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台湾省工委覆灭记
——蔡孝乾、吴石系列潜匪案侦破始末
台湾军统负责人谷正文口述
劫船离沪转进台湾
五月的风，夹带着黄浦江的潮涩气味，吹进了上海的街巷。
上海变成一处荒凉的城墟，几乎所有商店都关了门。有办法的人，早在四月二十日共军渡江之后，便纷纷渡海逃亡了；没办法的人，只能紧闭门户，躲在晦暗闷热的屋内，以空洞的眼神望向窗扉缝隙透射进来的微光。
五月十六日，毛人凤来找我谈话，他明白指出，共军渡江迄今已近一个月了，上海苦撑了二十多日，近日内即将弃守。
蒋介石下野，毛人凤忽然成为他身边最宠信的人。当蒋介石由奉化亲抵上海指挥车队时，毛人凤更是时刻随侍在侧，非常忙碌。因此，他的谈话非常简短，并且有几分专断的味道。
“局势这样乱，我只能告诉你要撤，却不能妥善照顾你们的行动细节。”说着，毛人凤吩咐随从扛了好几个麻袋进来，里面装满全新的银圆券，大概有五、六十亿元。当时最没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这些每张面额高达五十万的银圆券，往往几个人吃一餐饭，就得用上一麻袋的钱。有时候，饭馆甚至只收金条，就算有再多的钱，也派不上用场。毛人凤当然也很清楚这种情形，他给我们银圆券，与其说是协助我们撤退，倒不如说那是一个上司忙碌中仍不忘关怀部属的一种表现。
他在离去前，语带玄机地交代我说：“如果你觉得银圆券没用处，就善用你们的枪弹吧！”
这一次，由我负责带领逃亡的人，包括年初从北平南下的九十余人、保密局上海稽察处干员及其家眷共两百余人，因此，我们需要一艘大船。但黄浦江面的船影变少了，而且都是些小船。
正当我与李汉一坐在江岸码头石栏上发愁之际，一艘现代化（在当时而言）的大型渔船从东面海口缓缓驶近。它在水面悠然行进，似乎并不理会上海的战事。当它靠得更近时，我清楚地看出船身上的几个英文字——洛杉矶号远洋渔船。原来，它是美国援华计划中所赠送的一艘设备新颖的渔船。不幸当它辛辛苦苦横越太平洋，初抵上海，就被我们看上了。
“真是一艘好船。”李汉一以赞赏的语气侧着脸对我说。
“是呀，这些好心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竟然是强盗横行……。”
当天晚上，我带领一百多名干员，每人携带卡宾、左轮各一把强行登上泊于深水码头边的洛杉矶号。出面交涉的美籍船长，是一名满脸落腮胡的棕发大汉，大约五十多岁，即使面对我们的武器和蛮横的态度，他仍洒脱地叼着烟斗，不卑不亢地与我们交涉。
“看你们行动起来很有纪律，绝对不是普通的强盗。”他说话时脸上总保持自在的笑容。
“你说得对，我们不是强盗，我们是国民党的情报人员，但是，今天晚上我们非常需要这艘船。”在当时，我的英语能力还不足以与美国人交谈，这些话只能由上海稽察处一名略通英语的干员代为转达。
“你们既然是国民党，这艘洛杉矶号就交给你们好了，只是，你们应该填写一张单据给我，好让我上了岸，能够找到你们的政府补办交接手续。”
“我来写。”说着，我拿出笔来，在船长交给我的一张英文表格上写着：兹因任务需要，接收美国援华渔船洛杉矶号一艘，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上校特勤组长谷正文，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二十一时于上海黄浦江深水码头。
于是，我们拥有了洛杉矶号和冰藏在冷冻库里的大螃蟹。
看见这一箱一箱的鲜肥美食，一名上海稽查处的干员不禁兴奋地叫着：“很久没有尝到海鲜的滋味了，这回，一定要吃个过瘾！”
