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战争的导火索，为什么是朝鲜？
李菁
因其特殊的战略地位，从甲午战争至今的一个多世纪，朝鲜半岛仍是东亚乃至国际社会的特殊焦点。历史与现实相纠缠，也使得它今天的现实更为复杂。也正因为此，更值得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疏理当年中日这场甲午之战的起源。
东学之乱
1894年，弥漫于整个东亚的不安定，首先是从中日之间的小国朝鲜引起的。而新年之初即爆发的这场政治动荡，又似乎预示了它的影响将超越整个甲午之年，甚至更加久远，最终直接引发整个东亚格局的大动荡。
甲午年正月初十，朝鲜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了一场农民骚乱。骚乱起因很简单：粮食连年歉收而地方官员依旧以高压姿态征以重税。其实1894年的这场农民起义，并不是朝鲜历史上石破天惊的第一次，而只是近几年绵延不断的农民骚乱的又一起，也是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下，底层民众孤注一掷式的反抗。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甲午之年的这场农民起义，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令当权者心惊肉跳的巨大能量。
起义者领袖是东学党人全琫准——东学党人自称“东学道”，其创始人叫崔济愚。1860年某一天，崔济愚自称得到天主启示，授予咒文，布教济民。东学道虽然从创立之初就被朝鲜政府当作“左道”、“邪教”而严加禁止，创始人崔济愚也很早就被处死，但是它提出的诸如“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等口号，很好地迎合了中下层民众，因而在地下得以迅速传播。这次起义更像是东学党人积蓄了若干年能量的一次总爆发，东学军纪律异常严明，最初取得节节胜利。沿途参加东学军的农民也越来越多，起义队伍一路高歌猛进。到了5月底，起义军攻占全罗道首府全州，东学党声势大振，其他地区的东学道徒也群起响应，东学军规模空前盛大，已席卷了朝鲜全国五分之三的土地、拥有十几万武装力量了。
起义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到首都汉城，42岁的朝鲜国王——高宗李熙一直处于惊恐不安之中。到了1894年，统治朝鲜的李朝已持续了5个世纪。1863年，朝鲜国王哲宗李昪驾崩，因其早逝无子，出身皇族的李熙继了位。因其继位时年仅11岁，其生父大院君李昰应摄政。
1873年，大院君李昰应辞去摄政，将政权移交给年满21岁的高宗李熙。但李熙生性懦弱，继位后，朝政渐渐为其宠妃闵氏所控，闵妃在宫中组成闵家势力专权朝政。但大院君不甘退出政治舞台，由此朝鲜王室就形成了以闵妃和以大院君为首的两个势力集团，彼此形同水火。两大势力内斗不断，在国政和对外政策上也针锋相对。5月31日当朝廷接到全州城陷落急报，朝堂大臣皆大惊失色。尽管朝廷内部纷斗不断，但这一次，两派的意见基本一致：向清借兵镇压“乱党”。
其实早在农民起义爆发后不久的3月初，袁世凯即电告清廷，要求派兵船赴朝镇压。“……乞即电令水师，迅速派遣两艘兵船来仁（川），以尽弹压之责。”作为清朝驻朝鲜最具实权的官员——“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感到帮助属国朝鲜平定叛乱、维护王室统治，是作为宗主国的清朝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曾经尽显“天朝大国”之威武的宗藩体制，眼下只剩下朝鲜这个仅存的硕果。
到了1894年，袁世凯已经在朝鲜驻了12年之久。他肯定没有意识到，自己人生遭遇的这个甲午之年，不仅是他驻朝生涯的终结，也是大清王朝对朝鲜宗主身份的终结。而随着朝鲜这最后一个“属国”的离去，天朝之国持续了几百年的宗藩体制也荡然无存。
最后的属国
满族建立清朝、统治中原以后，继续享用先前王朝积累下来的政治成果，其中之一，就是“宗藩体制”。宗藩体制是中国政治上的特殊现象。学者黄枝连先生对两国关系是这样形容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天朝与藩属国所维持的只是一种间接的、松散的、形式主义的、低姿态的礼仪关系。”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一书解释说，宗藩体制下，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模式是，以中国为宗主国，而将其他国家都视为中国的属国；作为宗主国，中国有义务保护各属国，也有权力干预各属国的内政外交；作为属国，各国要向中国请封、朝贡，接受中国对其内政外交的干涉——虽然这种干涉是非常罕见的，各国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保持着实际上的独立自主。
对于属国来说，来自中国的册封不但使其政权拥有更为充分的合法性证明，而且借此获得了抵御外忧内患的强大外援。“在成为中国的属国之后，既不必担心来自中国方面的入侵，还可以依赖中国抵御来自其他国家的侵略。因而，属国可以节省下为保持庞大的武备力量所必需的开支。”在宗藩体系之内，属国比中国获益更大。
“虽然中国几乎在每次改朝换代之后，都要对朝鲜半岛进行重新征服，以便将之纳入宗藩体系之内，但一般来说，中国很少运用武力来确认和维护这种宗藩关系。大多数属国都是和平地、自愿地开始向中国朝贡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一书里说。宗藩体制的鼎盛时代是明代，而这“恰恰是在明太祖朱元璋对周边15个国家留下‘不征’的祖训之后到来的”，从中可以看出宗藩制度的非军事性。
在宗藩体制之下，天朝除了获得大国的声威之外，单纯从物质利益上来说，实际收获非常有限。更多的是一种追求“天朝大国”的威严感和满足感。1592年，丰臣秀吉率20万兵征讨朝鲜，明朝帮助朝鲜抗击日本的战役持续7年之久，虽然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明朝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当时明代吏部一官员对此总结说：“劳七年之士马，费百万之金币，方全一属国。”当宗主国国力强盛时，作为属国的小国获得的实际利益，远远超出他们向宗主国付出的部分，因此他们也很愿意依附于宗主国、强化这种宗藩关系。比如在明代，朝廷曾要求朝鲜三年一贡，而朝鲜方面却坚持一年三四次朝贡。
