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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阅：神圣的现代性

袁越

　　2014年10月下旬的一天，凌晨5点，天还没有亮，一间乡下旅馆的灯却已经亮起来。我和几位穿着冲锋衣的德国游客揉着惺忪的睡眼涌进餐厅，每人喝了一杯热气腾腾的红茶，然后坐上一辆敞篷越野吉普车，在清晨的微光中驶出了旅馆大门。
此地虽然地处热带，早上的气温还是有些低。敞篷车在平整的柏油马路上疾驰，凉爽而又湿润的空气迎面扑来，大家终于彻底醒了，有说有笑地谈论着即将开始的游猎（Safari）。半小时后，吉普车离开大路，沿着一条土路开到了一座公园的大门前，那里已经有几十辆敞篷车在排队了，大部分都是路虎越野车，每车3排座位，可以坐6个人，后排座位比前排高一点，不影响后排视线，设计相当专业。
6点整，公园开门，吉普车鱼贯而入，然后迅速分散，沿着各自选择的小路向森林深处驶去。这片树林枝叶繁茂，但密度并不高，有些地方显然是故意清理出来的，方便游客们看到野生动物。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几只正在觅食的野猪，还看到一群鹿正在悠闲地散步。路边经常可以见到水坑，似乎也是专门挖出来方便动物饮水的，坑边能看到不少动物脚印。可惜我们经过的时候只看到了几只鳄鱼和蜥蜴，没看到传说中的大象和豹子。
恍惚间，我以为自己身处肯尼亚或者南非的某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内，这里的景色和非洲实在是太像了。突然，路边出现了一只鸟，头是黑色的，脖子是蓝色的，上半身的羽毛是白色的，下半身拖着一束长长的绿色尾羽，长度几乎是身体的3倍。显然这是一只印度蓝孔雀，我不在非洲，而在斯里兰卡。确切地说，这里是位于斯里兰卡东南角的亚拉自然保护区（Yala National Park），里面生活着大象、豹子、猴子、野猪、水牛、鹿和熊等哺乳动物，以及体长超过1米的蜥蜴和鳄鱼，包括孔雀在内的各种珍奇鸟类，被誉为是非洲之外最像非洲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每天都能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门票收入占到斯里兰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游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国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反之，不同的人，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也不同。作为一个外来的观察者，要想尽快了解一个陌生的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出大城市，去乡村看一看，研究一下它的自然环境，从风土中体察人情。
作为斯里兰卡最有名的自然保护区，这个国家的精神密码就蕴藏在这片密林的深处。

亚拉的自然史

　　虽然亚拉保护区自称是“穷游者的非洲”，但当我在保护区里转了10分钟后，便意识到这里真的不是非洲，而且差距相当明显。亚拉的野生动物种类虽多，但数量稀少，尤其是大型哺乳动物，更是难得一见。清晨本来是野生动物们最活跃的时候，但我只见到了一群鹿和几只野猪，没有看到传说中的大象、熊和豹子。
但是，也许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问：为什么在距离非洲如此遥远的一个南亚小岛上，竟然还能保存下这么一个大型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呢？这就要从斯里兰卡的地理位置说起了。这个岛国位于印度的东南外海，不但距离印度大陆非常近，而且两者之间的路桥也很浅，据说几千年前的古人能直接走过去，只是因为海平面的上升，以及海浪的破坏作用，这座路桥最终还是沉到了水下。换句话说，远古时期的动物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从印度大陆直接走到岛上。
动物们可以，人自然更可以。考古学家们相信，当人类第一次走出非洲时，是沿着东非海岸一路向北，再沿着阿拉伯半岛的东南沿海一路走到中东地区的。考虑到当时人类的能力有限，他们很可能会选择一条熟悉而又安全的路线，继续沿着海岸线前进，最终到达今天的印度。事实上，有人认为今天非洲之外的所有人类都是最先到达印度的这群人的后代。
既然最先到达了印度，就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到过斯里兰卡。考古证据显示，斯里兰卡有人居住的年代极为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12万年以前，也就是说，最早的斯里兰卡居民甚至有可能是坐船直接从非洲漂过来的。