“总不能老是吃螃蟹吧！”我说，然后派命这名上海老饕：“毛局长要我们在江上待命，因此，我们需要充分的粮食，找来半个月两百人分白米的这件任务就交给你来办。”
他听着，搔搔平短的头发，默默地下船去执行他的任务。当然，徵取白米、食油和燃料，也只能依靠卡宾枪和左轮。
依照毛人凤的指示，我们把船暂泊在黄埔江心待命。这时，我看见刘金梅静静坐在装满银圆券的大麻袋上，表情十分机警。
“都逃难了，还像个守财奴的样子。”我走到他的跟前，故意调侃他。
“这里有几十亿银圆哩！”
“到了台湾，恐怕只是一堆废纸。”
刘金梅听了，若有所思，没有搭腔。
“来吧！”我说：“何不趁着这个机会，做一件潇洒的事。”
“什么事呢？”刘金梅不解地问。
我没有回答，迳自将麻袋打开，拿出一叠银圆券，奋力将它掷向空中。银圆券散开后，一张一张地，在空中轻盈飘荡，然后洒落在江面上。
刘金梅会意地笑了，他也跟着我，把一叠一叠的银圆券掷向空中。这时，几名好事的组员也走过来帮忙，顷刻间，空中、水面都飘满了纸钞，那景致很壮观、很优美，但也弥漫着一股令人感伤的气氛。
五月二十一日，船上的电报终于收到毛人凤下达转进台湾的命令。
别了，上海，别了，中国。
我站在舷上，回望着逐渐渺远的上海市景和它的倒影。由于行船的速度远较飞机缓慢，容易使人深深沉陷在告别家园的复杂情绪之中。当出海的汽笛响起，许多人竟不禁默默地落下两行眼泪。
抵台首度掌握肃谍契机
第三天早上十点钟，洛杉矶号缓缓驶入基隆港。泊定后，首先映人眼帘的是三艘小贩的舟子，像赛舟一般向我们争先划来。
“香蕉！”
“凤梨！”
这几个小贩头戴竹笠，吆喝起来劲道十足，在这次难民潮中，他们大概发了一点小财。
若是台湾又被攻陷，这一点小钱又有什么用？想着，脑海里不禁涌现那漂满五十亿银圆券的黄浦江面的景象，这时我笑了。到了三十八岁，我想，因感觉人生无常而微微一笑，算得上是一种正常的反应。
登岸后，走入紧临码头的基隆市区，我感觉已经很久很久不曾呼吸到这种毫无战火味道的空气了。我开着随船运来的一辆美制吉普车，以漫游的心情驶向台北，沿途，两面矮丘绵亘，路上车辆稀少，闷热的六月山风从挡风玻璃的大破洞吹袭在我身上（这辆吉普车是逃难前两天在上海街上找来的，挡风玻璃虽然被打破了一个大洞，但引擎性能还算良好），我这个北方人一时不能适应，除了头脑觉得昏昏沉沉之外，全身更是汗水淋漓。
不过夏天虽热，算一算，至今我也在台湾度过四十四个夏天了。
抵达台北火车站时，其他搭火车的组员、家眷已经在站前广场等候许久。我们在西门町共包租了中台、山叶两家旅社，才勉强挤下两百多人。
第一夜，由于闷热和拥挤，大部分的人都失眠了。
第二天早上，保密局台湾站站长林顶立出现在我的房门外。
“谷组长，久仰了。”他说：“我听白世维（原任北平市警局副局长，当时则担任高雄市警察局长）提起过，抓匪谍属你最有办法。”然后，他又不着边际地胡乱寒暄起来，他的话很多，但大抵流于虚夸。
由于过盛的热情、交浅言深和言辞虚夸的态度，这一位将来在肃清共谍的工作上可能关系密切的新同僚，给我的第一印象相当失败。
林顶立住在西门町成都路、康定路口，他的家看来活像一艘军舰。据说，这栋造型奇特的建筑，原是日据时代海军情报部官舍。至于林顶立如何成为这栋房子的主人，我并不清楚。
第二天，我依约抵达林顶立家中，一进门，客厅里已经满满一桌子酒菜等在那儿了。这个人讲话夸张，连桌上的酒菜也显得过于排场，不过才两个人（我和林顶立两人用餐），桌上却摆了十几道菜肴。
林顶立的肚子并不大，不过，他喝酒却很海量，看他面不改色地往肚子里灌酒，我真怀疑那么多酒精和水分，到底装在他身体的哪个部位？总之，开席不到三十分钟，他已经喝了三瓶特级清酒。
对于爱吹牛皮的人，酒精最能助兴，所以，此时林顶立的嘴巴。就像连珠炮一样，停不下来。这一顿饭，绕着生蚵与男人性能力的话题上吃了三个多钟头。最后，我觉得再这么瞎扯下去，恐怕到天亮也谈不出什么正经事，因此，我不得不在他眉飞色舞的时候，扫兴地把他的话题截断。
