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后来居上的巴西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袁越
巴西农民勇于反抗恶法的行为，引出了一段巴西政坛佳话。
南美牛仔反抗恶法
阿根廷肥沃的潘帕斯草原曾经是高乔人的天下，他们的祖先来自南欧，移民到南美后以放牧为生。这群人身材粗壮，性格豪放，崇尚自由，喜吃牛肉，爱喝马黛茶，绰号“南美牛仔”。如今这些人的后代大都放弃了游牧生活，在草原上定居下来，成了农民，进口到中国的大部分南美大豆都是这群人种出来的。
高乔人的活动范围很广，后来因为国界的关系被人为分成了阿根廷人、巴拉圭人和巴西人。巴西的高乔人主要分布在和阿根廷接壤的南大河州，这块地方的气候和潘帕斯草原相差不大，但地势较高，是典型的温带丘陵。夏末秋初时节在这里开车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放眼望去，公路两边是一块块农田，因为作物和收割状态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仿佛一幅镶嵌画。仔细看，我发现农田大都开在山坡上，山谷中则保留着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郁郁葱葱的甚是养眼。
“巴西政府规定南大河州的每一个农场都必须保留20%的原始森林，我的农场里经常可以见到野鹿出没。”农场主罗格里奥·帕切科(Rogerio Pacheco)指着地上的一排动物脚印对我说，“我还养了18箱蜜蜂，去年收获了450公斤的蜂蜜，有人说转了抗虫基因的农作物会杀死蜜蜂，纯属胡说八道。”
帕切科今年54岁，一个人带着5名帮手管理着800公顷的农场。他原来是一名电子工程师，因为工作不好找，便花钱买下一块地，当上了农民。算下来他已经种了25年大豆，在这方面颇有心得。也许是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缘故，他一直非常关心农业中的高科技，勇于尝试最新的技术。比如他很早就采用了免耕法，土壤保养得非常好。再比如，他多年来一直坚持大豆和玉米按照2比1的比例轮作，保证每块地3年内至少种一次玉米，无论种大豆多么赚钱都没有放弃玉米。
“大豆和玉米是非常好的轮作搭档，两者的互补性很强。”帕切科说，“玉米可以减少大豆的病虫害，为免耕法提供大量的残茬，大豆则可以减少玉米的病虫害，同时具有固氮功能，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减少玉米的化肥使用量。”
最让我震惊的是，帕切科居然还专门开辟出一块1.5公顷的试验田，种了10种来自不同公司的大豆种子，通过亲身实践来比较各家种子的优劣。这些种子全都转入了孟山都的Intacta基因，但分别来自不同的公司。这种高科技种子非常昂贵，每公顷需要215美元，比老种子贵了183美元。但215美元当中只有79美元是交给孟山都的专利费，余下的钱都被种子公司赚走了。这个模式很像买电脑，大部分钱是付给硬件厂商的，小部分钱是付给微软的软件费。从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出，本地公司即使没有转基因的研发能力，也可以通过这种“专利授权”的方式参与到高科技种子行业中来。但软件和基因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软件厂商可以通过互联网参与到售出软件的管理，而基因一旦随着种子进入了一个国家的农业体系，其专利持有者就再也收不回去了。有些人担心开放种业自由竞争会被跨国企业垄断了国内的种子市场，这种担心是毫无必要的，反而是基因的专利持有人更有理由担心收不到专利费。我在南大河州一共走访了3家农场，全都像帕切科这样引入了最新的农业技术。有了这样聪明的管理者，产量自然就上去了。帕切科告诉我，他的农场去年的产量是每公顷4.3吨大豆，成本大约为500美元，去年的大豆收购价为每吨400美元，这样算下来他每种1公顷大豆可以赚1200美元。去年他的农场总收入超过了200万美元，扣除各种税收和贷款利息后净赚120万美元。
与阿根廷不同的是，巴西的农场主大都是自己买地种，租地的比例较低。像南大河州这块地方，1996年时的地价只有每公顷1100美元，现在已经涨到每公顷2万美元以上了。涨价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大量购买大豆抬高了价格，另一个原因就是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的引进使得免耕法得以大量普及，防止了水土流失。这块地方是丘陵地，存不住水，土壤偏酸，本来非常不适合发展农业，免耕法的普及提高了土壤的质量，这才使得大豆成为一种可以盈利的农作物。
