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当中国人遇上战斗民族
吴戈
孔子的“温良恭谦让”当然说的是中国人，“战斗民族”则是当代中国社会网上一个充满敬意的词汇，读过几天书的可能认为主要指斯拉夫人，没怎么读过的就只认识硬汉普帝代表的俄罗斯汉子了。
其实这种崇敬够扯淡的，因为还有一个民族，以色列的犹太人，活着就需要战斗，但因为他们亲美，在非技术流中国人中间，还不如其对头哈马斯受爱戴。至于另一个中国人亲身体验过的战斗意志最顽强的民族，在这些爱战斗者眼中则是必须灭绝的。
由此已经可以看出，相当多的中国人绝不再打算“温良恭谦让”了，他们发誓要做“战斗民族”。为什么要战斗？两条，第一被欺负太多，百年屈辱啊。不是65年前就带领你们站起来，结束了屈辱吗？那不行，遏制、围堵、侦察、说三道四、威胁论、亡我之心……还屈辱着呢，不战斗要亡国灭族的！第二，这么伟大的民族，站得这么腰板挺直，居然还有人购岛、抢油，居然海外没兵马护卫产业，居然说话有人敢不听，不战斗能行吗？
其实，如果还会一点跳出来看问题，很容易发现，这似乎就是有一些旧时自误的利益损失，一些现实的利益争夺和一些未遂的地位雄心，却不知怎么搞的总不能处处得手、尽兴、顺心、如意。要论压力，中国当前并未背负《凡尔赛和约》，也无1929年的大萧条；论实力对比，也与当时的英德之间、美日之间不便类比。然而中国社会的“忍无可忍”或“别无选择”之感，简直不亚于30年代初啊。
本文不打算置评中国的战斗焦虑，倒是从最近的现实中很容易感觉到一种逆转：中国的敌人们其实根本没那么“战斗”，相反，他们的“怂”由来已久。而这一点却是中国社会现在完全无视的。
【从不抵抗谈起】
这一点可以与一个应景的话题联系。近日有家神一般的媒体说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不值得恭维，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九一八”不放一枪丢三省。
其实这事只要网上一搜就能找到考证，蒋介石没有下过“不抵抗”命令，张学良生前多次承认是自己的命令。黑锅被张少帅自己背走，这样的“老朋友”又为什么“不抵抗”的原因立马少了很多追问。然而这恰恰有丰富的背景。
据记载，1931年9月18日深夜张学良口头指示中曾提及“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次日晨他又在会议上称“以日人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决取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9月19日下午也表示过“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
直至1932年1月退入关内后，6月汪精卫、宋子文等至北平会晤国联调查团时，动员张“小加抗战”，仍被张以“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拒绝。
以当时日本之长期经营和实力对比，以东北军在此前“中东路事件”中的惨败教训，以蒋对东北能提供的政治和军事支撑，张学良无信心抵抗是事情的一面，但他总寄希望于国际社会主持公道则是被人忽略的另一面。
这要与当时的国际背景联系起来。1918年结束的一战给全人类留下惨痛教训，而首次介入世界大局的美国虽然获利丰厚，但作为一名教授和理想主义者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也给欧洲带来了试图永久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联盟。相较于中国今天史书中强调的列强在凡尔赛和约中的激烈争夺和华盛顿体系中的军备竞赛，特别是中国权益被漠视，国联无疑是理想化、脆弱而无能的，事实上国联就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派来的调查团虽认定了日本侵略，却也无能为力，因而在中国教科书上，至今国联所代表的努力只被评价为“同世界人民的正义呼声有某种一致性”。