“台湾站目前有什么肃清匪谍的计划没有？”
林顶立听我突然这么问，两只瞪大的眼睛好像触了电一般木木地凝视着我，许久，才恢复先前的灵活，然后，他以笃定的口吻说：“彭副司令（即彭孟缉，时任保安副司令）认为台湾没有共产党，我的看法和他一样。”
就这么一句话，便答得我心灰意冷，我顿时觉悟到，将来在台的肃谍任务，只能靠自己了。于是趁着林顶立打了一个哈欠，我赶紧抓住机会说：“感谢林站长的招待，我看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告辞的情形，我想，以落荒而逃来形容那种狼狈样，一点也不夸张。
翌日起，林顶立便带着我，从基隆一路往南拜会到屏东。
高雄站站长黄昭明，他早期曾是毛泽东担任农民讲习所所长时代的学生。依我日后共事的经验，我觉得他的能力要比其他组负责人如桃园黄朝君、台中林文凯来得干练一些。
我私底下曾大略分析过，黄昭明日后在协助我肃清共谍的任务上表现之所以较其他人出色，除了他本身曾经参与共产党之外，他的人际关系和他的知人善任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民国三十八年七月，毛人凤随同蒋介石前往重庆视察，这是蒋介石最后一次踏上中国大陆土地。一个星期后，他们冒着共军猛烈的炮火，搭机飞返台北。
“西南也保不住了。”毛人凤返回台北第二天，到西宁北路特勤组办公室来找我，他一脸忧戚地说：“大好河山，如今只剩台湾一隅……。”
然后，他以国民党情报单位最高负责人的身分，约略分析国共情报斗争的胜负优劣，他说：“自戴先生遇难之后，除了在北平一地破了几个大案之外，其他地方，对付匪谍，全都一筹莫展。你对付共产党最有经验，因而，台湾能否保得住，除了依赖海峡屏障外，肃清匪谍的工作也很重要，你要负的责任很大。”
毛人凤如此抬举，使我不知如何搭腔。
不过，我认为，毛人凤的话，确有几分道理。依我初抵台湾时陪同林顶立拜会全省各组的经验看来，如果不能由我主导肃谍工作，光靠请客吃饭上酒家这种土方法，日后的肃谍工作终归还是要失败的。因此，听了毛人凤的勉励，我的脸上并未展露出他所预期的喜色。
“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就直说，如果说得有道理，我会支持你。”
“毛局长的分析，大体上是很有道理。”我说：“可是，我恐怕负不了这个责任。”
“你不想负责任吗？难道气馁了？”
“不是不想，对共产党的斗争我是不会气馁的，只是，我不敢苟同局内大部分同僚的做事方法，正如以前在大陆上不敢苟同许多其他同僚的做事方法一样。”
“那么，你的意思呢？”
“如果，无法改变局内同僚的做事态度，肃谍工作恐怕就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既然知道会失败，倒不如就此撒手，何必再做无谓的挣扎。”
“你原本并非是个消沉的人吧？”
“我不是消沉，只是接受现实。反过来说，其实要守住台湾，比守住大陆简单多了，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主导肃谍工作，我想我有把握抓到大部分匪谍，并使那些没有抓到的匪谍起不了作用。”
毛人凤若有所思地点头，然后淡淡地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会考虑。”
十天后，毛人凤突然匆匆忙忙赶到我的办公室，那时，因为我到基隆河圆山中山桥下垂钓，并未交代行踪，以至让毛人凤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地等了一个多小时。当我于中午十二点多回到办公室时，毛人凤又急又气，劈头训斥我说：“再晚一个小时回来，就要被枪毙了。”
