪亮,看起来是一个老干部,他已经开始咳嗽也在发烧。我记得段大夫对他说:现在还不敢确认是不是“那个病”,但先按“那个病”吃药吧,就给他开了阿奇霉素——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宣布是SARS,官方的说法是“非典”,但是医生也不直接用这个词。不过虽然含含糊糊的,大家也都心照不宣。

那间诊室连10平米也不到,就是比一个双人床大点的一个小屋,我们互相离得很近。那位病人和段大夫面对面,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段大夫跟他说:“回去把口罩戴上吧。”段大夫虽然戴着口罩,但也是极为普通的那种。人民医院后来有一百来个医护人员染上SARS,不知道段大夫是不是能幸免。

陈阿姨做检查的时候,我就在医院里楼上楼下地跑,帮她挂号、取药、划价什么的,来来回回不知跑了多少遍,口罩时戴时摘。那天医院的人非常少,我还和陈阿姨开玩笑说:“咱们看病可是拣了一个清净的时候。”陈阿姨说:“既然清净,那就多看几科吧!”于是我又陪她去了呼吸科、神经外科,放射科等等,一直忙到12点半,忙得我一口水都没喝。在呼吸科外面的时候,旁边坐着有一位女患者,她发着高烧,还不停咳嗽。

回家以后,我看到网上传301医院蒋彦永医生写的那篇东西,知道真实的情况远比我们想的严重。但是人人都有侥幸心理,总觉得去一趟医院就染上了?至于嘛!

8号那天没什么异常。9号那天特别暖和,大概都有20度了,可是我却觉得特别冷,把羽绒服都找出来穿上了,还是觉得冷。睡到半夜竟然冻醒了,在被窝里缩成一团。第二天一早,牙齿开始打战,到了下午,感觉自己开始烧了起来。体温计一量,接近39度。我想,坏了!可是又拼命否定:怎么就那么巧呢?全北京都没几人得。那时候媒体说,全北京就有12个染病的,都在地坛和佑安医院住着呢,怎么会是我呢。

当时我家里还住着两人,一个是我的堂弟礼斌,我喊他“阿斌”;还有一个是武汉大学来北京实习的新闻系学生万莹,她是经朋友介绍借住我家的。我让他们马上把家里的窗户全部打开,然后让万莹把我动过的东西全部用酒精擦一遍消毒,让他们把牙刷也换掉。

我想到的第二件事,是让万莹赶紧上网帮我查这个病的资料。万莹很快就找到,然后打印出来给我,其实当时找到的中文资料就只有一页纸那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说此病潜伏期两到五天,目前没有对症疗法,一般情况下感染到肺部,出现肺炎,然后发病五到七天后窒息死亡。这里面还有一句话,是说这个病的“病程”一般是两周——这个在医学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到了今天我也还不十分清楚,但是它在后来给我很大精神上的支撑,因为我坚持到了第十天还没有死,我就想,这个病程是两周,是不是我还有机会。

当时我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识:应该尽量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少出去和大家接触。

▆五进五出

4月11号一早醒来,烧还是没有退,冷得我把家里的几床大被都盖上了,可还是禁不住浑身打颤。不过吃饭还好,精神也还好,也并没有咳嗽。4月12号情况依然没有变化。我还抱着幻想:发烧几天也是正常的,如一点咳嗽都没有,可能就是普通的感冒,就在家挺着慢慢恢复吧。

可是到了13号这一天,我开始浑身疼,而且胸口开始有一点憋闷。我跟阿斌说:“不行,咱得上医院!”阿斌的防范意识比较强,他不但戴了口罩,还穿了皮夹克,戴上了墨镜。

我住的地方和人民医院只一路之隔。所以晚上我们直接去了人民医院的急诊。当时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和家属,医生们都没有戴口罩。医生让我先去化验血,结果是白血球低,淋巴高;然后做胸透。胸透显示,肺部没事。医生给我开了针剂,我们进到后来被称为“大毒窝”的急诊处置室,那是一个封闭憋闷的大厅,在那里租了床打点滴,这时我发现周围全是高烧病人,边上的那位三十多岁的男患者满脸通红,咳喘着倒气,床都下不来了。他求别人的家属帮他取药,说他的妻子也病倒了。我真想快点离开!之前已经在心里嘀咕了三天了,现在一看肺没有事,真是无比庆幸。