在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上，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非洲是人类的发源地，现代智人是和动物们一起进化的，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狩猎能力逐步提高，野生动物逐渐适应了这一点，学会了躲避，这才侥幸活到了今天，这就是为什么只有非洲大陆才保存了如此丰富的大型野生动物的原因。地球的其他地方原本也都是动物们的天堂，但不幸的是，当那些掌握了高超狩猎技巧的智人们终于出现时，动物们毫不知情，因此也就来不及做出反应，就在很短的时间里被人类杀光了。
也许，正是由于斯里兰卡很早就被原始人光顾过，动物们有足够的时间和那些打猎技巧尚未完善的人类周旋，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进化出了生存之道，这才幸运地活到了今天。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气候。斯里兰卡距离赤道很近，气温变化不大，但这个海岛位于两大海域之间，交替受到来自西南方向和东北方向的两股海洋信风的冲击，再加上这个岛地势不均，南高北低，因此斯里兰卡虽然面积只有6.5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海南岛的两倍），但各地的旱季和雨季相差极大，降水量也很不均衡。总的来说，西南地区每年4～10月为雨季，东北地区则正相反。降水量北低南高，岛的东南角和西北角降雨量最少，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旱季，非常不适合发展农业，没想到这个看似不利的特点却保护了野生动植物。事实上斯里兰卡面积最大的两个自然保护区，亚拉和维尔帕图（Wilpattu）自然保护区，正好分别位于岛的东南角和西北角。
悠久的历史和严酷的气候，让斯里兰卡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天堂。全球有25个公认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斯里兰卡就是其中之一。斯里兰卡人对此相当自豪，不仅因为这是一种荣誉，而且因为这是斯里兰卡吸引游客的王牌之一。旅游业一直是斯里兰卡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这个地位直到最近几年才被劳务输出抢走。目前有一大批斯里兰卡女性在中东地区从事低端的服务行业，她们寄回来的钱是斯里兰卡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生物多样性的好处可不仅仅是吸引游客那么简单，这个特点从根本上改变了斯里兰卡的历史。这个岛的植物种类极为丰富，尤其盛产各种香料，比如肉桂（Cinnamon）的原产地就是这里，于是这个岛一直是香料商人们非常喜欢光顾的地方。最早看到商机的是阿拉伯商人，他们从公元7世纪开始就来到岛上收购香料，再用船贩卖到欧洲去。阿拉伯人将此岛称为Serendib，意为“珍珠之岛”。从这个词又衍生出一个英语新词Serendipity，意思是“意外发现的珍品”。
为了打破阿拉伯人对香料市场的垄断，葡萄牙王室派哥伦布率领一支舰队向西进发，试图横跨大西洋，开辟一条通往香料岛的新航道。哥伦布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却在无意中发现了美洲，为欧洲人找到了一个远比香料岛更珍贵的聚宝盆，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虽然哥伦布没有找到香料岛，但葡萄牙人也没放弃。探险家达伽马率领的一支船队另辟蹊径，向南绕过非洲好望角，终于获得了成功。从此欧洲舰队进入了印度洋，改变了周边国家的历史进程。
葡萄牙人于1505年到达斯里兰卡，从此开始了长达4个半世纪的欧洲殖民史，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先后统治了斯里兰卡，时间恰好分别都是150年左右。在人类近代史上，450年可不是个小数字。要知道，1505年中国还处于明朝中叶，想象一下，如果中国从明朝开始就成为欧洲殖民地，会是个什么结果？
别的先不说，亚拉自然保护区本身就是殖民的产物。欧洲殖民者千里迢迢来到斯里兰卡，可不光是为了传播基督教文明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掠夺宝贵的自然资源。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香料，但当香料供过于求，价值大幅度下降后，殖民者又先后引进了甘蔗、咖啡、橡胶和茶叶，并在这一过程中砍伐了大量原始森林，将其变为专门种植经济作物的大农场。亚拉地区气候干旱，不适合种庄稼，在殖民者眼里经济价值很低，但他们也不会放着不管，最后英国人灵机一动，将这块地方开辟成一个猎场。