这三家农场的主人都告诉我，他们是从1996年开始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的，但是巴西政府直到2005年才批准了这种转基因大豆，比阿根廷晚了10年，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当时都是从阿根廷偷来的种子，属于非法种植。因为来自阿根廷的品种植株矮，产量高，我们还给它起了个外号，叫作马拉多纳。”帕切科说，“虽然我没有因此而被抓住，但我听说附近有的农场被政府派来的检察人员查封了，还有一个农民被逼自杀。我自己倒是不害怕，因为我相信科学，坚信真理是在我这一边。”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像小岗村，当年这个村子的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大包干协议上摁下了手印，最终逼迫政府修改政策，开启了包产到户的时代。
那么，巴西的这个转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巴西政治家高超的政治智慧为了搞清这段历史，我专程去圣保罗采访了当事人罗伯托·罗德里格斯(Roberto Rodrigues)，他在2003～2006年担任巴西的农业部长，巴西的转基因政策正是在他的推动下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如今他已经72岁了，从部长位子上退下来后担任了圣保罗一所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罗德里格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根本不需要翻译。下面就是他的故事：我是农民出身，大学学的是农学。我搞了一辈子农业，一直都在代表巴西的各个与农业有关的行业协会向全世界推广巴西农业，并因此而去过81个国家，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了。
巴西早在1995年就制定了第一部《生物安全法》，第一代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早在1998年就被有关部门批准了，但是巴西的环保组织非常多，势力很强大，他们援引巴西的《环境法》，指控这种转基因大豆违反了这部法律。问题是这部《环境法》是1981年制定的，当时还没有转基因技术呢，于是按照这部法律，任何转基因农作物都是非法的，这事根本就没法谈了。因为环保组织不断上诉不断挑战，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一直无法完成品种注册，从理论上讲一直是非法的。我年轻的时候见识过杂交玉米进入巴西的过程，当时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理由和现在一模一样，无外乎就是反对高科技，再加上反对美帝国主义。而我认为杂交玉米的案例说明我们应该相信科学，不要把科学的事情和政治掺杂在一起。
2002年卢拉第三次竞选总统，邀请了25位圣保罗州不同部门的负责人开会，我当时是圣保罗农业部门的负责人，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他。那次会上他对我们说，这次选举我很有可能会赢，当上总统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因此先来和你们见见面，希望你们给我提提意见。我当时就站起来对他说，你的竞选演说中关于农业的部分逻辑有问题，你只提到了小农户，没有考虑到大农场主的利益。而你之所以要制定偏向小农户的政策，只是为了赢得他们手中的选票而已，如果你真心希望小农户发展壮大的话，那他们就将变成大农场主，成为你的农业政策所歧视的对象，所以我认为你的农业政策首尾不一致，自相矛盾。他当时很惊讶，说没人跟我说过这个道理啊，你是第一个。