我想,既然不是“非典”,那还是等它慢慢降温吧。但是睡了一晚上之后,14号这一天病情愈发严重了,总想咳嗽,全身酸疼,一点也不想起来,而且腹泄得厉害——其实腹泻一直从开始就有。人虚弱得不行了。这一天去打针的时候,医院的人特别多,不管生病的人和陪着他们看病的,都混在一起。有的戴口罩,有的没戴。

4月15号又去人民医院急诊打点滴。但是这时候开始咳嗽了,并且感到憋闷了,还是浑身疼,而且发烧始终没降下来。一般是上午38度,晚上达到39.5度到40度的样子。完全没有胃口,但我还是使劲让自己吃一些东西补充体力。

4月16号一早醒来,我感觉自己实在挺不住了,就和阿斌说:“咱们再去一趟医院吧!但是这次咱们要把钱带上。”我已经有了不祥预感:觉得这一次去医院,他们不可能再放我回来了。阿斌带上钱、还是全副武装又跟我去了。

这一次我们挂了一个门诊呼吸科的专家号。在外面等了好久时间,才轮到我。医生姓何,我跟他说了自己的病情,但是感觉这位专家好象不是太专注,他还是让我去化验血和做胸透,除此之外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建议,比如说“你这个症状应该去看急诊”之类的。何医生说,他马上要去电视台录像,我的结果他会转给另个大夫看。后来我知道,这位专家去电视台就是谈怎么预防非典的,可是我这个病人就活生生地站在他眼前呢——想起来真是讽刺。

我戴着口罩坐在二楼一个清净的地方等拍片结果。阳光很暖,周围有保洁员在用心地打扫着卫生,我注意到她没戴口罩。阿斌来回跑,问片子的事。这时候我心里很难受,我觉得凶多吉少:因为已六天高烧不退了,而且做胸透时,感觉已经无法深呼吸了,一深呼吸就想咳嗽。但我又觉得医院门诊这里这般祥和,医生这般轻松,该不会有事吧。阿斌从楼梯那头走过来了。虽然他戴着口罩,脸上大部分被遮住了,但他仅露着的眼睛告诉我:完了。我接过片子,上面写着:“左肺叶右下感染。”

阳光突然很刺眼,我意识到,死亡就在眼前!愣了几秒钟“赶紧找大夫啊!”于是我们找到了之前那位专家交待的曹大夫。曹大夫戴着口罩,这时候已经把白大褂换了下来,好像要去吃午饭。他旁边有一个女大夫在和他聊天。听我讲完病情之后,曹大夫拿着我的胸片对光看了一下,然后和刚才闲聊的女大夫说了一句:“看,又是一个!”那位女大夫赶紧坐直了说:“那你这个地方我还是少来吧!”

听他们这一番话,我更加确信我百分之百回不了家了,马上就会有一个人把我记录在案,把我送到某个地方给我隔离起来。可奇怪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曹大夫还是要出门的样子,临走前嘱咐我再打几天抗生素,开了方。我问:“怎么还打这个药?不需要隔离吗?不住院吗?”曹医生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说:“你先打吧。”他这么处理,我又燃起希望,想人家大夫不比咱们明白?必定不是这个病,否则能放我回去吗?所以特别真诚地谢谢他之后回家了。

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骗自己。回家后我开始冷静地想该处理一些什么事情,首先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单位同事,告诉他们我得了非典,有些事情应该安排安排。不过大部分人接到我电话第一句都是:怎么没住院?然后是:“得了,别开玩笑了,是非典肯定早收你住院了,既然不让你住院,那肯定就不是!”