狩猎在今天的名声不太好，但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种非常“绅士”的运动，只有王公贵族才有机会玩。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麦肯齐（JohnMacKenzie）曾经在1988年出版的《自然帝国》（TheEmpireofNature）一书中分析过英国殖民者之所以喜欢狩猎的心理原因，他认为英国人受到古罗马人的影响，坚信如果要想更好地在“野蛮地区”传播文明，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当地打猎。想象一下，一群骑在马背上的男人拿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追逐狮子、老虎这些大自然中的猛兽并将其杀死，然后还要将猛兽的尸体制成标本放在客厅中炫耀……还有哪种游戏能够比打猎更好地展示先进文明的力量呢？当年欧洲出版过好几本关于狩猎的小说，进一步美化了这种行为，将其等同于男性的阳刚之气。这股风潮影响过很多人，其中就包括著名作家海明威。
从另一个角度看，打猎的盛行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那就是一切为我所用。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几乎贯穿了整个殖民史，是西方殖民者共有的思想基础。西方人的所谓“现代化”正是通过对大自然的征服而实现的。
有意思的是，狩猎行为最终却导致了环保意识的萌芽，一些富有远见的猎手提出，狩猎场应该专门划出一块地作为野生动物休养生息的场所，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保护区的雏形。当然，猎手们最初的动机并不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而是担心如果猎物被打光，狩猎这项运动就不存在了。但这个倡议的最终效果是好的，比如亚拉狩猎场早在1898年就专门划出一块地作为禁猎区，据说这是全世界殖民地当中最早开始这么做的狩猎场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打猎这一行为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国家都被殖民者垄断了，只有欧洲人和少数与之合作的当地买办才有资格“狩猎”（Hunting），当地人只能“盗猎”（Poaching），属于违法行为。亚拉狩猎场很早就修了若干条车道，其目的就是为了方便管理人员在狩猎场内巡视，防止当地人进来“盗猎”。
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1938年，亚拉狩猎场正式改名为亚拉自然保护区，任何形式的狩猎活动都被禁止了。1943年，这块地方又更名为卢胡纳国家公园（RuhunaNationalPark），不过当地人习惯了老名字，私底下仍然还用亚拉来称呼它。别小看这次改名，其背后的含义极其深远。卢胡纳是一个斯里兰卡古代部落的名字，改名是为了给亚拉保护区增加一点文化元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斯里兰卡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原因就在这里。

亚拉的文化史

　　上午8点，太阳出来了，气温骤然升高。赤道附近的气温上升得特别快，大家很快就都把冲锋衣脱了，只剩下背心短裤，可还是热得直冒汗。亚拉的旱季刚刚结束，据说昨天才下过一场暴雨，但保护区内沙质的土壤早已干涸，看不出半点雨水的痕迹，只有几个人工挖掘的水坑里还保留着一点浑浊的泥水。不过，对于野生动物们来说，这点水已经足够了，它们显然都已吃饱喝足，躲进树丛里乘凉。我们的吉普车在保护区里转了两个多小时，仍然没有看到传说中的大象和豹子。司机有点着急，不断改变方向，向丛林深处驶去。
雨，对于野生动物们来说绝对是个好东西，但对于我们这些想看野生动物的游客来说却是个坏消息。这个悖论同样适用于广义的旅游业：地球上所有人都想发财，所有国家都想加快现代化进程，但游客们却最喜欢看到原始的自然风光，最希望体验传统的风俗习惯，内心里都希望这个所谓的“现代化”晚点到来。
车子开着开着，树丛上方冒出一个白色的尖顶，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走近一看，是一座十几米高的佛塔，外墙显然重新刷过漆，白得刺眼。底座周围却是一堆碎砖烂瓦，像是从地下挖出来的古董。导游操着极不熟练的英文解释说，这是希图帕胡瓦（Situlpahuwa）佛塔，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
偌大一个自然保护区里发现一座古代的佛塔，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但这座佛塔有些特殊之处，值得细说。
