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幕僚》札记
军国幕僚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
俞天任
关于甲级、乙级和丙级战犯
1899年在荷兰海牙签订了“海牙公约”，规定了交战者、宣战、战斗人员、非战斗人员、伤兵和俘虏、不能使用的战术、休战、投降等等。
所谓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就是指违反海牙公约，犯下虐俘，屠杀平民，抢劫等罪行的战犯。其中指挥，监督的军官是乙级战犯，而具体执行的士官，士兵和军属则为丙级战犯。
海牙公约只是规定了“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犯的罪”，当时并没有发动战争也是一种罪行的认识。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第六条第一款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第五条第一款中特别规定了“对和平的犯罪”。规定如下：“对和平的犯罪，即发动或计划，准备，开始，进行宣战或不宣战的侵略战争及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誓约的战争以及参加为达成上述行为的计划及谋划。”
套进这一条的战犯，就是所谓“甲级战犯”。
关于军国主义
中国的《辞海》：“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
日本的《广辞苑》：“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政策，组织为战争而准备，重视以军备力量对外发展，用战争来高扬国威的思维方式”
陆军大学教科书《统帅参考》：“统帅权的本质是力量，其作用是超法律的。”“统帅权的行使及其结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无权对军队的统帅指挥及结果提起质问、要求说明及批评。”
用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话说来就是“一言以蔽之：无法宣言”。军队可以无法无天，凌驾于政府之上！这才是军国主义的真正之所在。
关于组织和管理体系
平时日本军队的最高编制是师团（相当中国军队的师），师团以下单位分别是：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和分队，分别相当于中国军队的旅，团，营，连，排，班。师团长直属天皇。
战时若干个师团编成军，象武汉保卫战中冈村宁次指挥的就是11军。若干军再编成方面军，象“南方方面军”“北支方面军”等。最高司令部称为“总军”，像太平洋战争时期就有“南方总军”。
另外还有一些“独立混成旅团”和“独立步兵大队”。
军事行政管理被称为“军政”，作战和用兵等被称为“军令”。军政归陆军省、海军省管，军令则归参谋本部（陆军）和军令部（海军）管。也就是说，政府只管招兵和养兵，招来和养着的这些兵准备干什么，在干些什么，一概无权过问，否则就是“统帅权干犯”。
而这些政府招来、政府养着的兵，指挥他们的是长官，什么师团长、大队长的。谁指挥长官呢？参谋们。
参谋照道理是应该为上官起草作战方案，再帮助其实施其作战计划的。也就是说长官管参谋是各国军队的常识，但在日本军队，军政和军令是完全分离的两元系统，管参谋长的是上一级参谋长。
日本军队的组织和训练，能够保证他们打出很漂亮的战斗和战役，但不能赢得战争。这就是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占优势的原因。
关于陆大
日本办军校需要请西洋教官。日本陆军起初学的是法国。但是普法战争的结果让日本人对法国起了疑心，普鲁士的陆军看起来更妙。到欧洲一考察，好吧，德意志简直太对胃口了。都是野心勃勃，拼了命要赶最后一班车的。而且德国几乎是内陆国家，特别注重陆军，这和日本陆军一直认为的海军只不过是陆军的附庸又不谋而合，这就定了下来请德国教官。
德国人推荐了两个人，梅克尔少校和戈尔茨大尉。别看戈尔茨军衔比梅克尔低了一级，但军事素养很高，刚刚出了一本书叫《全民皆兵论》，德国人甚至认为戈尔茨总有一天要做到总参谋长；而梅克尔呢，只是个战略战术的专家，对于战争不是很内行。但是德国人把戈尔茨给派到土耳其去了，就这样把梅克尔少校请回来办起了陆军大学校，专门培养参谋人才，最初的学校就设在参谋本部大院里。
