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田的主页

传阅：凡尔赛和平的经济及政治后果

蒲实

新强国崛起

“一战”的第三个冬天到来时，英国财政部一直预测会出现的财政危机终于露相。这时，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战争已经完全依赖于美国。协约国内部的金融体制，都有赖于英国向美国借贷美元以支付战费的能力。1916年10月，英国外交部成立跨部门委员会，研究这个形势。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财政部的代表，他详细分析了英国对美国日益依赖的后果。他估计，在未来6个月里，英国每个月将要在美国花掉2.5亿美元，而其中的2亿美元必须从美国借贷。时任财政大臣麦金纳圈阅：“如果目前的形势继续下去，我可以斗胆说，在明年6月或者之前，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能够，如果他希望的话，向我们强加任何条件。”英国开始依赖美国的现实，促使内阁重新审视英国的战争目标。与此同时，兰斯道恩勋爵在1916年11月写出一份备忘录，要求立即开始和平谈判。
在美国，除了德裔银行家如保罗·沃伯格这些人外，大多数金融家都亲协约国，财政部亦然。自1914年底，摩根银行就对协约国在美国购买军用物资做了安排：先是给现金，后来卖掉他们在美国所持有的债券和税票，最后不得不大笔借款。美国的工业依赖于协约国源源不断的订货单，美国银行里于是装满了英、法货币，如果德国获胜，这些货币将大大贬值。这正中纽约渴望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意图，其实，自1900年布尔战争以来，美国公众相继参与了五项英国战争贷款的融资，伦敦事实上已不得不求助于美国资本市场。事实上，英美早就出现微妙的经济关系：英国利用它的海上优势阻止美国供给品进入德国，把与德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列入黑名单。1916年底，美联储通知会员银行减少对国外借户的信贷，警告私人投资者不要进入与协约国国债券有关的投资项目，引发了英国战时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三周之内，英国每天平均流失价值500万英镑的黄金。随着J.P.摩根公司开始允许协约国使用大量的透支额度，英国的金融压力才得以缓解。英国财政部因此在一份备忘录中呼吁：“我国的对美政策不但应该避免互相指责或有意刺激对方，而且应该安抚和取悦对方。”这表明，金融霸权其实已经通过这次大战，不可避免地向大西洋另一边转移。
事实上，1917年，英国黄金仍在不断继续外流。这一年2月，据凯恩斯估算，剩下的资源已“不能维持四个星期”。阴差阳错的是，此时之前一直小心谨慎控制潜艇战规模以避免招惹美国的德国军事政策，却转向了无限制的大西洋上的潜艇战，目的是彻底切断协约国从美国获得资源。德国完全没有意识到，它却成为美国参战的导火索。美国加入协约国，意义巨大，确立了它战后参与主导国际新秩序中的核心话语权。1918年8月，德国最后一次攻势失败，英国的反攻在9月29日突破了兴登堡防线，巴登·麦克斯亲王领导的德国新政府以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为基础，提出停战要求。11月，协约国代表团也以“十四点原则”为基础的停战条件交给德国代表团，德国接受停战条件。
这时的国家经济实力对比再清晰不过。1914年以前，欧洲的财富来源大多依赖海外投资，这些投资每年产生大量的超额利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丧失了1/4的海外投资，法国失去了1/3的海外投资；德国最惨，几乎倾家荡产，失去了全部海外投资。欧洲除了大量的土地和森林被摧毁外，航运业的经济损失、战争动员的直接和间接费用，以及交战国所筹的其他战争款项，损失难以估量——有历史学家估计为2600亿美元；有人认为，相当于世界上所有国家从18世纪末到“一战”前夕的国债的6倍半。而战前，美国所需的资本大多靠欧洲提供，1914年开战前，美国欠欧洲投资者的债务约为40美元。然而，战争完全改变了这种债务关系。欧洲的协约国为了支付从美国购买的战争物资，先被迫出售了它们在美国的股份，继而又大举借款。到1919年，美国借出的款项高达37亿美元，成为债权国，到1930年，这个数字已上升到88亿美元。战争使欧洲的许多工业区沦为废墟，而美国的工业区则由于欧战的刺激而高歌猛进。从1913～1925年工业生产能力指数看，1913年欧洲为100（不包括俄国），美国也为100，到1920年，欧洲下降到77.3，而美国上升到122.2，到1925年，欧洲为103.5，美国上升到148。也就是说，1925年欧洲的工业生产能力几乎与1913年一样，而至1929年，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已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2.2%。欧洲鼎盛于世的霸权地位已在战争的废墟中坍塌。