斯里兰卡和邻国印度一样，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前文提到，人类走出非洲后很快就到达了这里，而根据考古学家和基因学家的考证，这块地方的人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之前就已经发展出了非常高级的文明形式，出现了结构复杂的城市和村庄。历史上称这些人为达罗毗荼人（Dravidian），他们是南亚地区真正的原住民，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原始宗教。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一群居住在中亚高加索地区的雅利安人（Aryan）入侵南亚，带来了一种新的宗教（吠陀教）和种姓制度。雅利安人的文明程度不如达罗毗荼人，但他们能征惯战，凭借武力统治了这块地区。不过，双方混居了几千年，彼此之间的基因交流非常普遍。DNA证据显示，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的居民大都是这种交流的结果，从基因上已经分不出谁是谁了。
以上是科学研究的成果，但这段历史在民间故事里则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彼此间相互矛盾，可信度很低。因为宗教和文化等原因，南亚国家普遍不重视修史，这就是为什么研究印度史的学者们只能依靠法显和玄奘等去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侣们留下的记录。斯里兰卡同样有这个问题，这种情况直到英国人到来后才发生了根本改变。1837年，英国史学家乔治·图摩尔（GeorgeTurnour）将一本用已废弃的巴利文撰写的历史古籍翻译成英文后出版，这就是著名的《大史》（Mahavamsa）。此书是由一位生活在公元4世纪的佛教僧侣所写，其地位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史记》，可信度相对较高。英文版出版后，这本书成了斯里兰卡历史学家们公认的参考文献，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关于斯里兰卡王朝更迭的最准确的历史记录。
按照这本书的描述，斯里兰卡的历史始于公元前543年。一位来自印度北方（即今天的孟加拉国）的被黜王子维阇耶（Vijaya）带着700名武士乘船来到斯里兰卡，在岛的北部平原上建立了第一个王朝。武士们娶了当地姑娘做妻子，生下的后代就是斯里兰卡的主要民族——僧伽罗人（Sinhalese）的祖先。此后僧伽罗人不断向南扩张，最终占领了整个海岛。
据说维阇耶登岛那天正好是佛祖释迦牟尼悟道的日子，但佛教直到300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47年才正式传到了斯里兰卡。印度历史上著名的佛教王朝孔雀王朝的国王阿育王在那一年派遣自己的儿子摩晒陀（Mahendra）率领一个传教团去斯里兰卡传教，在摩晒陀的劝说下，当时的僧伽罗国王帝沙（Tissa）决定皈依佛门，从此僧伽罗人便放弃了印度教，变成了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
可惜好景不长。40多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05年，来自印度南部的一位名叫伊拉纳（Elara）的王子率军入侵斯里兰卡，占领了僧伽罗王朝的首都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把僧伽罗人赶到了斯里兰卡南部的丛林中。因为有这片密林作为屏障，伊拉纳的军队攻不进来，僧伽罗人终于得以休养生息，并暗中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几年后，位于东南部的一个名叫卢胡纳的僧伽罗部落出了一位英勇善战的国王杜图伽摩奴（Dutugemunu），他率领一支军队向北进发，和伊拉纳的部队激战了15年，终于攻进了首都阿努拉达普拉，杀死了伊拉纳，把斯里兰卡从印度人手里夺了回来。
这个故事是《大史》的核心。这本书一共有35个章节，其中有6章都是在叙述国王杜图伽摩奴的事迹，他和伊拉纳的终极决斗甚至被当作了整本书的结尾，可见这场战役对于僧伽罗人来说有多么重要。事实上，国王杜图伽摩奴被公认为是僧伽罗的民族英雄，其名望和地位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岳飞。据说他之所以如此勇武，是因为有一头名叫坎杜拉（Kandhula）的神象助力，这才击败了同样有头神象助力（可惜老了）的国王伊拉纳。
说到大象，我们的越野车在保护区里转了快3个小时，居然还没有看到一头象，我们的司机兼导游终于急了，不断用手机和同伴们通话，显然是在询问大象和豹子的踪迹。突然，他似乎听到了好消息，立即调转车头，跟在几辆车后面开到出事地点，没想到此处早已有十几辆越野车在排队了，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两头大象悠闲地从两辆车中间穿过马路，消失在丛林中。
当然了，没人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神象存在。事实上，《大史》中记载的很多英雄事迹都太像神话故事了，极尽夸张之能事，很难让人信服。比如，这本书把僧伽罗人的祖先维阇耶描写成一个半人半狮的怪物，他的祖母和一头公狮子偷情，生下了一对儿女，这兄妹俩结为夫妻，生下了维阇耶，这就是为什么斯里兰卡自称狮子国的原因，Sinhala的意思就是狮子。
