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经济增速回落期：危机与改革
——专访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
主笔 王鸿谅
高速增长期结束，并不意味着中速增长会自然到来。如果新旧增长动力的接替不成功，新的发展方式未能及时确立，经济增长一旦出现大幅下滑，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新一轮改革的起始阶段，是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是一场“改革与危机的赛跑”。
数字解读：服务业的比重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一个数字，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6.1%，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这意味着什么？
张晓晶：在“十二五”规划中，服务业的发展是一个目标，但它是一个预期性指标，是一个我们希望达到的数字，并不是一个约束性指标。现在这个数字第一次超越了第二产业，看起来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成绩，符合我们的既定目标。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得到了很大改善？我认为还需要更具体细致的分析，不能太高估它的积极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那服务业比重的上升背后，具体有哪些推动因素？
张晓晶：首先，在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形下，会出现第二产业发展慢一点，其他发展快一点的情形。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波动中，服务业发展速度比制造业快，往往是在经济发展形势不太好的时候出现，当制造业因为种种原因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出口不畅、产能过剩的时候，相比之下，服务业就会显得势头要好一些。其次，是结构性减税的影响。这对于服务业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比如说增值税转型、抵扣一些固定资产投资购进的成本、营业税转增值税等等，政府出台了很多支持服务业的政策。还有就是房地产业的发展也抬升了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服务业的发展，其实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只不过去年在数字上体现较明显而已。所以，第一，我们不要去高估它；第二，确实有这些经济和政策因素，造成了服务业发展得比较快；第三，我想讨论的更重要的问题是，服务业比重真的越高越好吗？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看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比重问题？
张晓晶：现在很多地方都把服务业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强调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但是我介入的研究，更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结构本身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最后结果，它不应该是一个目标，不应该是一个既定追求的目标。我们说要发展经济，持续发展，还是想要把资源优化配置，不同的产业结构，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可能是不同的。过去，我们农业多一点，后来是工业化发展，这是好事，因为农业生产率低，工业生产率高。一个初中文化的人，在农村种地，一年收入几千元，到了工厂里，收入可能是几万元，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0倍。人还是同一个人，仅仅是从传统生产部门配置到了现代生产部门，他的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10倍，而整个经济增长率也一下就上去了，这是过去30多年在中国发生的真实故事。
现在，我们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转向服务业。服务业的大发展，并不是新鲜事，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就出现了，当时一些主流学者也在分析，这样的转型好不好？当时整个西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都下来了，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不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这个低很好理解。举个例子，一个弦乐四重奏今天花在训练方面的时间，与几百年前几乎是一样的，这就是说，城市生活所需要的这些传统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百年间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余地很少。当然，后来学界也有反对意见，认为服务业不止这些传统范畴，还有一类是现代服务业，比如电信、金融、物流等等。我们也看到，世界范围内现代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的确在提高。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的现代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有所提高的，但并没有高过制造业。为什么？因为这些领域基本都是被垄断的。
三联生活周刊：按照你的分析，这是我们在发展服务业时最现实的困境：传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太可能提高，而劳动生产率能够提高的现代服务业，又基本都被垄断了？
张晓晶：是的。在目前的情形下，特别是还没有把垄断放开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只盯着服务业发展，我们能看到的将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我们现在的增长速度下降，跟这个问题直接相关；可以说，由于服务业的比重占得更高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反而变得更慢了。我说的理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出现了，只是90年代中后期美国新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也有人提出反对，认为服务业劳动效率的外溢效应没有被统计进去，是个统计学问题。但即便如此，从全球来看，进入服务业大发展的时代，进入消费为主的时代，对不起，经济增长就会下降。我们要从这样的大格局来看服务业的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不等于单纯追求服务业的占比不断的提高？