陆大的招生制度隐藏了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日本军队有办学的传统，叫做“幼年学校”，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士官学校。培养自己需要的军人，这种从小学开始培养的军人，作为军人来讲不错，但是不懂政治，不懂社会，只会打仗。他们的考试成绩肯定优秀，合格者的很大一部分是这种人。这种对政治和社会一无所知的人，一旦到了重要岗位上，而又没有制约他们的力量时，他们会干出些什么是可想而知的。
还有一点就是招生兵种里缺了一种：辎重兵。当时对辎重兵的规定是这样的：如果是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的可以报考，但毕业后回骑兵。也就是说参谋本部当时就没有要兵站参谋的打算，其实当时参谋本部就没有兵站课，只有个运输课。古来兵匪一家，藩主们都不养兵，当兵的要吃饭自己去抢。抗战时日寇的“以战养战”的行为，实际上就是这种传统的延长，所以整个二战当中，日军的抢劫行为在参战各国军队中是最多的，而且是全军普遍性的。
梅克尔是战略战术的专家，所以他在课程设置上也是绝对的实务优先。陆大的战术培养是很成功的，从地图到沙盘最后是现场，一步一步的启发式教育，经常梅克尔亲自上课，亲自提问，所有教学内容都全部记录印刷出版，发布全军。
演习也相当多，而且按照梅克尔的意思，参加演习的不光是陆军大学校的学生，连参谋本部的现职参谋和各师团的参谋长们也一起参加。
现在日本人研究发现，当时陆军大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其实只适合培养旅团一级的主官和师团一级的副官。所以单个日本军的师团旅团行动起来，能打出很漂亮的仗来，但到了军或者方面军一级，则反而经常可见互相牵制，动弹不得的情形。这也是梅克尔少校给日本军队留下来的遗产。
梅克尔留下的另一项遗产：到陆大建校为止，不管是普鲁士陆军还是德意志陆军都没有打过防御战。只有他们打别人，还没有挨过打呢，所以教不了日本人。而日本人呢，不管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也都没挨过打，所以就忘了还有“防御战”这个词了。日本陆军就不会防御，进攻时挺牛B，美军，苏军打回来了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动不动就发动自杀式冲锋，“全体玉碎”。
关于武器落后
日俄战争时的日本陆军不像后来的日本陆军那样僵化，还肯接受新鲜事物，还挺重视武器装备。开战前夕从美国进口了大量hochikiss机关枪，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大量配备部队。
在旅顺战役中，前线指挥官没见过机关枪，就感到十分郁闷，说怎么俄国人一敲鼓，日本兵就都倒在地上了。后来才知道那不是西洋鼓，那玩意儿叫机关枪。于是大本营赶快把躺在仓库里的机关枪拿出来配备。到奉天会战时，日军的机枪密度已经是俄军的五倍了。
但到了后来，日本陆军在“精神万能论”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几十年没有更新武器装备。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三八式步枪”，“三八式野炮”为什么叫“三八”？不是1938年的意思，而是“明治三十八年”的意思。哪一年？1905年！
日本的九五式坦克，像伸出来的一条短鼻子样的东西据说就是炮了，装甲只有12毫米厚！12毫米是什么意思？1930年代的共识是坦克装甲至少要25毫米，这还只是意大利那样的穷国的标准，美国是30毫米。在中国战场上就经常有日军坦克被国军的捷克式机枪打穿的实例。也别说，那坦克也能出口，卖给二战时日本的同盟国泰国五十辆，后来被泰国因为质量实在太差退了30辆货。而日本陆军还是敢坐着这种象纸糊出来样的“坦克”去和美国佬掐架！
在马来战场上有日军指挥官把坦克埋起来做火力点，很被不明真相的人讥笑了一番。其实不应该讥笑动出那个脑筋的日本军官，应该称赞他头脑灵活，会利用废物才对！皇军们的那号“坦克”，本来就什么用没有，加上当时又没有燃料了。能用的就只有上面的机枪大炮了。
关于皇道派和统制派
如果用“阶级斗争为纲”来分析的话，那么“皇道派”就是属于低层阶级的。到现在都还是这样，越是下层的人，对皇室什么的越关心，总相信天皇是“天纵英才”，事情就坏在几个贪官污吏手里，如果“天皇亲政”，就什么事都解决了；而“统制派”大多就属于“皇道派”所恨之入骨的“贪官污吏”，起码对天皇什么的无所谓，也就是所谓中层阶级。“2.26事件”其实就是低层阶级为了上层阶级（天皇）来打倒中层阶级。
但是“2.26事件”以后，天皇震怒，说“杀了我的肱股之臣”。要血债血还。觉得好像被天皇给卖了，这下“皇道派”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只好“一致对外”了。
关于9·18