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华盛顿号”，赴欧洲参加凡尔赛会议的。1918年1月，他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以一流的口才和崇高的立论，阐明了自己的“十四点原则”。其中有8点原则是他认为务必达成的强制目标，包括公开外交、海洋自由、全面裁军、消除贸易障碍、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恢复比利时、撤出俄罗斯领土和建立国际联盟。欧洲的舆论视他为“救世主”。他初到欧洲，在欧洲各国首都和著名城市做了3周的访问，所到之处，皆是万人空巷。正如基辛格所言：“国际舞台上杀出一个程咬金，彻头彻尾地要终结素来被称为欧洲协调的国际体系。在3年杀戮后，欧洲只见断壁残垣及热情的幻灭，此时美国挟其信心、实力与理想主义登上国际舞台，这些都是兵疲马困的西欧盟国所难以企及的。”于是，欧洲必须接受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美国的事实。

新外交与老欧洲

威尔逊与传统欧洲外交的格格不入贯穿了《凡尔赛和约》的谈判，他抽象的和平原则不顾欧洲国家所身陷和所关切的现实政治格局。尽管欧洲外交家对威尔逊不吝恭维之词，但一开始在程序问题上，老成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就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要求先讨论领土、赔偿等问题，最后再讨论威尔逊主张先于和约建立起来的国际联盟。作为英国代表团财政部首席代表参加巴黎和会的凯恩斯在他名声大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里这样描摹：“克里孟梭戴着一副灰色的手套，像皇帝一样坐在锦缎面子的椅子上，年老体衰，对什么也不抱希望，在那里只是以一种讥讽的心态和一副差不多顽皮的样子审视着一切。”
“一战”后，法国的处境十分悲哀。1850年，法国是欧陆最大工业国；1880年，德国生产的钢、煤、铁超过法国；1913年法国年产4100万吨煤，德国2.79亿吨；到1930年末，差距更拉大为法国4700万吨，德国3.51亿吨。200年来，法国曾拼命想取得欧洲主人翁的地位，但战争使它国力枯竭，法国从为生存而战，沦落至和会上为国格而挣扎。法国唯一能靠本身力量维持与德国均势的途径，就只有将德国分裂成许多小邦，或许是重建19世纪的德意志联邦。它不遗余力地鼓励莱茵区寻求独立，并占领萨尔产煤区。
巴黎和会总共设有58个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是处理领土问题。每一国都有一个单独的委员会，另外还有专司战罪与战犯、赔偿、港口水道铁路、劳工和国际联盟等委员会。不计其数的委员会总共开了1646次会议。对枝节问题的讨论没完没了，最要紧的却只有一点：欧洲和平若要持久，其方案需要某种中心思想，尤其是对德国未来的地位需要有长远安排。正如基辛格所分析的：“美国的集体安全和民族自决原则本可作为中心思想。但实际上，和会真正必须解决却难以解决的问题，是欧洲国际秩序观的歧义，特别是美国与法国的不同。”法国盼望获得具体的安全保障，而具体的保障要不就是削弱德国，要不就是其他国家保证在战争再起时会站在法国这一边。在德国领土问题上，克里孟梭与威尔逊的争吵已经到了暴跳如雷、摔门而去的地步。
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本对创造一种合理的和平均有责任，两国的财政部在赔款问题上的看法很一致，本可以对付法国的顽固立场，却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威尔逊带着他的‘十四诫’来到巴黎，却对这场欧洲的游戏规则一直都未能掌握，被击败是势所必然。他的脑子里尽是大原则，没有多少具体政策，他在协约国最高委员会里是不称职的……”代表英国的是机敏而老谋深算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凯恩斯如此描写他：“当我看到英国首相在和会上的动作，就知道美国总统注定要在这场游戏中扮演盲人的角色。首相用常人没有的第六或第七感来观察周围，判断每个人的个性、动机和下意识的冲动。”