张晓晶：只要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和要素禀赋，占比高的是第二产业也可以，为什么非得是第三产业？这个观点，我们在调研中，跟很多地方政府都有交流，现在很多地方基本也是能够接受的。我参与了发改委“十二五”规划的评估，也在参与“十三五”规划前期的一些工作，这是我们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产业政策你应该干什么？不断推进服务业在GDP占比中的提高，有点似是而非。不只服务业占比，其他的如消费比重、城镇化率等，道理也都是一样的。比如城镇化率，难道达到了一定的数值，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吗？城市乡村就能实现一体化的和谐发展了吗？其实那个“率”本身并没那么重要，关键还是在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就像我之前强调过的，结构本身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最后结果，它不应该是一个目标，不应该是一个既定追求的目标。资源得到了优化配置，经济得到了平稳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真正改善，才是我们的目标。
也有观点说，服务业占比一提高，我们的就业就会上升，这也是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服务业占比和就业率，这是两码事。很多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并没有那么大作用，这些都是有专门研究的。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很多是资本密集型，并不需要那么多人。指望服务业来全部解决就业问题，很多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从世界历史来看，真正推动全球技术进步的，不是服务业，而是制造业。过去的多少次重大技术革命，没有在制造业中完成的，恐怕就是互联网。但国际主流学者怎么看？他们认为互联网也只是第二波产业革命的一个余波，一个副产品。当然现在热衷于讨论大数据，说无尽的信息与分析，使得商家能识别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企业销售业绩就能大幅上升。但这种分析忘记了一件事，即整个市场份额是有限的，客户的购买力也是有限的。当这个商家利用大数据获得了市场份额，其他的商家就会失去这个市场份额。这叫零和博弈，整个经济不会因此而大幅增长，只是在分配上有了变化而已。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发达经济体在制造业上的回归。第三次工业革命意味着什么？页岩气革命、3D打印机、数字化制造，这些技术创新都是在制造业里解决的。所以，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制造业和服务业，一想到搞工业就是污染、落后、产能过剩、解决不了就业，一说服务业，好像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事情不是这样的。一定要记住一点，相对而言，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比较低的。转向服务业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不能是政府的强制推行。当然，打破垄断、撤销服务业发展的障碍是有必要的。同时，制造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仍大有可为。
创新需求与国际新规则
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是7.7%，与历史数据比较，增速在下滑。你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张晓晶：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其实从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就开始有所显现了。不过如果单纯只是外部冲击，也许扛一下就过去了，但这些年的结果证明并非如此，经济增速的下滑，更重要的是我们内部的结构性变化，我们的潜在增长能力在下降。稍微学术一点，可以从供给面来讨论。供给面其实很简单，主要就劳动、资本和技术三个因素：经济增长靠什么，首先得靠劳动，要有人干活。其次得有资本，要有工具。然后要有技术。
首先是劳动力问题。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变化，劳动力对增长的贡献也在减少。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已经表明，中国总人口的增长远低于以往人口预测和规划的水平，而在人口结构方面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则又明显超出了以往人口预测和规划，这使得未来劳动力供应问题显得更为严重。与此同时，这些年我们能看到另一个变化，是农民工收入的快速增长，有研究估算，增长率是年均10%以上，这个速度已经超过了GDP的增长率。当然，我们也存在着大学生的就业难，这是教育背景与市场需求的不匹配，是未来要调整的事情。但是从一个总量来看，我们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面临着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面临着人口红利的减少，在供给面的三个因素里，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二是资本。资本来自储蓄，现在看起来很高，短期内也不会有明显变化，但只要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在推进，储蓄肯定会越来越少，随着储蓄的下降，我们的资本供应必然减少。发达经济体一直强调资本形成，问题就在于其储蓄不足。在我国，虽然目前的高储蓄、高投资似乎是一个心病，但逐步地，我们就会担心资本的供应难以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了。
第三是技术。过去我们有赶超效应，“反向工程”，学习模仿，技术进步很快，这是后发国家的优势。但是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的后发优势在减弱。如果说以前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是石头可能没有了，河还是要过，就要自己琢磨搞创新了。自主创新可能会带来经济增速的放缓，日本当年就遇到过类似情况。为什么我们老在强调创新，因为已经到了这一步，自主创新的需求迫在眉睫。国家也在鼓励创新，投入了很多资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真的建立起好的创新机制了吗？特别是那些有利于创新的激励机制，包括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知识产权保护、资本市场发展等等，这些我看都还非常欠缺。
现在的新技术革命、能源革命，依旧是发达经济体走在前面。当然，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也被人质疑，认为存在包括污染环境、收益快速递减等多种问题，但至少目前，通过页岩气革命，美国在逐步实现能源自给，这带来能源价格大幅下降，让美国的制造业一下子具有了竞争力。当然，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获得，能源价格下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来自机器人。这两者相结合，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回归。有数据表明，美国的很多地方，特别是中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和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很接近了。这对我们将是巨大的冲击，我们未来在国际竞争中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国际竞争压力方面，你能做更详细的分析吗？
张晓晶：供给面是我们的内部结构性因素，但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国际方面的影响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变化，以前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发展的时候，特别是“四小龙”时期，西方发达经济体是支持态度，给它们各种支持，高新技术、贸易合作等等。中国今天发展，这些合作当然也有，但是发达经济体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面临着两大国际新规则的挑战和压力。