不过还是有几个朋友,没说这个话。其中我在《人民日报》的大学同学、也是我极好的朋友常莉,挂下电话后一溜小跑,到《人民日报》卫生组组长白剑锋那里,告诉他自己的同学得了非典却一直住不上院。白剑锋马上给四个医院——人民医院、地坛医院、佑安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打电话了解情况。尤其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它们本身就是传染病医院,按道理应该接收传染病病人。可白剑锋发现,对方不是找不到人,就是称没有病床。

白剑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天晚上,他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里。这时我已经无法正常起床。小时候我练过体操,身体素质特别好。可是这时候我的身体都不支持仰卧起坐这样一个最平常的动作——必须侧着身子,先变成半卧,再俯卧,再用手扶着自己的膝盖跪起来,再用手臂撑起上身。每走一步手都要抓东西,眼睛开始发黑了。万莹在厅里接了电话。她把这些天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详细地讲给白剑锋听。之后,不知过了多久,我接到剑锋电话,应是17号凌晨。此时,我话都说不出来了,在电话里能听到自己嘶嘶的喘气声,剑锋问我:“你现在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好。他说:“你不要着急,我们都在帮助你。”除了“谢谢”,我当时已经没有力气再说别的,可是他那句话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记着……

17号白天病情更加严重,上午就烧到39度多,气都上不来了。已经走不动路,一站起来眼前都是黑的,出现缺氧状态,脸上有小虫爬似的,可能皮肤上的血液开始撤氧了,脸都黑了,嘴唇变紫了,手也变色了。但到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继续去医院打针,也知道没有用,可是还能干什么呢。这一天去医院的时候我想这一次怎么着也应该住院了,死也要死在医院里。我让阿斌把钱、有用的证件都带上,再一次去了人民医院。

还是在门诊打针。门诊照例不少人,很多人都在发烧咳嗽。可能人民医院内部这时候已经有人感染了,这一天增加了一个新规定:在门诊打针的人必须得交肺片。阿斌于是把我那张写着“左肺叶右下感染”的肺片交给处置站护士。点滴打到一半的时候,护士长来了。她问:“谁是礼露?”然后对我说:“你怎么在这打针?你这种情况应该去急诊打!”

我心想可遇到明白人了,我也纳闷自己怎么能在这打针,传染给别人怎么办?可是医生当时给开的就是在门诊打呀。护士长于是举着我的点滴,把我“牵”到一层急诊去了。一到那儿,有一大夫出来问:“是谁发热?是本院大夫吗?”护士长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说“不是”,意思是我是外面的普通患者。那位大夫马上说:“那我们不收。”有那么几秒吧,我们全愣在那了,护士长擎着我的点滴瓶子,我们三个站在那,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护士长对我说:“反正你不能在我们那打,你今天就在这打完吧,明天不能再来门诊打了。”我问她能不能给写一个门诊转急诊的说明,她说得找给我看病的大夫。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找不到那位曹大夫了,情况特别混乱。我记得还有一个中央财大的患者问医生:你们不能放我回家,这样把我放回去,我怎么办?家里还有一个上学两个上班的。医生只是沉默以对。

这一天再次做了胸透。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的右肺也感染了。两肺全坏了。这时候已经完全没有幻想了。阿斌身上带着钱,我们到急诊,再次寻求住院。两个医生或是护士,在走廊的角落闲聊,我那时候已经学会和别人站很远的距离,而且不说话,都是阿斌去问。阿斌问她俩:“如果得了非典,而且已经发烧好多天了,能不能住院?”两人本能地离我远了一点,然后说没有病房。

我们气愤了,气也没劲气了,说要找院长,她们说找院长也没病房。我有气无力地问:没病房我们怎么办?她们说在门口等着,排号,如果有车来接就转院,没车来接就等着。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哪儿等。这时候其中一位问另一位:“门口那个转走没?”对方回答:“还转什么啊,死了。”听到这话,我看到阿斌在发抖——其实这次本不该再让阿斌陪我,但我真的害怕,我怕我被拉走了,没有人知道我去哪了。

