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文学大师汪曾祺
袁征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一）
在中国现代作家里，汪曾祺的读者不是最多的。但他的读者肯定是最痴迷，甚至是最疯狂的。
一个文学爱好者偶然看到汪先生的《晚饭花集》，马上着魔，很快又找来《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这两本书总共五百多页，那年轻人居然一字一句全抄了下来。
日本学者德间佳信写道:“我本来的专业是日本文学，是因为汪曾棋先生的作品，我才开始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要是没有汪先生，我或许不走这条道路。我认为汪先生是在中国本世纪屈指可数的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能使所有国家的人感动。”
女作家张洁觉得汪曾祺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汪曾祺之友》网站，汪先生成了教主，成了神。跟汪先生见过一面、讲过一句话，都是终身荣耀。
（二）
汪先生出生在高邮一个富裕家庭。
他祖父当过拔贡，是成绩特别好的地方官办学校学生。因为清朝搞现代化改革，废掉原来的制度，他没当上官，回乡买地经商。到汪先生父亲出生时，家里有两百多间房、两千多亩地和两家中药店、一家布店。
汪先生的父亲中学毕业，在当时也算是受过挺像样的教育。
汪先生小时候，爷爷教他读儒家经典，写经义，那是一种类似读后感的作文。父亲教他临碑帖，练书法。他还和一个小亲戚，跟着同乡的老先生学桐城派散文。在学校，汪先生的作文一直很棒，但体育和算术极为糟糕。后来他的一首打油诗说：
——————
我事写作，原因无他：
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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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汪先生到昆明考上西南联大，在中文系读书。他在这里学了好多中外文艺理论，受沈从文先生的影响特别深。在沈先生的指点下，他开始发表小说。他的写作很受教授们的赞赏。有篇作业，沈先生觉得给满分还不够，判了一百二十分。但汪先生的英语和体育一塌糊涂。
他个头中等偏矮，皮肤比较黑，头发粗壮，有点驼背，脸上常带平和的笑容，似乎万事都无所谓。也许因为他是大户出身，没有多少改变社会地位的上进精神。
念完四年，他由于体育逃课和睡过头没参加英语考试，不能毕业。过了一年，两门课补考过关。但正好中国的印缅远征军反攻，学校规定1944届毕业生要给美国顾问当翻译。汪先生没去。根本原因，是他的英语太次。直接原因，是因为日本侵略，他跟家里失去联系，穷得叮当响，裤衩后面穿了两个大洞，见不得人，所以没参加体检。结果汪先生捞不到文凭，一辈子填表都写“大学肄业”。
汪先生到联大同学办的中学当教师，在那里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日军投降，他们回到内地。汪先生在上海教中学。
他的女朋友是联大西语系的毕业生。1947年夏天，原来的老师推荐她到北大外语系当助教。汪先生随后也去了北平。沈从文先生帮他在历史博物馆找了个位子，每天干点抄卡片之类的杂活。
他们是一对不懂政治的书生。汪先生的女友在北大认认真真地教公共英语。有个学生运动积极分子老缺课，她就找人家谈话。那位学生叫胡启立，后来成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三）
傅作义投降。解放军进入北平，大量招收年轻知识分子，准备接管其他城市。
汪先生报了名，不是因为有了不起的政治认识，而是因为在博物馆只是份临时工作，收入也低。另外他还想四处跑跑，弄点写作素材。
这是1949年3月，在共和国成立之前。结果汪先生由于没有固定职业，跟解放军走，后来成了与众不同的“离休干部”。而他太太因为在北大有份好工作，后来是普通的退休人员。
汪先生跟着第四野战军南下。才到武汉，别人就不要他了。
原来汪先生念高一的时候，学校里的军事教官要他和一批同学加入一个组织。后来他才知道那叫“复兴社”。不久因为日军侵略，汪先生不能回学校，以后就没再理睬那组织。参加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人人都要交代过去的经历，他讲了这件事，于是被认为“有历史问题”，不可信任。
汪先生被丢在武汉第二女中当副教导主任。他不喜欢这差事，另外，出发前结了婚，长期跟太太分居也不是个事。1950年7月，他回到北京，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当编辑。汪先生觉得共产党很先进，学着别人申请入党。但人家认定他有“历史污点”，门不当，户不对。
汪先生本来就不是很有进取心的人。因为不适应新的要求，他好几年没有写自己的东西，安安静静地编杂志。1954年，领导说要纪念吴敬梓逝世两百周年，叫汪先生在《儒林外史》里找题材搞个戏。他写了京剧《范进中举》。
改编古典文学，跟时政无关。汪先生从小就喜欢唱京剧，在西南联大经常参加戏迷的活动。另外，他还想跟京剧“闹一阵别扭”。
汪先生学艺术理论。他觉得，“京剧文化是一种没有文化的文化”，所以正在走向衰落。“有的唱词不通到叫人无法理解，不通得奇怪。”《二进宫》全剧几乎没有一句是通的。其中有唱词说“李艳妃设早朝龙书案下”。一个小学生写信问演员：“李艳妃怎么会跑到书桌底下去设早朝呀？”搞到那名角大为尴尬。
于是汪先生想把京剧改造一下，给它添点文化。
（四）
他写了个漂亮的剧本。
范进是清代一个可怜的读书人，不断考科举，不断失败，让人瞧不起。到五十多岁，他突然过了“童试”，成为秀才；后来又过了“乡试”，成为举人。他太兴奋，结果发疯。
传统京剧很少描写角色的心理。而汪先生却用现代文学的手法，在这个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他无中生有地添了个情节：范进傻乎乎地幻想自己被皇上重用，当上科举主考，可以神气活现地折腾后面的考生，出尽自己屡试屡败的臭气。汪先生为范进写了这样的唱词：
——————————
中了中了真中了，
我身穿一领大红袍。
我摆也么摆，摇也么摇，
上了金鳌玉蝀桥。
……
我不是有官无职的候补道，
我不是七品京官闲部曹，
我是圣上钦点的大主考，
奉旨衡文走一遭。
……
我这个主考最公道，
订下章程有一条，
年未满五十，一概都不要，
本道不取嘴上无毛。
……
你写了还要写，抄了还要抄，
考了你三年六月零九朝，
活活考死你个小杂毛！
——————————
汪先生的唱词流畅明白，又工整合辙，朗朗上口，把小人之心写得活灵活现。像“活活考死你个小杂毛”这样的句子，让人一听就终生难忘。