第一，在以发达经济体为主组成的超级自贸区里，我们都是被排除在外的。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多边服务业协议”（TISA）等等。我们为什么要在上海试点自贸区，就是要应对这个局面。上海只是一个起点，其他各地都可以试。超级自贸区的标准已经远高于WTO，这意味着西方发达经济体现在已经制定了新规则，这是另起炉灶。未来可能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超级自贸区替代WTO，一种是WTO也提高标准，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WTO已经在密切关注TPP的发展，最近的多哈回合谈判，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不管是哪种情况，对中国都是压力。因为提高了的新标准里，有不少是针对中国的，比如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等等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里，在全球分工里，如果新规则制定好了，而我们进不去，那外贸出口怎么办？我们说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就是投资、出口、消费，如果出口这一项不行了，就会有很大压力。
第二，超级的货币互换网络的形成。2013年10月31日，美联储、欧洲央行、瑞士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这全球六大央行同时发布新闻稿，宣布它们已经达成长期性多边货币互换协议。这是什么意思？打个比方说，假如瑞士遇到问题，要用美元解决问题，美联储可以对它美元无限供给，只是货币互换问题。这种长期的多层次无限期的安排，表明一张以美联储为中心，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参与的排他性超级国际储备货币供求网络已经形成，这个网络事实上已经将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供给机制内在地连为一体。因为货币互换不仅涉及互换国之间的货币流动，而且涉及彼此间货币的汇率安排，进一步则涉及互换国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深度协调。这种安排的长期性、无限期和多变化，其实已经十分清晰地显示出发达经济体对于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发展趋向的偏好。未来的主流货币是什么？也许不是美元、人民币等某种单一货币，而是这种新的方向，是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互换网络。而在这个体系里，我们也是被边缘化的。
这两大国际新规则，其实是对中国未来战略布局巨大的约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治理新规则就在逐渐形成。发达经济体在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在做全球新的战略布局，棋子已经摆好了。尽管我们强调要抢时间，要抢占制高点，强调危机以后，改革其实就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了，但在现实中，发达经济体还是走在前面了。面对新技术革命与国际新规则可能形成的对中国的“包围圈”，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如何保持？一旦我们被国际分工体系边缘化，我们就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增速下滑：规律与改革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之间是什么关系？
张晓晶：这个问题，学术界也有分歧。有一种观点是，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从以前的9%～10%，下降到7%～8%，下降了两三个百分点，但是之前设想的恶劣局面并没有出现，整个社会的就业状况，比如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都并不是很高，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潜在增长水平也就这么多了，而4%～5%左右的失业水平或许就是一个自然失业率水平。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的现实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基本一致了。如果要超过潜在增速，反而会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就是7%到8%之间，这和以前的观点是有很大区别的。但也有一种更激进的观点，认为我们现在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了，现在是过度就业了。
我个人的判断是，未来的经济增长下滑，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有一点必须澄清，我们不会一下子跳水式下降，而是台阶式下滑。日本当年的经济增长下滑也是这种方式，9%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下滑到5%左右，又迅速下到2%～3%，现在连1%都很难起来；美国很了不起，年均增速3%持续了100多年。现在潜在增长水平仍在2%～3%。欧洲现在的潜在增长水平比美国要低1～2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全都走过这样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经济增速的放缓，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方式，有足够的抵御能力吗？
张晓晶：经济增长下滑，我们的整个结构，包括体制机制，是否能适应？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我们的政府需要认识到，经济增长下滑是个经济规律，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把经济增长下滑与执政能力对立起来，不要过于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从长周期的视角，增长不可能以恒定的速度永远持续下去，尽管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可以假定外生的技术进步，从而获得稳态的经济增长。但这种稳态增长是“假定”出来的，现实中的增长有快有慢，有高有低，甚至有时候会停滞倒退，这才符合增长的周期。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并没有打破增长的周期，它只是通过知识、创意、人力资本等的报酬递增，使得原先被假定出来的增长有了一个更为可靠的理论基石、增长被内生化而已。从某种意义上，增长的周期就像是一种宿命，尽管你千方百计想修正它，但你所能改变的在历史长河中却是微不足道的。
借助国际比较，高增长必然会遭遇调整这一点就能看得更为清楚。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领衔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总结出“二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7%、持续增长超过25年的13个成功经济体，它们分别是：博茨瓦纳、巴西、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考虑到博茨瓦纳、马耳他、阿曼人口规模都非常小，余下10个成功的经济体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危机：这包括巴西上世纪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日本80年代末的金融泡沫破灭危机，以及其他经济体90年代末遭遇的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分析发现，经历危机但成功跨越的经济体有：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而遭遇危机后止步不前的有：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巴西；中国是特例，没有遭遇危机重创，但也还没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外国专家学者预言未来中国遭遇危机的概率接近于1的原因。
