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
蒲实
1914年6月28日，一场荒谬的刺杀将欧洲毫无意识地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年轻的塞尔维亚刺客企图暗杀哈布斯堡王朝的王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第一次其实失败了。他误伤了大公的座驾司机。斐迪南前往总督官邸，责怪奥地利官员安全措施不当，然后由夫人陪同，前往医院探视受伤司机。也许是命运使然，为他们驾车的司机却转错了一个弯，在倒车转向时，正好停在因刺杀失败在路边咖啡馆借酒浇愁的刺客前。这一次，斐迪南大公和夫人以生命为1908年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付出了代价。
没有人预料到，这场意外竟会将整个欧洲拖入希腊悲剧式的命运深渊。类似的国际争端与摩擦在1914年之夏来临之前，在欧洲远不是第一次——在摩洛哥的阿加迪尔、在巴尔干、在阿尔巴尼亚、在南非，欧洲外交官玩弄虚张声势的恫吓几乎已成为一种常态。每个国家都相信，别的国家将会因不愿战争，而在最后一分钟被吓退。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总能得以化解，屡试不爽。1911年，意大利攻占利比亚；1912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着手将土耳其从巴尔干半岛逐出。土耳其帝国崩溃之际，所有列强都没有任何举动，其原因或是由于不愿得罪可能的同盟国意大利（意大利当时尚未表明参加哪一方），或是由于害怕被巴尔干诸国拖进无法控制的情况中。它们看着土耳其几乎被逐出欧洲，继而获胜的巴尔干小国继续第二次内战，看着它们在1913年重绘巴尔干地图。它们唯一所选择的，是在阿尔巴尼亚成立一个独立国家，并依惯例由一位德国亲王出任郡主。
1914年6月28日这一天，实际上显得那样普通寻常。那天，斯蒂芬·茨威格正坐在维也纳的公园里，奥地利人因参加“彼得和保罗”这个天主教节日而聚集在公园里。茨威格正在读一本托尔斯泰的传记。“一战”序幕唯一的征兆就是缓缓飘来的音乐演奏因一封急电戛然中断了一会儿而已。人们议论着作为政治谋杀牺牲品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甚至还带着几分幸灾乐祸的戏谑的调侃。“皇储根本不受人爱戴。”斐迪南缺少那种奥地利人无比看重的亲和力，经常“神气活现，威风凛凛”，“不懂音乐，缺乏幽默感，妻子同样一副阴沉沉的面孔”，“急不可待地想要得到统治权，却不知道如何掩饰这种急不可待”。两小时后，人们又恢复了谈天欢笑，餐馆重又奏起了音乐——“许多人在那一天暗暗舒了一口气，觉得老皇帝的这位继承人的丧命对那位可爱得多的年轻的卡尔皇子十分有利。”
在此后一周里，没有任何因这一事件将要对塞尔维亚采取政治行动的暗示。对皇室来说，斐迪南的死首先引起的完全是另一种麻烦，即丧葬的礼仪问题。根据皇储的身份，他本可以在哈布斯堡皇室的传统陵园占一席之地。但斐迪南生前曾为娶他那位出身伯爵门第的妻子而和皇室做过长期的激烈斗争。虽然他的妻子出身大贵族，但根据哈布斯堡皇族400年的秘密家法，她与斐迪南不是门当户对的，她的孩子没有继承权，在隆重礼遇方面，其他皇子的夫人们强烈要求比这位皇储夫人优先。宫廷的傲慢即便对一个死去的女人都绝不让步，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首先要处理的是各种宫斗。也正因大公的夫人非皇族出身，欧洲各国王没有一位国君参加丧礼。多年后，亨利·基辛格曾带着叹息假设道：“当时要是各国国王聚集一堂，有机会交换意见，或许就不至于在数天后轻言宣战。毕竟，引起战端的仅是一桩恐怖分子的阴谋而已。”
这位大公的名字眼看将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逝。甚至到了1914年7月底，奥地利已向塞尔维亚宣战之后，国际社会主义领袖聚集一堂，虽深深感到困扰，却仍然相信一场全面战争不可能爆发。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德勒就说道：“我个人并不相信会发生全面战争。”由于几十年的持续和平，1914年，整个欧洲都沉浸在和平的幻象里。
1909年，英国作家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出版的著作《巨大的错觉》，成为世界畅销书。1913年，他又写了《给德国大学生的一封公开信》，扩展了他的观点。尽管巴尔干令人头疼的声音一再传到北方，柏林、慕尼黑和维也纳的知识分子们都通过这位英国作家的书获得了安抚。安吉尔认为，全球化的时代断绝了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因为所有国家在经济上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经济网络外，在国际交流方面，特别是金融世界的联系，也使战争变得毫无意义。他是这样论证的：即使德国军方可能想和英国分个高下，“在德国国内也没有哪个重要机构能够避开严重的损失”。要是战争爆发，“整个德国金融界会对德国政府施加影响，以结束对德国外贸毁灭性的局势”。安吉尔的论述说服了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美国斯坦福大学时任校长戴维·斯塔尔·乔丹在读完安吉尔的这部著作后，曾在1913年宣言：“一直威胁着欧洲的大战永不会到来。银行家不会为这样的战争筹钱，企业家不会让它继续下去，政治家没有办法打仗。”不仅是安吉尔，所有人都被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所鼓舞，欧洲第一次出现了稳定、文明与和平大欧洲的概念。思想家如本杰明·康斯坦特、杰里米·边沁和亨利·德·圣西门等人，把发动战争的旧制度和革命比喻成苍老的嗜血老头，预测商人、律师和工程师会统治未来的新世界。卡尔·马克思也认为，资本获得了新权力，金钱将消解传统，连接世界，而最终胜利的工人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化身。
1875～1914的40年间，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与帝国主义并行的时代。在此期间，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的变革、人口流动以及资本的自由流通带来了世界的开放，也伴随着殖民帝国的建立与帝国主义权力空前规模的扩张，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控制了大半个地球。到1914年，英国已经扩张成为领土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拥有4.5亿人口的庞大殖民帝国；法兰西殖民帝国也控制着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5000万居民。1914年之前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非常有利于金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瑞士经济与金融史学家尤瑟夫·凯西斯认为，此后直至20世纪末，也未再有如此有利于国际金融发展的黄金时期。1914年前，欧洲的资本输出总额达到前所未有、难以想象的高度，这些资金被投资到世界各地，为大量的公共或私人活动提供融资。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几个金融中心的股票市场交易价格几乎同时同一趋势变动，并与世界范围内的利率水平趋于一致。1870年之前，伦敦和巴黎一直是仅有的金融中心，之后柏林、纽约加入进来，而一些更小的金融中心，如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苏黎世和日内瓦，也通过进入一些有竞争优势的特殊领域找到了适合它们自己的角色。
1914年前的欧洲，人们不再需要护照就可以自由流动。从1850年开始，国际移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从1870到1915年，有3600万欧洲人离开了他们土生土长的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大约70%）去了美国，其他人则去了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巴西。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铁路网开始持续大规模扩张，世界扩展到了每一个大陆，跨过经纬度，将沿海地区与内陆连接起来，纽约与利物浦之间的海上航程从19世纪初期的三五周缩短到19世纪80年代的一周以内。自1832年莫尔斯电码发明之后，电报在英国和美国得到了飞速发展。在英吉利海峡海底，早在1851年就有一条电缆将美国与欧洲大陆联系起来，经过10年努力，跨大西洋电缆于1866年在伦敦与纽约之间铺设成功。欧洲与亚洲之间的陆路也很快连通，电报线路在殖民帝国内部也建立起来，这样，整个世界都被连接起来。从1901年开始，无线电通讯就可以跨大西洋传输。此时，世界上有了另一种节律：一项发明紧赶着一项发明，一项发现紧赶着一项发现，每一项发明和发现，都又以飞快的速度变成普遍的财富。“当齐柏林飞艇第一次航行的那一天，我正前往比利时途中，恰好在斯特拉斯堡稍事停留，我在那里看到飞艇在大教堂上空盘旋，底下是热烈欢呼的群众。晚上，我在比利时的维尔哈伦家得到消息说，飞艇已在艾希特丁根坠毁。维尔哈伦眼里含着泪水，非常激动。如果他仅仅作为一个比利时人，也许会对这次德国的空难抱无所谓的态度，但是，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欧洲人。当布莱里奥驾驶飞机越过英吉利海峡时，我们在维也纳的人也热烈欢呼，仿佛他是我们祖国的英雄。大家都为我们的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日新月异的进步感到自豪，于是，欧洲是一个共同体的感情。”
