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中国大豆：曾经与现实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袁越
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2011年我国大豆进口量为5263万吨，2012年迅速增加到5750万吨，增长了9.3%。2013年中国进口了6340万吨大豆，比上一年又增长了10.3%。相比之下，2013年中国本土的大豆产量只有1200万吨左右，不到进口量的20%。数据背后的中国现实，需要细致观察。
杂交玉米的逆袭
大豆起源于中国。考古证据显示中国从公元前2800年就开始种植大豆了，已经种了将近5000年。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五种，黍稷菽麦稻也”的说法，“菽”即为大豆。大豆对日照条件较为敏感，没太阳长不好。东北地区纬度高，夏季日照时间长，是中国最适宜种大豆的地区，所以才有“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样的经典歌词。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豆一直因其广泛的用途和旺盛的生命力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吉林农科院大豆研究所前副所长矫树凯对我说，“让中国大豆走下神坛的事件只有两个，一个是杂交玉米的出现，另一个就是大豆进口的开放。”
如果一个农民种地只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那么他肯定是自己想吃什么就种什么。但当他成为一个靠卖商品粮挣钱的“职业”农民后，决定因素就变成了“比较效益”了，即单位面积的土地种哪种作物能带来更多收益。决定收益的是单位面积的种植成本、产量和产品的销售价格，解放初期我国的农业生产较为落后，大豆的产量在每公顷600公斤左右的水平，玉米可以达到1000公斤左右，但由于大豆价格较高，两者相安无事。据矫树凯回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期时东北地区的大豆和玉米种植面积还是差不多的，农民没有偏好。
“我生长在辽北，我们那个屯离赵本山家不远。我清楚地记得1969年我们屯的会计从外地背回来一袋还没有脱粒的杂交玉米种子果穗，玉米穗很小，十二三厘米长，有乒乓球那么粗。村里人很怀疑，说这怎么能高产？他笑哈哈地满怀信心地说，种儿小没关系，你看驴小不小，还不是生出大骡子来？”矫树凯回忆说，“没想到真给他说对了。此前我们村最好的玉米田每公顷可打2吨玉米，会计引进的杂交种打了4吨！于是这位会计立刻就成了全村的英雄，只几年时间我们村的玉米播种面积就超过了大豆。”据矫树凯回忆说，当年农民们看到成果后立刻就接受了这项新技术，没有出现什么“反杂交运动”。倒是曾经有人反过化肥，觉得这玩意儿看上去像药，不敢往田里撒，而是偷偷埋进土里，结果那块地上很快就长出了绿油油的青草，茂盛得不得了，农民们看到结果后也都立刻倒戈，开始用化肥了。
通常情况下，育种技术的发展速度很慢，产量是逐步提高的，农民接受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杂交玉米很不一样，增产效果特别明显，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把以矮秆小麦和杂交玉米为代表的新一代农作物的出现称为“绿色革命”的原因，它们就像革命一样迅速席卷全球，彻底改变了整个农业的面貌。其中杂交玉米尤其特殊，除了能迅速提高产量外，它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农民不能留种，只能去专门的种子公司购买，这就为全世界的种子企业开启了新的盈利模式，也为玉米的科技革新奠定了基础。
“传统的农作物属于开放授粉品种，农民完全可以自行留种，所以种子公司只能卖一季种子，第二季就卖不动了。”矫树凯说，“另外像大豆这样的农作物，每一代新品种的进步幅度都不大，所以卖不出高价。杂交玉米则不然，靠的是杂交优势，第一代产量非常高，从第二代开始产量就急剧下降，所以农民愿意出大价钱买种子，种子公司和科研院校自然也就愿意在这上面投钱搞研发。”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种业成了朝阳产业，发展极为迅速，但真正成了大企业的都是经营杂交玉米或杂交水稻种子的。其中玉米绝对是全世界种子行业科研经费投入最多的品种，高投入自然也带来了高产出，如今中国玉米的平均单产达到了每公顷5.8吨，东北地区可以达到8吨左右，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地块甚至可以达到10吨，是上世纪60年代的5倍。美国中西部地区所谓“玉米带”的玉米平均单产甚至可以达到每公顷13吨，把其他粮食作物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相比之下，大豆因为科研投入少，亩产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玉米。目前中国大豆平均每公顷能产1.8吨，是玉米的三分之一。大豆的单价虽高，但还不足以弥补产量上的差距，于是种大豆就变得越来越不划算了。大豆产业本来早就应该“沦陷”了，有一样东西延缓了玉米进攻的脚步，这就是气候。玉米产自南美，本来是热带作物，首次进中国时扎根中原地区，适应得比较快，此后便一直向北方推进，但进入东三省后就不那么顺利了。因为前文所述的原因，在国内外大批科研人员的努力下，玉米的生长期迅速缩短，辽宁丹东农科院选育的“单玉13”种到了吉林省的长春，中国农科院的“中单2号”种到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交界地带，黑龙江省农垦系统经过长达20年的努力，使德国一家种子公司培育的耐寒玉米品种一直种到了黑龙江最北端的黑河，实现了中国玉米普及的完美收官。从此玉米登台，大豆谢幕。