我们只能拿着钱又回家了。这是我最最绝望的一天。

回到家,我就把万莹和阿斌赶走了。阿斌家在外地,是独生子,我当时就想,我死不要紧,他要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交代呢?我和万莹接触较少,感觉不会有什么问题,阿斌则陪我反复进“大毒窝”。虽然他们被“撵”出家门,也不知道会不会已经染上。

▆遗嘱

4月18号,家里空空荡荡,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还得去医院打针啊,因为我还有一针没打完呢。到了医院是晚上。我这才吃惊地发现人民医院那个由天井封闭改装的急诊处置厅已经锁了大铁链子,贴了封条。需要打针的人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护士和患者能够隔开,有个小窗口把胳膊伸进去打点滴,而且护士全部武装,连护目镜都戴上了。

正在打点滴的时候,我接到了协和医院副院长于晓初打来的电话。她是我小学和中学同学,应该是我的朋友找到她。她听说我还在人民医院打针,马上说:“你别打了,赶紧回家。”于晓初让我记下来几个药名,我手头也没有纸笔,即便有也写不动,真难为我这烧了八天的脑子,硬记下这些陌生的药名,什么利巴韦林、地塞米松西力欣等等,还有服用量多少毫克等等。我于是离开了医院,最后一次告别了五进五出的人民医院。

从医院回来,阿斌上药房买药送来。此时递东西完全是不见面了。这也是我最困难的时候,除了水,其他什么都咽不下去。而冰箱里,只有一个鸡蛋了。我坚持喝水,都快喝成水中毒了。

我最好的朋友叫王颖,是锦州的一名高级工程师。她是我当年十六岁下乡时“青年点”的同学。我得病的这些天来,她一直在外地替我张罗各种事情,成了“拯救礼露指挥部”的总指挥。这天,她从锦州给我打来电话,她用似乎平淡的语气问:“你是想回沈阳,还是想留在北京?”我一开始没明白,几秒钟后反应过来。我是沈阳人,父母去世后都安葬在沈阳。我也平静地对王颖说:我当然还是希望在北京八宝山了——后来我才知道,你还想上八宝山呢,一概拿黄袋子一装,送到昌平烧掉……

这时候我意识到,所有该处理的事情,都该处理了,要不就来不及了。其实我已经想了两天遗嘱的事情,这时候意识到,要不抓紧写,或许就再也写不动了。我努力攒了一点力气,爬起来,坐在办公桌上,这时发现字已经写不成直行了。写了一半,我又回到床上躺下一会,再爬起来写。对我来说,在知道自己生命即将结束之时,最重要的事情无非是孩子、财产这些问题。

写完遗嘱后,我往沈阳打了电话。我妹妹在沈阳,孩子也寄养在她那儿。我说话的时候,妹妹和我儿子同时在那边听。我说得很慢,因为也说不动,妹妹一直在哭;奇怪的是,我平时是一个爱哭的人,这时候却一点眼泪都没有。跟妹妹交待完,我又跟儿子说话。我第一次告诉他的身世——他不是我亲生的……“劫克,和妈妈说再见吧!”可是孩子那边一直沉默着,就是不说“再见”这两个字。而妹妹就一直在哭。我想,就这样吧!一咬牙,把电话挂了。通完电话,我开始清理电脑,把里面我认为死后不希望别人看见的东西全部删掉。然后又努力拖着病体收拾已是一片狼藉的屋子。我受不了自己这个想法:我死了以后人家来收尸,一看我的家说:要不然她得这病死了呢,你看这家里脏成什么样子……

话说白剑锋通过万莹得到了第一手材料之后,当夜向中央写了一份内参。内参里用的也是“礼露”这个真实名字。也许这个名字也显得太“90”后了,我后来听说,当时民间传说有一个美丽的少女,在人民医院感染上非典,可是还不收她住院,差不多奄奄一息了,结果告到《人民日报》……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以至于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把电话打到我弟弟礼群那里去了。弟弟当时在广西出差,来电话先是哭,后问我怎么回话,我嘱咐他什么也不必说。就是那天午夜,我冒出了自我了结的念头——其实只要能自理,我都会坚持,可是当时上主卧卫生间,那么近,几乎都是爬过去的,我真害怕,下一分钟人就不能自理了。但我家住一层,又很难操作。最后我想还是顺其自然吧,影响太坏——传出去,北京奥运会还开不开?