劳合·乔治的目标是在和会的环境中产生的；他人在巴黎，却是议会多数派的人质，同时他也由于曾经承诺要让德国支付所有的战费而受制于国内公众舆论。他的顾问告诉他，要避免在国内政治上被击败，他必须设法让美国总统感到他的政策与“十四点”完全吻合。他着重于在克里孟梭和威尔逊之间运作，号召以国际联盟为日后纠正一切不平等的机构，如愿地订定了对德国的惩罚性条款。
威尔逊的首要外交目标是建立国际联盟盟约，他所遵循的原则是，只要国际联盟能成为《凡尔赛和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且让美国在国际联盟中居于领导地位，其他一切都可以让步。这种以美国利益为出发点的意图，最终使国际联盟成为《凡尔赛和约》主要却又空洞的内容。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学者出身的威尔逊认为，世界安全所需要的不是维护国家利益，而是把和平当作一个法律概念来加以维护。为判定和平是否确已遭到破坏需要一个国际机构，这就是“国联”。国联是建立在集体安全的原则上的，即，每个成员国都有义务抵抗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入侵，并对拒绝和平解决争端的国家给予惩治；在纠纷扩大失控前，当事国就能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他所提倡的世界秩序中，反侵略是基于道德判断而非地缘政治的需求。威尔逊也希望通过国联使美国跨过大西洋和太平洋。他说：“舞台已揭幕，命运已揭晓，它不是按照我们所设想的计划而演出的，而是由引导我们的上帝亲手安排的。我们不能后退了。我们只能奋勇前进。”
然而，这一机构因各自利益，未能摆脱美国的孤立主义，因而也就不具有实际的约束力。法国要求国联在必要时能促使各国以军事援助法国对抗德国，但威尔逊只肯做原则的抽象宣示——他知道，参议员绝不会批准设立国际常备军或做永久性军事承诺。
当国联盟约被正式作为《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通过时，威尔逊没有如释重负感，相反，却感到茫然。担任威尔逊法语翻译的彭塞尔上校，这样描述通过盟约的现场情景：“这位被请来宣布他的新福音的疲惫的人，身体与精神并不甚佳。……他向大会提出盟约第一次草案时，词句优美，娓娓动听，现在不复得闻。10周前，他对于他治世的万灵药深为自信。此后，他受到克里孟梭、劳合·乔治等的四面围攻和国内阻击战的打击，头昏目眩，难以自持，他已失去自信。……当他讲完，台下响起掌声，克里孟梭用戴着灰手套所鼓出来的不响亮的掌声也在其中。”威尔逊以修正“十四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联盟的交换条件，法国希望换得美国长期承诺保障法国的安全，因而接受了它认为与其牺牲不成比例的对德惩罚措施。到头来没有一国达成目标：德国未享受到和解，法国的安全未获保障，而最终，美国国会拒绝批准本国总统一手促成的和约。法国失去了英美的特别军事保证，美国的实力未能纳入到欧洲体系，世界却已不再唯欧洲独尊。

和约的经济后果

1919年4月，作为德国私人银行沃伯格公司的掌门人、金融家马克斯·沃伯格来到凡尔赛宫。在德国战后魏玛政府的多次邀请下，他决定加入谈判团队。这个犹太金融家族在银行业的资产不及摩根、罗斯柴尔德等庞大，但其家族中的各兄弟成员却也足以影响当时的历史。马克斯·沃伯格和弟弟弗里茨以汉堡为基地，开展家族金融业务，马克斯一直是德国政府经济部门的高级幕僚，弗里茨则是汉堡金属交易所主席。
沃伯格带着重振德国的信心来到凡尔赛，坚信德国在战后能重振雄风，恢复到战前状态。他强调，“德国人民因物资匮乏而遭受的苦难至少也同样严重”。这样的想法被美国代表嘲讽为“还没有认清现实”。谈判期间，马克斯及其团队的生活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在凡尔赛宫，他们受到的也是不公平的无礼对待，以至于饭后散步也成了奢求——当局只允许他们在一块长16米、宽4米的狭窄空间散步。5月，协约国公开他们苛刻的“分赃”条款，包括巨额赔偿、领土和殖民地要求，军队缩减规模及责令德国承担所有战争责任。两天后，德国代表团一致决定拒绝签字，准备离开。马克斯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一边宣告世界新纪元的到来，高唱博爱与公正，一边却干起了国际盗贼的勾当，为未来埋下了新的冲突和矛盾。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让人感到恐惧。”
同一时间里，作为英国谈判代表的凯恩斯也到达巴黎参加和会。他的任务是在和平进程中处理金融事务。他和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诺曼·戴维斯、法国财政部代表拉斯特里伯爵以及意大利财政部代表阿道里科教授一起登上福煦元帅的专列，前往德国特里尔城，在那里，福煦元帅与德国总统艾茨伯格会晤，并与德国方面的金融专家讨论赔款支付手段。德国代表团团长是帝国中央银行的行长考夫曼博士。