虽然曾经担任过大豆研究所的副所长，但现任一家以色列生物技术公司总经理的矫树凯却决定把公司经营重点放到了玉米和水稻上，不做大豆了。“搞大豆的人对大豆感情比较深，总觉得现在大豆受到了歧视，应该想办法翻身，这一点我能够理解。但是从国家的角度看，大豆没有优势，应该认命才对。”矫树凯对我说，“种大豆省工省料，貌似节约了资金和劳动力，但大豆产量太低，总的效益不如玉米，这就相当于浪费了土地，而中国最缺的就是土地，不应该鼓励农民再种大豆了。”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显示，截至2010年，中国主要农作物当中效率值最低的就是大豆，它占用了4.9%的耕地，产值却只占中国农业总产值的0.8%，也就是六分之一。其他谷物(水稻、小麦和玉米)占用了56.1%的耕地面积，创造了14.9%的产值，单位面积产生的效益虽然也不高，但比大豆还是高了50%。相比之下，蔬菜用了12.1%的面积换来了15.3%的产值，难怪有条件的农民都去种菜了。这样算下来，渔业和畜牧业的效率值是最高的，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把饲料生产算在里面。小农经济时代，喂猪养鸡用的是农业生产剩下的各种下脚料，但现代畜牧业就不能这么做了，必须找到一个稳定而又廉价的饲料来源，大豆就这样迎来了第二春。
洋豆入侵
“中国从1995年开始进口大豆，不过从第二年开始，大豆的加工产品豆粕的进口量就超过了大豆。我当时是做谷物贸易的，进口豆粕是什么根本没有见过。对所有中国贸易商而言，进口豆粕也是破天荒的事儿。”美国大豆出口协会中国首席代表张晓平对我说，“那时国内的饲料企业根据国内的产品描述向国外供应商询问购买‘片状豆粕’，确实让国际商家费了一些周折。我从那时起才知道这玩意儿就是大豆榨油后剩下的豆渣。由于国内豆粕的生产工艺与国外不同，产品都呈片状，而国外的都是粉状或者颗粒状的。”
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腾飞，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肉蛋奶都不够吃了。当时国内的大豆总产量约为1500万吨，满足不了国内的需求，于是自1996年开始，中国政府对饲料行业采取了倾斜政策，免增值税，只交5%的关税就可以从国外自由进口豆粕。因为需求旺盛，到1998年的时候进口量就达到了400万吨以上。1999年，为期三年的豆粕增值税免征期结束，进口豆粕不合算了，这部分需求就转而变成直接进口大豆，在国内压榨加工。因此，张晓平认为1999年才是中国大豆压榨业腾飞的元年。
“中国政府一直把小麦、水稻和玉米当作粮食，实行国家垄断经营，进口需要配额，至今依然如此。大豆原先也被视作粮食作物，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不被当作粮食看待了，而是被划入了油料作物的范畴。中国压榨企业发展迅速，缺乏原料，自然要求进口。那时候大豆原则上是进口关税配额管理的商品，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商家同国外供应商的采购合同就被视作配额，按照3%的关税报关进口。1999年中国入世谈判进入实质阶段时，在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中，主要的大豆出口国要求中国的大豆进口管理维持现状，即无配额、低关税，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只能答应。如今一些参与谈判的主管部门官员们都认为，作为重要农产品之一的大豆，进口配额管理就这样放弃了。”张晓平说，“回想起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当时大家盲目乐观，都以为中国是大豆的故乡，我们的大豆不但够吃，还可以出口，是中国的拳头产品，国内供应短缺只是临时的。没想到豆粕的需求改变了大豆的主要用途，从以前的压榨取油为主转变成压榨取粕为主，使得大豆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如此热门的商品，现在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豆粕富含蛋白质，是动物饲料中蛋白质成分的主要来源。只要对比一下国人餐桌这20多年来的变化，任何人都不难理解中国为什么需要进口那么多豆粕。事实上，看一下欧盟的情况就会知道，中国的大豆进口量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目前欧盟每年需要进口3500万吨大豆，而欧盟总人口只有5亿，相当于每人每年用掉70公斤大豆(主要是豆粕)。中国的进口量只相当于每人每年45公斤，仅从这一个数据就可以知道，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有趣的是，欧盟和中国一样，选择了保玉米放大豆的政策。玉米虽然也可用于饲料，但因为品种的差异，玉米更主要的用途是提供碳水化合物。