日本陆军认为，使他们跻身于现代军队行列的日俄战争就是在满洲打的，所以满洲应该是他们的。从大正到昭和，日本陆军的政策像万花筒似的乱变，但唯一从来没有变过的就是满洲政策：要维护所谓在满蒙的“帝国权益”。
9·18事变时，关东军只有10600人，而东北军是44万8千，其中正规军26万8千，最精锐的17万奉军在平津一带展开的有11万左右，在奉天光奉军就还有6万人左右，对关东军占绝对优势。
人们在谈到抗战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虽然中国军队人数多，但是武器火力不如日军”。一般来说，那句话是对的，但是在1931年的中国东北，那句话不成立！东北军不但在人数远远超过了关东军，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远远超过了关东军。只要看看被关东军缴获的战利品就知道了：飞机60架，坦克25辆，还有大量的日军根本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
攻打北大营的日军有多少？有千军万马？没有，就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川岛中队，就一个连，100来号人！
关东军联络朝鲜军，密谋对东北军发动进攻。国内的参谋本部派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去奉天阻止关东军乱来。建川本人是有名的“挺进将军”，他从东京出发，不坐飞机，走陆路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来。为的是帮石原莞尔们和关东军争取时间。等他坐火车到奉天，已经是9月18号傍晚了。
关东军原来定的日期是9月28日，接到参谋本部桥本欣五郎少佐的密报，建川美次要来，这才把攻击时间提前到9月18日。
9月15日，石原莞尔中佐（作战主任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高级参谋）、花谷正少佐（参谋）、今田新太郎少佐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建川美次部长要来的问题。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结果铅笔往右倒了下去，那就是说计划中止。但是今田跳了起来说：“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于是这四个参谋决定在9月18日建川到达的那天晚上动手，因为那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后时间。
（就是这个今田，在南京沦陷后东京举行的提灯游行中，他在参谋本部阳台上陪着昭和天皇的弟弟秩父宫薙仁亲王。今田问：“殿下怎么看国民的欢呼？”薙仁亲王没吭声。今田说了下去：“殿下，这种欢呼是不是正在受苦的国民们在呼喊‘快停止战争吧’？国民们不要这场战争”。）
等建川第二天酒醒，战事已经结束，沈阳的东北军已经被全部解除了武装，石原们正忙着清点战利品呢，不，应该说是缴获品，不能叫战利品，根本就没有过战斗嘛。
石原的战术应该说很简单：“打蛇打七寸”。趁那位花花公子沉醉在温柔乡之际，打掉沈阳城里的奉军指挥部，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在沈阳动手的同时占领营口和丹东，阻断关外奉军主力回援和确保朝鲜军越境增援。
应该说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算计几乎完美无缺，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没有想到不但美苏蒋袖手旁观，连当事人张学良本人也同样袖手旁观！其实没有必要占领营口，就是帮张学良修一条现代高速公路，他也不会“打回老家去”。
由于“满洲事变”的成功，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成了全日本的英雄。英雄到什么地步？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名字中的“征”就是“板垣征四郎”的“征”，“尔”就是“石原莞尔”的“尔”。因为小泽征尔是1935年出生在沈阳，其父小泽开作就是“满洲国协和会”的创始人之一。
关于宣战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可是中日居然都没有宣战。这就是所说的日本“不宣而战”，中国“战而不宣”。这里面的奥妙，其实就已经预示了战争的决定因素：美国。