凯恩斯计算过，以停战协议的条款为准，协约国可以合法地要求16亿到30亿英镑的赔款，这样，取一个中间数字20亿英镑就比较“明智和公允”。他谴责把战时家属生活费和阵亡将士家属赡养费包括进去的做法是“违背契约”的。除缩小领土和其他流动资产立即转手外，德国的偿付能力只能依靠出口贸易的顺差。然而，在战前5年里，德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年均7400万英镑，只有通过增加出口和减少进口，德国在适当的时间里才有可能产生每年5000万英镑的顺差，以战后的价格计算等于1亿英镑。以30年的贴现率计算，总数将达到17亿英镑，再加上现存的1亿到2亿英镑之间的黄金和流动资产，凯恩斯认为，“20亿英镑的总数是德国有保障的支付极限”。德国交付的商用船队和其他资产共值5亿英镑，所以以30年付清的计划为准，德国一共还要交付15亿英镑，每年需支付5000万英镑。这些赔款，绝大部分可由法国接收，而英国则放弃赔款要求，协约国内部的战争债务一笔勾销，这样，美国纳税人手中的净债务为20亿英镑。为了对付欧洲领土的重新划分所带来的经济机构的瓦解，成立一个“欧洲自由贸易同盟”，须“通过德国的企业精神和组织为中介”，将德国重新纳入欧洲大陆的贸易体系。同时，欧洲需要安排以美资为主的国际贷款，为欧洲的对外贸易逆差和汇率的稳定提供资金。
可惜的是，凯恩斯的想法并未实现。美国对欧洲重建的支持和“欧洲自由贸易同盟”这些观念，一直要到“二战”以后才得以实现；而把德国重新纳入欧洲经济体系，其先决条件是建立在德国的战争能力被彻底摧毁的基础上的。在和会上，法国为了使德国至少在半个世纪内不能恢复元气，提出了天文数字般的、高达240亿英镑的赔款总数。美国深恐英国和法国打死了德国这只下金蛋的母鸡，过于沉重的赔款负担若造成德国经济崩溃，赔款义务不能正常履行，美国在欧洲的大量战债就无法索回。美国专家戴维斯由此提出了250亿美元的赔款数字。
1919年底，凯恩斯发表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毁灭了欧洲人民在1914年前赖以生存的那种脆弱的经济机制，而《凡尔赛和约》非但没有修复这些损害，反而将它送进了坟墓。其他的统治方法都已经行不通了，只有经济学家对社会福祉的看法，加上专业技术出类拔萃的标准，才能筑起一道防止动乱、制止疯狂和避免衰退的最后防线。他指出，德国是欧洲大陆经济体的引擎，“欧洲经济体是以德国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大陆的经济繁荣主要依赖的是德国的企业精神和繁荣”。自由贸易同资本输出两者的结合还产生了新大陆和旧大陆之间的平衡，以欧洲的工业产品换取美洲大陆的食品和原材料，而欧洲的“剩余资本”在美洲的投资可以说让它从新大陆获取“岁贡”。战争所造成的后果是摧毁了欧洲的经济架构，几乎摧毁了欧洲在新大陆的经济利益，而且震撼了整个社会秩序。战争使得欧洲面临“生活水准绝对下降”的局面。更有甚者，所有交战国都在战时被迫采取对经济杀伤力很大的通胀政策，这种政策对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潜在的致命效果。而巴黎和会不是一种好的和平安排。它的制定者们创造了一个“迦太基式的和平”。在巴黎和会的参加者脑子里，“欧洲人的生活前途不是他们关注的对象，欧洲人的生存手段也不是他们焦虑的所在。他们中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关注的焦点都在于边界和民族问题、均势问题、帝国版图扩张的问题，还有就是复仇，将战胜国自己难以承受的经济重担转嫁到战败国身上”。
与此同时，保罗·沃伯格也在四处奔波，向政客游说自己的观点，以拯救摇摇欲坠的德国。他与凯恩斯共同起草的倡议书在媒体上刊发。他们认为，《凡尔赛和约》可能导致德国政治分裂，受到影响的政府或会印发更多的纸币，从而引发通货膨胀。沃伯格认为，美国在道义上有责任帮助欧洲恢复经济，削减德国赔款额度和所欠的债务。现实也正如他所说，不久，全球通货膨胀达到了顶峰。
但事实无法改变。1921年5月，赔款委员会向德国政府提出了苛刻的赔偿数额，赔款总额定为1520亿金马克，其中1320亿金马克应在30年内付清，由此，德国被迫付出316.8亿美元的赔款（这是德国不可能付出的庞大数字；不久就减低为260亿美元，后来又减为7.14亿美元）。和约还规定德国的一切经济资源都应用于被侵害地的复兴，关税不得高于他国，输出或输入货物不受限制，德国的许多河流被宣布为国际河流，德境占领军的全部费用由德国负担。《凡尔赛和约》使德国失去它领土的1/8、650万的人口，全部海外殖民地、投资及一切所有，赔偿则成了一个无止境的无底洞。德国政府在山穷水尽、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决定无条件接受和约，但却声明，这是“屈服于优势的暴力，并不放弃认为和约条款是空前不公正的意见”。复仇的种子就此埋下。正如沃伯格所预料的那样，德国分裂了，国内的极右翼极端政治势力甚嚣尘上，他也因犹太金融家的身份成为民众攻击的对象。