对外投资在19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从19世纪末开始经历了强劲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投资于国外的股权资本高达440亿美元。全球化第一阶段的顶峰时期是在1900至1914年出现的。这一黄金时期的首要标志就是银行家和金融家拥有的财富。据《资本之都——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统计，在欧洲，银行和金融家成了最富有的群体。在德国，财富超过150万美元（600万马克）的富人中有27%是银行家，相比而言只有12%是这个国家最具实力的工业家，主要是钢铁制造商。法兰克福尽管有所衰退，但它仍然是巨富的港湾，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的避风港。1914年前，一个国家的贸易与金融账户的平衡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英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非常关心金融业务收益在维护英国收支平衡方面的重要性，英国从海外投资获得了大量的收益和分红，英国因此被P. J. Cain和A. G. Hopkins称为“绅士帝国主义”。金融家成了欧洲国家海外扩张的重要推动力。
“一战”前的欧洲是一个经过40年和平，普遍繁荣的时代。一位欧洲人所回忆和眷恋的昨日欧洲充满了自信：“也许像今天这一代人描述我们当时的那种乐观主义是困难的。我们欧洲所有国家，几乎普遍感觉到的繁荣业已开始。城市一年比一年华美，人口一年比一年多。1905年的柏林已不能和1901年见到的柏林相比较，柏林已从一座首都变成了一座世界性的城市。维也纳、米兰、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这样一些城市，我每去一次，就会感到惊讶和欣喜……人们从各种事物中都能感觉到财富在增长、在扩大。到处兴建起新的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诸如浴室、电话这样一些先前属于少数人特权的方便设备开始进入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自从工作时间缩短以后，无产阶级也发家致富起来，至少有一部分过上了小康生活。谁敢作敢为，谁就能获得成功。谁买进一幢房子、一本稀世的珍书或一张画，就会看到行情不断上涨。谁愈是大胆，愈是舍得花本钱办一家企业，谁就愈能保险赚到钱。整个世界处处呈现出一派无忧无虑的美好景象……欧洲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强大、富足和美丽过，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过。”
在1914年7月国际危机最紧急的时刻，采取毁灭性步骤的政治家也不曾认识到他们正在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奥地利递上导火索的德皇威廉二世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询问他的将军们：这场战争究竟能不能不同时攻打俄国和法国，而仅局限在东欧？将军们的答案是：很不幸，这是办不到的。那些亲手构筑战争的人，以一种目瞪口呆无法置信的神情，注视着战争巨轮的转动。1914年8月4日，英国向德国宣战这一天，巴林兄弟银行的合作人之一加斯帕德·法雷尔在一封信中曾写道：“没有什么比亲眼看到我们几代人辛苦建立起来的信贷大厦如何在一夜间分崩离析更加让人心痛的事情了。”当时，这种观点在欧洲获得了共识。
帝国的自负与焦虑
19世纪上半叶，根植于主要贸易城市的独立生意人形成了真正的跨国资产阶级，他们构成了世界的贸易和金融网络。他们所富有自由主义、改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超越了国籍。这种国际主义部分表现在不同国籍的个人和家庭的结合，家族成员常常遍布欧洲甚至跨越大西洋，他们所构建的金融网络模糊了国籍的身份，与帝国的构架并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秩序才被其内生的矛盾与悖论所颠覆。
以欧洲顶级的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例。1873年，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资本达到650万英镑，是排名第二的巴林银行的3倍，遥遥领先的优势一直到1908年也未被撼动。家族得到了英国政府的信任，从1865到1914年，他们占据了伦敦市场上发行的政府贷款将近四分之三的份额，还控制着政府债券的发放。罗斯柴尔德既是伦敦金融城最重要的家族，也是在巴黎居于领导地位的几大银行集团之一。伦敦与巴黎负责经营银行业务的家族成员之间是堂兄弟关系。19世纪八九十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他们在巴黎的堂兄弟一起，同戴比尔斯珠宝公司、力拓矿业公司合作建立了他们的矿业帝国（黄金、钻石、有色金属和石油）。据说，在1900年，其价值就达到了1亿法郎。“一战”前，罗斯柴尔德银行是巴黎金融市场上最大的证券持有人，其投资组合估计有5亿法郎。即使到了1908年，法国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若从中抽离部分资金，也会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向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和纽约都派出了自己的成员，建立了一个泛欧的、跨大西洋的国际银行产业链。
金融业以强大的融资能力，强有力地推动了英帝国的殖民扩张。伦敦的另一重要商业银行——施罗德银行，于20世纪初开始在海外扩张，特别是拉美市场。1908年，它向巴西发放了一笔价值1500万英镑的贷款，以此来稳定巴西的咖啡市场价格。当时，金融城有一位活跃的知名银行家叫欧内斯特·卡塞尔，他是德国科隆的一位银行家之子，1870年来到伦敦，他组织了美国与墨西哥铁路项目的融资，也是在1879年第一个同意为修建埃及的阿斯旺水坝融资的人。1902年，他建立了埃及农业银行，为埃及农民提供贷款。1909年，由英国外交部牵头，他与巴林银行领导人李维尔斯托克勋爵合作建立了土耳其国民银行，以加强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他还与大型军火和船舶企业Vickers& Sons公司长期合作，从而参与了为英国工业融资。他不仅是威尔士亲王面前的红人，而且还是财政部最受欢迎的顾问之一和英国外交部的使节。他热心于促进英国与德国的长期友好关系，还在1912年被派遣到柏林向德国总理呈交外交照会，表达与德国缓和军备竞赛的诚意。
正是金融界强悍的融资能力，催生了帝国膨胀的热情，人们却意识不到，这种帝国的膨胀正是战争孕育的动力。戴比尔斯钻石与黄金集团的创始人西塞尔·罗德斯，一个帝国主义者与种族主义者，在他的非洲地图上用铅笔在开普敦与开罗之间画了一条线，准备修建未来的跨非洲大陆帝国铁路，从开普敦向北一路经过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跨过大湖与喀土穆，穿越尼罗河，最后到达埃及。他宣扬：“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在越来越广阔的世界角落居住，人类也会变得越来越好。”他的个人帝国野心背后，离不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支持。他致信罗斯柴尔德公爵：“有你在我身后，我能做所有我说过的事。当然，如果你想法不同，我也无话可说。”尽管全球化和殖民地扩张之间联系不大，然而，政治和经济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扩张中起到了首要作用。在以帝国主义为特征的全球化第一阶段中，主要的金融中心都参与其中，其自我矛盾之处在于，它既是全球性的，但又具有民族主义性质，从而表现出对其政府扩张性政策的支持。这种支持有时是非常关键的，其价值体系深深扎根于那个时代的帝国主义文化。弗兰德·罗斯柴尔德就曾说：“为英国国旗插上每个岛屿而欢呼，为插上喜马拉雅山的每个峭壁而喝彩，以及为插上亚洲的每座尖塔而喜悦……”1899年10月布尔战争爆发时，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每个会员都粗暴地示范了国家主义。因此，1912年1月，在一场围绕安吉尔的《巨大的错觉》的讨论中，伦敦银行家协会主席弗雷德里克·杰克逊说：“战争仍有可能发生。”当战争在1914年8月真正爆发时，银行家和金融家即使反对，却无力阻止战争的蔓延，甚至他们的资本本身也卷入了战争——他们的资本与他们的政府密不可分。
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导致自由资本主义与全球化在本质上只是一种虚伪的说辞。从1880到1914年，全球化导致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回归。在大国中，德国充当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先行者。1879年，俾斯麦对农业和工业产品都实施了保护性关税；法国于1892年紧随其后，实施了新关税法案；至于美国，它在整个19世纪都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制造业产品的平均关税高达40%～50%。保护主义的回归并没有导致贸易的下滑，相反，19世纪国际贸易出现了戏剧性增长。以欧洲为例，以占GDP的百分比衡量，出口所占比例从1860年的9%增长到1913年的14%。
