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绝处逢生的阿根廷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袁越
内陆中的港口
阿根廷是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从北京飞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快也要近30个小时，这让我再次慨叹，大豆这样一种相对廉价的农产品，绕地球半圈来到中国，却依然能够赚钱，真是一个奇迹。
我在2003年底来过一次阿根廷，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没换掉的50比索纸币。10年前用这笔钱可以吃3顿牛排加红酒的大餐，如今却只能在快餐店买一只双层汉堡了。阿根廷这几年的通货膨胀率一直维持在20%多的高位，导游告诉我，他几年前买的一辆车今年刚刚用比原价更高的价格卖掉了。“这年头阿根廷老百姓根本不敢往银行里存钱了，到手的工资立刻得想办法花掉，只有这样才能保值。”他说。
布宜诺斯艾利斯位于拉普拉塔河的入海口，从这里逆流而上，向左拐到帕拉纳河上继续向北航行约400公里，就来到了阿根廷第二大城市罗萨里奥(Rosario)。这里有着阿根廷最大的农产品码头，超过80%的阿根廷大豆都是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的。
因为上游布满酸性红土的缘故，帕拉纳河的河水是黄色的，但仔细看并不脏。从罗萨里奥出发继续向北航行，超过100公里的河道上停满了悬挂着各国国旗的货船，这些船大都是6万吨级的，可以一直深入阿根廷内陆550公里装货，大大节省了运费。不过因为这里最浅的地方只有10米左右，货船最多只能装5万吨大豆就得往外开，开到某个深水港补齐了货物，然后再一路向北纵贯大西洋到达欧洲，或者一路向东穿越印度洋到达中国。“这条河每年都有3000艘6万吨级的货船前来装货，一艘船平均需要20个小时才能装满，从这里出发需要在海上航行35天才能到达中国。”邦吉公司(Bunge Company)分公司经理毛利西奥•图里斯(Mauricio Tuelis)向我介绍说，“算下来平均每吨运往中国的大豆需要交40美元陆上卡车运输费和10美元装船费，海上运输还要再花50美元。”
邦吉公司是阿根廷数一数二的粮商，公司旗下拥有一个T6码头，阿根廷大豆贸易的19%是从这个码头运出去的。这家公司的停车场大得一眼望不到头，据说最忙的时候每天有1300辆30吨位的大卡车排队等待卸货。我去的时候还没到收获旺季，广场上只有成百上千只鸽子在散步，它们被掉在地上的大豆喂得一个个膘肥体壮，看上去都快飞不动了。
图里斯带我参观了T6码头的装卸车间，每辆卡车都会被自动照相机拍下来存档，卸货前机械臂会插入大豆中自动取样，然后分装到牛皮纸袋里，打上条形码后送到位于罗萨里奥市中心的农产品交易所(Bolsa deComercio de Rosario)进行检查，一切合格后才会允许出口。整个过程都是双盲的，防止有粮商贿赂检验员。仔细看，T6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运货码头，后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压榨车间，以及十几个存放豆粕的仓库，最大的一个能装20万吨豆粕，它们大都是为欧洲市场准备的。
“阿根廷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建设大豆压榨厂，当时还都是国有的，如今全部私有化了，产能严重过剩。”图里斯说，“今年整个阿根廷预计将生产5300万吨大豆，但即使全部留下来榨油也只能满足60%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很少出口大豆原豆的原因。相比之下，巴西国内只有很少的几家榨油厂，所以巴西主要出口原豆。”
中国的情况和阿根廷非常相似，榨油厂也是产能过剩，处于等豆下锅的状态，所以中国只愿意进口大豆，这就和阿根廷产生了竞争的关系。去年中国只从阿根廷进口了612万吨原豆，但今年预计将有所增加，再加上中国还进口一部分大豆油，所以阿根廷今年大约将有1000万吨大豆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阿根廷还有两个地方和巴西不同。第一，阿根廷只有4000万人口，只是巴西的五分之一，再加上阿根廷人喜欢吃的牛肉大部分都是用潘帕斯草原的草喂出来的，所以阿根廷国内对于大豆的需求量非常小，本国产的大豆几乎100%都以原豆、豆粕或者豆油的形式出口了，巴西则要留下一半供本国使用。第二，阿根廷政府对出口大豆征收35%的出口税，豆粕和豆油的出口税略低，但也高达32%。换句话说，阿根廷农民每生产3吨大豆，就有1吨被政府拿走了。在这个全世界政府都在补贴农业的时代，阿根廷政府的做法绝对称得上是个异数。