此后的整个20年代，协约国的专家和政客们在欧洲各处的旅游胜地讨论被称之为“亿万元废话”的德国赔款问题。英法意识到，德国赔款数字不尽早定下来对他们十分不利，彼此间开始举行直接的双边谈判，同时也开始与德国谈判。法国人尤其急于将德国的资源弄到手，重建那些被战争摧毁的地区。这些活动背后的主要推动者是劳合·乔治。他一方面受凯恩斯的影响，认为德国不可能每年偿付巨额赔款，一方面又担心，如果德国能够支付，就意味着出口贸易的增加，从而会影响英国贸易地位。他的心态在两者间徘徊。然而，他为减少赔款的努力又受到美国人的阻碍。美国绝不愿意减少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债务。由于美国人不肯相助，法国人只能完全依靠德国赔款来进行战后重建。此外，没有美国的支持，劳合·乔治无法向法国提供安全防务上的保障，而一旦有了这个保障，法国本来是愿意放弃大量赔款的。绝望之中，法国采取了将莱茵河地区独立化的政策，而这个政策与法国想同德国达成经济交易的初衷是矛盾的。
到20年代，经过货币不稳定时期的德国开始了短暂的经济正常发展期。1924年，为缓解德国还款负担的《道威斯计划》的实施让德国经济迎来了一段蜜月期，华尔街和各国的资金源源不断地向德国提供短期贷款。保罗·沃伯格在美国的国际承兑银行成为德国与国际资金之间重要的桥梁。1925年之后，由于大量外国资金的注入，德国工业开始兼并浪潮，产生了大量的托拉斯和卡特尔。马克斯·沃伯格在最大的托拉斯I.G.法本公司中担任董事职位。1929年10月，“华尔街崩溃”开启了经济大萧条时代，金融中心崩溃，很快波及全球，自由资本主义摇摇欲坠，自由派民主政体的建构也几乎从地表上一扫而空。元气已有所恢复的德国，正右翼当政，反而以国家社会主义的极权模式摆脱了经济危机，并将法西斯势力向各地挺进。

重划领土

正如凡尔赛体系所贯穿的美国理念与欧洲均势现实的矛盾一样，欧洲版图的划分也充满着威尔逊所提倡的民族自决原则和欧洲大国所追求的均势目标的反反复复的磨合。划分版图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遏制德国，另一方面是为了防范取得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俄国和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对德国的领土安排最终很纠结：从言和的角度来看处罚太重，从防止德国复苏的角度来看又太宽大，注定使百废待举的协约国不断面对卷土重来、桀骜不驯的德国的挑战。在西部，德国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在欧本和马尔梅迪割让两块极小的领土给比利时，并放弃它过去与卢森堡的关税同盟。萨尔煤矿区由国际联盟的一个委员会管理15年，期满时其命运由全民公决来决定，矿产的所有权转让给法国，作为对战争期间法国的煤矿遭到破坏的补偿。在南部，德国割让了一窄条领土给新建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并禁止与奥地利合并。在北部，过去的大公爵领地石勒苏益格的一部分，由全民公决来决定其归属。在北部地区，75%的票数同意归属丹麦；在南部，大多数拥护归属德国。
在东部，德国割让给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各国的是默麦尔的港口及其邻近地区。这一地区最后转让给了立陶宛。德国将波兹南省和西普鲁士省的大部分地区割让给波兰，并带着一条大约40英里宽的海滨地区——即所谓的“走廊”，它把东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他领土分隔开来。但泽是一个德国人居住的城市，但又一直是波兰的港口（它在“十四点”中已被许诺成为“一个自由的”和安全的出海口），成为一个与波兰有条约关系的自由市，进入波兰关税体系，并由波兰指导其对外关系。另外，要在西普鲁士的马里沃地区，东普鲁士的阿伦施泰因地区，以及整个上西里西亚地区进行全民公决。马里恩维尔德地区和阿伦施泰因地区的公民投票结果是，同意归属德国的占压倒多数，每个地区都有几个村庄表明大多数人同意归属波兰，这些村庄就被转给了波兰。在上西里西亚的公民投票，双方都激起了强烈的情感并爆发了严重的暴力冲突。这个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煤、铁资源，投票结果，大约60%的投票者赞成归属德国，约40%同意归属波兰。以意大利和英国的特派员为一方，以法国的特派员为另一方，提出了相差很远的看法，最后协约国最高委员会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国联行政院。英意一方的界限是精心计算的尽可能接近实际投票结果的界限，法国的界限则明显地偏向波兰的要求，最终，德国以愤怒的情绪接受了行政院的决定。
