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札记
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陈兼、刘昶译
这本书讲的是乾隆针对江南谣传的所谓“叫魂”妖术所发动的全国性清剿运动始末。作者从社会、经济、文化、地理、政治等角度分析了谣言与恐慌发源于江南并向全国蔓延的深层次原因，比较了皇帝、官僚与民众对于这场危机的不同心态及处理方式，剖析了外表光鲜的“康乾盛世”潜藏的社会与政治危机，研究了中国专制政体下“官僚君主制”的形成、在清代的登峰造极以及其对社会稳定所起到的客观作用，拿物理学的话来说，就是达到了一个稳定的弱平衡，但一旦外界扰动达到了一定强度，这种稳定、平衡乃至所谓的“盛世”顿成镜花水月——鸦片战争就是这么一个“扰动”。
专制政权为了巩固其统治，必须愚化人民；被长期系统性愚化的人民缺乏常识与独立思辨能力，反过来又对政权稳定造成威胁。这就使专制政权面临两难局面：培养愚民就是在创造暴民，愚民固然不会有意识推翻暴政建立清明政府，却会因为一些极其无厘头的原因使暴政沦丧于暴民之手。
读这本书的一个副产品：发现孩子他姥姥的很多做法和讲究都源自那个时代，比如要给孩子系个红福袋，里面放颗狗牙避邪，那是为了镇住勾引魂魄的邪灵；比如进门出门时要告诉孩子要去哪里、到了哪里，那是为了防止孩子的魂魄迷路——原来都是当年的叫魂恐慌害的。
不过这么一来我倒是更理解老人了，好歹是传承数百年的讲究啊，说迷信也行，说“文化”亦可:-)
Even interesing, I found with surprise that many of my in-law’s weird customs in raising baby stem from this scare. For example, they put a dog’s tooth in a red bag and tie it with the baby. This is to drive away bad spirits that “steal soul”. When we bring the kid home, they would insist to tell the kid where he’s heading for, though at this age he surely couldn’t understand our language. This is to inform the soul of the kid so that it wouldn’t wander or get lost. It’s amazing to see sorcery scare centuries ago is still haunting us. Though I reckon I would witness its vanish in generations to come, I feel a bit melancholy about that.
下面是读书时做的笔记，括号里的内容是我添加的：
中译本序言
这本书研究的问题是：政府如何对待“离经叛道者”；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每个社会都以自己的方式对政治权力的限度作出界定。没有哪个社会愿意长期容忍不受限制的专权。在清代，普通民众对于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官方的滥用权力面前，也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然而，历史也表明，皇帝与官僚专制在实施威权时还是受到了某种限制的。在今天的中国，对威权同样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限制。
P1
全书的第一句话开宗明义：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P3
我们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只是，他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当这本子终于到了我们手中时，却又已经太迟了）。可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难以为我们解读的种种支离片段，并必须赋予他们某种意义。我们自己当代文化的许多方面，大概也可以被称之为预示性的惊颤，正战战兢兢地为我们所要创造的那个社会提供目前还难以解读的信息。
P26
对清代监狱的英国式回顾：
监狱的纪律本身并不十分严厉。如果不是因为饥饿，臂上和腿上有镣铐与绳索之处引起的疼痛，脊背上受到铁制颈梏的重压，爬来爬去的臭虫弄得到处感染，再加犯人们会被不时带走遭到殴打用刑（当被送回来时，他们腿上和身上总是鲜血淋漓，虚弱得连爬都爬不动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切，狱中就没有什么别的太大的痛苦了。
P33
所谓“盛世”，是一种惯用的说法，常被人们当作德政的护符，用来装点官方文件。
P49-50
十八世纪时期，中国的人口大约翻了一番，从1700年的一亿五千万左右增加到了1894年的三亿一千三百万左右。
无论是商业扩展还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
有着各种不同背景的流浪者——不管是僧道还是俗人——在妖术大恐慌中都成了被人怀疑的对象。
P57
僧道人员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形形色色的乞丐。
在种种为乞丐特有并通常扮演的角色中，和尚也许是最能为人所接受的一种。
（亦即：没有资格证（度牒）的僧人，无法挂靠某一寺院，因此只能依靠乞讨为生。）
P123
妖术（sorcery）是任何人都可以学得的，而对巫术（witchcraft）的掌握却是与生俱来的。
（所以巫师、萨满往往是祖传的职业，阶级流动性很低）
P161