真正将自由经济力量与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是海外殖民地。自由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国际游戏规则自19世纪70年代帕默斯顿、俾斯麦等欧洲政治家登上历史舞台，就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家利益开始高于欧洲利益，对大炮与火药的信任开始超过对议会的信任。特别是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崛起，这个帝国是在1864～1871年以外交和战争牺牲别国利益建立起来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艾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一书中分析的：“由垄断到竞争的改变，或许是决定欧洲工商业企业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增长也就是经济斗争，这种斗争将强者和弱者分开，打消某些人的志气而使另一些人坚强，牺牲古老的国家而鼓励新兴、饥饿的国家。原本深信未来将不断进步的乐观心理，渐被不确定的剧痛感所取代。凡此种种都强化了竞争，也为日益尖锐的竞争所加强，这两种形式的竞争已经合一。经济的宇宙已不像19世纪中叶那样，是一个环绕着英国这颗恒星运行的太阳系。英国显然不再是‘世界工厂’，也不再是其主要的进口市场，相反，它的相对式微已经很明显。好几个相互竞争的国家工业经济彼此对峙，经济竞争与各国政治乃至军事行动，已经紧密交织，无法分割。德国令人惊愕的工业增长，赋予它强大的国际分量，这是当年的普鲁士比不上的。在19世纪90年代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之间，旧日针对法国的爱国歌曲《莱茵河上的警戒》，迅速被《德国至上》的全球性野心所驾凌。”
既定秩序的挑战者德国给自负的旧帝国所带来的焦虑，主要发生在帝国的海外疆域。在殖民地，经济和政治—军事势力有一种危险的高度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是因为相互敌对的国家在世界各地竞逐市场和原料，也因为欧洲帝国对近东和中东这类经济战略要地的控制权往往是重叠的。石油外交早在1914年前便已是中东政局的一大关键要素，德国在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和战略渗透，不但使英国人发愁，也促成土耳其在战争中加入德国一方。当时局势的新奇之处在于：由于经济和政治的结合，即使是将那些有争议的地区和平划分为若干“势力范围”，也无法平息国际上的敌对竞争。
资本主义积累的特色，正是它对时空扩展的无限野心，自由资本主义尤为如此。标准石油公司、德意志银行、戴比尔斯钻石公司，其自然疆界是在宇宙的尽头，或其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正是这种世界新模式，使传统的世界政治结构日趋不稳定。无论欧洲各国如何致力于维持欧洲的均势和稳定，但一出欧洲，即使是最爱好和平的强国，也会毫不犹豫地向弱国挑战。它们似乎从未有意提供大战的导火线，却无疑促成了国际好战集团的形成。日后的英、法、俄“三国协约”，便是始于英法在1904年取得的“真诚谅解”。这种“谅解”根本就是帝国主义的交易。使世界局势更为险恶的是，众人不自觉地接受了政治势力理应伴随经济发展无限增加的观念。19世纪90年代，德国皇帝便据此要求他的国家“利于发展的空间”。俾斯麦当年也曾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为新德国争取到的地位，比普鲁士历史上所享有的都要强有力得多。可是，俾斯麦有能力克制他的野心范围，小心而精妙地避免失控；对继任者威廉二世来说，这种精妙的平衡则无以为继。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强大，则其人口越多，其民族与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则相应就该越高。因此，一个国家应得的地位在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口号是：“今日德国，明日全世界。”这种无限制的能力论可以表现在政治、文化民族主义与种族偏见的言辞中。这种言辞的有效公分母，是不断攀升的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经济扩张是政治要求的基础和意义。经济与政治势力就这样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于是，国际形势的恶化，越来越逐渐超出各国政府的控制能力范围。慢慢地，欧洲分成两个对立的列强集团。这种和平时期的对立集团，是历史的新产物。德意志帝国想要以和平的联盟自保，对抗主要的输家法国，结盟却又造成了反结盟。德国成为欧洲最具军事支配力的强国，而它在工业上的成就早已是欧洲国家畏惧的对象，出人意料的英、法、俄“三国协约”，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许多人都感觉到，这种结盟体系可能会将欧洲带向大战，但没有一个政府知道该怎么办。大家一再想打破这种集团体系，或者至少超越两个集团，建立或恢复友谊关系（英国与德国、德国与俄国、德国与法国、俄国与奥地利）来抵消它。可是，这两个集团被越来越不具弹性的战略和动员计划所增强，越来越显稳固。1905年后，国际危机越来越通过诉诸战争威胁来解决，各国政府却一头栽进军备竞赛中——军备的新奇性，却越来越促成灾祸。19世纪中叶已经逐步工业化的杀戮技术，在19世纪80年代有了戏剧性进展，不仅是小型武器和大炮的发射速度、火力在本质上都发生了革命，也因为更有效率的涡轮发动机、更有效地保护铁甲和足以承载更多大炮的能力，带来了战舰的升级。这场军备竞赛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晚期，到20世纪逐渐加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达到高潮。霍布斯鲍姆统计：“英国的军费，在19世纪70～80年代大致都保持稳定，整体预算所占百分比或平均人均负担而言皆如此。但是，随后便从1887年的3200万英镑上升到1898～1899年的4410万英镑，以及1913～1914年的7700万英镑。其中增长最壮观的显然是海军。1885年时，海军花了政府1100万英镑，和1860年差不多；然而在1913～1914年，这个数字已攀升到4倍之多。德国同期的海军支出增长更是惊人：由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每年9000万马克，上升到几近4亿马克。”当代美国式的“军工复合体”，在“一战”前的欧洲便已成型。德国政府在1908～1910年订购了一家军火公司价值4000万马克的武器，这家工厂的股息由20%提高到32%。一家英国工厂辩称，其政府严重低估了德国人重整海军军备的进度，这促使英国政府决定把战舰数量加倍，而该公司则从每一艘大型军舰身上获得25万英镑的利润。简而言之，现代的国际死亡贸易当时已在轰轰烈烈地升级。1914年前5年，由于军备积聚已达到可怕的程度，这种外表自负的军事强力，集结的正是帝国内心的焦虑，并在脆弱点上迸发出来。
现代性危机与民族主义
在欧洲文化领域，自19世纪80年代起，产生了一些描写现代文明衰亡的资产阶级文学形式。这种形式的规模虽小，却兴盛了一阵子。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诺尔道（Max Nordau）以狂热口吻所著的《退化》一书便是一个例子。尼采以其能言善辩、充满威吓的口吻预告了即将来临的灾难，虽然他没有清楚地说明这场灾祸的确切性质。他以一连串充满空幻直觉、未明真理的诗歌和预言警语，来传述这种危机感。“对所有价值观念的重新评估”已经在进行中，价值现象学思想家舍勒、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历史学家特勒尔奇、诗人斯蒂凡·乔治等，都以一种浓重的抑郁的笔调描述了黄金时代的远去和完整性的消逝。一种新的知识学倾向也在他们中悄然兴起。
当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这类反思已比比皆是。1914年来临前，愤世嫉俗者、反社会人士和退职的数学教师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正在写他的不朽著作《西方的没落》。“文化的命运”，这个短语如同一道灵光，醍醐灌顶。在斯宾格勒这里，现代民主政治、军国主义、技术主义、大都市经济等等，都作为现代西方文化的历史象征被编制到一个整体的文化图像中加以说明。在《西方的没落》中他这样表述：“每种文化都有其新的表达可能，这些新的可能性出现，成熟，枯萎，永不再来。”1913年，德国电器公司的监事会主席、德国经济的核心人物——瓦尔特·拉特瑙出版了他的《精神力学》一书。在书中，他强烈警告，技术与机械化对纯真和“心灵国度”的危害。1923年，这位主张和平与妥协的工业巨子在签署了《拉加洛公约》后，被狂热的右翼青年刺杀。也是在1913年的那个世纪之夏，恩斯特·云格尔决定去非洲寻找“失落的花园”，以排解“步步侵入我的身体的无聊这剂致命毒药”；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巴黎圣母院的圣安娜大门前瞻仰了整整两个小时，感慨道“八百年来聚集了一批魅力无穷的人类，远远超越我们与之交往的那群人”，这些感慨后来顺其自然地成为《追忆逝水年华》；作为“自由德国青年运动”一分子的沃尔特·本雅明在柏林的一本杂志上写道：“漫游、庆典服装、民族舞蹈不是最终的，而且——在1913年——还无关精神。这年轻一代还没有找到他们先天的、必须憎恨的敌人。”路德维希·迈德纳在着魔似地工作，夜以继日地描摹恐怖的末日幻景；从罗伯特·穆齐尔到托马斯·曼、从卡夫卡到乔伊斯，都曾在日记中吹嘘某次成功在午夜前上床睡觉。唯一坚守19世纪对科学、理性和进步信仰的严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受那种充满幻灭感的影响，是因为它展望未来的“民众”胜利。