“怎么回事？”
“你去哪里？也不留个话，差点误事了。”
“什么事这样紧急呢？”
毛人凤说：“总裁（蒋介石当时仍未正式复行视事，故以国民党总裁头街称呼）非常震怒，找我们开会。”
“什么时候？”
“下午一点。”
原来，政府迁台之前，台湾岛内的肃谍工作主要由保安副司令彭孟缉负责，民国三十八年初蒋介石曾召见彭孟缉，询问有关共谍在台活动情形。
“共产党在台湾的活动不成气候。”彭孟缉笃定地说。
可是，到了七月中旬，有人把一分共产党的宣传刊物《光明报》呈交给省主席陈诚，证明了共产党在台的秘密活动极为活跃。当陈诚带着这分极尽嘲弄国民党之能事的公开刊物面报蒋介石时，蒋介石顿时气得青筋暴露，大骂彭孟缉不中用，随即下令召集当时三大情治机关——保安司令部、保密局、调查局负责人及负责侦缉共谍的重要干部，于次日午后一点钟前往士林官邸开会。
由于我在军职上只是一名上校，因此，抵达官邸后，只能坐在大会客室的藤椅上静候会议的结果。
三点钟，陈诚、毛人凤、彭孟缉和季原溥（调查局长）从会议室走出来，每一个人都神色凝重，不发一语。无疑地，事态非常严重了。
车子穿梭在中山北路翠绿枫树的叶荫下，我和毛人凤一同坐在后座。我告诉毛人凤说，高雄组长黄昭明手下一名小组长林建魂，颇了解渗透的奥妙，前一次我到高雄的时候，他正准备渗透进入炼油厂的工会里面。林建魂曾说：“依我的判断，炼油厂工会是共产党一处重要的活动据点。”
“林建魂大概已经渗透进去了。”我说：“或许从他身上可以得到一点《光明报》的线索。”
毛人凤对我的工作一向并不细究枝节，因此并未质疑我南下高雄的必要性。“到会计室拿两千块，要南下，就快一点吧！”
那时候，国家真的很穷，保密局是一个中央级的情报单位，但是当我前往提款时，竟然听到这么一句话：“这里只有八百元。”
结果，我只能提领五百元出差。
这一次南下，虽并未立即得到关于《光明报》的具体线索，可是却意外掌握到了台共高雄支部的重要线索。日后，高雄地区许多共谍案，大抵都是循这条线索抽丝剥茧一一破获的，在这些案子里头，林建魂帮了我很大的忙。
当我从高雄返回台北，我的同僚牛树坤、张西林知道我身上出差费尚未用完，因此起哄要我请客。我们在中华路一家北平饭馆点了几道好菜，结果却无缘享受这顿饭菜。
“你去高雄的时候，警备队抓到四名持有《光明报》的台大学生。”上菜前，牛树坤说。
“什么？结果呢？”
“四个都说报纸是在路上捡的，被傅斯年（台大校长）保回去了。”
“走吧！”我起身走向停在外面的吉普车。
“去哪？”
“去台大抓人，这案子一定破的。”
《光明报》事件
约谈四名台大学生的过程之前，我必须预先表明当时我对台共分子的态度。
“在台湾，真正了解共产主义的人很少，年轻人加入共产党，往往只是一种盲目热情的产物。”这是我依据自己的经验所做的一个假设，而假如这个假设成立的话，我就有把握将未来的敌人一一变成朋友。化敌为友，是我在国共情报战场最常使用的一个方法，我甚至认为，它是情报工作上唯一的一条游戏规则。
当四名学生知道还要再度被约谈，反应都是一样的：“我不是说过，报纸是捡到的嘛！”
“捡到的？去哪里捡？”
“校（台大）外马路上。”
“路上就有得捡，那么带我去捡一分怎样？”
四名学生听了这句话，一时之间都说不出话来，只得无奈地坐上我们的侦防车。回到延平南路一三三号新办公处，学生们变得比较镇定，也许，他们在车上已经想好应付的办法了。
当时我并未采用隔离侦讯，因为我认为他们只是四根鸡毛，无须急于笔录犯罪口供，然后将他们移送邀功；相反地，我甚至想替他们脱罪，如何顺利破案而又同时保护这些年轻人不受伤害，便成为我所面临的最重要课题。我明白告诉他们：“假如我们是朋友，我想我很清楚如何帮朋友忙，说明白一点，我有把握让各位度过这一次灾难。”一