大多数行省长官都有一定的司法经验，但他们中仅有少数几人是法律学家或声名远播的能吏，我怀疑其余的多数人在司法上并不具备足够坚定的自我意识来抗衡与其职位相随的政治压力。取悦皇帝是贯彻司法的中心环节。
（在地方案件中，行省长官担任法官角色；而对于“叫魂”这样的国家级大案，其功能降格到检察官）
P198
“览”字是弘历用来批示最无聊奏折的用语。
（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阅”）
P235
Hans Rosenberg：“专制主义”指的是未经宪政制衡或与有影响的社会阶级分享的权力，而“独裁”则强调君主个人对整个社会的支配。
（第三帝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1945年至今的朝鲜属于独裁，而列宁、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文革后的中国、军人执政时期的巴基斯坦、智利等国则属于专制）
P265
官僚机器抵制独裁君主的手段：
一是忙而不动（表面上敷衍领导的要求，同时等待领导的热情消失）；二是转移视线（引导领导的注意力转向自己擅长执行的领域）；三是统一步调（与同僚形成统一战线，降低领导的惩罚力度）；四是常规化（把紧急的、非常规的问题转化为习惯的、日常的问题，再运用成规去处理）。
P270
（江苏巡抚尹继善）被罚俸九个月。对一个像他这样地位的人来说，这只相当于一张停车罚单。
（清代官员俸禄很低，收入主要靠养廉银，两者的关系类似现在的基本工资与绩效工资+津贴+奖金的区别，因此扣发俸禄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P271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官僚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
P277
人们在社会等级上存在距离并不意味着他们相互不能理解。这种距离有时意味着人们对于种种相同的符号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尽管”邪术”让所有的人感到害怕和憎恶，但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
叫魂主题被赋予不同的变调，敷衍成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所表达的则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恐惧。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来的凶险。
P291
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一种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到了1966年，独裁者发动民众打碎了官僚制度，国家便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恐怖时代——这正是对《叫魂》结尾这段话的最好注解。）
P345
孔飞力在书中所描绘的那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还曾一再地重演，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任何一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在读到孔飞力的这些描述时都会有某种似曾相识的感慨。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这种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仍旧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因而，还会不断地重现——尤其是在表面光鲜的“盛世”之时，更是如此。
P356
这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并深受社会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人们便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社会中的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
（上面说的是乾隆年间，不是现在:-）
P357
韦伯：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相互消长排斥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专制君主屈从于官僚理性化的常规。
P361
国家或政权的“合法性”不是一种一旦取得就可永久享有的东西，而是需要不断地予以构建、维护和加强的。其中极为关键的一点。便是国家/政权/统治者同社会/臣民/被统治者之间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的关系。所谓“合法性”，其实便是后者对于前者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意义上存在着心悦诚服的“内在接受”。
（再次声明：上面说的是乾隆年间）
P362
从官僚到皇帝，都对盛世的种种潜在乱象持压制和否定的态度，出于把一切不安定因素都消灭在萌芽之中的目的，而不是去（也不可能是去）深入追究事件背后的种种深层次原因。
以“盛世”为支撑的“合法性”表述，具有明显的即时性质，有着随时势变化而改变的可能，这样的支撑因而不能不是极为肤浅、也是极其靠不住的。随着乾隆之后盛世景象的逐步烟消云散，大清帝国的合法性表述也变得越来越成问题，而它的统治根基最终也从根本上动摇了。
Place your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