（五）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北京作家协会搞了个汪曾祺作品讨论会。
汪先生已经年近七十。他的发言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试过意识流之类写法；后来觉得用自己熟悉的思路和语言，才能写出最好的作品。他不反对吸收外国的手法，但主张写地道的汉语。这是汪先生成功的经验。
现在回头看，汪先生的早期作品还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有点食洋不化。五十年代是个转折点。编《说说唱唱》恐怕起了很大作用。那是专登民间故事、快板、相声和鼓书之类通俗作品的月刊，一个大众语言的富矿。于是，汪先生的文风变了。他的剧本《范进中举》和散文《国子监》显示了汪先生作品特有的格调。
1955年，《民间文学》创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长两级工资为条件，把汪先生挖去当编辑。第二年，《范进中举》得了北京市戏曲汇演剧本一等奖。这时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现代文明的正常状态，但中国人却像过节一样。汪先生的心情挺好。
1957年，党组织整风，发动大家提意见。汪先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领导一再劝说。当时流行这样的讲法：提批评是对党的爱护。汪先生觉得不讲几句不好，于是写了短文《惶惑》，抄上黑板报。
《民间文学》归民间文艺研究会。汪先生刚调来的时候，全国搞肃清暗藏反革命运动，又把他参加复兴社的事翻出来审查，弄得他很烦。所以他的短文建议人事部门改进一下。汪先生是个温和的人，《惶惑》的文字一点也不激烈。
没想到整风是“引蛇出洞”。人们刚提了点意见，上头就下令“反右”。汪先生被指责反对党的人事制度，挨了批，不过没有伤筋动骨，继续编他的杂志。
第二年夏天，一个早晨，汪先生像往常一样悠闲地走去编辑部，上了楼梯，突然看到楼道里全是批判他的大字报，吓了一跳。原来领导和同事早就开过会，做足了准备，只有他自己蒙在鼓里，啥都不知道，结果遭到暗算。
汪先生落水，是因为上头觉得整人还没有整够，要搞“反右补课”，增加一批“右派分子”的定额。汪先生实际上是《民间文学》的编辑部主任，对用哪篇稿，退哪篇稿有挺大的权力，所以得罪了好些人，包括一些老革命。于是“补课”的名额摊到他的头上。
接着是一场接一场批判会。同事们从他的《惶惑》和其他文章、诗歌里挑一些字句，怎么难听怎么骂。汪先生的一首诗把早春的嫩叶写成“远树绿色的呼吸”。一位诗人斥责说：“连呼吸都是绿色的，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污蔑到什么程度！”
汪先生不能辩解，只能不断写文章认罪。他知道，同事批他，也是不得已。后来他的一篇散文说：“我写了多次检查，一次比一次更没有内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场了，因为大家都累了。”
最后，领导宣布，汪曾祺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罪名定下，不用开会了。汪先生如释重负，回到家，跟太太说：“定成右派了”，脸上带着奇怪的微笑。
他后来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六）
《随遇而安》是汪先生的名作。
头一句是：“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文章接着说：“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这个右派算是很幸运的，没有受多少罪。”汪先生的文章特别平和，不写让人难受的场面。
但实际情况没有那么简单。
汪先生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对家里人好到不得了。不过“反右补课”，天天挨批，就算是佛爷也难忍受。有个晚上，他跟一位朋友在家里以酒浇愁，俩人没啥好讲，只是不断叹气。大女儿四五岁，不懂事，在爸爸身边胡闹。汪先生不管她。女儿接着闹。汪先生突然大吼，接着把小姑娘按在床上狠揍。只会做爸爸心肝宝贝的女儿哇哇大哭。汪先生一下将孩子抱起来，搂在怀里，两眼装满泪水。
汪先生被赶出北京，发配到张家口一个果园干农活。
直到“文化革命”结束之后，还有人说反右是“必要”的。其实早在十七世纪，洛克就讲得清清楚楚：必要不必要，或者好不好，往往没有确定的界线，所以评判政治行为，应该看合法还是不合法。1957和1958年的法律，显然没有准许搞什么反右。民间文学研究会顶多可以开除汪先生，绝对无权把他赶到乡下种田。
汪先生刚走，老婆孩子就被扫地出门。民间文学研究会说姓汪的已经不是他们的人，要收回房子。汪太太1952年从北大调到新华社当翻译。新华社不会善待“右派”家属，让汪太太带着三个孩子住进一个四合院的门房。那屋子黑乎乎的，白天也得点灯，总共就七八平方，只能放一个五斗柜和一张双人床。平常母亲带着儿子睡，周末两个女儿从幼儿园回家，就在床边加上木板，四个人挤在一起过夜。
在乡下，汪先生几乎什么农活都得干。他是个上体育课都要补考的书生，累坏了。汪先生咬着牙硬顶。一麻袋粮食一百七十斤，他扛着上又陡又窄的木板，一步步走到高高的粮囤，在顶上将粮食倒进囤里。结果他的腰搞坏了，终身不愈，天气一变就疼。
（七）
从1955年起，全国一再搞肃清反革命运动。汪先生的父亲原来在县医院当眼科大夫。1959年，不知第几次“肃反”，他被抓起来，关进劳改农场，半年以后因为年老多病放回家，没多久就去世了。这时汪先生正困在张家口的乡下改造，不能给父亲送葬。
他曾经多次写自己的父亲，说父亲聪明绝顶，会画画，会刻图章，还会给人治病。父亲随和，喜欢跟孩子玩。汪先生的写作、绘画和书法都深受父亲影响。他写道：“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父亲不幸去世，汪先生肯定悲伤，但他从来没有写过这件事。他不是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的人。
汪先生有一个讲反右的短篇小说，主角是个农业技术员。她被打成“右派”，赶到田里干粗活。父亲病重，领导不让她看望。父亲去世，领导不让她送葬。汪先生说这个技术员的一些想法是他的“亲身体会”。在痛失生父这个情节里，不知有多少是他自己的心情？
小说写道：“沈沅没有哭，也没有戴孝。白天还是下地干活，晚上一个人坐着。她想看书，看不下去。她觉得非常对不起她的父亲。父亲劳苦了一生，现在，他死了。她觉得父亲的病和死都是她所招致的。她没有把自己这些年的遭遇告诉父亲。但是她觉得他好像知道了，她觉得父亲的晚景和她划成右派有着直接的关系。好几天，她不停地胡思乱想。她觉得她的命不好。”