换句话说，欧盟和中国都选择保留碳水化合物，把蛋白质的供应权拱手让了出去。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蛋白质是所有营养成分当中较贵的一种，国际粮食贸易需要考虑昂贵的运费，只有更贵的蛋白质才负担得起。事实上，因为本身适合运输，大豆成了国际大宗粮食贸易当中单位重量最贵的农产品。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进口的6340万吨大豆当中，来自巴西的有3180万吨，来自美国的有2223万吨，来自阿根廷的有612万吨，三家占了中国总进口量的95%，再加上排名第4～6位的加拿大、乌拉圭和巴拉圭，可以说中国人餐桌上的动物蛋白绝大部分来自美洲，一个从地理上来说距离中国最远的大陆。这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美国和阿根廷早在1996年就开始种植转基因大豆了，巴西也没晚多久，如今这三个国家的大豆几乎全都是转基因的了，换句话说，中国人已经直接或者间接地吃了将近20年转基因食品。
“中国刚开始进口大豆的时候根本就不分什么转基因非转基因，没人在乎这个。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后，因为大豆贸易是完全放开的，为了减缓入世对中国大豆产业的冲击，有关部门认为保护自己的大豆产业势在必行。于是乎，中国对已有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条例进行了修改，将原先着重于国内转基因研究应用管理的条例，完善成涵盖进口转基因产品贸易的一个条例。国外的转基因大豆必须进行安全评估，育种公司获得安全证书后，贸易公司还要为每一笔贸易合同办理安全证书，买卖双方才能签订进口合同。也就是说，有关方面通过这种审批方式间接地对大豆进口贸易进行了管理。”张晓平说，“这个缺乏实施细则的政策出台伊始，给国际国内大豆贸易商带来了很大的困惑，这就是为什么大豆贸易在条例实施初期的一段时间内很不稳定的原因，商人们会在实施细则颁布实施之前拼命进口，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政策正式实施之后还能不能及时获得所需的大豆。”
虽然如此，因为中国对大豆的需求量增长得实在是太快了，转基因审批程序在经过多方磋商讨论之后，出台的实施细则对贸易的影响降到了最低限度，各育种公司按部就班地申报，中国按部就班地审批并颁发安全证书和相关检验检疫进口许可证，整个大豆贸易还算顺畅，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但近年来由于国内反转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中国政府明显延缓了审批的速度，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虽然有关方面一再强调，只要是经过安全评估的就是安全的，但还是有很多老百姓不相信。
我们可以来算一笔账。国际大豆贸易以芝加哥期货市场的价格作为参考，目前这个价格约为每吨510美元。大豆从美洲运到中国需要加上一笔运费，按照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最近几个月进口大豆的到港价格大约在580美元左右浮动，算上3%的关税和13%的增值税，国内榨油厂可以用每吨675美元左右的价格提货，换算成人民币大约为4100元。去年国家大豆临时收储价格为每吨4600元人民币，比进口大豆高了500元。再加上国内大豆农户较为分散，收购困难，质量不统一，时间也不能保证，所以榨油厂一定会优先选择进口大豆。国产大豆因为全都是非转基因的，大都被拿去做豆腐等豆制品了。中国的大豆食品行业每年大约消耗1100万吨大豆，国产大豆基本能够满足需要，但是因为进口大豆的价格摆在那里，国产大豆也卖不出更高的价格。
如今国产大豆的生产成本大都在每吨2900～3300元人民币，如果再加上租地的成本，则超过了4000元。美国中西部大豆产区的生产成本只有2500元人民币左右，巴西、阿根廷更低，只有美国的一半。如果没有国家收储政策支撑的话，在中国种大豆就成了亏钱的买卖。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释放出的信号显示，已经实行了5年的大豆收储政策即将终结，大豆农民将获得种植直接补贴，具体办法应该还在商议之中。但不管怎样，中国豆农将不得不直接面对进口大豆的冲击，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上和对方竞争，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开始在民间流传。比如，有人说国产大豆粒大而圆，光泽度好，蛋白质含量高，更适合做豆腐。中国农科院专门从事大豆研究的吴存祥研究员告诉我，国产大豆的蛋白质含量确实要比进口大豆高，但两者只相差2%左右，国产大豆的优势并不明显，不足以弥补两者价格上的差异。农科院退休大豆专家常汝镇教授则告诉我，中国大豆质量不均衡，有好有坏，但收的时候经常是一起收的，无形中降低了国产大豆的品质。张晓平则认为，进口大豆主要用来榨油，含油量自然要比国产大豆高，但对大豆品相的要求不高，因为没有必要。国内用来做豆腐的大豆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品相自然要好一些，因此笼统地比较两者的差别是不公平的。