如果说这些小细节只是一种夸张的文学手法，尚且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这本书的另一个硬伤就不能不被重视了。《大史》成书于公元4世纪，写的却是公元前6世纪时发生的事情，将近1000年的时间跨度在那个信息不通的时代简直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所以，无论是英国殖民者还是斯里兰卡人都对《大史》的权威性产生过怀疑。于是，斯里兰卡殖民政府于1868年成立了一个考古委员会，专门从英国请来了格德施密茨（P.Goldschmidt）和斯密瑟（J.G.Smither）等考古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前来主持工作。他们相信考古学属于科学，比古代文献的可信度高。这些专家们将整个海岛梳理了一遍，找出了《大史》中描述过的几个古代都城的确切位置，并对这些遗址进行了细致的挖掘整理工作，证明《大史》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基本正确，今天的亚拉保护区就是当年那个卢胡纳部落的领地，杜图伽摩奴就是在这片森林里休养生息，积蓄力量，最终击败了伊拉纳的军队。考古人员在保护区内挖掘出了大量古代建筑的遗迹，希图帕胡瓦佛塔就是其中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的工作也在印度进行了，佛祖出生、悟道、首次传教和涅槃的地点就是在这一时期被确定的。事实上，很多亚洲和非洲殖民地的历史古迹都是被欧洲的考古学家们首先发掘整理出来的，他们这么做的本意是为了学术研究，但其结果却为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打响了第一枪。原来，欧洲殖民者一直以文明的代言人自居，坚信自己是在传播先进文化。没想到考古证据表明，起码在南亚地区，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着很高级的文明了，欧洲人反而更像是野蛮人，有种蛮族入侵的感觉。
同样，考古证据也为那些被殖民地区的有识之士增添了谋求独立的勇气和信心，斯里兰卡就是其中相当典型的案例。但是，这些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殖民者的影响，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已经和自己祖先们的教诲相去甚远了。

神圣的现代性

　　我们的吉普车又在公园里转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有看到豹子。司机也有些累了，把车开到海边的一处露营地休息。2004年这里曾经遭到过海啸的袭击，几名日本游客不幸丧命，部分设施被冲毁，原址上只剩下几个水泥台子，和一个日本人捐献的纪念碑。
已经有不少吉普车停在这里休整，据我观察，几乎有一半的游客是本地人。斯里兰卡人的长相和印度人没什么区别，但是衣着风格略有不同，平时穿西式服装的斯里兰卡人比例远比印度要高。另外，尽管斯里兰卡天气炎热，但很少有男人穿短裤，上衣也大都是有领子的，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圆领体恤衫。我认识的一位斯里兰卡记者朋友对我说，印度出了个甘地，对外来文化有抵制情绪，西化的进程受到了很大阻力。斯里兰卡人则相对被动一些，对于西方文明的接受程度比印度人高得多。
虽然衣着较为西化，但斯里兰卡人仍然保留了古老的饮食习惯。他们平时最常吃的是咖喱米饭，就是在米饭上浇上几勺用咖喱汁煮过的蔬菜，然后用手拌着吃，不用任何餐具。斯里兰卡人很少吃肉，即使有肉菜，量也特别少，鸡肉饭里面常常只有两小块鸡块，牛肉饭更惨，最多只有几个半厘米见方的牛肉丁。
与衣着相比，饮食习惯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性，从中可以推测出关于这个国家的很多信息。众所周知，家畜和家禽对土地的需求比同样热量的水稻蔬菜高得多，一个吃肉的民族要么需要大量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要么必须大力发展工业，用赚到的外汇从国外进口肉食。中国改革开放后肉蛋奶的需求量成倍增长，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是中国近几年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素食的一个缺点就是碳水化合物容易过剩，蛋白质不足，这就是为什么斯里兰卡人普遍偏胖的原因。但是，素食最大的问题是比肉难吃，素食传统需要满足一些特殊的条件才能延续下来。斯里兰卡人之所以吃了这么多年素，一个重要原因是岛上丰富而又廉价的香料。有人曾经认为南亚食品中的香料是为了防腐，这个看法不准确。香料的主要作用就是让素食变得好吃，我在斯里兰卡吃了两个多星期素食，一点也没有觉得厌烦，原因就是这里的咖喱不但味道好，而且种类繁多，起码在短时间内是吃不腻的。