1960年秋，汪先生在乡下干了两年。党组织的鉴定是：汪曾祺“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
汪先生被摘掉“右派”帽子，其实还是贱民。他想回民间文化研究会做事。研究民间文化，应该有比较强的同情心，但民间文学研究会不肯把汪先生从农村收回来。他无可奈何，又在乡下干了一年多，心情可想而知。
“谨言语，慎出行，简交游”
（一）
汪先生回不了城，于是给老同学杨毓珉写信。
在西南联大，杨毓珉比汪先生低一班。他听闻一多教授讲唐诗，不知怎么会让汪先生代写课程作业。闻先生一看，大为赞赏，说：“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杨先生在北京京剧团当艺术室主任。他得过汪先生的好处，这时当然要搭救老学长。好在相关的头儿都知道汪先生的《范进中举》，事情办得蛮顺利。1962年1月，汪先生成了北京京剧团的编剧，以后一直没有挪过窝。
1963年冬，江青拿了两个沪剧的本子，叫改成京剧。北京京剧团挑了《芦荡火种》，因为名角赵燕侠适合演里头的阿庆嫂。
汪先生跟剧团的另外两条汉子跑到颐和园的龙王庙，把剧本弄出来。演员赶紧排练，剧团发了海报，宣布1964年元旦公演。
江青看了彩排，不满意，不让演。北京京剧团归北京市管。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说，不妨先来几场，听听观众意见再改。但江青不让演就是不让演，彭真不高兴也没用。
1964年春，汪先生跟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住进市文化局招待所改本子。两个人各搞几场，然后由汪先生统稿。重头戏和许多后来广为流传的名段都是汪先生的手笔。
本子出来了，江青先看。大到一幕戏，小到一句台词，她都要管。江青一开口，就是“重要指示”，说一不二。她下令砍掉一场戏，演员们觉得很可惜。副团长肖甲举起记录江青讲话的小本子，大声讲：“别争了，这就是咱们的‘生死簿’！”
这件事传了出去，北京市委大为紧张，叫肖甲赶快先写一份检讨，以防江青问罪。幸好事情传得不远，肖甲没有马上倒霉。到“文化革命”，他因为那句话被撤职批斗，搞了接近十年，到1975年才“解放”。
剧本弄好，演员赶着排练。江青来看彩排，觉得满好，转头问毕恭毕敬陪在身边的剧团领导：“词写得不错，谁写的？”
于是江青知道了汪曾祺。
（二）
1964年6月，《芦荡火种》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名声大振。
毛主席也看了。接着江青跟剧团领导讲毛主席的指示，汪先生他们照着改出第三稿。剧名也奉命变为《沙家浜》。
小说《红岩》出版后，挺轰动。1964年冬，江青想把它改成京剧，一声令下，从全国各地叫来一批人，包括小说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还有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闫肃、北京京剧团的薛恩厚和汪曾祺。
有一天，江青把他们叫去中南海颐年堂。这是汪先生第一次见到江青，直接领教她毫无理由的霸道。她居然对罗广斌讲：“将来剧本写成了，小说也可以按照戏来改。”
这完全颠倒了原著和改编的关系，把汪先生吓了一跳。他跟江青没有交谈。汪先生一向低调，也不想攀附任何人。另外，他知道，江青点名要他参加改编，是因为他笔头好，实际上对他并不信任。
江青叫闫肃搞京剧《红岩》，说从京剧团找人跟他一起干。闫肃回答，一定跟这同志好好合作。江青马上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
于是汪先生他们开始改《红岩》。第二年4月，他跟剧团一大帮人在重庆体验生活。江青突然命令他们赶去上海，重排《沙家浜》。
见面的时候，江青问汪先生多大岁数，什么文化程度。
后来讨论剧本，江青一到，就对汪先生说：“汪曾祺同志，听说你对我有意见？”
汪先生回答：“没有。”
江青说：“哦，没有。”
对话就完了。汪先生没想过要套近乎。
过了些时候，江青跟剧团的领导讲：“汪曾祺懂得一些声韵，但写了一些陈词滥调。我改了，他不高兴。”
（三）
剧团突击准备，给江青演《沙家浜》。
江青看了挺满意，把它定为“样板”，下令5月1日公演。“样板戏”的大名就是这么来的。这时离“文化革命”还有一年多。汪先生说：“‘样板戏’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导。”这些东西不是“文革”的创造，那场灾难是形势自然发展的结果。
回到北京，汪先生接着搞《红岩》。1966年，快过春节的时候，江青打电话叫闫肃和汪曾祺他们火速赶去上海。汪先生几个连忙坐飞机南下。在上海，江青说，四川党组织执行王明路线，京剧《红岩》不搞了。她要另外编一个戏，讲军队派一个女党员去重庆，发动工人迎接解放军。汪先生和闫肃连干两天两夜，弄出一个提纲，剧名叫《山城旭日》。江青觉得不错。
3月，江青又把汪先生他们叫到上海谈《山城旭日》。她发动批判京剧《海瑞罢官》，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闹得沸沸扬扬。北京京剧团在北京市委管辖之下。同去的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对江青不够顺从，江青站起来，狠狠地说：“让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让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到别处去试验！”
当时北京京剧团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她不知凭什么把全中国都当自己的家产，想到哪“试验”就到哪“试验”。
听了江青的话，汪先生挺不舒服：一个女性，开口“老子”，闭口“老子”，太过粗鲁。
后来“文化大革命”的野蛮，其实自上而下，不能全怪红卫兵。
（四）
1966年5月，“文化革命”正式开始。
过不了多久，汪先生就挨批了。最大的罪过，是跟薛恩厚一块搞的剧本《小翠》。里头讲狐狸仙女是“大尾巴猫”。于是有人讲“猫”就是“毛”，薛恩厚和汪先生攻击毛主席。随后是大会批斗、罚跪、戴着高帽游街。不由独立的法院判决，谁的命运都没保障。中国人在这方面有最多的教训。
汪先生跟几个倒霉的剧团领导和名角一起，天天运煤、劈柴，或者集中在一座小楼上读毛主席的书、写检讨。最让他受不了的是被迫去洗女厕所。“文革”闹完以后，提起这件事，他还一肚子气。
汪先生有三个孩子。“文革”开始的时候，老大上初中，最小的念小学四年级。学校全停课了，他们闲着没事。