满清征服明朝以后，朝鲜曾一度自诩为正统，认为满清为夷狄，因而不向满清称臣，且决心为明朝报仇。后清朝派兵横扫朝鲜半岛，迫使朝鲜与清朝建立了宗藩关系。1832年，英国人胡夏米前往朝鲜，要求与其通商，朝鲜方面的回复是“朝鲜服事大清国，只尊大清国的旨”。这种回答在具有近代意识的英国人眼里是不可理喻的，胡夏米在给朝鲜国王的回复中，直截了当地表示这种定位“凌辱贵国之体面”，仍无济于事。双方的认识显然有巨大差异。
可是进入到19世纪中期，大清王朝开始走向衰落，它推行的外交、政治和技术上的“有限现代化”根本不足以支持抗击列强，原本在宗藩体系下臣属于清朝的各朝贡国多在列强的逼迫和离间下，中止对中国的朝贡关系。1883年，清朝与法国为争夺越南而交战，两年后，中法战争结束，李鸿章与法国代表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根据条约，清朝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这意味着清朝自此丧失了对越南的宗主权。就在同一年，不甘寂寞的英国效法法国入侵缅甸，迫使缅甸脱离中国，沦为英国的保护国。逐步放弃对越南、缅甸等南部属国的宗主权，对于已有日薄西山之相的清王朝来说，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对当时的清王朝来说，令他们多少有些安慰的是，当其他属国纷纷弃之而去的时候，朝鲜这个北方属国，至少看起来还保持着与清朝相当稳定的关系。虽然清朝在英国的炮舰之下被迫打开大门，并被迫与列强相继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而也不得不进入条约体制，但同时与朝鲜的这种宗藩体制却仍然保留着。对清政府来说，朝鲜不仅是重要的朝贡国，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是中国北部的一个重要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来自日本和俄罗斯的威胁，清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
早在中法战争爆发之前，清廷内部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充分意识到中国真正的危机并不来自边远的南方，清政府所面对的真正威胁，除了国内的骚乱以外，主要来自毗邻京畿的北方，中国如果丧失对朝鲜半岛的宗主权，将会失去京畿的重要屏障。因此，包括恭亲王奕訢及李鸿章在内的许多满汉大臣真正关切的是京畿周边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和平。为了保护朝鲜以屏御将入侵中国东北之敌，总署理衙门建议，把与朝鲜公牍往来中涉及洋务者，从原来的礼部管辖，改为由李鸿章及出使日本大臣直接与朝鲜通递文函、相机开导，并将结果报告总理衙门。这样，李鸿章就成为中国政府处理朝鲜事务的主要负责人。
动摇的“藩属”
在北方，大清王朝日益感觉到了来自日本的威胁。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倒幕废藩”，开始走向强盛。日本崛起后，首先破除了朝鲜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并在一天之内将琉球王国吞并。
介于中日两国之间的琉球群岛，在历史上与两国都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7世纪后，琉球同时向中日两国朝贡。“至清末，日本将琉球置于萨摩藩属下，清廷未予过问，默认为‘两属’。”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说。然而，随着明治维新的开展，日本国力强盛，遂开始觊觎琉球王国，试图强制让琉球成为日本的藩国。1875年，日本强行把琉球并入自己的领土，引来大清国抗议。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名为冲绳县。李鸿章《复何如璋书》里说：“以威力相角，争区区小国之贡，非惟不暇，亦且无谓。”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进行了国政改革，统一对外事务于政府。他们当时就曾试探地接触朝鲜，但是第一次的接触并不愉快。当时日本派特使带了一封文书到达朝鲜，这封读起来语气比较诚恳的信，表示希望与朝鲜“大修邻好”“是我皇上之诚意也”。但是信里的“皇上”字眼触怒了朝鲜政府。“守旧的朝鲜政府，以日本文书中‘皇上’字样，违背旧例。朝鲜统治者以为除大清国皇帝外，不复知有‘皇上’，拒绝接受此项文书，也不接待来使。”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说。日本不甘心，两年后，又派特使到朝鲜，“再请通使”，又被拒绝。朝鲜的冷淡使正在凝聚力量的日本甚为不满。
1875年9月20日，日本海军少佐井上良馨乘“云扬号”军舰，到朝鲜江华岛附近测量海口，和朝鲜方面形成纠纷。日本方面深知，要解决与朝鲜的纠纷，首先要面对的是大清王朝。于是1876年1月，森有礼作为“特命全权公使”，前来清朝交涉，也是想借机了解清朝对朝鲜的态度。森有礼到总理衙门拜见恭亲王奕訢，而总理衙门在给其书面答复中称：“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
单有总理衙门的这番话并不能让森有礼安心，他后来在拜访李鸿章时，又再次询问清朝与朝鲜的关系。李鸿章答：“高丽奉正朔，如保不算属国？……高丽属中国几千年，何人不知？……邦字指高丽诸国，此是外藩，为外属，钱粮政事向归本国经理，历来如此，不始自本朝。如何说不算属国？”——李鸿章一方面强调朝鲜仍是“属国”，另一方面又再次重申“钱粮政事”等由朝鲜自己处理。此番问答，显示清朝方面仍以中国传统的宗藩观念为根据，认为中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只要得到名义上的承认即可，不需要用条约加以固定。不得不说，这个观念在当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彼时国际社会也开始学会用条约来规定并约束彼此关系。此体制下的朝鲜是否是真正的独立国或从属国的问题，在对外交涉上一直成为争论的问题。
“清廷既不肯为朝日关系居间，又不能阻止日本向朝鲜提出交涉，在逻辑上只有让朝日实行直接交涉。”王芸生后来评价说。经过一番交涉谈判，1876年2月26日，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朝日修好条约》，史称《江华条约》。双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除此之外，朝鲜还同意向日本开放三个通商口岸，日本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