1914年之前，早已有人观察到欧洲人弃绝和平、理性和进步的理想，而追求狂暴、本能和激烈的发展。有一部书就名为《自由主义英国的离奇死亡》。正如一位欧洲人所回忆的：“这个书名可以延伸到整个西欧。在新近收获的物质享受中，欧洲中产阶级却感到浑身不自在，他们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人类修筑的铁路，可望将旅客带到他们从不知道，也尚未去过的目的地，虽然旅客对这些目的地一无所知、全无体验，但他们却不曾怀疑这些地方的存在和性质。正如凡尔纳笔下的月球旅客，他们既不怀疑这个卫星的存在，也不怀疑到了那儿他们将会看到和将会发现的事物。他们可以预测20世纪必定是19世纪中叶更进步、更辉煌的版本。可是，当人类火车稳稳驰向未来之际，旅客在放眼窗外时，看到的却是一派出乎意料、充满迷惑而且令人烦恼的景色。这真是车票上指明前往的地方吗？他们是不是上错了火车？更糟糕的是：他们上对了火车，只是火车却不知为何要将他们载向他们既不想要又不喜欢的方向。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噩梦般的形势是如何发生的？1875年以后的几十年间，知识史上充满的不仅是期望变成失望之感（如一位幡然醒悟的法国人的玩笑话：当我们还有一位皇帝时，共和国是多么美好），更是期望适得其反之感。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这种逆转的感觉同样困扰着这个时代的思想家和实践者。”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洞察到的，现代主义所造成的理性社会，就像一个“铁笼”，窒息了人性、激情与诗性。
在欧洲统治者和惊恐的中产阶级中爆发的国际性歇斯底里症，开始于1871年为时短暂的巴黎公社。平定了巴黎公社后，胜利者对巴黎居民展开大屠杀，这场屠杀的规模之大，在文明的19世纪国家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可敬的社会所发作的这场短暂、残忍，却也极具当时特色的盲目恐慌，充分反映了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民主化——政治大众化的时代来到了。诚如霍布斯鲍姆所言：“穷人和富人、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其利害关系显然不会一样。就算我们假设这两个阶级的利害关系一致，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看法也不太可能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所谓的上流人士一样。这便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基本困境。自由主义虽然听命于宪法和选举产生的独立议会，但它却借着不民主的作风尽量回避它们。也就是说，它不赋予大多数本国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895年，盖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写道：“所有因财富、教育、才智或诈术，而适合领导人群并有机会领导人群的人——易言之，所有统治阶级的派系——一旦普选制度确定之后，便必须服从它，并且，如果时机需要，也必须诱骗和愚弄它。”自此，当统治阶级真的想说真话时，“他们必须在权力回廊的隐蔽处说真话，例如俱乐部、私人的社交晚餐、狩猎会或周末的乡间住宅。在这些场合中，精英分子彼此见面时的气氛，完全不同于在国会辩论或公众集会上的争论笑剧。因而，民主化的时代转变成公众政治伪善，或者更准确地说，口是心非的时代，从而造就了政治讽刺作品的时代：杜利先生的时代，以及尖锐滑稽且才华横溢的漫画杂志的时代——这些漫画杂志中，典型的有德国的《简单》、法国的《奶油碟子》或维也纳卡尔·克劳斯的《火炬》”。没有任何聪明的观察家会放过“公开论述”和“政治实情”之间的缝隙。
事实上，当时欧洲社会的上流阶层，对政治民主化的危险已经有深切了解。法国严肃言论的堡垒——《时代》和《两个世界杂志》的编辑，在1897年出版了一本顾名思义的书——《普选权的创立：现代国家的危机》；英国保守党殖民地总督米尔纳，则曾在1902年私下称英国的国会为“威斯敏斯特的暴民”。19世纪8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文化普遍的悲观主义，“无疑反映了领袖人物被以前的追随者抛弃的感觉，呈现出高级精英挡不住平民的感觉，说出了受过教育且富有文化修养的少数人，被那些‘刚从目不识丁或半野蛮状态解放出来的人’欺凌的感觉，也表达了被那股日渐汹涌的平民潮流淹没的感觉”。不安的状态的确在扩散，尤以战前最后几年为最——法国南部葡萄酒农的暴动；奉派前往镇压他们的第17军团的兵变；贝尔法斯特、利物浦和都柏林的几近全面罢工；瑞典的全面罢工；巴塞罗那的“悲剧周”……它们是社会脆弱程度的征候。
当各个政府面对政治上显然无可妥协的势力的兴起时，他们的第一本能往往是压制。政治高手俾斯麦操纵有限选举，对天主教群展开反教权战争，宣布社会民主党非法。但恢复到明目张胆的专制主义看来已不可能。名义上仍由君主所代表的政府，其情况又怎样？在法国、西班牙以及内战后的美国，其政权可能是失败、革命和内战的产品，拉丁美洲各共和国递嬗频仍的政权，自然更是典型代表。在王国制度长久确立的地方——即使是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共和的鼓动也是绝不可忽略的。全国性的骚动愈演愈烈，政府还可以把其所有臣民或公民的忠诚视为理所当然吗？因而，这是一个促使政府、知识分子和商人发现“非理性”的政治意义的时刻。英国政治学家华莱士于1908年写道：“任何以重新检讨人性作为其政治思考基础的人，必须以设法克服夸大人类理智的倾向为开端。”华莱士意识到，他正在为19世纪的自由主义撰写墓志铭。
在那些自发的民间情感可供开拓操纵，或可将非官方群众活动涵括进去的地方，官方若主动出击，便会获得最大的成功。法国的7月14日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庆日，是因为它唤起了人民对大革命的眷恋，也满足了人民对法定狂欢节的需求。德国虽然用了无数吨大理石和砖造物，还是无法将皇帝威廉一世尊为国父。但在伟大的政治家俾斯麦逝世之际，政府却乘机利用了民族主义的热忱，树立了上百根“俾斯麦纪功柱”。反过来，民族主义也在军事强权和全球野心的驱使下，被焊接到其素来反对的“小日耳曼”当中。当时的各个政权实际上已经在世界大战到来前分别进行无声的战争：想要控制各种足以代表其境内人民的符号和仪式——从公立教育制度，到出生、婚姻和死亡等重大仪式的控制。在所有这些象征中，最强有力的或许是音乐，其政治形式为国歌和军队进行曲。在没有征兵制的英国，1914年8月到1915年6月之间，共有200万人志愿服役。这个事实，以令人悲伤的方式证明了整合式民主政治活动的成功。1914年，只有在几乎尚未认真着手使贫穷公民认同于国家的地方（如意大利）或者在几乎无法使贫穷公民与国家和政府产生认同的地方（如捷克），民众才会对战争漠不关心甚至反战。
1914年前的日子，吸引公众最多注意力的是那种有闲阶级和大亨。这种现象比比皆是：艺术品商人说服亿万富翁，让他们以为只有搜集古代大艺术家的作品，才能确保他们的身份；成功的杂货商如果没有一艘大游艇便称不上体面；没有哪个矿业投机家不养几匹赛马以及拥有一栋（最好是英国的）华丽别墅和松鸡狩猎场；而他们单是在爱德华时代一个周末浪费的食物的分量和种类，都令人难以想象。
帝国的骄傲与鼎盛的无常加剧了某种预感，吉卜林，这位帝国主义诗人，以其关于帝国无常性的预言，迎接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纪念：“远方召唤，我们的舰队逐渐消失；炮火在沙丘和岬上沉落：看呀，我们昨天所有的盛观，和尼尼微和泰尔一般！”即使是勤奋工作且精力充沛的德国人，也认为帝国主义已逐渐等同于“靠地租、利息等固定收入生活的国家”。霍布森就有这种看法：“如果中国被瓜分，则西欧的更大部分，将在外表和性质上，和英国南部、蔚蓝海岸，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充满旅行车队和旅馆的地方一样：一小群富有的贵族，靠着从远东抽取股息和年金为生；在他们身旁是人数稍多的职业侍从和技艺工人，以及一大群私人仆佣和运输业工人。所有欧洲的主干工业均将消失，主要的食品和制造品，都以贡物的方式由非洲和亚洲流进来。”