那时好些挨斗的人挺不住，有的跳楼，有的服毒，有的沉湖，被说成“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有一天，汪先生吃过晚饭，带着十二三岁的女儿到外头走走。他们出门不久，看到一个人躺在马路对过的大楼底下，身上草草盖着条床单，下面是一滩鲜血。小姑娘吓坏了，抬头望父亲。汪先生呆在那里，面色铁青。女儿拉了他好几下，汪先生才魂不守舍地跟着走。
小女孩突然觉得自己责任重大，鼓足勇气对父亲说：“你不要跳楼！”
汪先生问：“为什么？”
“跳下来很难看，还被人围着骂。”
“噢。”
俩人闷闷地向前走。小姑娘一下子忍不住，泪水涌出双眼，大声跟爸爸讲：“不许自杀！”
汪先生吓了一跳，定了定神，说：“好吧。”
总的来说，汪先生是个风趣的人。他的性格对应付那场灾难大有帮助。一次，汪先生的三个孩子去剧团看大字报，碰到父亲。汪先生穿着破棉袄，扛根扁担，正要去抬煤，见到他们，有点意外，但并不尴尬。
他问孩子来干什么，然后平静地说：“好好看吧。”
三兄妹看了一会，发现京剧团的人文化水平低，大字报写得挺糟，远比不上学校里的，没看头。
他们回家讲了爸爸的事。汪太太觉得丈夫可怜，认真准备晚饭，还打了酒。
汪先生从剧团回来，小女儿看见他被刮了光头，就说：“爸爸剃了秃子不好看！”
儿子走过去摸摸他的光头，问：“怎么都是疤瘌呀？”
全家大笑。
汪先生老老实实地说，自己小时候闹过瘌痢头。
以后孩子们都管他叫“小瘌子”，汪先生也答应。他还常在家里讲挨整难友的趣事，拿整人的家伙开玩笑。
（五）
后来人们给红卫兵和造反派很多指责。其实整谁不整谁，全由上头说了算。
1967年4月的一天，汪先生照例回剧团抬煤。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络员把他叫去，说：“要解放你，你准备一下，向群众做一次检查。”
汪先生回到批斗对象集中的小楼，琢磨怎么做检查。联络员又把他叫去，说：“不用检查了，你表个态。不要长，五分钟就行了。”
汪先生刚出办公室，又被叫住。联络员说：“不用五分钟，三分钟就行。”
不一会，整个剧团的人都来了。汪先生上台把自己骂了一下，讲了点要重新做人之类套话，说一定认真去搞样板戏。于是，他一下子从“黑帮”变成“革命群众”。
刚开过会，就有人送来一张票，说晚上江青要看《山城旭日》，让汪先生参加。没多久，又有人把票收走，换了张请帖。中央文革的联络员把他叫去，说：“江青同志今天来看戏，你和闫肃坐在她旁边。”
汪先生的衣服烂糟糟，浑身煤末子，没法跟“首长”坐一块。回家换衣服已经来不及。他赶紧上街买了一身灰外套，到澡堂从头洗到脚。
开演之前，那位联络员特别交待汪先生：“不该说的话不要说。”
汪先生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他是最本分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江青说。
那天晚上，江青问一句，汪先生答一句。
快开场时，江青打听一个演员情况。汪先生不知道，就应付说：“挺好的。”
幕间休息，江青对汪先生讲：“不好吧？但总是比帝王将相的戏好。”汪先生没答茬。
后来汪先生跟闫肃、张永枚他们一块把小说《敌后武工队》改成京剧，接着又奉命参加编《草原烽火》的剧本。他们去内蒙调查，发现日本鬼子没有进草原，那里也没有游击队，没法写。
（六）
因为江青的特殊地位，演样板戏的剧团特别风光。
它们是“样板团”。里头的“文艺战士”发制服，一年两套，夏天穿浅灰的，春秋穿深灰的，式样、料子和颜色都由江青钦定。剧团的人说那是“板儿服”。
当时全国人民吃不好，穿不好。样板团的食堂有特别供应。香酥鸡、番茄烧牛肉、炸黄花鱼、炸油饼，各式各样，餐餐不同。剧团的人管那叫“板儿饭”。
样板团外出表演或者体验生活，那是“御史出朝，地动山摇”。各地领导亲自接待，奉若上宾。
但汪先生死脑筋，想法总跟不上形势。大儿子初中毕业，被送去山西当农民。毛主席说那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年轻人也觉得很光荣。汪先生却对儿子说：“把你们送到那样的地方，我认为是对年轻人的摧残。但愿你们能够用行动改变我的认识。”
汪太太是新华社的翻译，看到社长、副社长和部门主任一个个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挨批挨斗，还不断有人找她调查这个那个，好像到处都是阶级敌人。她老受刺激，心里紧张，到1968年精神崩溃。汪太太总觉得有人盯梢、录音、拍照。女儿大声说话，她受不了。汪先生在床上哼京剧，她也受不了。她半夜起来痛哭，嘴里念念叨叨，一再想自杀。
大儿子下乡去了，家里剩下两个没成年的女儿，小的刚上初一。她们觉得妈妈那么闹很丢脸，训斥她。汪先生会写文章，但不能干实事。过去家里全由太太掌管，这时他不知怎么办。他在外头硬挺着，回到家就唉声叹气。幸好汪太太的同事善良，送她去看病。治了一年多，汪太太突然清醒。
《杜鹃山》本来是话剧，后来改成京剧。1964年，北京京剧团演过。到1968年，北京和上海的剧团都准备重排。江青知道了，要把它弄成新的样板戏。汪先生参加修改。这年冬天，江青对北京京剧团的人说：“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词，他对我有意见。”
江青一句话就能定人生死。京剧团创作室的梁清廉吃饭时把江青的话告诉汪先生。那时天气挺冷，汪先生一听脸都白了，没有说话，满头是汗。
过了一会，他跟梁先生讲：“反右时挨整得了毛病，一紧张就出汗。”
汪先生觉得江青反复无常，非常可怕。
（七）
他的女儿初中毕业，又得下乡。汪先生很痛心。
江青派于会泳指挥修改《杜鹃山》。于会泳上海音乐学院出身，懂理论，又收集整理过好多民歌。汪先生觉得他谱曲确实了得，为提高京剧音乐水平立了大功。但在文学方面，于会泳远不是汪先生的对手。但那家伙拍上压下的毛病很严重，捧江青捧到她都脸红耳热，到了剧团却指手划脚，不可一世。汪先生挺憋气。
有一天，于会泳指责汪先生写的“谨防隔山烟尘涨”不通，说“烟尘”不能用“涨”来形容。其实“烟尘涨”的讲法古已有之。汪先生二话没说，腾腾腾端来一本唐代诗集，翻开放到于会泳面前，说：“你看看！”呛得于会泳讲不出话。
汪先生觉得多少出了一点气，回家就把顶撞于会泳的事讲给孩子听。
江青想显示自己有多了不起，要改定“样板戏”的剧本，拿到《红旗》杂志发表。
1970年5月，汪先生和《沙家浜》的演员被召到人民大会堂。大概是在安徽厅，江青、叶群和姚文元坐在一边，汪先生和演员坐在对面的一排桌子。大家拿着剧本，轮到哪个角色，那个演员就开口念。
按法律，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的办公楼恐怕不该这么用。
江青觉得剧本哪里不顺耳，就说：“这里要改一下。”汪先生得当场改，直到江青说“可以了”。好在汪先生有才气，脑子快，不然真对付不了。
这事搞了十几个钟头，足足弄了一个通宵。江青累坏了。下半夜以后，她一次又一次离开座位，在大厅里走来走去，驱赶困意。汪先生更累，但他只能恭恭敬敬地坐着等。
（八）
汪先生的本事给江青印象很深。