然而对当时内乱而弱小的中国，特别是刚刚与主体形式上统一不久的东北主政者，能够像1949年甚至1979年之后的大陆评判者那样认清什么“帝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虚伪性”吗？与这些评判者反复强调的“世界人民的正义呼声”相比，一个有形的国际组织毕竟要实际得多。何况这之后还有1925年解决欧洲安全保证问题的《洛迦诺公约》和1928年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非战公约》，1932年1月美国表示不承认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任何关于中国主权等内容的条约，以及同年春的国际反战运动。虽然这些措施没有一个阻止了德、日法西斯的猖獗，但它们的确给张学良带来了错误幻想，并不能因为它们没最终改变历史走向就被无视。
如果不理解“不抵抗”背后对国际主持公道的幻想，就无法充分解释张学良为何不抵抗，事实上史书一直将此事栽到蒋介石这个“纯负面”人物身上了事，以为就获得了“坏事是因为有坏人”的道义解释力。不抵抗当然酿成了苦果，对公道的幻想也注定落空，但当时当事人的认识和现实局限，谁又敢说换成自己就是另一番天地？
【世上战斗民族多还是怂包多】
既然“战斗”将成中国社会当前主题，那么世上战斗民族多还是怂包多？很遗憾，世上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不喜欢战斗的，个别族群嗜血往往是因为只擅长这个，不打就活不下去。不仅怂包多，世上还有很旺盛的一些力量主张大家都当怂包，并为此不懈努力。
其实这种努力最早的光荣还要归伟大的中华文明，墨家不说了，连专门打仗的孙子也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佛教和婆罗门教都主张ahimsa（不杀生，非暴力主义）。
16世纪开始的新教改革就诞生了贵格会等反对所有形式暴力的和平教会。作为一个早期贵格派和哲学家，宾夕法尼亚土地的拥有者、宾夕法尼亚州和费城的创建者威廉·潘恩坚持和平主义。与其它美洲殖民地不同，该州与印弟安人开展包括土地在内的和平贸易，从1681~1756年间75年几乎无战事。潘恩还较早呼吁美洲殖民地联合，他为宾州建立的民主政府框架为美国宪法提供了重要启发，他甚至最早提出了通过建立欧洲议会和平解决分歧和争端，建立欧洲合众国。
随后，和平主义融合了卢梭、康德和边沁等人为代表的启蒙运动思想和福音派宗教改革思想，前者认为和平是世界之恶的理性解药，后者认为战争有违基督教义，应改革教育、社会和经济来协调国家利益。从1815年起，纽约和平协会、伦敦和平协会等倡导永久普遍和平的国际组织逐步成立，1843年更召开了首次国际和平大会，目标是成立国际机构和平仲裁国家间事务，和平主义文学也迅速流行。
和平主义也很快见诸行动。18世纪英国参加的一系列战争中，贵格派教徒就拒不参加军队和民兵。拿破仑战争期间，基于普救说理想的和平请愿在英国就发生了16次。虽然在美国内战和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和平主义影响下降，但此后又迅速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相互渗透。1870年在伦敦创办工人和平协会的英国议员威廉·克里默1889年与法国议员弗雷德里克·帕西联合发起了各国议会联盟，但现在很少有中国人知道它的原名就是“促进国际仲裁各国议会会议”，是首次尝试建立国际冲突仲裁组织。此类努力一直延续到一战期间。
在中国同样不大为人所知的，还有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也是与甘地齐名的重要和平主义者，其晚期作品对甘地影响甚大。而拥有甘地的印度如今在中国的典型形象早已是穷兵黩武和对中国紧追不舍的军备竞赛。这当然有证据，但恐怕很少有人想过：中国人眼里视为正义和天经地义的本国武力迅速膨胀，以及每天不吓尿对方的民族主义激进舆论，在缺乏信任的近邻眼里怎么看。在南亚，的确有印巴敌对、中印隔阂与和平主义戏剧性并存，但在中国国内呼吁中印友好一般得到的是什么反应？
【艰难的和平史】
其实，世界和平作为一个目标谁都不陌生，差别无非是信不信它能实现，以及如何才能实现。而与现实政治相比，和平主义不过是在目标、手段上都更理想，比如它不光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还呼吁废止战争和军队，最极端的则否定任何情况下使用武力，包括自卫和正义战争在内，因为在哲学意义上，目标的正义并不代表任何手段的正义。