更多的谣言则集中在转基因的安全性上。有人说外国农民种的大豆都出口了，本国人不吃，其实美国大豆超过一半都是自用的，巴西也差不多是这个比例，并没有区别对待。“中国台湾地区不产大豆，也不从大陆进口食用大豆，台湾的豆制品几乎都是用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做出来的，台湾人民吃了这么多年，也没出问题嘛。”张晓平说，“还有人造谣说国外用的除草剂草甘膦有毒，但其实这种除草剂毒性很小，而且很容易降解，中国进口大豆这么多年，还没有出过一次草甘膦等农药残留超标的问题。”
常汝镇教授还告诉我，目前国内的很多酱油厂用的都是进口豆粕，实际上我们已经吃了很多年转基因酱油了。
“因为公众对转基因存在误解，‘非转基因’这个保护伞还可以用几年，国产大豆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会消亡的。”矫树凯说，“问题是，如果采用种种非贸易壁垒把国产大豆保护起来，大豆产业就真的能发展起来吗？”矫树凯认为，“豆贱伤农”的说法言过其实了，农民不种大豆还可以种其他作物，大豆生产受到冲击并不是中国农民的世界末日。事实上，中国的大豆播种面积在上世纪达到历史最高点时也只有1.4亿亩左右，现在则维持在1.1亿亩的水平。如果像现在这样人为地保护国产大豆，就会提高下游产品的成本，最终受害的还是中国的消费者，他们被迫去花更多的钱，还不一定买得到好东西。
更重要的是，“非转基因”这顶帽子虽然暂时保住了国产大豆的市场份额，却也让国产大豆的耕作技术停滞不前，不但产量迟迟上不去，而且对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
免耕法的困境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我国的农业一直是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但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国外科学家开始质疑精耕的做法，认为这种方式造成了土壤水分的丧失和耕层土壤的流失，继而开始质疑古老的耕作技术是否真的能帮助作物生长，是否真的改善了土壤结构，除草是否真的只能靠锄和犁。”矫树凯说，“于是，国外有人开始试验少耕或免耕，更准确的说法叫作‘保护性耕作’(Conservation Tillage)，其核心要素就是尽量少地扰动土层，尽量少地裸露地表，尽量少地田间作业，尽量多地保留秸秆。”
“美国和南美已经广泛地采用了免耕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土壤有机物含量持续增加，产量也随之提高。”张晓平说，“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人家的土地越种越厚，我们的土地越种越薄。”
免耕法首先需要解决的难题是播种。传统的开沟器是铧式的，土壤先被分到两边，播种后再由一个V形覆土器将分开的土收拢回来盖住种子。后来有人发明了免耕播种机，用了一种圆盘式开沟器，两片圆盘将土层“切”了一条缝，种子掉进去后再由一个装置将该“缝”挤合，整个过程对土壤的干扰很小，近乎免耕，播种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相比之下，除草的进展较为缓慢。地表的残茬覆盖对杂草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还是需要使用除草剂。科学家们先后研制出了各种类型的选择性除草剂，可以除掉某一类杂草而不伤苗，但效果均不理想。直到抗除草剂转基因品种的出现才使得免耕条件下的除草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我国免耕技术的推广只是近20年的事，与其他国家遇到的问题大体相当，但由于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品种尚未被我国批准种植，免耕法的推广受到了很大影响，已经远远落后于美洲。”矫树凯说，“多年精耕细作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的土壤有机物含量很低，最差的西南地区只有0.6%左右，中原地区为0.8%～1%，东北人引以为豪的黑土地其实也只有2%～3%，相比之下，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和美国的中西部‘玉米带’已经达到了4%～5%。”有机物含量高的土壤吸水能力强，不但可以节约农业用水，而且可以提高农田里的生物多样性，增加土壤肥力，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提高产量。
“其实中国养殖业的环境污染也很严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张晓平说，“既然进口大豆主要是为了将其变成动物蛋白，为什么不可以直接从国外买动物蛋白呢？去年双汇收购全球规模最大的生猪生产商及猪肉供应商史密斯菲尔德这件事就释放一个很强的信号，说明我们国家正在考虑从买大豆逐步过渡到买猪肉，让生产条件更好的美国去处理养殖业的环境污染问题。”
话虽如此，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把肉类供应全部交给国外，还是需要大量进口大豆。因此我决定去南美洲走一趟，看看这些进口到中国的大豆都是怎么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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