最终，在这场资产阶级精神危机中，民族主义以一种非理性的激情形式填补了空洞。正如霍布斯鲍所观察到的，“一个资产阶级的奇异现象——至少是在其大部分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奇异现象”：“他们心甘情愿甚至热切地跃进地狱”。意大利未来派作家玛里内蒂写道：“只有战争才能使智力回春、加速和敏锐，使神经愉快、活泼，使我们从每日背负的重压下解放，使生命添加滋味，使白痴具有才能。”1914年那场战争爆发之初，很多知识分子也将以欣喜和骄傲的宣言迎接战争。正如斯蒂芬·茨威格所反思的：“那次战争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也就是说，是在战前40年的和平时期积聚起来的内在力所造成的悲剧性后果，那种内在力是势必要发泄出来的。”“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成千上万的人从来没有像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200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5000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而且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相互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他们突然间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另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将来有可能成为英雄。而且妇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个穿军装的人表示庆贺，那些留下来的人已事先怀着崇敬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英雄’和他们打招呼。”不过，“说不定在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之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样猛烈、那样突然，以致把人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来，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
现实政治：脆弱的均势
1914年的最后危机，就是由那件不相干的暗杀导致的——在这个危机中，奥地利当然知道它对塞尔维亚的恐吓，是冒了世界大战的风险；决定支持其盟邦的德国，则使大战的发生几无转圜余地。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奥匈盟国德国也随即向塞尔维亚的盟国俄罗斯宣战。一天后，由于惧怕腹背受敌，德国率先向法国宣战。1914年8月4日，为了绕过法德边境的强大防线，德国入侵比利时。同日，英国向德国宣战，誓言保护比利时的中立国地位。3天后，刚上任的英国战争部部长基其纳勋爵签署总动员令，一代人从此走向战场。
对19世纪80年代的人而言，1914年的阵容尚无法预测。德国在1871年兼并了法国大片地方（阿尔萨斯－洛林），德法因此为敌。德国和奥匈帝国联盟的持久性也不难预测，俾斯麦在1866年后缔结这一联盟，因为新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政治均衡，必须仰仗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存在。俾斯麦看得非常清楚，一旦哈布斯堡王朝崩散为各个民族碎块，不但会导致中欧和东欧国家制度的瓦解，也将毁灭由普鲁士主宰的“小日耳曼”的基础。1871～1914年最持久的外交组织，便成立于1882年的“三国同盟”。后来它就是德奥同盟，第三国意大利不久便告脱离，最后在1915年进入了反德阵营。
奥地利又因多民族问题而卷进巴尔干诸国动乱，1878年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后，牵涉更深，也因此与俄国敌对。南方的斯拉夫民族，部分是在奥匈帝国奥地利那一半的统治下（斯洛文尼亚人，住在达尔马提亚的克罗地亚人），部分是在奥匈帝国匈牙利那一半辖下（克罗地亚人、部分塞尔维亚人），部分是属于帝国共同管辖权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余是小型独立王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小公国门的内哥罗），或在土耳其统治下（马其顿）。虽然俾斯麦尽其可能与俄国维持亲密关系，但可以预见，德国迟早会被迫在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之间做选择，而且它只能选择维也纳。再者，一旦德国放弃俄国，如19世纪80年代晚期的情形，俄国便会顺理成章地靠向法国，而1891年也果真发生了，这样的联盟当然是冲着德国来的。到了19世纪90年代早期，两个强权集团已在欧洲形成了对峙局面。
这种对峙虽然使国际关系更显紧张，还不至于使全面欧战势所必然。法国和德国争议的问题（阿尔萨斯－洛林）与奥地利没有利害关系；而可能导致奥地利和俄国冲突的问题（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对德国来说并不重要。俾斯麦曾说：巴尔干半岛不值得牺牲哪怕一名波美拉尼亚榴弹兵，法国和奥地利之间没有真正的争执，俄国和德国之间也没有。况且，哪怕德国和法国不和的问题永远存在，大多数法国人也根本不认为那值得一战。导致奥地利和俄国不和的问题虽然比较严重，却只是间歇发生。结盟系统为什么最终转化成定时炸弹？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是：“不断改变的国际形势因列强之间的新冲突和新野心而愈发不稳；联合作战的想法使集团对峙更显强固，以及第五个强国——英国的介入。英国在1903～1907年，出乎众人甚至自己的意料，加入了反德阵营。若想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最好追溯英国和德国之间的这种敌对。”
对于英国的敌人和盟邦来说，“三国协约”都是令人惊讶的。在过去，英国既没有与普鲁士摩擦的传统，也没有任何永久性冲突的理由，与现在称为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也不一样。另一方面，自1688年起，在任何欧战中，英国几乎都是与法国为敌。虽然法国已不再能主宰欧洲大陆，但两国间的摩擦仍然不断，因为英法经常得竞相争取同样的地盘和影响力。例如，它们因埃及而不睦，都垂涎埃及，最后英国占领了埃及，外加法国出资修建苏伊士运河；在1898年的法绍达危机中，敌对的英法殖民军队在苏丹的偏远地区对垒，战争似乎一触即发；在瓜分非洲时，双方零和博弈。至于俄国，在所谓“东方问题”的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带，以及在介于印度和俄属中、西亚之间有欠明确且争执激烈的地区（阿富汗、伊朗以及通往波斯湾的区域），大英帝国与俄国向来是死敌。俄国人进入君士坦丁堡和向印度扩张的可能性，对英国的历届外相而言，都是永远挥不去的噩梦。英国介入的唯一一场19世纪欧战交锋是克里米亚战争，可见英俄的矛盾之攸关；迟至19世纪70年代，一场英俄战争的可能性仍然不低。就英国外交政策的一贯模式说，与德国作战的可能性太遥远，根本不必考虑。英国外交政策的主旨是维持均势，在这种前提下，与法国联盟基本上不大可能，而与俄国联盟更是不可思议。
可是，再难以置信的事终究也成为事实：英国最终同法国、俄国缔结了永久联盟以对付德国。英国化解了与俄国之间的所有争论，甚至同意让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直至1917年俄国革命。这项惊人的转型为何发生？是如何发生的呢？
1871年德国统一后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使欧洲的外交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自黎塞留时代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欧洲边缘地区的强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一直在对中欧施加压力。现在，中欧首都拥有足够的实力可对边缘地区施压，欧洲应如何应对这个位于中部的新兴巨人？就德法而言，普鲁士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获胜，法国始终想要报仇，而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给了这股怨气一个具体的焦点，法国逐渐将其挫败感升华为以近50年凝聚的一种决心，并随时准备与任何和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至于奥匈帝国和俄罗斯的对立，也是德国统一造成的。俾斯麦在1862年出任首相后，便请奥地利大使向奥皇转达一项提议，建议古神圣罗马帝国的首府奥地利将其重心由维也纳迁至布达佩斯。这位大使认为，此提议荒谬之极，因此在回报维也纳时把它归咎于俾斯麦的神经有问题。然而，奥地利在争取德国的领导地位失败后，别无选择，只能依俾斯麦的建议行事，布达佩斯成为奥匈帝国新成立的第二个首都。被排除于德国之外后，奥匈帝国就只能向巴尔干求发展，那儿是斯拉夫民族聚集的半岛，这个发展自然与俄国起冲突。再加上维也纳和布达佩斯都不爱循情理办事，激进民族主义气氛弥漫，内阁在外交上漫无章法，使得俄国成为奥地利的永久敌人。德国在巴尔干没有什么国家利益，但对奥匈帝国非常重视。奥匈帝国一旦崩溃，有可能打破俾斯麦全盘的外交政策，届时其说德语信奉天主教的部分，会想要加入德国，威胁到信奉新教的普鲁士在德国的地位。但俾斯麦虽想保留奥匈帝国，又不想得罪俄罗斯。而奥斯曼帝国正在经历一段缓慢解体的痛苦过程，大国间经常因争取势力范围分赃不均而冲突不断。对英国而言，自坎宁开始将英国与梅特涅体系保持距离后，“光荣孤立”政策是它大致得以扮演平衡维持者的角色。19世纪后半叶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考虑在法、俄，法国是因为在海外殖民野心上与英国有冲突，俄国则因为他向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波斯、印度的扩张及后来对中国的侵略。英国外交根深蒂固地将俄罗斯视为其确立世界地位的主要威胁，其海外利益遭到俄国从君士坦丁堡和经中亚、印度而来的两面夹击。就欧洲本土的外交，虽在20世纪引起多次危机与战争，但英国仍采取“光荣孤立”。