那次选举卢拉果然赢了，并于2003年初正式走马上任。他把我找去，要我当他的农业部长。我回答说，我不能担任这个职位，因为我是自由党的，没有投你的票。卢拉回答我说，我不要求你非得投我一票，我只希望你能为这个国家贡献你的聪明才智。我答应了他，于2003年走马上任。我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巴西豆农非法种植转基因大豆的问题，通过调查后发现，巴西大豆已经有12%都是转基因的了，与阿根廷接壤的南大河州更是有80%都是转基因的，我无法再忽视这个问题了，就去找卢拉，要求他支持我修改相关法律，将转基因纳入正规的管理体系，否则巴西大豆贸易将会受到重创。当时我的最大障碍来自卢拉的环境部长玛丽娜·席尔瓦(Marina Silva)，她是极端的转基因反对派，只要是转基因她一定投反对票。只要有她在，任何决议都不可能获得一致通过。
更要命的是，卢拉所在的劳工党本身是一个左派的政党，非常反美。当时有个部长对卢拉说，反转政策是写在党章里的(Programmatic)，卢拉回答说，我更喜欢务实的态度(Pragmatic)。
有了卢拉的支持，事情就好办多了。我先是制定了一个临时政策，允许农民卖掉当年收获的转基因大豆。然后开始着手制定新的《生物安全法》。我和卢拉商量，决定成立一个由9名部长组成的临时委员会，着手制定新法律。看上去这是一个很民主的过程，卢拉从来没有公开表明他的立场，但私下里我们商量过很多次，我知道他是支持的。于是我决定先去做点准备工作，保证这个委员会能够站在转基因这一边。
当时这9名部长当中有7人反转，只有我和科技部长支持转基因。于是我先去找了经济部长，向他解释了转基因对于巴西农业的重要性，他是卢拉的好友，与卢拉私交很深，很快就改变了立场。然后我又去找司法部长，那人是个律师，思想比较开放，也很快被我说服了。最后我去找宣传部长，他是个日裔巴西人，是劳工党最早的元老之一，也是卢拉智囊团里最重要的人物。说服他比较困难，最后我不得不拿出了杀手锏，在一个周末邀请他去我的农场住了一天，亲自给他讲解示范粮食都是怎么种出来的，农民最需要什么，以及转基因技术将在哪些方面给农民带来好处。最终我成功了，于是我手里就有了5张票。卢拉知道了这件事后，便立即宣布成立委员会，着手制定新的《生物安全法》，不用说，这项动议很快就获得了通过。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说服国会。我亲自去巴西的各个大学，动员了一大批科学家加入了我的团队，帮助我挨个说服国会议员们。最终我的努力没有白费，2005年巴西政府制定了新的《生物安全法》，废除了和《环境法》的矛盾之处。第二年成立了巴西国家生物安全技术委员会(CTNBio)，专门负责转基因技术的评审工作。这个委员会由27名专家组成(因为巴西有27个省)，他们必须是与转基因有关系的专家，而且必须有博士学位，这就把一大批非专业的社会活动家们挡在了门外。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决议都采取简单多数票的办法，不采用欧盟的特定多数票(Qualified Majority)的投票机制，这就避免了少数反转派不分青红皂白地捣乱，使得审批过程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
新法律的通过扫平了巴西农业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从此巴西农业的面貌焕然一新，几年后就超过了阿根廷，成为全球农业生物技术应用的亚军。在大豆方面，2003年时巴西大豆的平均单产仅有每公顷2.3吨，10年之后的今天，这个数字达到了每公顷3吨，增加了30%。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派代表来巴西学习，他们都非常羡慕我们的这个新法律，以及巴西政府的执行力。
现在看来，巴西农业技术改革的关键就是成立了巴西国家生物安全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委会)，我专程去圣保罗大学采访了即将卸任的安委会主席弗拉维奥·芬纳迪(FlávioFinardi)博士，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圣保罗大学植物系副教授，专攻农作物营养学。
“我从2008年开始担任安委会委员，2012年当选安委会主席。安委会每两年更换一批委员，并选一次主席。为了防止徇私舞弊，每位委员最多连续担任6年委员，所以我今年必须卸任了。”芬纳迪对我说，“这是个义务工作，没有报酬，安委会每个月在巴西利亚开一次会，共同审查转基因申请书，然后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否通过。”据芬纳迪介绍，安委会自2006年正式成立以来已经通过了51种转基因，其中35个来自植物领域，其余的是微生物(发酵工业)和转基因疫苗。目前巴西的农业转基因审批平均只需要18个月的时间，是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最快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投票是少数服从多数，而且杜绝非专业人士参与。