《沙家浜》定稿以后，他奉命给《红旗》杂志写介绍文章。这非他所长，很伤脑筋。突然，江青的秘书给剧团打电话，说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开群众大会，声援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叫汪先生跟高官名人一起上天安门城楼，代表各界表示支持。这在当时是很了不得的事。
但汪先生死心眼，跟剧团领导说：“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杨毓珉去？”
领导觉得汪先生疯了：“什么事都先放下。这件事别人怎么能代替！”
5月20日，汪先生上了天安门城楼。下面是五十万群众。毛主席发表声明，由林彪代读。汪先生回家告诉孩子，林彪念错了字。
汪先生莫明其妙地露了大脸。有个下乡知青的父亲挨林彪整，汪先生的儿子违反规矩，把他带回北京。山西的官员正要收拾汪公子，看到《人民日报》站天安门城楼的名单，连忙作罢。
汪先生本来可以乘机捞点好处。他当过“右派”。不过庙堂从来就没啥原则，张春桥、姚文元的家庭和历史都有把柄。他们能讨主子欢心，照样青云直上。但汪先生不开窍。他写了几句话，压在家里书桌的玻璃板底下：“谨言语，慎出行，简交游”，一天到晚，战战兢兢。
那时电话很少，汪先生家当然不会有电话。作家邓友梅正挨批，被赶到外地。他回北京探亲，没打招呼就跑到汪家。汪先生很惊喜。
邓先生说汪先生过得不错。
汪先生回答：“我还有这点自知之明，人家只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我也从没有过非分之想。知进知退，保住脑袋喝汤吧！”
搞完《杜鹃山》，汪先生参加写一个讲高原测绘队的戏，在西藏住了些日子。结果大家觉得没法弄，打道回府。于会泳正式当上文化部长后，又要汪先生他们把电影《决裂》搞成京剧。
但不久毛主席逝世，江青一伙被军队抓起来，改《决裂》的事就黄了。
“我悄悄地写，读者悄悄地看”
（一）
“文化革命”闹完了，大家很高兴。
汪先生写了好些嘲笑江青一伙的文章和诗词、散曲，四处散发。他早就想吐吐心里的闷气。
北京京剧团是“样板团”，在“文化革命”里很出风头。上面派来工作组，要“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这场“清查”的做法跟过去的运动有点像。工作组一到，就朝剧团的头儿和名角下手。
汪先生看不过去，找工作组提意见，还写了大字报，说不能再用以前的法子整人，剧团领导和主要演员只是奉命工作，跟江青不是一伙。
结果汪先生自己引火烧身。中国人的阶级斗争观念特别强。大家觉得汪先生在“文化革命”里很得意：一个“右派”，又有“历史问题”，却受江青重用，还上了天安门，肯定有问题。
在特殊年月里，官员不受监督，人民不大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很难作出准确判断。江青权力无边。汪先生怕她，也感激她。要不是江青让他写“样板戏”，汪先生不知还要当多久“牛鬼蛇神”，不知还要洗多久厕所，运多久煤。
他被“解放”出来的时候说：“江青同志如果还允许我在‘样板戏’上尽一点力，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写过介绍“样板戏”的文章，给江青讲好话。有一次在剧团传达江青的指示，他还讲过：“江青同志身体很好，咱们小声说三遍‘乌拉’（万岁）好不好？”这当然是错的，跟全国人扯开嗓子大叫“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一样错。
按理应该检查为什么几亿人都做错。但领导却把汪先生揪出来，好像他别有用心。于是，汪先生被人贴了大字报，又挨审查，停职检讨。
不久，上头觉得原来的工作组太温和，没有抓到“大鱼”，给剧团另派了一个工作组。新上任的文化部长说，文艺界“清查”的火候不够，搞成“夹生饭”，下令用“非常手段”，来狠的。这是一位从长征走过来的老干部。好些人以为，中国过去走歪路，是因为老干部挨整，其实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
高压之下，必有怪说。有人揭发：江青一伙倒台之前，组织了“第二套班底”，潜伏下来，有机会就夺权。
如果掌权靠人民支持，靠投票，“潜伏班底”有什么可怕？难道他们能够在选举里得胜？但人们紧张得很，汪先生被文化部定为重点审查对象，不停地挨批，不停地写检查，两年多写了十几万字，足够出本专集。
（二）
他委屈极了。
“反右”和“文革”，他都挨整，这次竟被归入整人的一伙，继续挨整。本来他是最平和的人，这时也受不了。在剧团，他不忍也得忍，下班回家老发脾气。有一阵子汪先生天天喝酒，喝完就骂“小人”，还说要把手指剁下来“明志”，甚至对家里人讲：“要是没有你们，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亲友们吓得不轻。在北大工作的老同学朱德熙隔些时间就到他家看看，生怕出事。
汪先生的父亲是个国画家。汪先生小时候跟着他画画，在学校里有点名气。上高中以后，功课紧张，他就不画了。“清查”的时候，他不能工作，心里有气，又重新拿起画笔。汪先生画的东西全都古古怪怪，不是瞪大眼睛的鱼，就是单脚独立的鸟。题字也怒气冲冲，一幅画上写道：“八大山人无此霸悍！”
作家都是大惊小怪的家伙，走道踢块石头都要搞到杂志连载。汪先生后来写烟，写酒，写板栗，写蝈蝈，还写瓢虫。但搞了那么久的“样板戏”，跟江青来往十多年，汪先生只写过寥寥几笔。他被“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搞惨了，那成了他心头的一块疤。这场“清查”其实特别说明问题。
1990年代，作家萌娘去看汪先生，开头谈得挺好。后来萌娘提起《沙家浜》，还唱了汪先生写的名句：“人一走，茶就凉。”
汪先生马上说：“萌娘，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萌娘是女作家，汪先生还比较客气。
有一次作家聚会。陈国凯开玩笑，学着《沙家浜》里的郭建光，扯开嗓子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
汪先生一下子变了脸，大声说：“别唱了，好不好！”
“文革”以后，汪先生不喜欢提《沙家浜》。“清查”运动给他造成太多的痛苦。
（三）
本来就没有那么多阶级斗争，“清查”也查不出什么。
专案组不断忙活，汪先生无所事事。如果中国人不那么好斗，省下的气力不知能干多少正经事。
上头不发话，剧团就不放过汪先生。检查写了又写，越来越空虚，专案组也懒得叫他再写。汪先生成了上班不干事的闲人。
他原来在北京文联和全国文联工作，好些人知道他的才气，一些朋友怂恿他重操旧业。1979年，《人民文学》的编辑上门约稿。汪先生的手又痒痒了。
几十年的宣传，不可能不留点痕迹。汪先生跟着潮流，写了《骑兵列传》。“文化革命”当中，他奉命搞京剧《草原烽火》，在内蒙采访过几个党员老干部。《骑兵列传》就是用那些材料写的短篇小说。