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其法定地位在威尔逊与英、法、日三国中间引起争执。后三国有意就地分赃并吞并各自所分得的殖民地。威尔逊坚持私相授受是违反民族自决原则的。最后，同盟国终于提出所谓的“委托原则”，在此原则下，德国的殖民地及过去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领土，以受国际联盟监督的“委托”方式分配给各战胜国，以促成其独立。但委托结果也没有使这些地方的独立快过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德属非洲殖民地多哥和喀麦隆由英、法两国瓜分；西南非洲划归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东非的坦葛尼喀划归英国；卢旺达和布隆迪划归比利时。德属太平洋岛屿也被瓜分：赤道以北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归日本；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归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萨摩亚划归新西兰。接受这些殖民地实行委任统治的国家，遵守“门户开放”原则，这是对美国的安慰和让步，为美国资本向原德国殖民地和阿拉伯国家渗透提供了条件。
《凡尔赛和约》的领土条款，使德国在欧洲失去了2.5万多平方英里的土地和大约700万人口。战胜国从德国夺走的殖民地面积，在非洲有270余万平方公里，太平洋24.5万平方公里，人口64.1万人。和约还规定，德国放弃在中国、泰国、利比里亚、摩洛哥和埃及的特权，无视中国也是战胜国的事实，将德国在中国山东非法获得的“一切权利及特权”，包括胶州湾租借地转让给日本。这些条款无助于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在消耗它。
“一战”结束时，欧洲的版图已经发生了变化。沙皇俄国、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解体了。人们很快发现，在这些地方，实行依语言、族系建立不同民族国家的“民族自决原则”，是不切实际的。奥匈帝国的崩溃给德意志、奥地利留下一个孤立的和不均衡的残余地区。它的700万居民中有200多万集中在维也纳。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和原奥地利西里西亚已经脱离奥地利而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核心部分。斯洛文尼亚已联合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一起组成了南斯拉夫。意大利占领了里亚斯特及其邻近地区。到头来，捷克1500万左右的人口中，有300万德国人、100万匈牙利人、50万波兰人，有近1/3的人口既非捷克亦非斯洛伐克人。而斯洛伐克对于加入以捷克人为主的国家也不是很有兴趣，1939年和1992年曾两度脱离捷克。新成立的南斯拉夫实现了南部斯拉夫民族知识分子的愿望，但要建立南斯拉夫，就必须跨越欧洲史上的障碍线，这条线曾使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使欧洲信仰分为罗马天主教与希腊正教，语言分为拉丁与斯拉夫语，大约穿越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之间。在这两个复杂的历史中，它们从不曾属于同一政治实体，为建国所需付出的代价，在1941年引发了惨烈的内战，到1991年又历史重演。按照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说法，《凡尔赛和约》“带来的灾难一直到90年代的欧洲还没有结束。90年代将欧洲大陆裂为寸断的诸国冲突，事实上正是当年《凡尔赛和约》所作之孽。《凡尔赛和约》导致的祸源，包括南斯拉夫内战、斯洛伐克分离运动引起的骚动、波罗的海沿岸诸国脱离苏联、匈牙利与罗马尼亚对特兰西瓦尼亚领土权的纠纷、摩尔多瓦的分离运动，还有爆炸性最强的外高加索建国运动。都是拜‘一战’后和平安排所赐”。至于中东地区，英国在战时一心为了赢取国际犹太人的支持，轻率含糊地许诺给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家园”。这是“一战”留给后代头痛的另一个难题。