在俾斯麦主导德国和欧洲外交时，他既阻止俄罗斯及奥地利加入德国敌对的法国阵营，又防止俄罗斯动摇奥匈帝国，既与俄国保持良好关系，又不能得罪对俄国图谋君士坦丁堡与印度深感忧虑的英国。他以超乎寻常的谨慎小心，执行自己的现实政治。但国际体系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失去控制。1873年，德国、奥地利和俄罗斯一度真的结成了“三皇同盟”，但随着奥、俄在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的巴尔干领土的争夺和冲突，三皇同盟最终又破裂、瓦解。
但19世纪末帝国式的全球化改变了传统的欧洲均势。国际纠纷在19世纪80年代可能因西非和刚果而起，19世纪90年代晚期可能因中国而起，1906和1911年曾因西北非和解体中的奥斯曼帝国而起，这些地方爆发争端的机会比非巴尔干爆发事端的可能性更大。现在也加入了新的游戏者：美国如今在太平洋上已是一个积极的扩张主义者，日本则是另一位玩家。事实上，1902年的英日同盟正是走向“三国协约”的第一步，因为日本这个新强国的存在（日本不久后就在战争中打败帝俄），减轻了俄国对英国的威胁，从而加强了英国的地位，连带促使俄英争执的化解成为可能。国际权力游戏的全球化，自动改变了英国的处境。此前，它是唯一真正具有世界性政治目标的强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19世纪的大半时间里，欧洲在英国外交算盘上的功能便是不要出声，以便英国可以在全球进行经济活动。这就是欧洲均势和“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结合的精义。“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是由一支足以横扫全球、控制世界各大洋各航线的海军所担保的。19世纪中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所有海军加起来还比不上英国一国。然而到了19世纪末，情况已经不同。在军事上，德国舰队对英国海军的威胁，不只是单纯的数量压力。敌对欧洲国家的联合舰队总吨数已超出英国，英国舰队已无法维持它的最低目标：其海军实力必须超过另外两大强国的总和。与其他海军不一样的是，德国舰队的基地全在北海，正对着英国，因此它所针对的目标当然是英国。海上利益对德国是有限的，但大英帝国却完全依赖其海上航线，海军之于德国，不过是国际地位和全球野心的象征，对于大英帝国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美日两个强国似乎只有纯区域性的兴趣，且这些区域都与英国的利益无害。然而，德国海军即使是一支区域性的海军，对于英伦各岛和大英帝国的全球性地位都是一种威胁。这种紧张状态再加上两国间的工业竞争，使得英国逐渐把德国视为其最危险的潜在敌人。于是，它自然会与法国接近，而一旦俄国的威胁又被日本减少到最低程度，它也就不忌讳与俄国合作。由“三国同盟”的形成（1882）到“三国协约”的建立（1907），花了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其间细节错综复杂，说明了帝国主义这一阶段的国际摩擦是全球性和地方性的。这两个集团被越来越不具弹性的战略和动员计划凝聚得越来越稳固，而欧洲则在经历一连串国际危机之后，终于失控，滑向了战争。
1905年后，这些危机通常都是诉诸战争威胁来解决的。自1905年起，发生于“资产阶级”社会边缘的新一波革命，造成了国际局势的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又为即将爆炸的世界添上了新燃料。1905年的俄国革命暂时使帝俄陷于瘫痪，从而鼓励德国伸张对摩洛哥的要求，威胁到法国。由于英国支持法国，柏林被迫在1906年1月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让步。两年以后，土耳其革命破坏了列强在近东悉心建造的国际均势。奥地利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因而引发了与俄国的冲突，直到德国威胁将在军事上支持奥地利，危机方告化解。1911年，德国与法国在摩洛哥引起第二次国际大危机。德国派遣了一艘炮艇，摆好姿势，打算拿下摩洛哥南方的阿加迪尔港。由于英国威胁要支持法国作战，德国才被迫撤退。
1890至1914年，英国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而领导英国走过这个转变期的前半段的，是代表英国传统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索尔兹伯里侯爵。他是地地道道的圈内人，出身历史悠久的塞西尔家族。他的成长经验发生于帕默斯顿执政时期，英国海外势力如日中天，英俄对立根深蒂固，但到他主政时，两个现象都已显露疲态。索尔兹伯里的政府必须面对英国相对国势已开始衰落的现实；其庞大的经济实力已有遭遇德国的抗衡，俄法也已加强殖民攻势，在世界各地都对大英帝国构成挑战，英国所享有的优越地位江河日下。德、法、俄虽相互在欧陆时起摩擦，但在海外一律是与英国起冲突，“光荣孤立”的传统政策渐渐无以为继。而失去了俾斯麦这位谋略大师的德国，则未能掌握其机会，威廉二世的外交咄咄逼人，却非常外行和短见。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英国逐渐走出孤立，参与欧洲大陆的第一步是与德国改善关系，但德国自以为可以同时从英、俄获得极大让步，却不明确说出究竟需要得到什么好处，一旦提议遭拒绝就愤愤不平，恼羞成怒。威廉二世最后导致“一战”爆发的一连串外交举动始于1890年。辞退俾斯麦后，他拒绝沙皇再延长《再保险条约》3年的建议，等于是把俾斯麦交错的结盟体系中最关键的一根主轴拔掉了。这一举动使得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一步步陷入孤立。俾斯麦得以在奥地利的顾虑及俄罗斯的野心之间，左右逢源达20年之久，而不致与其中之一关系破裂，或使巴尔干危机失控，所依恃的正是既与俄国缔约又与奥国结盟而产生的暧昧。终止《再保险条约》则限制了德国可做的选择，因而鼓励奥地利的冒险行为。俄罗斯外相吉尔斯立刻察觉到这一点，他说：“由于我三国之条约（《再保险条约》）终止，维也纳已自俾斯麦严苛但明智且用心良苦的桎梏中解放。”不久，英德签署殖民地协定。英国自德国获得尼罗河的源流区和东非广袤的土地，含桑给巴尔岛。德国则换来无足轻重的一条连接西南非与赞比西河的土地和北海的黑尔戈兰岛。英国把它当作解决非洲殖民地问题的手段，德国却视为签订德英同盟的先声，俄国则将其解释为英国加入“三国同盟”的第一步。法俄结盟已经顺理成章，俾斯麦极力避免的反德同盟形成的梦魇眼看就要成真。1891年的法俄协约，被历史学家乔治·凯南视为“致命同盟”，与1894年的军事协定一起构成了欧洲迈向战争的分水岭。
在法俄结合抗衡德国之际，德国仍抱着能与英国联盟以资抗衡的希望，促使威廉二世再一次莽撞冲动。
150年来，英国一直拒不加入任何无限制的军事同盟。它只肯参与两种盟约关系：有限制的军事协定，或协约式的安排。但德国不接受这种非正式的程序。威廉二世坚持要达成他所说的“欧陆式同盟”，且为了获得正式保证频频施压，结果适得其反。德国已经强大到在欧陆所向无敌的地步，其实只要英国不站在敌国及其同盟的一方即可，德国并不真正需要这种正式的保证。正如基辛格所言：“德国应该要求英国的不是联盟，而是在欧陆发生战事时友好中立，协约式的安排已足够。”但德国的迫不及待加深了英国的保留态度，索尔兹伯里曾写道：“余不愿无视于德国有人明显之焦虑，但现下不宜受其意见所左右。其大将已去。此固更易于与其打交道，气氛亦较融洽。但吾人不免怀念俾斯麦出众之洞察力。”加之德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发生了一件克鲁格电报事件，德皇因此失去在19世纪最后几年中与英国结盟的可能性。1895年，为了教训英国未与德国结盟，德国向南非的一个独立邦拍发贺电，恭祝其击退英国的攻击。这引起了英国对德国将在其势力范围的心脏地带建立保护国的疑惧。这封电报仅仅是为了讨好民意，但德国却由此走上了无法回头的挑衅之路，并且在由工业家和海军军官组成的“海权派”压力下，扩建海军。英德同盟从此再无可能。1902年，英国外相兰斯道恩爵士（Lord Lansdowne）震惊欧洲与日本结盟，这是自黎塞留与奥斯曼土耳其打交道以来，首次有欧洲国家向欧洲协调以外的国家求援。英国终于找到一个希望节制俄国但不致使其陷入额外义务的盟友，而日本则有防止法国借战争加强争取俄罗斯支持的好处。从此，英国对把德国当作战略伙伴失去兴趣。1903年，英国系统地解决与法国的殖民地问题，最后在1904年签订通称的友好协约。之后，英国立即着手试探与俄罗斯签类似的协约。10年内，俄罗斯由原先依《再保险条约》而与德国结盟，一变而为法国的军事盟国；英国则由断断续续向德国示好，转而加入法国外交阵营。正如英国外务部著名的分析专家克劳爵士（Sir Eyre Crowe）所说，德国的任性而为势必造成冲突，“最强之军力与最大之海权结合于一国手中，将迫使世人为除去此一梦魇而结合”。到1910年结束时，欧洲均势已恶化为两个敌对的联盟，彼此势不两立，对后果毫不在意。俄罗斯与正苦于民族主义甚至恐怖主义派系林立的塞尔维亚绑在一起，对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一点不在乎；法国则对日俄战争后想恢复自尊的俄罗斯打下包票；德国对奥地利给予保护，免于受俄国在背后指使来自塞尔维亚的煽动；欧洲各国自愿成为巴尔干各好斗国家的代理人。最终，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几乎注定了奥匈帝国的厄运；最终，这场本质上是奥地利内部政治的事件，如星星之火，引爆了整个世界。
1914：走向大战