但是，他没有打过仗，对军队的事没有独特的体会。这个短篇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内容比较单薄，读者反应平平。汪先生出师不利。
一个人认得字，当然什么都可以写，但不是什么都能写好。从此以后，汪先生不再跟风，只写自己真正熟悉的事。
不赶潮流，往往不会轰动。但汪先生觉得，要拿出对得起读者的作品，就得这样。他把这叫做“不抢行情”，说这是作家应有的品德：“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到的那点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
1980年5月，他写成短篇小说《异秉》。这本来是他四十年代的旧作，但原稿已经没了。这次作了很大改动。小说里讲卖卤味的王二，生意越做越红火，大家很羡慕。有天晚上，在药店保全堂聊天，一个号称见多识广的家伙说，成功发达者必有与众不同的秉赋。于是大伙叫王二讲讲有啥“异秉”。
王二说，那就是“大小解分清”，解手时，总是先解小手，再解大手，不是一起来。大家啧啧称奇。
闲扯够了，各散东西。这时，药店里最让人瞧不起的两个伙计不见了。小说的结尾说，那两位在厕所里相遇，“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
好多读者想明白了，都忍不住笑起来。
（四）
于是，汪先生确定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很快就写出了一批风格独特的作品。《受戒》获《北京文学》1980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大淖记事》获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汪先生在文坛站稳了脚。
《异秉》主要写中药店“保全堂”。汪先生家开了两个药铺，其中一个就叫这名字。他小时候老到那里玩。《受戒》讲一个小和尚的恋爱。日军入侵，汪先生在一个佛寺躲了半年。那是小说里“荸荠庵”的原型。《大淖记事》写江南水乡的爱情故事。那“大淖”是汪先生家乡的一个湖。这些小说写的是他熟悉的环境和人物，讲的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没有超凡脱俗的重大主题，所以汪先生得心应手，写得很细致，很生动。
有一次，全国作协组织会员去云南。晚餐后散步，汪先生聊起自己在西南联大的几次恋爱。
一位作家不信他的夸夸其谈，说：“您个头这么矮，按现代人的说法是个‘半残废’，真能获得女士们的青睐？”
汪先生停下来，正儿八经地回答：“你别看我现在像只大弯虾，当年我可是标致着哩！”
这话有不少水分。汪先生“当年”已经驼背了。老同学马识途揭发，在联大读书的时候，汪先生“其貌不扬”。但人不一定要年轻才漂亮，有些人年纪大了更好看。也许可以完全不带贬义地说，青春的美主要是外表的美，而人的气质需要知识的积累和修养的提高。六十岁复出以后的汪先生，个子不大，微胖，脸上常带着平和而又有点狡黠的笑容，在许多合影中一眼就能认出。诗人顾城说：“北京市作协开会，会场上最聪明眼睛，就是汪曾祺那一双。”
形象可能不仅仅靠五官、个头和衣衫。思想修养会在音容笑貌和言谈举止里渗透出来，那就是人的气质。汪先生不知有什么魔力，老了更迷人。作家聚会，总有一群女士围着汪先生。要是到湖里或者河上游玩，女作家和女记者都腾腾腾跑到汪先生的船上。看到这样的场面，小说家赵大年说：“汪曾祺不光女孩子喜欢，连我这个白发老头子也喜欢。”
（五）
汪先生写普通百姓，但不是写普通文章。他的好作品，观察的角度和贯穿的思考都很独特。前面讲过《异秉》的例子。汪先生只写自己适合写的题材，不愿跟形势，追热点，知道些皮毛就指点江山。
他坦率地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我只是想：我悄悄地写，读者悄悄地看，就完了。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很响亮。这是真话。”“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
“我悄悄地写，读者悄悄地看。”这讲法太可爱，好多人一看就忘不了。
专业是外行干不了的事。文艺写作是文学家的专业，管理是行政人员的专业，理论研究是学者的专业，一个萝卜一个坑。有人能兼两行三行，但这样的人不多。能把两三个专业都干好的，更少。
汪先生绝不冒充思想家或理论家。他知道自己不懂政治，搞“样板戏”是被迫的。但他并非不在乎作品的思想性。汪先生在湖南的一场讲演里说：“小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以为是思想……思想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不是从哪本经典著作里引申出来的思想。是作家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独特的思索和独特的感悟。”
他坚持自己的理解，坚持自己真心相信的观点，那就是朴素的人性论。他自称“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汪先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他不讲“文化革命”是违反了什么“主义”，而是指责那场运动没人性。
没有艺术性，就算不上艺术品。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音乐、绘画，首先得美。对艺术的政治作用估计过高，把自己或者别人的作品看成斗争工具，结果不是糟糕，就是恐怖。在这个方面，中国人不知有多少教训。汪先生对自己作品的期望很实在。他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不能呼风唤雨不见得就没有社会作用。汪先生讲过：“美感作用同时也是一种教育作用……我们的青年应该生活得更充实，更优美，更高尚。我甚至相信，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
上个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不知多少中国艺术家紧跟别人的主义，写大题材，唱高调，结果他们的作品比那些主义更快过时。汪先生很幸运。他大多数作品是“文革”闹完以后写的。这时他只信人之常情，所以他的文字能引起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共鸣。
《大劈棺》是个传统戏。过去的剧本讲，庄周觉得妇女靠不住，于是装死，假扮成一个英俊少年。他的妻子马上要嫁给那个人。入洞房时，少年说头疼，要用人的脑髓医治。庄周的妻子就劈开丈夫的棺材取脑髓。庄周坐起，责骂妻子。