这一天还有一个插曲:人民医院的领导到我家来看望。打电话的时候院长显然也以为我是个“美丽少女”,问我:“是礼露小姐吗?”之后院领导带了急诊部主任和呼吸科主任来了,三位男医生,全副武装,像太空人一样。他们远远地、最大可能地站在房间的对角线。领导要我的诊断单看了——但上面诊断印象栏只有“发热”二字,没写“非典”。所以他似乎还对我的病有些疑问,问我确诊没?我几乎是悲愤地一字一顿说:我是“典型”的“非典”!他无言以对。临走,他解释说:“我们也是条件有限,也没有办法,希望多多理解。无论如何,我代表人民医院向你道歉。”他面对已经昏昏然站立不稳的我深深鞠了一躬。

这天晚上,我在灯下观察自己的手,发现手心已经开始发黑,手背惨白。咳嗽虽然不严重,也没有痰,但气一口欠一口,全身骨痛难当。

▆重见天日

4月19号夜,晓初打电话来探问,我说烧还没有退,她让我加大激素的药量,仍在家中自行治疗,因为家里条件比医院好;20号中午,她的电话又打了过来,得知我情况还没有好转之后,指示我立即住院。此时我知道,我的最后归宿应该是协和了。我和老同学提了个要求:希望不要对我进行无谓的抢救,也不要上呼吸机。晓初说:我答应你。

那时候协和的救护车已经不够用,只能找120。3小时后,120到了。我穿着羽绒服,为自理方便,穿的带松紧的毛裤。拖着带轮旅行箱爬上了车。我是抱着必死的心出门的,那张遗嘱被我端放在卧室的写字台上。我几乎是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才爬进了车厢。车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非常刺鼻。车外,阿斌、万莹远远地站在那里,目送我离开。我心里默默在跟他们、也跟自己的家做最后的告别——应该是永别了。

到了协和的第一件事是在急诊马上测血氧,即血里面的氧含量,我只有58%了。此时已发高烧第十天,眼睛看东西时只剩下一条缝,两边都是黑的;走路得扶墙,脚不知道往哪踩,可以说已是濒死状态。

协和当时非常紧张忙乱。刚隔离出来的抢救区里面都住满了,后来的人只能住在走廊里。没有床,护士推了一辆手术车给我当临时病床,被子也没有。后来病友告诉我,当时我进来时,他们纷纷议论:来了个挺重的,脸都黑了;他们还争论我是男是女——那时整个人已经折磨得不成人样,瘦到只有八十多斤,皮肤像老茄子皮似的,一拎能提起来多长,连拉带烧地,脂肪全耗掉了,皮肤黢黑,披头散发,有人猜我是老太太了,其实当年我四十九。

到了协和,看到了医生护士和那么多同样的病人,心里反倒平静下来。我庆幸自己总算可以明明白白死在协和了。那时我最大的疑虑一是阿斌和万莹可别被我染上!二是可别死在家里,我怕将来人们会说:礼露这么个明白人,怎么这么愚蠢,有病不知道去住院啊!

我认真平静地对待每一次呼吸,确切说是“窒息“,一阵阵咳喘,只有出气没进气,憋得厉害,肺已经不作功了,就只剩下嗓子眼里一点气。脸憋得发麻。我极力使自己的每一次咳嗽都要咳得“科学”一些,用气节省一点儿,免得一口气上不来被憋死。