素食的另一个原因自然是佛教。曾经有一位斯里兰卡学者撰文称，斯里兰卡是全世界最早建立动物保护区的国家，当年摩晒陀来印度传教时，看到国王帝沙喜欢打猎，就向他转述了佛祖关于众生平等的教诲，帝沙听从了佛祖的话，禁止臣民打猎，这就相当于把整个斯里兰卡变成了动物保护区。
这篇文章是在斯里兰卡独立后不久写成的。斯里兰卡的独立过程相当平和，被誉为前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典范。独立后的斯里兰卡政治家们急于摆脱英国的影响，在国际上树立起斯里兰卡（当时还叫锡兰）的国家形象，但他们忘记了，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国家这个概念似乎是后殖民时代的一个不言而喻、无须解释的东西，但实际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一个诞生在欧洲的新事物，世界其他地方一直是按照王朝、家族、部落甚至村庄来划分势力范围的。1505年葡萄牙人上岛之前，斯里兰卡被7个王朝瓜分，它们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彼此间明争暗斗，却也相安无事。欧洲人到来后，这种分裂的状况又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英国人于1815年攻陷了僧伽罗人的最后一个王朝——康提王朝后，这才终于把全岛纳入了同一个政权统一管理。换句话说，即使是在斯里兰卡这样一个面积不大的海岛，“国家”都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就能形成的概念，需要新政府动用一切手段不断强化。
那么，现代国家的法理基础是什么呢？答案是民族。绝大部分后殖民时代建立起来的国家都是以民族为基础的，所以叫“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斯里兰卡自然也不例外。在一个民族国家里，国民不再服从于某个皇帝或者君主，而是团结在一面“民族”大旗之下，以该民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来作为黏合剂。但是，出生于中国昆明的美国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系统地研究了世界诸国，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新兴国家形成的过程后，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他认为民族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社群，而是一群人想象出来的产物。他在1983年出版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被公认为是关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
斯里兰卡为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斯里兰卡独立时大约有70%的人口是僧伽罗人，另有12%是泰米尔人（Tamil），这是一个来自印度南部的族群，多年来一直聚居在斯里兰卡的北部和东部，说泰米尔语，信印度教，当年那个率军入侵斯里兰卡的国王伊拉纳就是泰米尔人。这个12%的比例相当微妙，既没有少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又没有多到有资格在民主选举中和僧伽罗人抗衡，再加上泰米尔人历来重视教育，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见识都要比同时代的僧伽罗人高，内心深处对于占多数的僧伽罗人不太服气，于是麻烦就来了。
斯里兰卡独立后不久，人数占有绝对优势的僧伽罗人便通过民主选举掌握了权力。当僧伽罗的政治家们试图强化民族这个概念时，急需构建一个敌人，泰米尔人很自然地就成为这个敌人。于是，《大史》被当作民族的正史收入中小学历史课本；国王杜图伽摩奴被抬上神坛，成为拯救僧伽罗人的民族英雄；亚拉保护区改名为卢胡纳保护区，变成了僧伽罗民族的避难所；保护区内的大象曾经因为破坏农田而被定期捕杀，如今却变成了僧伽罗的民族图腾，严禁猎杀；杜图伽摩奴和伊拉纳之间的那场战斗被改编成电影和戏剧，深深地植入了斯里兰卡的文化体系当中……就这样，原本一场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两个部落之间争权夺利的普通战争，变成了一场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的卫国战争。
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斯里兰卡史学家根据《大史》考证出泰米尔人是印度南方土著，属于达罗毗荼人中的一支，而僧伽罗人则是雅利安人的后代，出身比泰米尔人高贵。换句话说，泰米尔人不但占领了僧伽罗人的家园，还把后者高贵的雅利安基因“污染”了。虽然后来的DNA研究证明这两个族群的基因没有差别，但这个说法在斯里兰卡依然深入人心。