“阿根廷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工业，矿产和石油资源也都不丰富，以前还可以靠出口小麦玉米和牛肉挣外汇，但现在这几样东西国内也都需要，出口太多了会导致物价飞涨，阿根廷政府为了稳定物价，对这几样东西限制出口，所以就只剩下了国内需求量不大的大豆可以用来出口挣外汇了。”罗萨里奥农产品交易所的市场分析师埃米尔丝•特里(Emilce Terré)对我说，“如今阿根廷政府每年的税收总额为1000亿美元左右，其中100亿美元来自农产品贸易，绝大部分是大豆。虽说总数只有十分之一，但大豆贸易挣的都是美元，实际价值要比国内那些服务行业的税收大得多。可以说大豆就是阿根廷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如果没有大豆的话，阿根廷的货币必将大幅度贬值，阿根廷经济就垮了。”
那么，面对如此严苛的税收政策，阿根廷农民是如何还能盈利的呢？这就要去阿根廷农场看一下了。
潘帕斯草原上的农场
距离罗萨里奥港口30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家族农场，乌兰加(Uranga)家族从1857年起就在这块地方开荒种地，慢慢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000公顷土地的大型农庄。农庄位于潘帕斯草原的中心地带，这片广阔的草原平得像一面镜子，一眼望不到边。除了刻意保留的几棵古树外，几乎所有的地方都种上了大豆，零星的几块玉米田在低矮的大豆映衬下显得格外突兀。
“我们农庄基本上种的都是大豆，去年发生了轻微的旱情，每公顷只收了3.5吨大豆，今年气候条件特别好，预计每公顷可以产4吨以上。”农庄的农业技术负责人何塞•费里(JoseFerri)对我说，“因为距离港口比较近，所以运输成本低，每公顷大豆的种植和运输成本在400美元左右。但是我们有70%的土地是租来的，每公顷还要交500美元的租金。”
费里是罗萨里奥大学农学院的毕业生，据他介绍，这家农场有100名雇员，包括很多像他这样的农学院毕业生，以及专业的销售人员，经营水平算是比较高的，其他农场没有这么先进，无论是产量还是成本都要差一些。根据阿根廷一家农业咨询公司提供的数字，阿根廷中部的大豆主产区平均种植成本大约为每公顷767美元，其中包括种子费49美元，以及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和各种利息与税金。去年的大豆收购价为每吨314美元，如果每公顷能产3吨大豆的话，每公顷可以净赚175美元。但如果租地的话，每公顷平均租金为371美元，反而要赔196美元。但如果每公顷能产4吨大豆的话，就可以赚118美元了。阿根廷70%的农地都是由租赁的人在经营，可见后一种情况才是主流。
对比一下中国的情况不难发现，阿根廷农民之所以很难赚到钱，主要原因是大豆的收购价太低了。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阿根廷政府要征收35%的出口税，而阿根廷政府之所以敢这么做有两个因素：第一，阿根廷的大豆主产区位于潘帕斯草原的中心，这里过去一直是农业和畜牧业混合经营，土壤肥力保持得很好，阿根廷农民花在化肥上的钱比巴西农民少很多。第二，阿根廷境内的这条帕拉纳河正好从潘帕斯草原的中心穿过，为阿根廷大豆提供了一条廉价的运输线。巴西则没这么好的运气，从巴西大豆主产区的中心到出海港口的公路距离约为2700公里，运输费用实在是太高了。
由此可见，阿根廷农业的先天优势还是非常大的，但这点优势都被阿根廷政府拿走了，导致阿根廷农民的竞争压力非常大，很多人不堪重负，纷纷将自己的土地租给别人经营。据统计，阿根廷在过去的40年里流失了40万农民，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农场的面积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而经营农场的人则逐渐演变成了职业“包工头”，他们像开工厂一样搞农业，每个环节都精打细算，力争提高效率。比如我参观的这家农场没有自己的机械化设备，无论是播种机还是收割机都去专门的公司租。租来的这些大型机械都配备了卫星定位(GPS)系统，几乎不需要人来操作，一天24小时都可以工作。
再比如，这家农场非常重视高科技，他们知道只有紧跟科学发展的潮流，使用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否则就没办法跟别人竞争。“我们比别家农场早10年开始采用免耕法，如今已经使用了20多年，土壤肥力保持得非常好，这就是我们的产量比别家高的主要原因。”费里说，“但是这样做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大豆田里的生物多样性太丰富了，不但病虫害会比较多，而且鸟也越来越多，每年都会被它们吃掉一部分豆子。”
