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梦》札记
徐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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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是笔杆子出身,徐景贤的这部回忆录内容详实条理清晰,叙述平实,很少加入作者的主观评价,可读性、可信性都很强。
P4
1963年,根据毛泽东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指示,中共上海市委成立了写作班子,地点设在丁香花园,下设文学组,笔名为丁学雷,即丁香花园学雷锋,由徐景贤负责;又设历史组,笔名为罗思鼎,亦即螺丝钉,由朱永嘉负责。
P59
作为上海市委机关造反派头头的徐景贤,于1967年1月27日半夜11点多被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绑架,四天后才重获自由。在那个年代,就连造反派领导人的人生自由与安全都随时可能被非法剥夺,更何况那些斗争对象?
P71
“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有一句: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这明显是针对当时的官僚阶层。
问题在于,专制政府的官员根本无需领取高额收入,而是可以通过特供制度尽情享受。
毛泽东讲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时说:“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P73
“一月革命”时的上海,各类造反派组织林立,其中居然还有“上海住房困难户革命造反司令部”。
P86
“一月革命”废除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代之以“上海人民公社”,但北京迟迟没有认可这个名号,原因在于毛泽东认为如果全国各地都这么干,中国就要成为一个大公社,连国号都得改了。最后毛决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P139
毛泽东说过:我只要小指头一点,刘少奇就会垮台。张春桥也跟着说,他只要小指头一点,别人就会完蛋。
这套话的鼻祖其实是斯大林,1948年他曾对赫鲁晓夫说:我只要小指头一点,就不会再有铁托了,他就要垮台。
P140
1968年初,张春桥有一段时间曝光率很低,于是有人以为他一定是出了问题正在被审查,结果促成了“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由于严密的信息管制,导致民间和外界只能通过分析政治人物“还出来吗”来判断其是否依然幸存于政治舞台,时至今日依然如此——比如近日关于尚福林出事的流言。
P163
过去以为林立果选妃只是在军队内部遴选美貌女子,由林本人和叶群选拔后作为未婚妻,这回才知道事实要污浊得多:林立果派人或者亲自在大街上开车巡视,看到美貌女子就跟踪到其单位或住址,获取其信息后设法征为女兵,安排住进林在上海下榻的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然后林立果亲自出马与其夜谈,以强大的家庭背景诱惑之。如果对方不愿相从,便下放至偏僻连队以防其泄密,如果愿意就范,当夜便共赴阳台。根据其手下的记录,次日林往往会说:昨天晚上犯了路线错误,意思是又得手了。
P220
王洪文酒量奇好,本书中说他可以拿出半瓶茅台,“一饮而尽”。
P191
这本书把1970年庐山会议写得很透彻。
简单来说,林彪集团为了坐定接班人的位子,拂逆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意愿,意图保留这个尊号以便林彪能够接任,并大肆攻击江青一派的主将张春桥。毛果断叫停了其活动,但为了暂时保持党内稳定,决定先不动林彪,而以其爪牙陈伯达开刀。此后一年,林彪见其势日颓,授意其子林立果发动军事政变,失败后被迫叛逃苏联。
P261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充分展现了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与他当时成功发动文革、操纵基层群众扳倒政敌有关,而等到九·一三林彪集团覆灭后,毛深受打击,健康水平和精神状态都开始走下坡路,那时的毛再也写不出这样豪气干云的信件了。
P290
中共九大已经够偷鸡摸狗了,1973年8月24日开幕的十大更加神秘兮兮:除少数年老体弱的代表以外,与会代表均通过地下通道步行进入人民大会堂;为了掩人耳目,当天在大会堂三楼宴会厅安排了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的酒会,代表们在一楼悄悄开会,毛泽东出场时大家连口号都不敢喊。
毛泽东当时身体已经急转直下,患了运动神经元疾病,腿脚不便。全场代表耐心等候,他在后台练习了很久,适应之后才缓步登上主席台。开完会之后他因为坐得太久,根本站不起来,又不便让代表看到他需要有人搀扶才能行动,便由周恩来宣布让代表先退场。不明就里的党代表们见毛主席还坐着,自然不肯走,最后周恩来反复命令代表退场,毛也声称“你们不走,我也不走”,代表们才慢慢离场。
P291
人大、政协的选票很有中国特色:同意候选名单的话不用打勾,只有反对某候选人才需要在他的名字上打叉,以至于2012年某代表用了半天时间逐一给候选人名单打叉以表达反对。
这一特色原来是毛泽东在九大时提出的——台下投票的傀儡们根本不用动一笔,这活就算文盲也能干。
在英文里,这叫做毛泽东的political heritage。
P308
1973年,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并在此送其回国。蓬皮杜登机后,周恩来率领欢送群众站在停机坪上,此时下起了大雨,警卫员递上了雨伞,但周恩来不肯打伞,说那么多群众都没有雨具,并坚持在雨中向专机挥手致意。最后还是徐景贤上前给他打伞,直至专机升空周才离去,临行前嘱咐机场负责人为送行群众准备姜汤。
无论那一边,都有几个好汉,几个好人。
P346
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长期在上海主持工业生产,上海的一万多家工厂,他少说也去过五六千家。
匡算一下,假设马在上海的工业一线工作了二十年,每年工作300天,他每天去一家工厂才能走六千家。
由于他对上海的工业生产了如指掌,每一任市领导都离不开他,在被造反派打倒后才能东山再起。
据说张春桥执掌上海军政大权后,曾找马天水谈话,马对上海各企业的生产数据如数家珍。张不信他如此博闻强记,不露声色地记下了几个数据,事后派人核实,发现基本属实,从此对马刮目相看,委以重任,在文革末期甚至准备把他调到中央担任国家计委主任和主管工业的副总理。
P379
1975年,为了批邓,江青集团授意徐景贤多方收集邓小平的言论,编辑成集进行批判。
不禁感叹隔墙有耳,中国的政治斗争整起人时无所不用其极,因言获罪,很难幸免。
P381
批斗邓小平时,邓一言不发,一支接着一支抽烟,稳坐钓鱼台。他说他耳朵聋了,听不清楚别人发言。
看来邓的耳背是老传统,发展到后来只有她女儿才能和他沟通。
P382
徐景贤在组织群众力量批邓时痛感“有质量的大字报不多”——此时文革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教育体系几近摧毁,青少年都成了半文盲,哪像文革初期还有识文断字的大学生可供利用啊。
P398
根据柯庆施的指令,上海市委各级领导都不许用女秘书,说是为了保护领导干部;文革后张春桥也做了类似规定,因此大家清一色用的都是男秘书。
这一传统在上海延续至今。
P410
毛泽东逝世后,中共决定永久保存其遗体。当时保存领袖遗体经验最丰富的是苏联,但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因此中共只得退而求助于越南,派团急赴越南学习技术。
P412
为了试验用于毛泽东遗体的面部石膏翻模工艺,上海市委紧急找了一个死刑犯立即处决。出于保持遗体面容血色的考虑,决定改枪决为注射药物——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采用注射法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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