这还没完。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虽然语言不同，文化各异，但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唯独宗教信仰很难更改，这才是最根本的差别。于是，在斯里兰卡政府大力扶持下，佛教的地位直线上升，成为斯里兰卡的国教。政府在岛内大兴土木，修建了很多佛教寺庙。那些被英国人从土里挖出来的古老佛塔则被粉刷一新，看上去像是一座崭新的建筑物，亚拉保护区内的希图帕胡瓦佛塔就是如此。很难想象美国人会在自己的自然保护区内大兴土木，或者意大利人会把古罗马斗兽场重修一遍，但这两件事在斯里兰卡却成为普遍现象，还有好几处遗址都是如此。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 London）人类学系副教授塔里克·扎基尔（Tariq Jazeel）在他2013年出版的《神圣的现代性》（Sacred Modernity）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这个现象。扎基尔是斯里兰卡移民，对东西方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在他看来，两种文化对于“自然”（Nature）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对于斯里兰卡人来说，大自然绝不仅是山川河流以及花鸟鱼虫，而是关于这个国家历史、文化和宗教的展示平台。斯里兰卡政府于1988年首次出版的《斯里兰卡地图册》的第一页既不是斯里兰卡地形图，也不是行政区地图，而是根据《大史》记载而描绘的各个古代僧伽罗部落的边界，以及各大佛教寺庙的势力范围。除此之外，斯里兰卡政府还不断地通过修建佛教寺庙、翻新佛塔，以及挖掘整理僧伽罗古城遗址等工程，进一步强调佛教对于斯里兰卡的重要性，以及僧伽罗人在这个岛上的主人公地位。换句话说，这个国家把大自然当作了展示僧伽罗人民族性的舞台，而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则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渐异化成了外来侵略者。
这一点和中国的情况非常相似。
扎基尔还指出，如果说西方人眼里的现代化是高科技，那么斯里兰卡人眼里的现代化则带有很浓的佛教色彩，并且十分强调对于民族传统的尊重，是一种“神圣的现代性”（Sacred Modernity）。通过对佛教和民族传统的不断宣扬，斯里兰卡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身份标识”（Identity），斯里兰卡政府则找到了一个为大多数国民（僧伽罗人）公认的立国之本。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佛教和民族这两个概念其实都是被西方殖民者异化了的，和斯里兰卡传统文化相去甚远。于是，斯里兰卡最终还是没能避免后殖民时代特有的种族冲突，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
传统与现代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结语

　　因为旱季刚刚结束，动物们需要时间休养生息，亚拉保护区每天只开放半天，中午就关门了。导游开车把我放在了帝沙佛塔（Tissa Dagoba）旁，这是亚拉保护区附近最重要的一处古迹，塔高55.9米，周长165米，通体白色，肃穆庄严。原塔建于2000多年前，据说是为了纪念大英雄杜图伽摩奴的母亲而修建的。这位母亲原是帝沙王国的公主，帝沙国王误杀了一名佛教僧侣，为了赎罪而把自己的女儿绑在一艘小船上漂向大海，最终却神奇地停靠在了卢胡纳王国的海岸线边。于是这位女儿嫁给了卢胡纳王国的国王，生下了杜图伽摩奴。
有趣的是，据《大史》记载，这位杜图伽摩奴曾经因为自己杀了太多的人而感到良心不安，他手下的一名佛教高僧安慰他说：你其实只杀了一个半人，一个是佛教徒，另一个正准备皈依佛教，其他那些死者都是动物，不算人。于是这位国王便释然了，继续大开杀戒，终于打败了北方侵略者，统一了斯里兰卡。
这个案例说明，在特定情况下，一向以仁慈为先的佛教经典完全可以成为大屠杀的辩护词。
参观完毕，我沿着一条公路徒步走回旅馆。正走着，一场大雨不期而至。我撑着伞在雨中艰难前行，一辆手扶拖拉机在我身边停了下来，司机招手让我上车，把我载到目的地，分文未收。
在我短暂的旅行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像他这样的好心人。总体来说，斯里兰卡的普通民众非常乐于助人，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但是，为什么一个佛教国家竟然会打了26年的内战呢？为什么一个对待外国人善良友好的民族却对本国的少数民族充满了仇恨？这就是我想要寻找答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