在1914年前的10年中，在英国内阁任职的温斯顿·丘吉尔被这样的感觉缠绕：“英国政府和议会不相信：大战已经逼近，必须下决心防止它。与此同时，不祥的假设继续出现在他们的思想中，所以后来发生的令人不安的事件与趋势一再引起大臣们对这个假设的警惕。在这整个10年中，这种多重性与不协调是英国政治的基调：那些负责保护国家安全的人，同时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思想世界里。一个是实际可见的世界，有和平行动与世界仁义的目标；另一个是假设的世界，一个‘临界’的世界，这个世界时而似乎荒诞不经，时而似乎即将成为现实——这是个充满可怕阴影的世界，它在各种动荡中正走向无底的灾难深渊。”1895年，老资格的维多利亚时代外交家威廉·哈考特爵士还曾判断，“什么也不会发生”，但正是在其后的10年里，在平民政府与传统贵族外交的冲突中，那种“大国间的小战争、关于表面问题的认真争论、政要高尚而敏锐的智力和他们行为的适度、节制和严格的规范”，都逐渐逝去。即便是在英国这样的国家，从南非战争之后卡叽大选，到贸易保护主义运动，至中国劳工呼声以及1906年的自由党胜利，从此，突然出现上议院对平民政府的猛烈攻击，到1908年底，自由党人占绝大多数的政府已陷于实际无能为力的境地。1910年的爱尔兰独立斗争，则将国家带到内战的边缘，20年连续不间歇的党派斗争，愈加猛烈，直到最后乞灵于军刀来冷却沸腾的热血和普遍存在的激情。
焦虑在无声累积。1908年10月，奥地利未做警告或谈判就宣布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土耳其帝国的这两个省份根据1878年“柏林条约”一直由奥地利治理，合并的宣布仅仅是形式上宣告业已存在的事实。那年夏天出现的青年土耳其革命运动对奥地利来说，似乎是重申土耳其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主权，这是奥地利所担心的，因而先发制人进行阻止。在与利益最攸关的俄国进行谈判时，突然和意外地，奥地利外交大臣艾伦塔尔伯爵在决定对俄国做适当让步前宣布合并，从而打断了谈判。这种实质上的破坏行为公然冒犯了俄国，引起各方愤怒和抗议的风暴。英国拒绝承认吞并波黑和保加利亚的独立宣言，土耳其抗议这个行动不合法，政府组织抵制奥地利商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俄国，整个俄国激起的对奥深刻仇恨成为大战的次重要原因。俄国于1910年大大加强它已经庞大的军队，法俄两国遭受同样痛苦的经历，密切了三军的合作，加固了它们的联盟，开始使用俄国的劳动力和法国的资金建造俄西部边境急需的战略铁路系统。
接下来是英国对想象或现实存在的德国压力做出回应。自1904年德皇威廉二世在一次演讲中自称为“大西洋海军司令”后，英国人便开始陷入深度忧虑：德国为什么要有这么庞大的海军？德国用海军与谁匹敌、与谁较量，它使用海军除了我们外对付谁呢？一种日益沉重的感觉不再限于政治和外交圈子。1909年春，英国海军大臣麦克纳先生突然要求建造至少6艘“无畏”级战舰，他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是德国舰队的迅速发展和它根据1908年海军法进行的加速扩展。丘吉尔在“一战”回忆录中写道：“在与财政大臣接触中，我立即开始察审这个计划。我们共同的结论是，建造4艘军舰的计划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我细致地分析英德海军现在和今后的特性与组成。我认为海军部提出危险的局势将在1912年来到有点夸张，我不相信德国正在秘密建造比他们公布的《舰队法》所要求的更多的‘无畏’级战舰。我认为，我们在主要的‘无畏’级舰方面，加上新计划建造的4艘‘无畏’级舰，在海军力量差距上，能保证1912年时我们有充分的优势。”事后的事实证明，海军部的悲观预料在1912年都未实现，并不存在秘密的德国“无畏”级战舰，也不存在德国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发表大量建造舰只的不实声明。但英国内阁激烈的争吵，却引起了政府外的强烈不安，以及整个国家的惊恐——人们第一次广泛认识到德国的威胁。“不列颠民族总体上已意识到这个无可怀疑的事实：德国计划以海军加强它无比强大的陆军。到1920年德国的海军将远远比英国目前拥有的舰队强大得多。”
1909年，德国冯·比洛亲王的继承人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写道：“1909年，局势的发展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英国坚定地站在法俄一边。德国紧紧把握它的海军计划，指出东方政策的明确方向，而且必须防范法国的敌意，这种敌意在他近几年的政策中绝不会减轻。如果说德国把英国宣布的与法俄双边同盟的友谊，看成是法俄政策所有侵略性倾向的可怕加剧，那么站在这个同盟一边的英国，越来越把德国舰队的加强和我们东方政策对她古老权利的破坏看作威胁。气氛极不友好，充满不信任。”
1911年，在摩洛哥爆发了阿加迪尔危机。德国四五次出兵这个法国殖民地的南部城市。英国介入，站在法国一边干涉。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发表了著名的演讲，说了如下的话：“如果维持和平的代价是：要英国放弃几世纪英勇奋斗所赢得的伟大和有利地位，要英国在他利益攸关的地方任人摆布，让英国在国际会议上无足轻重，那么我要明确地说，以这样的代价换来和平，对我们这样的大国将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英国财政大臣的演讲使德国政府确信，如果在关键时刻把战争强加在法国头上，英国一定会对他作战。德国境内预防性军事措施大大增加，1912年公布了新的德国海军法，这增加了英国人的忧虑，英国的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但日常生活总体依旧是和平、舒泰和平静的，仅有一些令人忧虑的小事件，唤起人们对未来微弱的、不确定的忧虑，比如，奥地利上校雷德尔的突然死亡，他被指控为德国间谍。
1914年春季和夏季欧洲显得特别平静。自从阿加迪尔危机后，德国对英政策变得体谅。在整个巴尔干会议过程中，英德的外交政策在协调中推进。外交部逐渐形成的长期不信任，虽然没有消失，但有明显的改善。“代表德国外交政策的那些知名人物，似乎第一次成为可以与其对话和可以与其共同行动的人。”丘吉尔如此回忆。虽然德国的军备以加速度不断增加，并且已在征收5000万的资本税扩充军备，但巴尔干难题的和平解决似乎为彼此间信任感提供了理由。英国政府心头也掠过一些乐观：德国从1912年初起没有进一步增加其海军，就主力舰而言，不会超过英国。1914年6月底，英国海军访问德国克龙斯塔特和基尔。几年来英国与德国海军的最精良军舰第一次在基尔并排停泊，周围是各种班轮、游艇和游乐船只。双方协议，不准打听不适当的技术问题。他们共同举办了各种比赛、盛宴和演说，他们一起为在驾驶一架英制水上飞机时蒙难的一位德国军官的葬礼上脱帽致哀。
就在这些喜庆的日子里，6月28日，传来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威廉二世皇帝接到这个消息时正驾船出海。他情绪激动地上岸，当晚取消其他安排离开基尔。“一战”前夕发生过许多怪异现象，其中最奇异的现象之一是，一开始什么都未发生。奥地利不失其平素作风，反应迟钝，部分原因是维也纳需要时间，说服持反对意见的匈牙利首相斯蒂芬·提斯萨投入战争。提斯萨终于屈服后，奥地利于7月23日对塞尔维亚发出48小时最后通牒，提出必然会被对方拒绝的严苛条件。此时，距刺杀案已将近整整一个月。在这一个月内，奥国外交一直是慢吞吞的，却突然在不到一天内骤然改头换面。它发出的最后通牒，使大国政治领袖无法控制情势的发展，唯有箭在弦上，展开动员。1914年7月的怪现象是：有政治理由走上战场的国家，没有严谨的动员计划；而有严密动员计划的国家，如德、俄，却缺乏作战的政治理由，俄国因害怕触动德国而未有动作。
最能够阻止连锁反应的国家英国，也犹豫不决。英国若能明确宣示其立场，让德国了解英国会参与全面大战，威廉二世很可能会规避正面作战。这也是俄外长萨索诺夫的后见之明：“余对此亟欲一吐为快。若1914年时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依余坚决之敦促，及时确切地宣示英与法、俄同心同德，或可挽救人类免于如此悲惨之灾难，免于足以令欧洲文明难以为继之后果。”英国领袖不愿因对援助盟友表现得裹足不前而影响到“三国协约”，可是有点矛盾的是，他们又不愿威胁德国，以便保留在适当时机可以介入调停的余地。法国海军因英法海军协定而留在地中海，因此英国若不参战，等于是让法国北部的海岸对德国海军门户洞开。随着危机的发展，贝斯曼·霍尔威格保证，若英国承诺保持中立，德国便不会以海军对付法国。但格雷拒绝了这个交换条件，理由与1909年德国提议以减缓发展海军交换英国的中立而被他所拒的原因相同。他担心一旦法国战败，英国便只有任德国宰割。他的回答是：“请务必告知贵国首相，其提议我国应以如此条件而保守中立绝无可能，牺牲法国而与德国达成如此交易，将使我国名誉蒙羞且永难以恢复，贵国首相也等于要求我国放弃对比利时中立之义务与利益。我方亦碍难接受此一条件。”