1989年，汪先生改写了《大劈棺》，把主题从嘲讽女性变成批评老夫少妻的做法不近人情。棺材被劈开以后，庄周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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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思量，
不是你的错。
原来人都很脆弱，
谁也经不起诱惑。
不但你春情如火，
我原来也是好色不好德。
想男女交合，
本应是琴瑟谐和，花开两朵。
老夫少妻，
岂能强凑合。
倒不如松开枷锁，
各顾各。
从今后，
你是你，
我是我。
你要爱谁就爱谁，
愿跟谁过就跟谁过。
我这就打点行囊包裹，
浪迹天涯，神游六合。
你也解脱，
我也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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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里主角这段唱，承认自己的毛病，体谅别人的心情，朴实平等，宽容大度，人情味特别浓。
袁征：不希望我的书成为“畅销书 ”
（一）
有一天，汪先生的孙女从学校回家，气呼呼地说：“爷爷的文章一点儿也不好！”
那时她念小学五六年级。老师叫学生在文学书里抄一些漂亮的字眼，准备写作文用。小姑娘把爷爷的书翻来翻去，一无所获，非常恼火：“爷爷写什么呀？没词儿！”
汪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说得好，没词儿！”
过了一会，他还自己嘟囔：“没词儿，好！”
他要的就是这个。
汪先生有篇短文，叫《惊人与平淡》，其中讲道：“杜甫诗云:‘语不惊人死不休’，宋人论诗，常说‘造语平淡’。究竟是惊人好，还是平淡好?平淡好。但是平淡不易……平淡而有味，材料、功夫都要到家。”
汪先生追求“平淡而有味”。一位作家说汪先生“寄至味于淡泊”，几乎所有读者都有这样的印象。
1987年4月，汪先生和一些作家去云南，写了一篇《滇南草木状》。花草无情，多数写草木的文章都靠强烈的字眼打动读者。汪先生却不动声色。
紫薇的外皮常常脱落。据说挠挠树干的新皮，它的枝叶会动，所以有“痒痒树”之称。汪先生写道：“昆明金殿两边各有一棵紫薇，树上挂一木牌，写明是‘明代紫薇’，似可信。树干近根部已经老得不成样子，疙瘩流秋……用手指搔搔它的树干，无反应。它已经那么老了，不再怕痒痒了。”
平淡的语言加上奇特的想象，造成了含蓄而又怪异的美。
汪先生在自己一本散文集的序言说：“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
他对自己的孩子说得更直白：“散文的大忌就是作态。中国的散文一坏于杨朔，二坏于刘白羽。”
（二）
汪先生平和，但绝对不是没有感情。
1989年秋，作家叶至诚去北京看老朋友林斤澜，汪先生跟他们一起喝酒。叶兆言先生也在座。他觉得汪先生“不仅有名士气，而且是非分明，感情饱满”。汪先生自己说过：“我的感情是真实的。一些写我的文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你们如果跟我接触得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汪先生的文笔平淡，但他并非不在乎的语言。恰恰相反，他认为文章的语言最重要。
他说过：“一个作家能不能算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在作家之林中立足，首先决定于他有没有自己的语言，能不能找到一种只属于他自己，和别人迥不相同的语言。”在他看来，要是没有与众不同的语言，根本就算不上作家。
汪先生觉得，文章的词句要像炼钢一样“炼”，直到火候足够，才有既美又自然的语言。他写道：“几位很有才华的年轻的作家很注意在语言上下功夫，炼字炼句，刻意求工，往往用一些怪字，使人有生硬之感。有人说，这是炼得太过了。我原先也是这样想。最近想想，觉得不是炼得太过，而是炼得还不够。如果再炼炼，就会由生入熟。”
汪先生举例说：“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写伐木，有句云‘大树缓缓地，庄重地倒下了’。‘庄重’不仅写出了树的神态，而且引发了读者对人生的深沉、广阔的感慨。”“阿城的小说里写‘老鹰在天上移来移去’，这非常准确。老鹰在高空，是看不出翅膀搏动的，看不出鹰在‘飞’，只是‘移来移去’。同时，这写出了被流放在绝域的知青的寂寞的心情。”“好的语言，都不是稀奇古怪的语言，不是鲁迅所说的‘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都只是平常普通的语言，只是在平常语中注入了新意，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未经人道语’。”
（三）
汪先生在日常口语里炼字，也从古代文献里淘金。
他自幼学习传统诗文，日积月累，满腹经纶。北京京剧团资料室的图书，多数他都读过。哪些书在哪里，他全知道。每天午饭后，几个编剧习惯到资料室聊一会。汪先生一进门，就去拿书，爬上梯子，一抓一个准。
剧团里的人觉得他学问大，管他叫“汪夫子”。
他的作品常常雅俗混用，肆无忌惮，却弄得天衣无缝。“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是唐代名诗的句子。汪先生随手把它放进《大劈棺》轿夫的唱段：
——————一
顶花轿红嘟嘟，
大姑娘上轿都要哭。
昨日犹是娘边女，
待晓堂前拜舅姑。
——————————————
这样的写法既用口语，又用典故，大俗大雅，造成有趣的效果。
汪先生说他有意这样混搭，制造反差和起伏：“在文风上，我是更有意识地写得平淡的。但我不能一味地平淡……我的语言一般是流畅自然的，但时时会跳出一两个奇句、古句、拗句，甚至有点像是外国作家写出来的带洋味儿的句子。”
汪先生会写旧体诗，懂得古文平仄对仗的规矩，把那些机巧溶进小说散文的创作。他说：“由于有对仗、平仄，就形成了中国话特有的语言美，特有的音乐感。”他借这样的传统手法，加强自己语言的节奏，也造成一种意境美。汪先生的小说《幽冥钟》写古寺里两棵百年老树：“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他自己说，用这样的排比，是想造出一种弦外之音，“产生古旧荒凉的意境”。
汪先生1939年离开高邮，1981年应邀讲学才回去。他写了一首诗，送给当年幼儿园里小心照顾他的王老师。这诗半言半白，把王老师踏着风琴教的儿歌也混入其中：
——————
“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
歌声犹在，耳边徘徊。
我今亦老矣，白髭盈腮，
念一生美育，从此培栽，
师恩母爱，岂能忘怀!