放宽历史的视野来看，《江华条约》的签订，对于清朝而言，它对未来局势最大的隐患并不在于日本通过建交而可以名正言顺地使自己的势力渗入，而在于朝日双方对彼此政治主体资格的认定。《江华条约》第一款开篇就写明：“朝鲜国乃自主之邦，拥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实际意味着宣告朝鲜对中国在形式上的“藩属关系”至此废除。日本借此具有近代意义的国际条约，强化朝鲜“独立政治主体”的地位，而借此排挤清朝的影响。
但是，对清朝的统治者来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仍然坚信自己作为“宗主国”地位不可撼动。所以《江华条约》的签订也并没有遭遇来自清朝的阻力。梁启超后来在《李鸿章传》当中，重提此事，并痛心地说：“中日之战，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得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康有为弟子罗惇融在《中日兵事本末》一书也提到，后来日舰在仁川一带测量朝鲜海岸，“中国视之漠然也”。
暗流涌动
朝鲜以儒教治国，儒家思想取代佛教成为国家统治理念，朝鲜也模仿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朝鲜由于遭到后金和日本的攻击而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自清朝建立以来，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它除了偶尔与日本有过往来外，与西方国家并无交往。欧洲人曾称其为“隐士之国”。
当大院君李昰应执掌政权时，思想保守的他，对外继续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1866年，法国因其神父卡特利库被朝鲜宫廷迫害、追杀而派出七艘战舰，占领江华岛，向朝鲜施加军事压力，但大院君推行强硬的“攘夷”政策，不屈服于法国强敌，迫使舰队撤离；1868年，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在平壤靠岸，试图与朝鲜开展商贸外交，但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部分船员被杀害。1871年，美国派兵到江华岛，要求朝鲜就“舍门将军号事件”道歉，但遭到朝鲜拒绝。外交斡旋发展成为武装冲突。美国六艘军舰侵入朝鲜，实施了登陆作战。美国的进攻导致朝鲜的伤亡，但两国交涉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美国只好退出朝鲜。朝鲜长期以来的对外政策和天然的地理屏障，成功阻挡了欧美诸国用炮舰外交敲开国门的企图，成为远东最后一个顽强锁国的王朝。
《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势力得以进入朝鲜。清朝政府当然不甘心放弃朝鲜，特别是日本吞并琉球后，中国对来自东邻日本的威胁更加敏感。另一方面，北方的俄国也在跃跃欲试。清政府既不愿意因出面维护朝鲜的权益而同日本和俄国发生对抗，又怕日俄势力渗透朝鲜，故决定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大行“以夷制夷”的故智。
1879年8月，清廷令李鸿章“婉为开导”朝鲜，开放门户，与西方各国立约通商。李鸿章当时致函朝鲜国王李熙之叔、原太师李裕元，传授的方略是“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西方国家）通商，借以牵制日本”。又说，“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手有余。……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与杜俄人之窥伺”。
朝鲜政府起初并不愿意开放，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劝导”。1882年，主管朝鲜事务的李鸿章派员促成朝鲜与美国谈判，美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对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朝鲜同意美国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此后数年，清朝还促成朝鲜与英国、法国、德国签订类似协议，结束了闭关锁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朝鲜的对外开放及现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朝鲜内部的政治格局也更加错综复杂。朝鲜国门打开以后，外国势力开始全面进入朝鲜。朝廷内部，闵妃集团推倒大院君时代的一切制度，表示要“开化自强”，效仿清朝的“洋务运动”进行改革，按照清朝总理衙门的模式设立了统理机务衙门，派使团赴中国和日本访问学习。1881年创立新式军队——别技军，由闵妃的侄子闵泳翊掌管，开始招募日本军事顾问改造军队，编制训练新军。军制的改革触动了朝鲜旧军人的利益，招致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开始怀念大院君的“斥倭锁国”政策，并密谋起事，准备拥戴大院君长子李载先，废黜高宗，让大院君复出执政。但是尚处在准备阶段便被闵妃探知。30多名首要分子被诛杀，李载先因是国王李熙胞兄而赐自尽。大院君的势力遭受清洗。
1882年，朝鲜大旱，人心浮动。这年7月，朝鲜发生京城侍卫部队联合城市贫民的起事，史称“壬午兵变”。在士兵行进的同时，大量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城市贫民等汉城普通市民加入了这次起义，使“兵变”迅速转化为社会矛盾总爆发的“民变”。大院君利用局势，引起义军人把矛头指向闵妃。民众冲进王宫搜寻闵妃，闵妃装扮成宫女，逃出王宫。下午17时许，成千上万的朝鲜军民开始围攻日本公使馆，起义士兵和市民与日本人激战至深夜，他们焚毁了公使馆周围的民房，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被迫烧毁公使馆，仓皇逃走。
一时汉城大乱，政局陷入瘫痪。高宗李熙无奈之下，不得不把生父大院君召入宫内，由他主持国政以收拾乱局。李昰应趁机入宫掌权。大院君上台后，打击外戚势力和腐败官吏，废除闵妃集团执政时的一切措施，恢复锁国政策。