这自然与民族主义等富于战斗精神的思想冲突，为此有的和平主义领袖甚至被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暗杀。由于各民族政党越来越支持各自的国家，第二国际也于1916年解体。只是各国各自的爱国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狂热也很快将侵略、自卫和正义战争等概念的判断标准搅成一潭浑水，直到一战的惨烈和无聊才使人们反思。20年代既出现了和平主义和厌战文学的繁荣，1933年牛津大学的辩论还否定了“人应当为国王和国家而战”。
不过，不管是20年代盛行的集体安全主张，还是以经济制裁和国际仲裁来制止侵略，都在法西斯面前无能为力。因此，和平主义者也经常需要面对现实。美国内战时，和平协会因为视蓄奴制为罪恶而支持联邦军，称其战争为“警察行动”。30年代，随着纳粹威胁上升，一度发誓不参战的英国工党和平主义派别也支持加强武装，知识界也纷纷放弃和平主义，哲学家罗素提出的相对和平主义称“战争不是所有可能罪恶中最坏的”。德国侵苏后，连共产党控制的美国和平动员协会也改变反战政策。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只剩下个别宗教和社会主义小团体继续反战。爱因斯坦也表示“我厌恶所有军队和任何暴力，但我坚信现在这些可恶的武器为我们提供了唯一有效的保护”。
当然，对所有战争一反到底的和平主义者也有，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有因拒服兵役和拒缴战争税的人，还有人劝年青人拒服兵役。对此民主国家相对宽容一些，美国1918年曾禁止反战宣传，二战中美国政府允许虔诚的非战主义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承担非战斗任务，但拒绝任何合作的只好送入联邦监狱。二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弥漫西方的思想叛逆浪潮中，宁愿坐牢也拒绝兵役登记和征召蔚为时髦。为此瑞士、希腊、挪威和德国等国允许非战主义者只担任军队文职人员。
在墨索里尼、希特勒、佛朗哥和斯大林手下，和平主义则被视为懦弱。1943年奥地利农夫弗兰茨·耶格斯塔特则因拒绝参加德军被处决。德国和平主义者卡尔·冯·奥斯耶茨基因揭露德国秘密重新武装而被以叛国和间谍罪送入集中营，193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37年希特勒曾对英国外相表示：“英国应枪毙甘地，不行就枪毙十几个国会领袖，不行再枪毙200个，以表示你是认真的。”戈林也在纽伦堡审判中承认：“使人们服从领袖不难，你只要告诉他们受到了进攻，并指责和平主义者不爱国，使国家暴露在危险中。这在哪个国家都有用。”
总之，和平主义的内在矛盾几乎是天生的，放弃所有暴力，又想制止暴力的可行性何在，历来是伦理难题。这边可以说“以任何理由接受暴力都使今后更容易使用暴力”，那边可以质问“理性劝说哪一次使入侵者放弃了入侵”，即使对和平主义者声称以非暴力争取来的政治和社会进步，其实也往往是其它力量以暴力争取来的。
【中国人与和平主义】
同对很多历史现象的认识一样，中国人虽在小学课本就知道“兼爱、非攻”，但对现代史背景下的和平主义的认识就渐趋杂乱。先举个有趣例子，都知道新西兰毛利人剽悍的“战舞”，谁知道这个“战斗民族”19世纪下半期也曾有领袖倡导对肆意没收其土地的英军逆来顺受，以非暴力方式防止更多的屠杀和掠夺？
就其理想目标而言，认为战争“本质上是政府胁迫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卖命”的社会主义虽与和平主义有相通之处，但毕竟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和手段，积极参与反战不过是这有助于推翻资产阶级。在张学良易帜后首次维护民族利益的“中东路事件”中，其收回铁路权益的举动就当即遭到苏联红军的痛击，而中国红军当时的号召是支持苏联、消灭军阀。
中国人首次欢呼和拥抱“和平主义”，是在中国支持下的金日成率先动武，差点灭掉韩国，却不巧被美国人击败并一口气赶得太远之时。“爱和平”“保和平”奠定了中国出兵的道义高地。这当然与朝鲜战事当时在联合国的评价有关，也与苏联阵营全面的舆论需要有关。此事了结，中国立刻转入轰轰烈烈的斗争路线，直至“早打、大打、打核大战”。