“我这届安委会的27个委员当中有6个委员总是投反对票，16个委员基本都会支持，其余的5人中立。反对者主要是巴西的环保组织代表，以及小农户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反对转基因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与科学无关，但因为人数有限，无法构成威胁。”芬纳迪说，“事实上，只要安委会的人员构成是按照科学的标准选定的，那么审查的结果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了，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科学问题，而科学问题是有客观标准的。”
当然了，转基因是否安全是科学问题，到底种还是不种则关系到跨国贸易。巴西和阿根廷的转基因审批程序都分成了两步，第一步先由科学家们审查某项技术是否安全，第二步再由政府决定是否允许上市，后一步完全是出于贸易上的考虑。
“阿根廷这么做和中国有很大关系。”主管转基因审批的阿根廷农牧渔业部生物技术局局长马丁·利马(Martin Lema)对我说，“中国政府有个规定，一种转基因农作物如果没有在国外被批准商业化种植，那么中国连进口审批程序都不能开始，可如果阿根廷批准了某种转基因大豆在国内种植，中国却迟迟不批准进口的话，农民不就抓瞎了吗？为了解开这个死结，我们决定采取这个两步走的方式，先批准种植，好让中国的审批程序能够启动，等中国批准了，阿根廷政府再正式颁发种植许可，农民这才开始种。”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中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地区)对于南美农业政策有着直接的影响。事实上，双方正在逐渐演变成竞争关系。如果将来某一方变得特别强大，那么南美的农民们很可能就会把另一方抛弃，不会再按照它的要求行事了。比如，芬纳迪告诉我，巴西的转基因审批程序过去一直是仿照欧盟的标准制定的，比美国要严格。比如巴西不承认实质等同原则，而是每一项新技术都从头开始审评，好让欧盟放心。但是随着欧盟的地位逐年下降，巴西的转基因审批程序也越来越偏离欧盟，向美国模式靠拢。
再比如，巴西也仿照欧盟模式，制定了贴标签制度，凡是使用了转基因成分的食品都必须在外包装的显著位置印上一个明显的黄色字母T，消费者一看便知。
“我个人认为这个贴标签政策失败了，因为大部分巴西老百姓都不怎么关心转基因，我的一个医生朋友甚至认为这个T代表着反式脂肪酸！”芬迪说，“另外，据我所知很多使用了转基因原料的食品加工企业都不贴标签，因为他们知道监管机构根本查不出来。比如用转基因大豆制造的豆油和非转基因大豆制造的豆油完全没有区别，怎么查？”
我去圣保罗的几个大型超市转了转，发现货架上很容易找到印有字母T的食品，包括大豆油、沙拉酱、玉米片、玉米粉和蛋糕等，甚至不少宠物食品也贴上了T标签。我在巴西当地超市没有看到贴有“非转基因”标签的食品，只看到一个“有机食品”专柜，价格比普通食品高了很多。我唯一看到“非转基因”标签的是家乐福超市，这是欧洲反转运动的发源地，他们的货架上有一种900毫升装的家乐福品牌豆油，贴着“非转基因”标签，标价2.85巴币(1美元约合1.9巴币)，仅比旁边的一款转基因豆油多了0.20巴币。
与巴西相反，阿根廷不强制食品厂商贴标签，所以阿根廷的超市根本找不到任何转基因的字样，连“非转基因”标签都找不到。阿根廷最大的报纸《号角报》(Clarin)农业版的主编塞尔吉奥·帕索格利亚(SergioPersoglia)对我说，普通阿根廷民众根本不关心转基因，这个问题已经没人讨论了。
“因为亚马孙雨林的缘故，巴西的环保组织非常多，也非常活跃，但他们闹了一阵子后见应者寥寥，便都调转枪口，去反对化肥、除草剂和杀虫剂了，不再有人关心转基因议题。”帕索格利亚对我说，“阿根廷的环保组织比巴西少很多，活跃程度也低，没人带头反转，所以阿根廷的转基因推广比巴西早了很多年。”
虽然出师不利，但巴西在总统卢拉和农业部长罗德里格斯等人的推动下，迅速改变政策，后来居上实现了反超。根据巴西著名的农业咨询公司塞拉瑞斯(Celeres)所做的调查统计，巴西去年一共种了3710万公顷的转基因农作物，比上一收获期增加了460万公顷，位列世界第二位。而在《生物安全法》刚刚修订完成的2005年，巴西的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只有900万公顷，10年增长了3倍，增长幅度位列世界第一。