因为清朝在朝鲜向不设官，直到8月1日清廷才从驻日公使黎庶昌的电报中得知兵变。黎庶昌急电清廷，建议“中国宜派兵船前往观变”。闵妃集团的官僚金允植、鱼允中向清朝求救，请求出兵朝鲜。原本告假回乡奔母丧的李鸿章被紧急召回处理此事。经过紧急商量，8月9日，淮军将领吴长庆、水师提督丁汝昌、候补道马建忠率军乘威远等三舰赴朝。其中庆军六营直入汉城，“旬日之间，祸乱悉平，人心大定”。
“壬午兵变”被清朝平定，上台仅33天的大院君李昰应再次倒台。因为被认为是这次兵变的幕后主使，大院君被清军诱捕，用船押送天津。大院君刚被禁时既悲且恨，颇有抵触，“在船颇切危惧，食物概不入口”。大院君后来被监禁于直隶省城保定。李昰应的国王生父身份令同是皇帝生父的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非常同情，他反对囚禁李昰应，并为其求情。到了1885年，大院君才被释放回朝鲜。
另一方面，当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回日本、报告了事变经过之后，日方决定以保护侨民的名义派兵朝鲜。8月12日，花房义质回到汉城，并带来了1500名日军和4艘军舰，要求朝鲜赔偿损失。兵变平息之后，日本与朝鲜政府签订《济物浦条约》。除了要求朝鲜赔偿之外，还要求朝鲜允许日本派1000名警卫驻扎朝鲜，保护日本侨民和公使馆。而清国对此十分警觉，又急速从本土增调3000人的兵力开进朝鲜，向日本施压。因此清、日两国皆驻军汉城，形成对峙局面——现在看来，在“壬午兵变”中，清朝在军事上是成功的，但在外交上却颇为失分。
在派往朝鲜的清军阵营中，有一位年仅23岁的青年军官，他便是后来权倾一时的袁世凯。一年前，参加乡试不中的袁世凯，前往登州投奔驻防当地的淮军将领吴长庆。1882年为乡试年，袁世凯本欲应举，但是朝鲜突发的这场事变，不但打乱了他的计划，而且自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的袁世凯，在平定战乱过程中表现突出。当时也是他协助吴长庆诱捕了大院君。事件平息之后，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特别表扬了袁世凯，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事后论功行赏，袁世凯被授予五品同知官衔。“壬午兵变”后，朝鲜王室重新编练新军，袁世凯因在平息事变中表现突出，也受到王室器重。当年23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扎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开启了袁世凯练兵的先河。
三日政权
“壬午兵变”平定后，闵妃在清军护卫下回到汉城，朝鲜政府再次改组，闵妃集团重新掌握朝鲜政权。在清军的帮助下，朝鲜政局动荡一时平定下来，但表面的平静背后，又暗暗酝酿着下一轮的不安。
“壬午兵变”之后，朝鲜王室对清廷的向心力大大增强，请求清军帮助善后，清政府借机对朝鲜实行了全面控制。平乱的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并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在军事上加强了介入。此外，由清朝推荐的马建常、穆麟德代理朝鲜海关，朝鲜的海关和外交事务实质掌握在清廷手中。最重要的是，李鸿章为确定中朝关系，于1882年10月订立中朝贸易章程，在其序言内声明：“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列。”这显然是再次强调清朝与朝鲜的特殊关系。缔约后，清朝派商务委员陈对棠驻朝鲜，李鸿章希望通过这种缔结条约的方式，在国际社会中确立中朝宗藩关系的地位。
当时清廷内部还出现了另一种声音。梁启超后来在《李鸿章传》里提到，1880年，清朝驻日本使节何如璋给总理衙门写信，要求主持朝鲜外交，称中国应当在朝鲜设立专门的办事大臣。李鸿章说如果在暗地里对朝鲜进行秘密保护，还是在能力范围内的。“倘显然代谋，在朝鲜未必尽听吾言，而各国或将唯我是问，他日势成骑虎，深恐弹丸未易脱手云云”，担心朝鲜问题处理不好成了麻烦。“壬午兵变”之后，张謇甚至主张改朝鲜为郡县，或置监国，或置重兵，改革朝鲜内政；翰林院张佩伦请征朝鲜，派员管理朝鲜的外交……但这些相对激进的主张都未被李鸿章采纳。平心而论，当时的清朝其实也早不具备这种实力了。
因为“壬午兵变”中造成日本平民的死亡，事变后，朝鲜国王派遣几位代表前往日本表示谢罪，担任全权特使的叫金玉均。金玉均出身朝鲜没落贵族家庭，金玉均认为，要挽救国家和民族危如累卵的局面，要实现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的夙愿，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在这方面，日本的“明治维新”对金玉均影响最大。金玉均在日本拜维新派思想家福泽谕吉为师，一心想在朝鲜发动一次明治维新式的改革。回到朝鲜后，他与一些志同道合者结成开化党，开化党以青年贵族为主。
1882年的“壬午兵变”令金玉均产生强烈的反清情绪，他曾对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表示：“清国对大院君实施绑架和以后对他的处理对朝鲜来说是国耻。”因此，他的开化党主张“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他们寄希望于借助日本的支持以扩张政治势力，实现一场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
“开化党”们经过几次密谋，决定采用非常规手段，推翻守旧派政权。1884年8月，中法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其在朝鲜的威信急剧下降。同时，清廷为了应付与法国的战局，将原先驻扎朝鲜的3000名军队调动一半到华南前线。金玉均等开化党人认为时机已到。
1884年12月4日，“开化派”借京城邮政总局新厦落成时，发动政变，金玉均趁乱将国王李熙迁入景佑宫。与此同时，开化党人在宫外放火制造骚乱，金玉均趁机“建议”李熙请日军来保护。惊恐不定的高宗表示同意，用铅笔写“日使来卫”四字。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便以此为由，率领200多名日军赶到王宫，与开化党的50名士官生徒一同，把高宗所在的景佑宫内外围得严严实实，一些守旧派大臣被开化党刺客杀死。
这就是著名的“甲申政变”。政变一时取得成功，开化党组成的新内阁，并在12月6日，对外宣布十四条政纲。其中第一条就要求清政府早日释放大院君回国，并且明确提出要脱离与清国的宗属国关系，建立独立国家。