中国经历了30年的快速增长，但我们也专门做过研究，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等，在金融危机之前，都经历了27年到33年之间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并没有特殊到完全超越历史样本，我们要尊重长周期增长的经济规律。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是必然趋势，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张晓晶：在企业层面，增速下滑，意味着需求的减少，企业必须做出重大调整，它必须认识到下滑局面是长期持续的，利润增长水平各方面要调整，产能过剩要尽快处理。企业必须掌握更多的信息，对未来做出判断，哪些是产能过剩的领域，哪些是未来会有空间的领域，从而做出调整，寻找出路，寻找中速增长时期的盈利模式。
在政府层面，如何应对增速下滑，也就是宏观政策的选择。我认为政府不能一味通过刺激性政策，试图超越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只有这么多，再刺激，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结构扭曲，是以后的更多坏账。面对增速下滑，最根本的还是要回到供给层面做调整，强调供给管理，从劳动力、技术、资本这三方面来改变。在这方面，西方发达经济体其实有许多可借鉴的经验。比如美国走出滞胀危机的做法，1945～1971年石油危机之前，美国的增速很快，是5%左右，遇到滞胀危机，就全下来了。里根政府就采用了一些刺激供给面的政策，比如打破垄断、撤销航空管理委员会、拆分电信、政府“瘦身”、加速折旧、推动资本形成、减税，等等。
政府的“救市”，还是应该在供给面上做文章，而不只是拉动内需。供给面的调整，才是关系到中长期发展的根本举措。这些问题，最后都会回到改革上，供给面的调整，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要推动体制的变革。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改革，推进机构改革、国企改革、下放审批权、“负面清单管理”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真正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才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才是核心，其他都是一锤子买卖，4万亿计划也是一锤子买卖，不良后果也呈现出来了。
2013年政府层面对经济没有大刺激，有“微刺激”，还是要保增长，包括今年也是一样。所以必然也还是会出台一些需求面的刺激政策，但供给面会强调得更多。回头去看2013年的政策，至少是能看到政府的改进努力，包括减少审批、如何吸引民营资本、如何让国有资本多元化等方面，都有一些举措，这些是好的迹象，是真正在推进改革。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经济增速下滑，最频繁听到的就是“高速增长时期累积的财政金融风险”将会显现出来。这种风险到底应该如何理解？
张晓晶：打个比方，假设一个人的月收入是1万元，月供是5000元，在正常情况下，家庭经济运转没有问题。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企业效益不好，就意味着收入会减少，比如收入只有5000元了，那怎么过日子，房贷怎么办？这就是风险，就是银行坏账。这是个人层面，放大一点，到政府层面，就是地方融资平台，各种项目打包贷款，每个月同样是要还利息给银行的，如果经济增长放缓，效益下降，融资平台的债务在不断累积，但又没有现金流去还，结果会是什么？破产。这就是债务危机，2008年以来的债务危机就是这样，都还不起钱，经济就无法运转，大家也没事干了，失业了，这是恶性循环，是资产负债表危机。
2011年，中国社科院成立了专门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课题组，组长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副院长李扬，我是副组长。我们的课题组通过研究发现：2007～2011年，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在急剧扩张：国家总资产从294.7万亿元增加到546.5万亿元，总负债从118.9万亿元增加到242万亿元；而净资产则从165.8万亿元增加到304.5万亿元。这三个指标在5年内几近翻番，且增长速度快于同期名义GDP的增幅。国家整体的资产负债率，即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总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比较大的2009～2010年两年间，上升幅度较大。这表明，在国家资产形成中，对债务融资的依赖有所上升，进而造成债务风险相应提高。
国家净资产增加额持续小于当年GDP，表明并不是全部的GDP都形成了真正的财富积累，换言之，在我们产出的GDP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无效的。这是因为，GDP指标存在某些先天性缺陷，一些无效投资（对应的是产能过剩）甚至破坏资源环境的活动，都被计入GDP了，在财富形成中要将这些剔除。以2010年为例，净资产增加额与GDP的差距高达7.5万亿元，占当年GDP的18.7%，虽然不能断言这7.5万亿元都被浪费或损失了，但至少表明这一年GDP的质量大有问题。
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加总的债务接近2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53%。如果分部门来看，截至2012年末，企业部门杠杆率（债务占GDP的比重）已达113%，超过OECD国家90%的阀值，值得高度警惕。这构成了中国债务结构的突出特点，这种状况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和金融体系以简洁融资为主的特点密切相关。如果将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金融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债务加总，那么全社会的债务规模达到111.6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15%，这意味着全社会的杠杆率已经很高了。为了给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去杠杆化在所难免。
我们的研究显示，国家资产负债表近期的风险点主要体现在房地产信贷、企业债务、地方债务以及银行不良贷款等项目上，而中长期风险则更多地集中在对外资产以及社保欠账等项目上。无论哪一类风险，都与当前的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应对或者化解风险的最佳途径，还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健康、高效率、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归根结底，这又要回到改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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