其中，巴西转基因大豆的播种面积高达2440万公顷，占巴西转基因农作物总面积的65.7%。但是，巴西的转基因大豆仅占巴西全国大豆播种面积的92%，与阿根廷的接近100%尚有不小的差距，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决定去巴西利亚寻找答案。
巴西科学家的贡献
巴西利亚是巴西的新首都，位于整个国家的中心位置，这里海拔较高，气候炎热，旱季和雨季降水量差别极大，是典型的亚热带高原气候。
“巴西中部有一大片亚热带稀树高原，巴西人称其为塞拉多(Cerrado)，巴西大豆新增的播种面积主要集中在这里。”塞拉瑞斯公司的总经理安德森·加瓦奥(Anderson Galvão)对我解释说，“塞拉多的土地非常贫瘠，没必要种昂贵的转基因大豆，所以农民们都会先种几年廉价的普通大豆，把这块地改造好了之后再来种高产的转基因大豆或者玉米。”
据加瓦奥介绍，巴西新增农地大部分集中在位于巴西中部的这片贫瘠的高原地带，并不像某些环保组织说的那样是开垦亚马孙森林所得。因为长年雨水冲刷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塞拉多地区一直被认为是一片贫瘠之地，使用价值极低。30年前一瓶啤酒的价钱就可以买1公顷土地，即使这样都没人要。但是这块地方总面积巨大，温度和阳光都适合种庄稼，如果改造成功的话理论上可以新增1亿公顷农田，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潜力最大的粮仓。
上世纪70年代，巴西国家农业研究公司(The Brazil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Corporation，简称EMBRAPA)响应巴西政府的号召，开始研究如何改造塞拉多。这个EMBRAPA是由巴西政府资助的农业研究机构，其宗旨是通过科学研究开发出最适合巴西国情的农业新技术，帮助巴西农民提高生产效率。这家公司一开始试图照搬发达国家的农业模式，从美国引进了一系列农作物和耕作方式，经过试验后发现此路不通。
“如果没有高质量的公路，一辆宝马车很可能跑不过一辆廉价的小卡车。”加瓦奥总结道，“同理，高科技种子往往对于生长环境和水肥条件的要求也很高，达不到要求的话就不能发挥它的功效，纯属浪费钱。”
首战失利之后，这家公司改变做法，立足巴西本土，开发出一种适合在热带地区生长的大豆，以及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固氮菌种和耕作模式，不但很好地适应了塞拉多的气候，而且还可以顺便改造塞拉多贫瘠的土地，增加土壤肥力，为后来的高产农作物打下良好的基础。
经过20多年的不断改造，如今的塞拉多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变成了良田，巴西南部的高乔人、农民纷纷北上置地种大豆，巴西大豆中的绝大部分都产自这片地区。去年巴西一共出口了4200万吨大豆，其中四分之三出口到了中国，占中国大豆总进口量的一半。换句话说，中国人餐桌上的动物蛋白有一半来自这片被高科技改变了的贫瘠高原。
因为塞拉多地区纬度较低，冬天也能耕种，巴西国家农业研究公司还专门为这里开发出了一年两季甚至三季的轮作模式，大大降低了种植成本。
“这里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距离巴西的港口太远，平均运输距离高达2700公里，再加上巴西的基础设施不行，公路质量差，运输成本太过昂贵。”加瓦奥对我说，“所以巴西政府正打算另辟蹊径，开挖一条运河通向北边，与亚马孙河相连，通过这条河把大豆运出去。一旦这条运输路线开通的话，将节省6天的时间，运输成本也会相应地降低。”
巴西大豆的案例说明了两个道理：第一，高科技不见得适合所有的情况，转基因技术再好，也有一个本地化的过程。第二，本土种子企业即使没有跨国企业那样的科研硬实力，也可以想办法发挥自己的特长，帮助本国农民提高生产效率。
就拿孟山都刚刚推出的抗虫抗除草剂大豆Intacta来说，我采访过的三位巴西农民有两位说好，一位持保留意见，原因就在于他试种的Intacta每公顷只多收了180公斤，不是宣传手册上说的350公斤。这多收的180公斤大豆只能卖222巴币，可Intacta种子的价格比普通种子贵336巴币，这样算下来种Intacta反而亏了。不过这位农民还没有放弃，他打算再种一年，看看是否是自己的种植方法出了问题。
在一个正常的商品社会，像这样的消费者和厂家之间的价格博弈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市场自己会调整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状态，不用外人操心。