袁世凯是在第二天才得知政变确切消息的。鉴于袁世凯在整饬军纪、训练新军中的出色表现，1884年春吴长庆奉调回国之际，保举袁世凯来负责留驻朝鲜庆字营。袁世凯借助这个平台，很快与国王和当朝主政的“东道西器”派大臣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由于有了这层关系，袁世凯的沟通能力和对朝鲜政府的影响，反而高于清廷的外交代表。为此，他又受到北洋大臣、负责外交事务的清朝重臣李鸿章的器重。
因为顾忌到宫中还有日本军队，袁世凯开始还较为谨慎，不敢擅自行动。不久，未遭开化党清洗的中间派大臣金允植、南廷哲等纷纷跑到清军大营，“痛哭乞师”，要求出兵。袁世凯也在众人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果断决定率清军入宫镇压开化党。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袁世凯承诺“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诸位”。
12月6日，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等率领1500多名清军，同拥护国王的朝鲜军队一道进入王宫，击败开化党人和日军，将李熙解救。随后，高宗李熙在清军保护下入宫。由于开化党人严重脱离群众，所以金玉均发动政变时，汉城市民都认为开化党勾结日本人挟持国王，夺取国家政权，因而当时反日情绪空前强烈，汉城市民纷纷聚集起来，围攻日本公使馆，300多名日本侨民也遭到市民的追杀，涌入公使馆内。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自焚公使馆，率部逃亡仁川的日本领事馆。金玉均的政权仅存在3天，便告流产。
危机潜伏
在平息政变过程中，汉城发生了朝鲜人和日本人互相残杀的事件。步兵大尉矶林真三以下40名日本人在这次政变中被杀死。所以事件平息之后，日本开始同清朝交涉。当时正忙于中法战争的清廷，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以集中力量对付法国，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1884年12月15日，清政府指示李鸿章：“目前办法，总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
1885年2月底，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启程来北京，与清政府交涉。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4月18日，清政府与日本签署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主要内容如下：
1. 清、日两国驻朝鲜军队自签约起4个月内各自撤回；
2. 事后清、日两国均不派员到朝鲜充当军事教官；
3. 朝鲜若有变乱或者重大事件，清、日两国如果其中一国要派兵入朝，应先行文知照对方。
李鸿章当时之所以同意撤兵，一是因清朝彼时正在越南用兵，二是他认为派兵驻朝鲜是为了防日，日本既已撤兵，中国已经没有留兵的必要。对于局势，李鸿章还比较乐观：“以后彼此照约撤兵，永息争端。”
但是，《天津条约》在事实上第一次确立了日本在朝鲜同清朝对等的地位，也使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先前由中国独享的宗主国权利，改由中日两国分享，日本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尤其是第三条，如果朝鲜发生事变，中日两国想要派兵前往，必须互相通知照会，梁启超后来是这样评价的：“《天津条约》说明中国对于朝鲜之权利义务与日本平等，中国既可目朝鲜为我属国，则日本亦可目朝鲜为彼属国也。”“于是朝鲜又似为中日两邦共同保护之国，名实离奇，不可思议。”为10年后清日两国出兵朝鲜提供了合理性，也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伏笔。后来两国各执一词，纠缠不清，终于酿成了战争。这在后来被公认为是清朝外交政策的一次巨大失败。
值得一提的是，1885年的天津谈判，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第一次会面。时年62岁的李鸿章在见了比自己小18岁的伊藤博文之后，禁不住大赞对方是治国之才，并意识到未来日本将是中国最强劲的对手。“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果然一语成谶。10年后，李鸿章东渡日本收拾甲午战争残局——签订《马关条约》，而坐在他对面的，正是老朋友+老对手的伊藤博文。
甲申政变失败后，开化党人遭到了朝鲜政府最残酷的处罚。金玉均虽侥幸逃脱，但作为“逆贼”之首，其家属无论男女老幼都被连坐处死，其他开化党人及其家眷也多被处决。与此相反，这场政变最大的“赢家”是袁世凯。当时正被中法战争搞得焦头烂额的清廷与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到甲申政变、清军卷入的消息时，十分震惊。不过还没有想好对策之时，又得知清军已及时平叛，而没用国内派一船一舰、添一兵一卒时，清廷和李鸿章实在是大喜过望。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好印象再加一重。
另一方面，清廷在朝鲜的身份也日渐尴尬甚至遭遇挑战。在朝鲜，清廷自认为是“天朝上国”，不屑于与属国互派使节，因为互派使节就意味着关系平等，有违“天朝”的体制，只派陈树棠以“总办朝鲜商务委员”名义驻汉城，监管朝鲜之商务和外交。但是这种与国际公法有落差的做法，也不为驻汉城的其他列强诸国使节所接受，否则等于他们也承认清廷是高其上等的“上国”。所以他们经常借口所谓“商务委员”充其量是个商务代表之类的角色，不具有全权使节的地位，在外交场合往往故意轻视清使，以此贬辱清廷。
《天津条约》签订后，按照双方约定，清朝开始从朝鲜撤军，吴兆有、张光前、袁世凯三个带兵官员也都离开朝鲜。只有商务委员陈树棠留下。当时朝鲜情况甚为复杂，清廷既不肯放弃对朝鲜的宗属关系，对朝鲜的内政外交都要干涉过问，这种局面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应对的。经过一番考虑，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议由袁世凯接替陈树棠。因为在朝鲜的一些行为遭到同僚攻击，袁世凯在1885年初归国后便赋闲在家，以避攻击。没想到，更大的责任很快落到他身上来。1885年10月，李鸿章命袁世凯护送大院君回朝鲜。年仅26岁的袁世凯被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