与和平主义渊源深厚的无政府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的现代史中也长期是消灭的对象。其先驱、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1817-1862）以其自然主义作品闻名中国，但有谁关注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代表《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这又是如何影响托尔斯泰和甘地，直到在战后世界诸多风起云涌之事中的作用，在中国都是不方便的话题，更普遍的认识是“无政府主义就是无组织无纪律吧，这怎么行”。
其实，和平主义与民主、科学共同影响下的西方社会，正在中国人当前趋之若鹜的东方硬汉铁腕威权主义的进击下认怂。马航MH17灾难带来的压力为何未能使俄罗斯有所收敛，单是科学求实的程序正义就给了普京充足的时间差；悍然入乌支持东部分裂武装的俄军车队竟然也通体白色，以人道主义救援为名；西方仅有的法宝——经济制裁还未发力，就已让一年前还沉浸于扩大欧洲一体化的泛欧主义者大呼小叫；价值中立的国际关系教授们也会经过数年的理论梳理、数据采集和统计分析后，在论文中得出“局部和有限的经济制裁所释放的信号不足以对资源富国产生威慑”一类“经得起证伪”的科学结论。
即使不那么迂腐的一脉也难弃理想。当普京已放言“两周之内可以拿下基辅”之时，还有善良的泛欧主义者呼吁俄罗斯尊重全球化潮流，尊重欧洲国家寻求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权利，尊重各国选择安全政策的自由。他也注意到欧洲防务疲软，但首先担忧的却是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降低。他呼吁俄罗斯与欧洲重建信任，主要担心的却是俄罗斯男子的预期寿命，以及毒品、艾滋病和环境问题。
如果你是欧洲中小国家，有美国和北约罩着，谁不想政府的钱全投给教育、医疗和养老？战后在欧洲参政是和平主义的成就顶峰。虽然也以放弃彻底裁军和禁止海外派兵等激进主张来换取竞选成功，以德国绿党为代表的欧洲各国绿党仍对欧洲各国军费和装备裁得皮包骨头功不可没，北约成员国军费开支不低于GDP的2%的基本标准也常常落空。
就连中国人眼中横行霸道的美国，其实也有的是“立地成佛”的和平力量。最近，在广岛核爆后一群美国核科学家创办的民间杂志《原子科学家公报》上，低温及纳米实验物理学博士马克·古布隆德就提出：中国和美国最近分别测试高超音速导弹，但这类技术几十年发展后仍远未达到可靠程度，美国与其带头提升人类杀伤同类的技能，不如努力促成国际高超音速禁试条约，以结束美、中、俄、印间这场潜在的军备竞赛。
为此，博士甚至认为这种武器反恐价值，以及这种技术的商业价值都不是必需，反而可能惹恼中俄。他还活跃于武装机器人领域，但不是研制而是禁止。这种技术还未问世，他们就早早成立了“国际机器人军控委员会”，理由是这将使占据技术优势一方更高效地杀人；同时，一旦达到完全自主作战的水平，也有失控甚至伤及主人的潜在危险。
这个搞刀刀枪枪顾及花花草草的人道主义者显然不看《环球时报》，不知道中国人民对高超音速导弹的支持是连民用价值也无需鼓吹的，而且不用反恐，打的就是白宫。更高效地杀死一切阻碍中国强大的敌人，有什么不好吗？为此庞大的“工业党”连禁止地雷和集束弹条约也不感兴趣。对马克日夜牵挂的“战略稳定”，他们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稳定？要的不就是你下课，让我来吗”。“落后就要挨打”引申一下就是“强大才能打人”。当然，应该是“强大就可以打人为手段，维护世界和平，当好世界领袖”。
更冲突的是，“日本一定会废除宪法中的和平条款，重新侵略中国”，已成中国社会流行见解，可是在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时，中国媒体又一定要强调日本很多国民反对。当日本反对者表示原因是不想流血，特别是不想为保护日本之外的目的流血，中国爱国者却意识不到这“不符合其一贯的侵略本性嘛”。关于战后日本的“怂”，以及和平主义在日本到底有什么影响，中国社会往往视而不见。
相较于和平主义在政治、历史、哲学、宗教、文学乃至军事等领域的重要影响和意义，本文纯属蜻蜓点水。即使这是一种废物怂包思潮，作为一个在中国之外广泛存在并影响重大的现实，也值得研究和思考，更何况人类爱好和平绝不是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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