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
——————————
王老师看了诗歌，知道汪先生一直记着“师恩母爱”，哭了整整一晚。
（四）
一位晚辈作家说喜欢汪先生的作品。
汪先生追问：“你究竟喜欢它们的哪些方面？”
对方回答：“语言幽默，不事雕琢，似是随便写写。”
汪先生一下严肃起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别人说我‘随便写写’。其实我写东西是非常认真的……从不敢随便。”
那位作家后悔失言，说自己讲得不准确。
汪先生连忙说：“不不不，作者应该尊重读者，尊重读者的感觉”，接着不再讲话，抬头远望，琢磨怎么把自己的文章改得更好。
汪先生对自己的要求是：“凡是别人那样写的，我就绝不再那样写。”他的选题与众不同，文字与众不同，作品的结构也与众不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谋篇布局是“苦心经营的随便”。他不喜欢结构严谨的文章，觉得那太死板。
一位扬州的文学青年请汪先生看他的小说。汪先生读过文稿，写了自己的想法。其中讲道，他希望年轻作家继承“扬州八怪”的传统，别出心裁，尽量写得和别人不一样。扬州有一位大文体家叫汪中。章太炎说他的骈文“起止自在，无首尾呼应之式”。汪先生说：“呼应，是小说起码的要求。打破呼应，是更高的要求。小说不应有‘式’——模式。”
汪先生看上去随和，其实对自己要求很苛，方方面面都追求特色。
这有必要吗？特别到了网络时代，会用拼音打字，就可以称为作家。各种文章铺天盖地，个个读者一目十行。那点雕虫的精妙，恐怕没几个人在意。
但是，作家的艺术水平和读者的文学修养还要不要提高？鲁迅说，有的事情本来很重要，例如发生了暗杀。但一些人却写八卦文章，讲死者生前的恋爱之类，结果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也许粗制滥造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害处：占用了读者的时间，转移了人们对高水平作品的注意。当然，这仅仅是讲后果。更重要的是权利：写作属于言论自由，大家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五）
抱怨汪先生文章一点也不好的小孙女慢慢长大，看到好些着迷汪氏小说散文的人到家里拜访，从朝圣者的声音神态里读出他们对汪先生的敬佩。于是小姑娘喜欢跟别人说：“我爷爷是汪曾祺。”结果她常常大为扫兴：好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有个汪曾祺。
最有趣的，是汪先生公开讲，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畅销书。1990年，出版社准备再版他的书。汪先生提笔写了这样的后记：“《蒲桥集》能够再版……我很高兴，比初版时还要高兴。这说明有人愿意看我的书。有人是不愿意有较多的人看他的书的，他的书只写给少数有高度艺术修养的人看……我没有那样的孤高。当然，我也不希望我的书成为‘畅销书’。”
我们可以设想，少一点低水平的文章，人们会多看好作品，修养越来越高。但那不实际。写作自由，阅读自由。高水平的读者永远是少数。如果以畅销或高点击为荣，那很可能会满足于低层次的写作。一个作品，被什么人喜欢，恐怕比有多少人读过更重要。好些认真的作家瞧不起畅销书，汪先生也是这样。
1997年4月，汪先生发表了一封给朋友的信，里头说：“现在是商品经济时代，艺术是有偿劳动，是要卖钱的。但是在进入艺术创作时，必须把这些忘掉。艺术要卖钱，但不能只是想卖钱，而是想要精品。搞出一件精品，便是给此世界一点新东西……老是想钱，制造出来的不会是精品，而是‘凡品’。萝卜快了不洗泥，是糟踏自己。老是搞凡品，算白活了一场。生年不满百，能著几双屐。不要浪费生命。”
这可能是汪先生留下的最后一封信。
（六）
汪先生有一本《晚翠集》。他在序言里说：“我自二十岁起，开始弄文学，蹉跎断续，四十余年，而发表东西比较多，则在六十岁以后，真也够‘费劲’的。呜呼，可谓晚矣，晚则晚矣，翠则未必。”
“翠则未必”是自谦。汪先生的作品主要集中三个时期。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他写的东西还比较嫩，尝试意识流之类手法，也不算很成功。
五十年代，他编《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读了数不清的通俗作品，接着流放农村，跟乡下人混在一起，受通俗语言的影响更深。六七十年代编样板戏，语言非常老到。但那些是奉命搞的政治宣传，不可能有生命力。汪先生估计《沙家浜》能传下去，可能是知之深，爱之厚。
1980年，他改写《异秉》，创作《受戒》，大获成功。让读者们着魔的，就是他在八九十年代写的小说散文。1980年，汪先生六十岁。那是别人退休的年龄，而汪先生最好的作品，却是在这以后写的。人总会老，如果可以继续干，就不该停下来。
汪先生一辈子善良，这让人更喜欢他的作品。有人说，汪先生的文章篇篇都是精品。这有点过。没有人十只手指一般长。汪先生没有长篇小说，专写短篇。出版社叫他起草一段推荐的话，印在书的封面上。汪先生写道：“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汪先生的散文不是每篇都好，但总的来说，他的文字是现代中国散文的顶峰。
汪先生好喝酒，以“酒仙”闻名。到七十五岁，身体不好，大夫说不能再喝了，他才学乖。女儿问怎么回事，汪先生回答：“想多活几年，再写点东西。”
1997年4月，汪先生去四川参加“五粮液笔会”。那诱惑太大，他为酒厂题词：“任你读通四库书，不如且饮五粮液”，一下子破了戒。
5月初，汪先生回到北京，觉得不太舒服。家里人以为他累了，叫他好好歇几天。汪先生说：“哪有那么娇气！”继续写文章。
（七）
5月11日晚，汪先生吐血，进了友谊医院。
大夫说是肝硬化引起消化道出血，给他插了好些管子，食物都由管子往里送。汪先生不能吃，不能喝，说大夫给他戴了“嚼子”，搞得护士大笑。
5月15日，老朋友林斤澜去看望。因为饮料和食物都不能通过食道，汪先生觉得口渴，指着嘴巴说：“戒严，天安门戒严。”
护士说，头天晚上，老先生讲，这会才知道，上甘岭的军人没水喝不好过。
林先生夸汪先生思想进步了，脑子里净是英雄人物，渴了想上甘岭，烫了想邱少云，做事想雷锋。
汪先生骂他：“都什么时候了，还开心。这样的朋友不可交！”
护士说，医院给汪先生透视，脱下衣服拍片子。汪先生讲这是要他拍裸照。
除了汪先生，屋里没有一个人能忍住笑。
第二天早上，汪先生又大出血。病房里永远失去了往日的欢乐。
5月28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八宝山为汪先生举行遗体告别，没有哀乐，放的是圣桑优美的大提琴独奏《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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