当袁世凯再返朝鲜后，发现朝鲜政局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甲申事变后，朝鲜王室对清廷失望、对日本惧怕，开始逐渐同北方强邻俄国靠拢。此时日本在朝鲜采取低姿态，不再是主要矛盾，而且鼓励清廷出头抵制俄国对朝鲜的渗透。由于送回大院君，主政的后党集团离心倾向日趋严重，亲近清廷的大臣或被排挤，或无实权，从国王、闵妃到政府内的大多数大臣均倾向于联俄拒清。管理朝鲜海关的德国人穆麟德本是由清朝派去，后来却在暗中鼓励朝鲜投向俄国，被李鸿章撤换回来。
袁世凯在朝鲜期间的任务是在“各国通商”、“友邦环伺”的情况下，使朝鲜“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内修政治，外联邦交”，换言之即强化清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防止朝鲜独立自主的倾向和日俄等国的窥伺。从这段时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9年时间里，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袁世凯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朝鲜的宫廷事务和政治、经济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清朝对朝鲜的控制力。对此，连日本方面也有所察觉。1894年6月，内田定槌致陆奥的信中谈道：“近年来朝鲜国对清国所表示的藩属关系，不止于朝鲜国王对清国皇帝虚礼，即驻朝官吏干涉朝鲜政府的内政、外交，而且朝鲜政府亦郑重地听从命令，不敢违抗。”朝鲜生活也给袁世凯一生留下深刻印迹，一生有一妻九妾的袁世凯，其中三位姨太太都是朝鲜人。
袁世凯在朝期间，把中国的宗主权提高到了极点，对朝鲜的控制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各个方面，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与此同时，为了强化中国宗主权，他有时不免会采用一些高压或过激手段。清廷内的张謇、张佩纶等也曾攻击袁世凯“侈然自大，虚骄尚气，久留朝鲜，于大局无益”。
另一方面，朝鲜独立自主的愿望日益强烈，一些人士对积弱不振的大清王朝也有了逆反情绪。哈佛大学毕业的美国人墨贤理受清政府委托，接替被换回来的穆麟德，出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他看到了朝鲜国内对清廷的一些态度，不免忧心忡忡：“现在只是使用武力才能控制他们（朝鲜），而他们一遇机会便想法摆脱这种控制。”对于袁世凯，他后来在写给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信中说：“我已看出朝鲜人对他的恶感日益增加而对中国的恶感也与以俱增。”袁世凯的强硬姿态也引起了朝鲜国王和一些大臣的不满，1889和1890年，朝鲜国王李熙三次上书，请求清廷撤袁世凯。但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并于1890年2月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
剑拔弩张
也许正是顾忌到《天津条约》里对于“一方出兵需告知对方”的约定，当1894年全罗道的东学道人起义发生时，虽然接到袁世凯要求清廷出兵干预的电报，但清廷并没有马上做出决定。而且，他们也注意到，与上次“开化党”发动的甲申政变不同，这一次东学党人起义并不反华。不过袁世凯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尽宗主国责任的机会，他在给李鸿章的电报告知朝鲜国王请求出兵的消息时说：“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中国于何地，自为必不可推却之举。”李鸿章也认为“韩国归中国保护，其内乱不能自我了结，求中国代其戡乱，自为上国体面”，也建议朝廷派海军赴朝平乱。
1894年6月2日，就在清政府正式接到来自朝鲜的求援的第二天，日本驻朝鲜临时代理公使杉村浚派人探访袁世凯，打探朝鲜是否已经请求清国出兵一事。袁世凯表示，双方已经达成内定意向，一旦获得正式公文，待命部队即可出兵。
此时蛰伏了10年的日本，已不甘坐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天津条约》签订后，日本对朝鲜的渗透变得顺理成章，并且不断扩充国家的军事力量。根据宗泽亚所著《清日战争》，1886年，清国和日本国对朝鲜的贸易额之比还是83∶17，到了1892年，这一数字已变成55∶45，水平已趋于接近。日本在朝鲜贸易的急速增长，也显示清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发生动摇。从日本方面来讲，他们也绝不会再“忍受”清朝在朝鲜独享控制权的局面。
另外，日方对袁世凯本人也心存戒意，在他们看来，满腹野心的袁世凯必定试图通过援兵入境进一步明确清国和朝鲜的宗属国关系，为自己建功立业。另外，袁世凯虽然口口声声丝毫不会伤及日本官民，可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时，正是他派出清兵杀伤日本官民。
所以杉村得知袁世凯的态度后，立即给日本外务省发去急电，告知“朝鲜政府有请求清国派遣军队之意向”的急电。日本政府当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一致通过“保护驻朝公使馆和在朝国人安全”出兵朝鲜的议案。第二天一早，杉村亲自拜访袁世凯，明确表示：如果清朝出兵，日本也必将出兵，保护侨民。
也就在6月3日这一天，袁世凯接到朝鲜请求清国派兵的正式公文，他立即电告李鸿章，并把与杉村浚的会谈情况作了报告。对于日方的反应，袁世凯的判断是：“当前日本国内多事，即便日本出兵不过也是以保护公使馆名义派遣区区百余兵力罢了，对清国出兵不会构成威胁。”李鸿章赞同袁世凯的建议，决定派兵入朝——甲午战争结束后，当时国内即有舆论谴责袁世凯，一种意见认为是他的错误情报导致李鸿章做出派兵赴朝的决定，以致局势升级，最终导致战争——第二天，李鸿章令北洋舰队之济远、扬威、平远三舰，驶赴朝鲜，停泊仁川担任护卫。同时命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兵2000余人，由海道赴朝，驻扎于牙山。
按照1885年《天津条约》的约定，6月6日，清廷将出兵朝鲜的决定告知日本政府。在清廷看来，这是执行“上国”保护“属邦”的使命，具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可是清朝的反应又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警觉。日本外相立即语气强硬地回复，一是表示“日本历来不承认朝鲜是清国属国”，同时再一次明确表示：日方也会出兵。