我抬头看，天上果然有成群的鸟儿在飞。蹲下身子仔细检查这片大豆田，不到1米高的茎秆上挂满了豆荚，已经开始发黄的叶片上可以找到各种昆虫。拨开密密麻麻的枝叶，只见地上铺着厚厚的一层死叶片，都是上一茬农作物留下来的，大部分叶片已开始腐烂。腐叶下面是黑色的土壤，由于叶片挡住了阳光，减少了水分的蒸发，所以土是湿的，攥在手心里一挤就能挤出水来。向远处看，整片豆田都是平的，没有裸土，没有沟坎，更没有焚烧秸秆后留下的黑灰，和中国农村很不一样。
吉林农科院大豆研究所前所长矫树凯告诉我，东北种大豆的传统做法是“秋翻地，春起垄”。前者指的是在收获之后，封冻之前，用犁(现在是拖拉机)把整个耕层翻过来，将作物残茬和草籽埋在土下，这样既可以深松土壤，又可以防止来春的草荒。后者指的是春天解冻后用犁打垄，垄高20厘米，垄宽60～70厘米，起垄后再把土壤压实等待播种。起垄的目的一是方便后来的松土除草作业，二是农民认为垄可以提高地温。这还没完，大豆出苗后还要“三铲三趟”，继续用人工来清除杂草，直到大豆苗长高后挡住阳光，这才终于不用担心杂草问题了。
“阿根廷以前也是这么做的，因为我们的耕作技术也都是从北半球的传统农业国家学来的。”阿根廷免耕协会前主席加斯藤•帕尔玛(Gastón Palma)对我说，“后来我发现传统的耕作方式损害了阿根廷的土壤，便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钻研免耕法，如今这种方法已经普及到全国，超过90%的土地都采用了这种耕作方式。”帕尔玛今年73岁，本职是个外科医生，种地只是业余爱好，没想到渐渐种出了心得。阿根廷像他这样的白领农民非常多，他们在工作中积攒了一些钱，总数不见得很多，却不敢存银行，只能找地方投资，农业是他们的首选。这些人大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思想解放，知识丰富，又肯钻研，渐渐把原来那些地主们甩在了后面，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70%的农地都是由一群知识分子白领在管理，地主们则靠租金生活的缘故。
像阿根廷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也开始出现了，原因在于农业的特征决定了小农户很难发财致富。农民要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最容易的办法就是进城打工，把土地交给别人管理。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土地兼并的热潮必将持续下去，直到出现一大批像帕尔玛这样的专业农民，像经营工厂一样种庄稼。
“我认为阿根廷农业的崛起要感谢三件事情，第一是70年代大豆的兴起，第二是80年代出现的免耕法，第三是90年代出现的转基因技术。”帕尔玛说，“实践证明大豆是最适合阿根廷农民种植的经济作物，豆农赚了不少钱。免耕法改良了阿根廷的土壤，使得阿根廷农业变得可持续。转基因技术则彻底解放了劳动力，节约了成本，使得阿根廷农业具备了与其他农业大国抗衡的实力。”
据帕尔玛介绍，大豆最早是由阿根廷国家科学院引进来的，当时只是众多外来农作物中的一种，产量也只有每公顷1～1.2吨。后来经过阿根廷科学家的不断改良，大豆逐渐适应了阿根廷的气候，产量直线上升，种植面积逐步扩大，最终搭上了大豆贸易这艘巨轮。
阿根廷的主要农业区是潘帕斯草原，这里原本是农业和畜牧业轮作，类似于休耕，土壤肥力可以有效地得到恢复。随着大豆越种越多，水土流失现象变得严重起来，免耕法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原本是北方农民采用的耕作方式，已经实行了几千年，这么做一是为了松土，顺便让冻土尽快融化，便于植物的根系生长，二是为了除草，就是把冬天长出来的杂草连根铲除。首先质疑这一传统农耕方式的是现代科学的发源地英国，经过不断钻研，科学家们发明了免耕播种机和选择性除草剂，解决了播种和除草的难题。
“早些年除草是一件又贵又麻烦的事情，必须同时使用好几种不同的除草剂，比如氟乐灵(Trifluralin)和氟吡禾灵(Haloxyfop)等等，分别用来对付不同种类的杂草。也有一些广谱的除草剂，比如百草枯，但毒性太大，在土壤里残留时间长，农民不敢多用。”阿根廷谷物协会执行主席马丁·弗拉吉奥(Martin Fraguio)对我说，“后来孟山都公司推出了低毒的草甘膦，不但能够杀死一切杂草，而且在土壤中最多一个月就自动降解了，没有残留，好处太明显了，于是草甘膦迅速占领了市场，把其他除草剂公司气坏了。”