包括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在内都不止一次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这战不能宣，一宣就彻底完蛋。
为什么吗？怕美国。日本的重要战略资源都卡在山姆大叔手里，日本人比谁都更清楚从日俄战争以来美国人就一直看他不顺眼，就是找不到机会来治他。只要日本敢和国府正式宣战，美国肯定采取“严守中立”的立场，对双方禁运战略物资。这一下石油，橡胶全没了，还打什么仗？
那就只好掩耳盗铃不宣战了。不宣战就不是处于战争状态了。
同样，对于国府而言，一旦宣战，就无法向美国购买军火武器，丧失东北、苏沪等工业基地的中国军队就将陷入无枪炮可用的绝境。
关于淞沪抗战
第二次淞沪抗战（日本人叫做“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一个很罕见的例外。抗日战争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不是中日双方都有共识是由日本方面主动挑起（如皇姑屯事件，柳条沟事件，武汉会战等），就是大家互相指责（如卢沟桥事变），唯有这淞沪抗战是双方都抢担责任，强调是自己一方主动进攻。日本认为是日本海军主动挑起了这场战役，使陆军卷了进去，其结果是使当时正在进行中的中日秘密会谈破裂，扩大了战争；而国府（现在大陆也采用这种说法）则认为淞沪抗战是蒋委员长主动出击，“先发制人”。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败得很惨。
蒋委员长很信任德国人，因为德国人确实没有辜负他，确实帮他把红军给赶到陕北去了。所以这次淞沪抗战，蒋介石还是用德国顾问、德械师，成算在胸。
但是蒋介石这次失算了。
军事学是一门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学问。德国在一次大战中的惨败，说明了一战时德国军事学上的缺陷，而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缺陷，或者说意识到了缺陷而没有当回事。
德国人和日本人一样，只会进攻，不会防守。从两次大战的战史就可以看出，进攻时胜多败少，而一旦防守，大多失败。加上德军顾问团对中国国情不熟，把欧洲的战法拿到中国来：国军机械化部队作为战略预备队放在南京。德国顾问们不知道当时中国的道路情况——从南京到上海，汽车要开20多个小时。
淞沪作战开始时，日军参谋本部给松井石根的命令是突破“塞克特防线”，作战目的是在野战时消灭中国军队。德国顾问们的战壕工事有一个缺点：缺乏纵深，这是在一次大战时就暴露无遗了的。而当时指挥淞沪作战的松井石根，是这种攻坚战的专家。
应该说日军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日军士兵几乎全都受过单兵一边匍匐前进，一边射击的训练，这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对突破战壕防御而总结出来的作战姿态，当时采用这一姿态训练的只有日军。而国军只会站立射击或蹲跪射击。
还有从日俄战争后，日军就已经废除大规模集团冲锋的战术，大规模冲锋只是给重机枪提供靶子。日军的冲锋，都是五六个人一个小组分散，以轻机枪为中心行动，这样能不给阻击重机枪以密集靶子。日军冲锋时无声无息，不吹喇叭，不高喊，全是手势，以求最大程度的让对手不知往哪儿打好，这都是从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总结出来的。
参谋本部估计突破“塞克特防线”需要两个月，其实松井在第二次攻击时只用了两天就突破了“塞克特防线”。防线的最后堡垒大场镇也没守到两个星期。
应该说德国顾问们十分敬职，自尊心特别强。防线失守。居然有气红了眼的德国顾问们端着枪冲上了第一线！忘记了指挥、协调的职责。德国顾问一旦牺牲，部队也就失去了指挥，而事先又没有给各部队下达撤退路线，于是国军防线全面崩溃。松井就指挥着皇军一路向南京烧杀而去。
这里没有把淞沪抗战的失败归罪于德国顾问的意思，只是说蒋委员长过分重用德国顾问也是淞沪抗战失败的原因之一。而德国顾问们作为蒋委员长的私人雇佣兵，虽然他们并不是为抗日而来，只是为了帮助委员长反共，但是在抗日战场上也确实为中国人流过汗流过血，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关于停战
日俄战争中的名将儿玉源太郎曾说过：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
日军虽然在中国大陆战场取得战术上的一连串胜利，但在战略上陷入了泥淖。日本陆军的全部兵力是70万人左右，大陆战场每年要消耗掉陆军的10%左右。
1940年3月30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终于下定决心，要在1940年内解决中国问题：如果1940年内蒋介石还是不投降的话，日本单方面撤军，除在上海、内蒙继续驻留少量兵力外，其余全部撤出大陆战场。