6月9日，原本请假回国的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搭“八重山号”军舰到达仁川。日方借此机会，紧急凑集70名海军陆战队员随他赶赴朝鲜。他们在仁川与停泊在那里的5艘日舰汇合，又临时从各舰抽调海军队员加入先遣陆战队，组成总员488名的临时战斗序列，以保护使馆为名，第二天一早由陆路赴汉城。几天后，日本又陆续增兵。
就在中日两国陆续向朝鲜出兵时，在国内外政治军事压力下，6月10日，东学党人与朝鲜政府议和，起义军退出全州城。清军并未与东学党军接触，朝鲜内战实际已经停止。于是朝鲜政府在6月13日致函袁世凯，请求清朝撤兵，以解除日方借口。李鸿章得报后，当日即电在朝鲜的叶志超，令速调部队回牙山，准备撤兵回国。
这时，日本方面也觉得朝鲜情势与之前的判断有差异。“他（大鸟圭介）一进入汉城就已感到和从本国出发时所预料的情况有所不同，朝鲜国内出乎意料地平稳，中国派去的军队只是驻扎在牙山并未进驻内地”，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后来在其回忆录里写道，他也意识到日本眼下“已成骑虎之势”。他转而又说：“考虑到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成败的关键完全取决于兵力的优势，所以决定仍按政府原定计划迅速先将预定的混成旅团派往朝鲜为万全之策。”于是，日本混成旅团第一批先发部队开始在仁川登陆。
日本大举增兵，又惊动了清朝。6月15日，袁世凯与大鸟会谈，双方初步达成双方不再增兵的口头协议。同一天，日本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日方认为：朝鲜的农民骚乱尚未彻底平定，此时不应立即撤兵，而应该帮助朝鲜彻底整顿政治，以断绝再次骚乱的祸根。于是他们又提出一个新方案：要求大清国和日本一起“改革朝鲜的内政”。这样实际上也给自己找到了继续留在朝鲜的理由——日本的方案当然遭到清朝拒绝。清国强调，“朝鲜内乱已经平息，朝鲜内政改革应由朝鲜内身解决，清日两国应该立即撤兵”。
6月22日，日本政府向清政府发出“第一次绝交书”，声称：“设与贵政府所见相违，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此后，便着手开始单独改革朝鲜内政的策略，并向朝鲜增兵。第二天，第一批上陆的混成旅团主力在京城完成集结部署。而6月25日，第三批清军在牙山登陆，驻朝清军总数达到2465人。
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引燃战争
6月26日，大鸟圭介拜见朝鲜国王，替日本的行动辩解。大鸟声言，日本不撤兵一是依条约而行，二是想帮助朝鲜改革内政。谙知朝鲜方面心理的大鸟当天还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日本的愿望是“全朝鲜之自主独立”。大鸟的一番说辞果然奏效。两天后，高宗李熙在和群臣议事说：“外侮如此，国势可知，言之亦耻矣。惟当奋发惕励，可以自修自强矣。”
6月28日，大鸟圭介照会朝鲜政府，称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的照会里有“保护属邦”的字样，大鸟质问朝鲜政府是否仍然承认是清国的属国，并且限期回答。朝鲜政府接到照会，甚是为难，几经踌躇，于6月30日回复说：“本国自立约以来，所有两国交涉交际事件，均按自主平等之权办理。此次请援中国，亦系我国自用之权利也。与朝日条约毫无违碍。……且我国内治外交向由自主，亦为中国之素知。”这一天，日本混成旅第二批部队登陆，在朝日军已达8000人，比起驻朝清军已占绝对优势。
6月30日，当袁世凯得知朝鲜在日本胁迫之下已经正式照会大鸟、申明朝鲜是自主国家的消息后，袁世凯致电李鸿章，要求撤回国内。袁世凯的理由是，朝鲜既然不承认是清的属国，那么他这个宗主国派驻朝鲜的“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身份就不被承认，日本可按国际法，找借口将他递解出境。如此则不但使他也使清廷蒙羞，所以不如主动撤回，另作他图。李鸿章没有同意，只是嘱咐他“要坚贞，勿怯退”。
此时的李鸿章仍寄希望于在英俄的调停下，实现双方共同撤兵。所以他既未向朝鲜增援军队，又没有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的建议由清军先撤兵，这种举棋不定，最终也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6月30日，俄国和英国方面都表示，希望两国同时撤兵，当天，朝鲜国王李熙发布《罪己诏》：“当前朝鲜国内混乱的原因，完全是由于自身的不德和官吏渎职所造成的……”尽管如此，大鸟公使还是依照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提出了朝鲜行政、司法、财政、兵制、教育改革纲领，要求朝鲜方面在规定期限内拿出改革具体意见。在此期间，日本保持了政治强硬立场。在他们的高压之下，朝鲜政府被迫任命三位重臣加入改革委员会，与日本共同商谈改革事宜。
7月2日，正在召开内阁会议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到杉村从朝鲜发来的消息，进一步确认清朝出兵的事实。陆奥宗光后来在回忆录《蹇蹇录》里写道：“如果默视不顾，就将使中日两国在朝鲜已经不平衡的权力更为悬殊，我国今后对朝鲜的问题就只有听凭中国为所欲为了。”陆奥于是将杉村的信息告诉了阁员们，同时提出：“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会议后，伊藤博文进了皇宫，向日本天皇报告了会议内容。
7月5日，袁世凯再度致电北洋，详细报告朝鲜局势，“日兵万人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害及我军由陆地前来（汉城）之路均置炮埋雷，每日由水路运弹丸、雷械甚多……似将有大兵续至”。再次向李鸿章请求撤使回国。但是清廷仍不放弃通过列强调停的幻想。7月7日，仍以圣旨形式拒绝了袁世凯的要求。
期待东亚国际关系安定的英国，一直对清日采取等距离外交的政策，期待维护东亚现状的稳定。英国方面给日本带回来的消息是：“清国政府希望日本政府提出新的改革提案，如果到7月20日为止仍不做出决定的话，清国将派遣12万清兵部队登陆仁川。”而日本仍然坚持先改革朝鲜内政，再谈撤兵。英国的调停宣告失败。