爱德华·格雷主张，在危机发生早期不加入哪一边，可令英国保持不偏不倚的地位，这或有助于英国介入协调解决战争。20年来，国际紧张情势一旦激化，结果都是召开国际会议，但过去的危机中并没有国家动员。如今各国都蓄势待发，根本没有时间用传统的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在军事动员的关键96小时里丝毫没有机会进行政治运作。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把俄罗斯更逼得忍无可忍，已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奥地利，仿佛又想把俄国在巴尔干最后一个重要盟友塞尔维亚变成其保护国。即使如此，当时沙皇尼古拉二世并不急于与德国摊牌，他曾在7月24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检讨俄国可能有的选择。财政大臣彼得·巴克向沙皇报告，“战争将为全世界带来灾祸，且一旦爆发便难以止歇”。巴克说：“德皇曾经常向吾皇保证其竭诚维护欧洲和平之意。”他还提醒其他大臣勿忘，“德皇于日俄战争期间及战后俄国内部动乱时期所表现之忠诚态度”。提出反驳的是颇有权势的农业大臣亚历山大·克瑞弗辛。他指出德皇虽曾对有亲戚关系的沙皇尼古拉做出过这类善意的表示，但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中德国曾蛮横地对待俄国。因此，“民意及国会将无法了解，为何在涉及俄罗斯重要利益之关键时刻，帝国政府不愿勇敢地采取行动。我方过于审慎之态度可惜并未能安抚中欧各强国”。克瑞弗辛的主张获得俄国驻保加利亚大使的电文证实，文中指陈若俄国退缩，“我于斯拉夫世界及巴尔干之声将破产且永不复返”。领袖对于质疑其胆识的话向来难以抗拒，沙皇于是压抑住灾祸将随之而来的预感，选择支持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在7月25日回复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态度出乎意料地顺从，几乎全部接受奥地利的条件。航海刚回来的威廉二世以为危机已消除，但他忘了，或许该说他根本从未意识到，一旦处于战争边缘，他向奥地利做出的无限保证意味着，军事动员的速度很可能快过外交。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其军队要到8月12日才能采取行动。同一天，沙皇下令对奥局部动员，却惊讶地发现，过去几十年来，军方参谋人员唯一拟就的动员计划是对德、奥同时全面动员。俄国外相对此完全不知情，在7月28日还向德国保证：“我方于奥宣战后采取之军事措施，无任何一项乃针对德国而来。”而德国所有的作战动员计划都是以6天内打垮法国为着眼点，然后转向想必尚未动员完毕的俄罗斯。俄罗斯只要有任何动员，即使是局部的，都会打断德国的这个时间表，使原本已冒着极大风险的德国获胜的概率更低。于是德国在7月29日要求俄国停止动员，否则德国将跟进，而德国一旦动员，就等于战争。
沙皇已无法阻止军事将领进行动员了。俄国外相萨索诺夫在战争爆发时，曾说明俄国这一次不再退缩的原因：“自克里米亚战争后，对奥国于我之感受，我国已不存任何幻想。自巴尔干施行其蚕食鲸吞政策，寄望借以扶持其摇摇欲坠之统治起，两国关系每况愈下。然我国勉励顺应现实，直至迹象渐趋明显，其巴尔干政策有德国为依恃，且获得柏林之鼓励。”7月31日，德国再次要求俄国停止动员，得不到回应后，便向俄国宣战。这段期间，圣彼得堡与柏林之间从未就危机的实质有过任何认真的政治和外交讨论，实际上，德俄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的争议，但战争还是发生了。
德国现在的难题是，根据作战计划，必须立即进攻法国，但整个危机中，法国除保证给予无条件支持以鼓励俄罗斯勿妥协外，始终是静观其变。威廉二世如今只有设法将动员的对象由法国转为俄国。但德国军队事实上也跟俄方一样，没有任何替代的方案。沙皇与德皇虽然都想自战争的边缘退一步，却都不知该怎么做。正如基辛格所分析的：“沙皇是因为局部动员受阻，德皇则是因为不能只对俄国动员而被迫扩大战争。两人都因军事机器而自食其果，而这个机器一旦发动，就无法回头。”8月1日，德国询问法国是否有意保持中立，法国的回答若是肯定的，则德国会要求取得凡尔登及都尔两处要塞，作为法国善意的象征。但法国却讳莫如深，答将依照国家利益行事。德国自然没有特别的争议可作为对法宣战的借口，因为巴尔干危机期间法国一直保持观望。结果，军事动员方案成为德国向法国宣战的唯一理由，德国捏造法国侵犯边界，并在8月3日宣战。同日，德军执行“施里芬计划”，入侵比利时，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具讽刺意味的是，西线正在进行决定性的战役时，奥地利军队仍尚未进攻塞尔维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丘吉尔回忆了英国向德国宣战的决策过程。最初，“内阁保持最大的平静，至少有四分之三的成员已下定决心，不让英国被拖入欧洲的争吵，除非英国本身遭到攻击（这不大可能）”。然而，德国入侵比利时的“施里芬计划”改变了英国的预期，“我们不能预见随后那个星期里，在比利时发生的那些令人惊奇的事件。……更重要的是生存处于危急关头的法国。法国的陆军，根据我的判断，肯定不如将进行攻击的那些军队，它的毁灭将使我们单独与耀武扬威的德国对峙”；“只有英国能恢复平衡，不管其他任何失败，我们必须在那里，我们必须及时赶到那里”。已经无法假设，在奥地利致塞尔维亚最后通牒之后，若外交大臣格雷爵士向内阁建议，德国若攻击法国或侵犯比利时领土，英国就向德国宣战，是否会改变历史的进程，阻止德国的军事动员。1914年7月27日，丘吉尔向全体总司令发出绝密警告：“欧洲政治形势使得‘三国协约’与‘三国同盟’之间的战争决非不可能，根据这个看法请准备注意可能的敌对军舰，并考虑你们指挥下的皇家海军军舰的部署。措施是纯预防性的，保守最大的机密。”7月28日下午，柏林收到发自德国海军武官的电报：“英国海军部没有发布军舰调动的消息，第二舰队保持满员，设在海军基地的学校关闭，采取初步措施召回请假人员。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第一舰队仍在波特兰，一支潜舰小舰队离开朴次茅斯。据臆断，海军部正在悄悄地为动员做准备。”“英国舰队正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准备。”在外交上，英国仍在做最后努力，有几位大臣还紧紧抓住希望，认为德国会顺从英国“24小时内禁止进攻比利时”的最后通牒。英国致德国的最后通牒将于8月4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午夜12点届满。到那个钟点，海军部将发出对德作战的电报。
到了8月4日，“经过前10天的紧张和震动，海军部的人感到一种奇怪的平静和间歇。所有决议全已实行，致德国的最后通牒已经发出，战争将在午夜宣布正式开始。就我们能够预见的范围内，我们的一切准备工作俱已就绪。动员是彻底的，每艘军舰都在战位上；每个兵员俱在岗位上。在全世界各地每一个英国舰长和将军都警惕着，他们只等待信号发来。那么将发生什么呢？似乎下一步行动取决于敌人，他将做什么？”“我坐着等待消息。能听到时钟的滴答作响。从议会街传来人群含糊不清的说话声，但声音听来在远处，世界显得十分寂静。为生存斗争的喧哗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废墟与死亡般的沉默。我们将在地狱中醒来。”
8月4日晚上23点，德国时间零点，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届满，德国拒绝了通牒。海军部的窗户在温暖的夜空中完全打开，沿着林荫路从王宫方向传来许多人汇合的歌唱：“上帝保佑吾王。”在这深沉声浪之上突然出现大本钟的钟声，随着第一下钟声的嗡嗡声消失，“对德作战开始”的战争电报发往全世界悬挂白色英国皇家海军旗的所有军舰和机构。
自这一天起，一个尼采曾预先宣告过的怪异的战争、骚动和爆炸的世界降临了。从1914年留下的记录看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战争很快便会结束，世界将再度回复到1913年的常态，爱国和好斗的年轻人，像投入一种新的自然力量般投入战争，‘就像泳者跃进纯净之水’”。就连各国政府也未曾料到，他们的人民竟会以这般热忱投入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伤亡人数至少有2000万，还不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应生婴儿和死于饥饿疾病的平民。法国官方原先估计会有5%～12%的海陆逃兵，但事实上，1914年时只有1.5%的人逃避征募。英国人的政治反战性格最强，它也深植在自由党、工党与社会主义的传统之中，可是在战争最初的8周，志愿从军者共有75万人，接下来的8个月又增加了100万人。德国人正如所预料的，根本不曾萌生违抗命令的想法。在预计会有100万逃兵的俄国，在总数1500万的征募者中，也只有几千人抗命。群众追随着国家旗帜而遗弃了反战领袖。1914年时，“曾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欧洲各民族是以愉快的心情去屠杀他人，也为他人所屠杀”。斯蒂芬·茨威格回忆道：“某种意义说，战争给当时人带来一种解放和释然的感觉，尤其是对中产阶级年轻人而言。……就像人们期待暴风雨能打破厚密云层，洗净空气，战争意味着肤浅妄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即将终止，令人生厌的19世纪渐进主义即将终止，宁静与和平的秩序即将终止。……它就像在大礼堂等待了很久之后，一出伟大而令人兴奋的历史剧终于开幕，在这出戏中，观众便是演员。战争意味着决定。”
在旧政权的政治家中，至少有一个人看出了一切都已改变。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在英德开战那一晚，注视着伦敦白厅的灯光逐渐熄灭，就曾这样叹道：“全欧的灯光都要灭去了。我们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它再亮起来了。”
〔参考书目：[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时代：1875～1914年》（中信出版社）；[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译林出版社）；[德]弗洛里安·伊利斯：《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译林出版社）；[奥]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瑞士]尤瑟夫·凯西斯：《资本之都：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人民大学出版社、金融出版社）；[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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