然而，历史注定了这支犯下累累罪行的军队一定要灭亡，没有见好而收、全身而退的资格：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军事胜利，让皇军参谋们又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将撤出中国的想法抛诸脑后。
关于石油
没有石油，就打不了现代战争。最早看到石油的战略意义的可能是英国的丘吉尔。他1911年当上大英帝国海军大臣后，立即下令把所有军舰从烧煤改到烧油，花了三年时间，正好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时烧油的英国舰队比烧煤的德国舰队活动半径更大，速度更快，燃料补充时间更短。英国本来就是海上强国，再加上先进的军舰动力，完全取得了一战的制海权。
德国因为石油而输掉了战争，又因为输掉战争而丢掉了石油。一战前德国已经到手的伊拉克石油权益不得不转让给法国，成为了“没有石油”的国家。以至于纳粹上台后在解决战争机器的动力问题时只能采取开发液化煤炭生产“合成石油”。
二战刚开始时，德军的攻势如电闪雷鸣一般。但是进攻英国的计划受挫，使得仅仅依靠超出经济核算的合成石油来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十分困难，这也是希特勒挥师向东进攻苏联的原因之一。他看上了苏联高加索地区的巴库油田，那是从1870年就开始开发的，当时是世界顶级的大油田。
德国1941年6月开始进攻苏联，1942年8月到达了石油地带的最西端，但是最后也没有能到达巴库。
有人评论说：“和俄罗斯作战需要大量的石油，但是德军的进攻超出了补给的能力，已经不能维持靠神速的进击而带来的战略优势。结果是很讽刺的：进攻高加索是为了石油，但是因为石油的不足而失败”。
关于东条英机
1941年10月18日，东条内阁成立。东条一人就兼了总理大臣、内务大臣、陆军大臣，后来从1943年10月8日起再兼商工大臣，还是嫌官职不多，从1943年11月1日起又新设了个军需大臣的位子来兼一下，这里面还没包括从1942年9月1日到9月17日兼了半个月外务大臣和1943年4月20日到23日这三天里兼的文部大臣。
反正一句话，那届内阁就他一个人给包了。不但这样，到了1944年2月21日起，他干脆把参谋总长这一属军令系统，按当时日本法律与政府无关的职位也给兼了起来。
东京审判时检察官向石原莞尔取证时问他：“在关东军时代是不是和东条英机有过意见对立？”
石原的回答是：“东条是没有自己的意见的人，和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发生意见对立？”
东条对反对自己的人或者认为在反对自己的人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赶到前线去送死。在他全面掌权以后更是特别要赶到南方前线去。
关于中途岛的起因
海军想把军力集中到萨摩亚群岛，斐济一带，就算打不了澳大利亚（陆军已分不出兵力）也要切断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关系。
而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提出攻占中途岛，进攻夏威夷，以绝美国战意；或者诱出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决战。这也就是速决战的打法。
军令部并不同意山本的方案，但碰上了杜立特长途奔袭日本本土，对民心士气打击很大，因此变了主意，批准了山本的方案去中途岛消灭美国人的航母舰队。
可以说，杜立特在战略防守阶段的进攻改变了太平洋战争的走向。
关于一木支队
一木清直大佐的一木支队就是1937年挑起7.7卢沟桥事变的那支部队。一木支队是日军派往瓜岛的第一波攻击力量，登陆当晚就试图反攻机场，结果次日发现800人只剩了23人，阵亡777人，正合了1937/7/7的数字。
史迪威将军：日本军队没有纠正错误的能力。
日本陆军为了防止“下克上”的行为，也就是中下层军官协同起来把生米做成熟饭以要挟高层决策，居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有意把一些脾气不同的人撮合到一起统领军队，以免他们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结果导致战争后期日军的指挥水平越来越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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