至于说第二条，巴西国家农业研究公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他们的起点也许不高，但经过多年的努力，再加上政府的积极扶持和宽松的政策，这家公司已经逐渐赶了上去，在很多方面已经可以和跨国种业巨头平起平坐了。我专程去这家公司位于巴西利亚的总部访问，见到一拨儿来自韩国的科学家正在那里取经。这家公司刚刚出了两位明星级人物，都是巴西本土培养的科学家。一位名叫艾利比奥·雷赫(Elibio Rech)，他和巴斯夫公司合作开发出了一种新型的抗除草剂大豆品种，能够抵抗巴斯夫旗下的咪唑啉酮类除草剂。当年这种低毒除草剂和孟山都的草甘膦平分秋色，但孟山都率先开发出了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一举击败了对手。但是草甘膦一家独大并不是什么好事，容易导致杂草产生抗性。如果农民们有另一种“除草剂/抗除草剂转基因”系统可供选择，不但可以逼迫草甘膦降低售价，而且可以防止出现所谓的“超级杂草”，一举两得。雷赫博士主持研发的这种转基因大豆是第一种在巴西本土研制成功的转基因农作物，2009年被巴西政府批准，取名Cultivance。这个基因也已被中国政府批准，有望在明年登陆中国市场。
另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阿拉冈(Francisco Aragão)，他运用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小分子干扰RNA技术研制成功一种能够抵抗金色花叶病毒的转基因菜豆，这种病毒仅在去年一年就导致巴西南部的3个主要菜豆种植州损失了2亿美元。这种转基因菜豆也已经拿到了巴西政府颁发的品种证书，今年就会在巴西境内开始种植了。有趣的是，研发这个品种只花了20万美元，但用于应付各种安全审查和审批程序的钱却高达330万美元，这还仅仅是巴西境内的花费，如果他想让这个品种种到其他国家去，还得再花更多的钱去通关。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转基因技术为什么会那么贵，发展速度为什么那么慢。
与巴西相比，阿根廷政府在支持本国科学家这方面就比较逊色了，没有能和巴西国家农业研究公司相比的机构存在。于是阿根廷农民开始了自救。2001年，23个阿根廷农场主每人拿出一笔钱，成立了Bioceres公司。这家公司的宗旨就是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适合阿根廷农民使用的新技术。他们知道自己没能力在抗虫抗病方面和孟山都等跨国企业竞争，便主动放弃了这个领域，转向那些看似前途不够光明的项目，比如提高作物抗旱防涝的能力，或者提高农产品营养价值等等。这些性状对于提高产量的作用不够明显，大公司不愿投钱，但农民也很需要。不过这家公司并不是从头开始，而是想办法从全世界寻找合作者，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整合到一起，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培育出优势明显的新作物。这家公司目前已经有了270个股东，代表了3%的世界大豆产量。现任首席执行官费德里克·特鲁科(Federico Truco)是一个很有远见的科学家，他认为阿根廷科学研究水平不行，只能走合作开发的路子。但是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水平不比任何国家差，应该能够参与到全世界的种业研发当中去，绝不能走闭关自守的老路。“欧盟的转基因政策已经导致大量高科技人才外流到别的国家了，中国绝不能步欧盟的后尘。”特鲁科对我说，“像大豆这样的商品，中国已不可能自给自足。如果想要在大豆贸易中分一杯羹，靠去国外买地也是不现实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企业兼并的办法直接参与到种子研发当中去，用技术来参股。”
有趣的是，就在我采访他之前没几天，中粮集团出资收购了来宝集团旗下的来宝农业51%股权，以及尼戴拉公司51%的股权，通过这种并购的方式参与到全球粮食生产的链条中来，以后进口的大豆也许就不用再分什么进口或者国产了。
这个世界本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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