但是，因为农作物也会被草甘膦杀死，农民们只能在播种前一个月先喷洒一遍，等草甘膦自然降解后再播种，播种之后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手工除草，或者定点滴上几滴。不过，当时的草甘膦非常昂贵，每升要20多美元，农民本来也不敢多用。1996年孟山都推出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美国和阿根廷几乎同时批准了这一新技术。这种大豆不会被草甘膦杀死，农民们可以在任意时间喷洒这种除草剂而不用担心影响产量，这就大大简化了操作程序，节省了劳动力，缩短了将近一个月的种植期。后一种功能看似不起眼，其实对于潘帕斯农民来说非常重要。这里冬天气温较低，通常一年只能种一季农作物。有了草甘膦后，农民们可以加种一季具备超级固氮能力的速生豌豆，既增加了收入又调整了土壤，一举两得。就这样，潘帕斯草原上的农民们绝处逢生了。
转基因大豆的秘密
“阿根廷政府最早批准种植的转基因大豆就是我研制出来的，用的是阿根廷本土的品种。”阿根廷头号大豆育种专家、现任尼戴拉(Nidera)公司大豆项目负责人鲁道夫·罗希(Rodolfo Rossi)对我说，“因为这项技术的使用，以及草甘膦专利到期后的大幅降价，使得采用免耕技术的大豆种植面积从1993年时的不到100万公顷增加到现在的将近2000万公顷，这就是转基因技术的附加效应。”
罗希博士从1976年起就开始研究大豆，1991年他所在的种子公司被种业巨头尼戴拉买下，后者从孟山都买来了抗除草剂基因的使用权，让他负责把这个基因转入阿根廷大豆当中。转基因技术难在第一步，即基因本身的研发和植入，一旦有了第一个转基因品种，将其转入另一个品种不是一件难事。罗希很快获得了成功，大田试验也进行得很顺利。最终是尼戴拉(而不是孟山都)向阿根廷农业部提出了种植申请，很快就获得了批准。尼戴拉的总部虽然在荷兰，但老板是阿根廷人，主要业务也都在南美洲，通常被认为是一家阿根廷的公司，这一微妙的区别被认为是阿根廷转基因大豆为何批准得如此之快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阿根廷农场主们的势力非常强大，他们是阿根廷外汇的主要创造者，自然也就有权利要求政府在政策上予以配合。中国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形成集团优势，没有被大家认可的利益代言人，这是转基因技术在中国迟迟不能推广的重要原因。
截至目前，阿根廷一共批准了28项转基因技术，它们大都采取了和抗草甘膦大豆类似的模式，即基因本身全部来自六大跨国种子公司(美国的孟山都、先锋和陶氏，德国的巴斯夫和拜耳，瑞士的先正达)，但种子则都是阿根廷本土品种。难道阿根廷就不担心他们的农业命脉掌握在外国公司手里吗？
“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因为比转进去的这个基因更重要的是种子里面原有的成千上万的其他基因，它们才是真正决定某个品种是否适合阿根廷的关键因素。”阿根廷农牧渔业部主管转基因审批的副部长洛伦佐·巴索(Lorenzo Basso)对我说，“孟山都不能为我们提供百分之百的解决方案，阿根廷本土的种子公司做了更多的工作，它们的价值比孟山都大得多。”话虽如此，巴索也承认生物技术对于农业的现代化极为重要，孟山都虽然只贡献了一个基因，但它的价值绝对不能用简单的百分比来衡量，否则转基因也不会成为这么大的话题了。问题在于，这个基因不是白给你的，孟山都肯定想通过出售使用权挣一笔专利费，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阿根廷却没能实现。
“第一代抗草甘膦转基因刚进来的时候正赶上阿根廷政府修改专利法，大约有2000多个专利申请受阻，我们的基因也包括在内。”孟山都主管拉丁美洲的副总裁帕布罗·瓦奎罗(Pablo Vaquero)对我说，“其中一个专利的拥有者把阿根廷政府告上法庭，2002年被判败诉，于是我们也和其他专利持有者一样停止了申诉，转而寻求其他解决办法。”
没有阿根廷专利就没办法从阿根廷农民那里收取专利费，于是孟山都转向欧洲，试图从大豆购买国那里收取这笔费用，官司打了好几年，孟山都再次败诉，于是他们决定停止抗争，放弃了这个基因，转攻玉米，最终变成了阿根廷玉米种子的最大供应商。而阿根廷的大豆市场则被本土企业唐马里奥(Don Mario)和尼戴拉瓜分了，它们都没有向孟山都缴纳专利费。
那么，在这件事上阿根廷农民占便宜了吗？倒也未必。从此以后大豆的转基因研究遇冷，1990～2010年只有两个转基因大豆品种被引进到阿根廷，与玉米的10多个品种相比差距明显，阿根廷农民占了小便宜吃了大亏。中国的情况更糟糕，目前中国唯一大面积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就是抗虫棉，但这个抗虫基因很快就被盗版，其结果就是跨国公司不再引进新的转基因棉花，导致中国棉农这么多年来一直用不到最先进的技术。