防范布尔什维克主义与重新划分欧洲版图，这两项任务有相互重叠之处。1917年，夺得政权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人，与德国谋和，订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退出大战，失去旧俄在欧洲一大部分的领土。协约国与美国意图通过和约，在革命俄国周围排上一圈反共国家组成的“隔离带”。这些新国家的领土，其中多半，甚至全部，都是从沙俄版图挖出来的，因此，它们对莫斯科的敌意绝对可以保证。于是，从北到南，大大小小的国家一一被建立起来：芬兰，是经列宁同意正式脱离的自治区；波罗的海沿岸三小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历史上从来不曾建立国家；波兰被外族统治了120年后终于再度恢复历史上的独立。还有罗马尼亚，从哈布斯堡王朝接收了奥地利、匈牙利一部分领土，又并入沙俄治下的比萨拉比亚，版图一下子扩大了两倍。这些土地当初都是德国从俄国剪下来的，若非布尔什维克党夺权，本来理当归还俄国。西方盟国原来的打算，是把封锁带一直建到高加索山区，但未能实现，因为土耳其虽然不是共产党国家，却在闹独立革命，对英法没有好感，反而和革命俄国交好。至于布列斯特媾和条约和条约后建立的两个短命独立小国，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以及英国原打算扶助的盛产石油的阿塞拜疆独立，也因布尔什维克在1918～1920年革命内战中获胜以及1921年《苏土条约》的签订而告吹。
列宁的俄国与德国一样，未受邀与会。和会召开前，苏俄政府向交战国政府建议，“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它抨击整个和谈进程，指其为一场资本主义闹剧，而发起国最终的目的在于干预俄罗斯的内战。一边为结束一切战争而谋和，一边却将欧洲两个最强的国家德国与俄罗斯摈除在外，这两国的人口加起来远超过全欧人口的半数，其军事实力也属全欧第一。仅这一点就注定《凡尔赛和约》不会成功。最终，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和对土耳其的《塞夫尔条约》，构成了“一战”后的领土划分体系，成为日后灾难的地理依据。
劳合·乔治已觉悟到，他将自食其果。在1919年3月致威尔逊的信件中，他说：“不愧是世上数一数二积极进取与实力雄厚的德国，居然被一群小国所包围，而其各民族中有不少人从未能建立稳定的政府，而每一国中都有大批吵着要与祖国统一的德国人”；“我想不出来将来有比这更可能掀起战火的原因了”。这致使曾为欧洲带来百年和平的《维也纳和约》所依赖的三个条件，维持欧洲均势、与法国怀柔修好和对正统观念的认同，都不复存在。
奇怪的后果是，《凡尔赛和约》的条件虽十分苛刻，但德国的战略优势似乎却比从前更明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东西两面均有强邻压境，使其扩张意图备受抑制，内层有法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外层有英国、美国。出乎意料，《凡尔赛和约》签订后，东欧已无制衡德国的力量，俄国发生了革命不再卷入欧洲列强纷争；奥匈帝国分崩离析，法国经历战争的打击国势衰微，英美实际上已不肯保证《凡尔赛和约》的执行。而当1919年和会上的仇恨消退后，欧洲外交人士逐渐发现，“战争责任”的归属要复杂很多，从而产生一个问题：对德国如此严苛的惩罚是否公平？一旦大家产生这种疑问，尤以英美执行惩罚德国的条款的意愿就开始动摇。而在德国大众眼里，《凡尔赛和约》一直都是“战罪谎言”。最终，和约既未建立起实质的均势，也未消除建立起道德均势的心理障碍。从长期来看，德国在《凡尔赛和约》后的地位，比战前更有利于主宰欧洲。曾对即将建立新秩序满怀信心的和会代表们发现，离开巴黎时，新秩序不过比旧秩序更加纠缠不清了。

（参考书目：[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英]E.H.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商务印书馆；[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英]尼尔·弗格森：《顶级金融家》，中信出版社）（感谢实习记者龚融和白新磊对本文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