上了持续吸氧,用了激素之后,21号下午,我的高热轰然而退。这个时候我已经烧了11天了。22、23号体温正常。烧一退之后,医生立即把甲强龙的日用量从160毫升降到80毫升,很快又降到了40毫升,而卫生部的指导意见上限是每日320毫克,后来采访别的医院病友,他们用的甲强龙的剂量竟是我的六倍甚至更多。我真感到万幸!协和当时对我们每一个病人都是个性化治疗,方案都是医生们充分讨论后形成的,有时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可当时还有人误解这些,记得有一位年轻病人,只是有轻微的症状,就没有给他用激素,他的家属还来质问急诊部主任王仲,话说得很难听,意思是不是因为没有给医生送钱?——那种情况下,协和医生们还要忍受这样的委屈和误解。

这个时候给我最大慰藉的,就是我的朋友们。王颖的丈夫萨丕达也是我下乡到锦州一个青年点的同学,当时他特地从锦州赶到北京来帮助我,为此,他从住的宾馆被“请”了出来,从北京回去的时候,也被拦截在了葫芦岛没让回家。我至今还保留着萨丕达写在“西直门宾馆”信笺上的信,鼓励我要活下去,“我们都相信你”。吉林大学中文七九的同学们集体发了电报给我,在京的同学送来了花篮、果篮和慰问信,我让护士把它们远远地放在屋角,很多天想看又不敢看。因为这时任何感情上的波动都会让我失去自制力。

终于,2003年5月11号这一天,我出院了。不知道为什么,整个染病过程,我一滴眼泪没掉,可是重返人间走进家门的那刻,我忍不住嚎啕大哭……

7月份我去复查,当时收我住院的许文兵大夫看了我的胸片说:“奇迹!你知道吗?当时你的两肺一塌糊涂!你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我后来才知道,在协和前期收治的106名SARS患者当中,我是最危重的16人之一。8月5号那天,我再检查身体的时候,报告结论上盖着戳:胸透未见异常。看到这几个字,我乐得都快哭了,一口气从雅宝路走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底下,趴在栏杆上,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终于和正常人一样了,这怎么可能!

协和医院在SARS救治过程中显示出极高的人道精神和科学素质,这是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出院之后,我在家组织了病友聚会,把救治我们的医生王仲、许文兵都请了过来。说他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一点也不夸张。据我所知,北京一些医院后来将SARS患者的所有病历都付之一炬,称“怕有病毒”,唯有协和将我们的病历收集整理完整,存档备案。

自己活过来了,不知道该怎样感恩。所以后来,我特别想为他们、为科研做点什么。当我得知科研部门需要有SARS抗体的血浆时,找到了6个病友,大家听说后,都非常愿意献血。不过体检结果出来,恰恰是当时我们最重的三个病友血样里有SARS抗体,符合科学实验标准。病友高京津是核物理研究生,她病后多少次主动找医院要求献含SARS抗体的血浆,但最后因为她的白血球偏低、肺片上仍有阴影没能献成。

如今再谈起非典,外界多关注的是我们这些受感染者身体上遭受的伤害,其实我们后来遇到的歧视,排斥、责怪、怨恨、过度防范等等,都在心理上形成第二次伤害。因为这个病的高传染性和前期失控,每一位SARS病人几乎都承受了道德上、心理上的纠结、自责甚至鞭挞,这里也包括一线的救护人员。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宽慰是幸好阿斌和万莹没感染,不然我可能没勇气活下去了……更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在当时极度恐惧和孤独中抱团取暖,演绎了一场“非典之恋”,如今已经结婚了。陈寰阿姨则在非典后第六年,以94岁高龄寿终正寝。

前几年,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资助立项,协和医学科学院与北京协和医院对几十名来自各个医院的患者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社会跟踪。我也参加了这项调查。我们做过多个心理问卷,特别厚,上面设计的问题也特别专业,比如“你担心别人恨你吗?”“你是否对别人有内疚感?”等等。其实关注的也是我们这些病人的心理康复问题。有个检测将受试者封闭在检测舱看一些片子,观察脑电图等反应。重看那些SARS影像出来时,有的病友痛哭失声。

其实,我们都不愿意再回忆和讲述2003那段痛苦经历,但是为了将来不让我们身上发生的悲剧重演,我们还是回忆了,讲述了——惟愿能给聆听者一点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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