7月1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给大鸟下命令：“英国在北京之调停已告失败，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只要在不招致外间过分非难的范围内，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同一天，日本对外发出强硬通告：“清国拒绝日本的共同改革提案，无视英国政府周旋两国合意的好意，仍然坚持日本先撤军的立场。如此盛气凌人不听相劝，将来由此引起的任何事态，清国必须承担全部责任。”由此，日本正式下定向朝鲜派兵的决心。
7月14日，日本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二次绝交书”，拒不撤兵，并反诬中国“有意滋事”，扬言“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清朝方面，总理衙门向李鸿章转达了光绪帝的上谕，措辞也十分强硬：“若再顾虑不前……延误事机，定唯该大臣是问。”至此，已无谈判挽回可能。7月17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清国开战，并要求朝鲜废除与清朝的一切条约，促使清朝从朝鲜撤军，并限22日答复，逾期不复，日本即采取断然措施。
此时，袁世凯知道大局不可挽回。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在朝鲜12年，对其恨之入骨者也甚多，坐困危城的袁世凯开始焦虑不安，接连几天致电北洋，陈述困境，要求回国，但李鸿章对此都不置可否。几天后，唐绍仪也发电李鸿章，称袁世凯生了重病。李鸿章也许动了恻隐之心，终于调袁回国。袁世凯接到电报，如逢大赦，打点行装于7月18日乘船逃离汉城。经手各事交唐绍仪代办。等到袁世凯离开汉城，使馆人员也人心惶惶。
7月20日，日本编成了以伊东祐亨为司令的联合舰队，战争的技术准备已经完成；同日，日本驻朝大使大鸟圭介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其“废华约、逐华兵”，限3日内答复。在日本的强压之下，朝鲜国王和政府别无选择，只得回复日方：朝鲜同意放弃清国属国论；与此同时，朝鲜被迫向清国驻朝鲜临时代办唐绍仪提出了清朝撤军要求。对这种情势，英国某报纸当日发表评论：“现日本代表者抓住朝鲜国王，强求内政改革，国王的性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事态状况，处在不得不遵照日本命令的悲剧中。”
此后几天，日本不断得到消息：清国派数艘运兵船向朝鲜运送作战兵力。日本认定清国政府无视日本的最后通牒，战争已不可避免。伊藤博文就朝鲜问题发表演说时称，清廷出兵朝鲜，“其实是要毁灭朝鲜的独立，使其完全成为属国，其间证据历历在目”。“帮助朝鲜独立自主”，这个冠冕堂皇一番说辞，当时很具迷惑性。所以，当时的国际舆论对清朝也不利。
7月23日凌晨，大鸟命令部署在王宫附近的混成旅团向王宫发起攻击，沿途发炮，直抵王宫，予以包围。朝鲜王宫卫队奋力抵抗日军的进攻，但很快便被从各城门进攻的日军打垮。凌晨6点左右，日军占领了朝鲜王宫。
在此之前，大鸟派人说动大院君李昰应，用他作为政变的傀儡，并利用开化党人为之呼应。所以日本军队进占朝鲜王宫后，将王室成员带到日本使馆，高宗李熙被囚禁，大院君李昰应则出任朝鲜国王摄政，组织政府。于是，在日军护卫下，大院君进入景福宫。一贯奉行锁国逐倭政策的大院君，摇身变成了日本的代言人。
7月25日，被日本控制的大院君宣布废除同清朝的条约，称“朝鲜为自主之国，不再朝贡”，并“委托”日本驱逐驻扎在牙山的清朝驻军，“自此朝鲜政令，事无巨细，皆入日人掌握”。
袁世凯回国后，向李鸿章汇报了朝鲜的紧迫情形。李鸿章意识到形势紧迫，而且军事布置很不利，于是紧急调度——可是天津电报局的电报生受日本间谍收买，将发兵日期泄露。7月23日，爱仁、飞鲸先后运兵抵牙山登陆。25日早上，日本多艘军舰集于牙山口外，拦劫中国兵船。7点50分，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域和清国舰队遭遇，发生战斗。日本驻留朝鲜的混成旅团也开始向牙山进攻。
7月27日，被囚禁于日本使馆的朝鲜国王高宗李熙，压力之下，宣布朝鲜对清作战，要求日本将清朝军队驱逐出去。7月28日夜，日本陆军进攻牙山清军，发生激战，清军不支，退向平壤。8月1日，清、日双方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从某种意义上讲，甲午之战的最大赢家是清朝与日本原本共同所惧怕的俄国。本来日本想通过联中护朝来抗俄，后又想通过战争独占朝鲜，结果却让俄国乘虚而入。甲午战争更刺激了俄国对东亚的侵入。俄国取代中国开始在朝鲜问题上与日本正面交锋，它凭借其一等强国的地位迫使朝鲜接受了一项秘密协定，即除了俄国对朝鲜国王实行保护，为朝鲜提供军事、财政援助以外，还约定在朝鲜发生重大国内骚乱和外国侵犯朝鲜独立时，俄国向朝鲜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清朝退出朝鲜之后，俄国的势力在朝鲜朝野迅速渗透，由此又造成俄、日之间新的矛盾。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正式宣告中国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清朝势力退出朝鲜以后，闵妃失去靠山。当她看到俄国联合德国、法国压迫日本退还辽东给中国以后，认定俄国是阻止日本进一步侵略朝鲜的强大力量，便谋求接近俄国。1895年10月8日，日本浪人冲进王宫，刀刃闵妃，然后焚尸灭迹。闵妃死后，高宗成为日本人手中玩偶，朝鲜独立和主权一步步被日本侵夺。
1897年1月，高宗改朝鲜国号为“大韩帝国”，同时追谥闵妃为“明成皇后”。大韩帝国宫廷内部分裂出“亲日”和“亲俄”两个派别。日本人虽然建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政权，但对于大院君并不放心。认为“大院君75年来只知有中国，不知有其他，自顶至踵完全为‘顽固’二字所充满的老翁”，表面上“巧言令色向我们求媚”，暗中却“托在平壤之华将转达其心意于清廷”。大院君也不是一个受制于人的人，他虽被日本人推上台，但对日本也是阳奉阴违。后来日本新任驻朝公使井上馨得到大院君写给清军将领的一封信，以此作为他内通中国的证据把他赶下台。此后大院君永远离开了朝鲜的政治舞台。闵妃死后3年，1898年2月，她的政治对手大院君也在抑郁中死去，终年79岁。1907年，日本逼高宗退位。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朝鲜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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