“南美洲的农民一直不太尊重知识产权，阿根廷只有20%的农民从正规渠道买种子，另有30%自己留种，其余的都是从黑市购买非法的种子。”罗希告诉我，“玉米还算好，大豆在这方面非常糟糕，种子企业都不愿投钱给大豆的高科技研发，孟山都几乎是唯一这么做的公司。”
虽然首战失利，孟山都并没有彻底放弃大豆市场。2006年该公司和阿根廷政府谈判，终于说服对方修改了相关法律，允许孟山都的基因申请阿根廷专利。此后，孟山都于2013年推出了为南美市场量身定做的抗虫抗除草剂两种性状叠加的转基因大豆产品(商品名Intacta)，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同时具备这两种性状的转基因大豆，美国都还没有(主要原因是美国大豆的虫害较轻)。这回孟山都学聪明了，事先和阿根廷豆农签订协议，要他们保证不使用非法种子，即使自己留种也必须缴纳专利费。目前已经有上万名豆农和孟山都签了协议，占阿根廷大豆种植面积的80%。
“孟山都的想法很简单：我们投资做研发，向农民提供新技术，农民利用我们的新技术赚更多的钱，然后把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报酬返还给我们，否则的话就没人愿意搞研发了。”瓦奎罗说。
这样的盈利模式是商业社会的常态，没想到在农业领域遇到了如此大的阻力，原因就在于很多人认为农民是弱势群体，不应该被跨国企业“剥削”。好在阿根廷的农民都已经变成了农场主，弱势群体的概念对于他们而言不再适用，双方的实力甚至可以说是倒过来的，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会和美国一样成为生物技术的领跑者的原因，并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根据阿根廷生物技术信息和发展委员会(ArgenBio)2011年发布的报告，转基因农作物进入阿根廷后的前15年(1996～2010)一共为阿根廷带来了726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其中654亿美元来自大豆。这654亿美元当中有72.4%被农民得到，政府拿走了21.2%(主要是出口税的增加)，6.4%被转基因技术的提供者(种子公司和除草剂公司)挣到。与此同时，阿根廷提供的廉价转基因大豆还为全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了89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两者相加，这项技术一共为全世界带来了1540亿美元的好处。如果没有这项技术的话，全球大豆市场的均价在2011年将增加14%。
因为好处太大，转基因技术在阿根廷的扩张速度是史无前例的。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在阿根廷仅用了8年时间就达到了近100%的普及率，人类历史上仅有杂交玉米在美国爱荷华州的普及速度能够与之相比。如果只看阿根廷的话，杂交玉米用了27年的时间才达到88%的普及率，墨西哥矮秆玉米用了12年才达到90%的普及率，普及速度都远不及转基因大豆。
转基因技术为阿根廷农业带来的好处绝不仅仅是增产那么简单，对于阿根廷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是极为显著的。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使得免耕法得以迅速普及，导致阿根廷大豆主产区的土壤流失速度降到了每公顷每年2吨以下，远低于通常认为可承受的每公顷每年10吨的水平。免耕法还节约了能源，降低了碳排放，种植每公顷大豆所消耗的汽油从1996年的35.8升减少到2010年的22.2升。不过，该报告还表达了对阿根廷农业前景的担忧，认为阿根廷的转基因政策法规已经落后，导致阿根廷“全球第二”的位置于2009年被邻国巴西超过。巴西因为各种原因长期落后于阿根廷，但在2005年修改了相关法律，一举实现了反超，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转基因种植国和农产品出口国。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就要去巴西亲眼看一看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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