“谷先生的话说得严重了，捡到一分敌人的宣传刊物不应该算是一种灾难吧？”率先答话的学生叫做戴传李，在四名学生中，他的资格似乎比较深，从一开始，三名学生的眼神便经常不自主瞟向他的身上。
我简单翻阅了一下他的资料，知道他是台大法学院学生，台北市人，二十四岁。接着，我决定采取聊天的方式进行侦讯，这种方法至少可以模糊敌我意识，运气好的话，还可以从对方无意间流露出来的某些话题切入，掌握住重要线索。
“在台湾，能够考上台大，很优秀。”我藉着“台湾大学”个话题探知戴传李的家庭背景，他来自台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亲是实实在在的小生意人。他有一个妹妹从小被送入蒋渭水家中当养女，叫做蒋碧玉，另外，还有一个妹妹戴芷芳在基隆中学合作社当雇员。
“你们都看些什么书？看不看共产主义的东西？”
“不看，看那有什么好。”
“年轻人不应该心存偏见，我倒认为各位应该找几本马克斯或者恩格斯的重要着作来看看。”
四名学生都把我当做三流的侦讯人员，以为我要用这几句话来套他们。不过，他们却不明白，自己将面临一次长达十多小时的无边漫谈。
“各位不看马克斯，那么，平常都看些什么书？”
戴传李表示，他最爱读施耐庵的《水游传》。这时候，我突然灵机一动，把早年在中央政治学校从法学教授萨孟武那里听来的一则有关《水浒传》的分析拿出来活用。
“你记得《水浒传》第十六回的回目吗？”我明知一般人读章回小说，不可能熟记回目，因此，我故意这样问，只是想让对方陷入一种头脑空白的状态。当一个人头脑空白的次数越多，那么他的警觉与机智便会相对地减少。
戴传李很费力地记忆着，但最后终于放弃了，他说：“想不起来。”
于是我说：“《水浒传》第十六回：杨志押解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所讲的就是一种很典型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社会现象，在故事发生的时代——宋朝；在作者生活的时代——元末；乃至于现代，几乎都不曾改变过……。”
正当我想切入重点的时候，坐在我正前方的法学院学生许远东忽然放了一个大响屁，然后双手抱肚，脸色极为难看。
另一名法学院同学吴振祥替他求情说：“许远东感染痢疾，能不能让他休息休息？”
此时，我已将心理攻势的焦点摆在戴传李身上，因此，并不介意许远东病遁。
我说：“青面兽杨志是一个有才艺而且为人正派的青年，算得上是一个社会中的优秀人物，但他就是没有办法出头；智多星吴用学问很好，点子也多，遗憾的是，这个文弱的知识分子一直没有足够力量去执行他心里的点子，顶多只能开个学馆，教教学生。然后是赤发鬼刘唐，这个人消息非常灵通，同样地，他也无法独力劫取十万金银。但是，这些『没有用的人』，一旦结合在一起，竟成为一股令官方十分头痛的力量……。”从讲起《水游传》之后，一直到深夜十二点多，我们都没有再谈到任何有关《光明报》或者共产党的事。
十二点半，服用抗生素后，许远东又被送回侦讯室，他的精神显然已经恢复。
经过六、七个钟头的漫谈，学生们的戒心已经松懈下来，显然地，我终于可以切入主题了。
“我不清楚各位是隶属于共产党哪个支部，不过，我倒很明白，各位仅仅是杨志、吴用、刘唐罢了。”在毫无预示的情况下，我用非常肯定的语气，指出四名学生皆是共产党员。
除了许远东的表情比较凝重外，戴传李、王明德和吴振祥都同时流露出颇有同感的笑容。
我的漫谈攻势发生效果了，接下来，我便可以大大方方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跟学生们讲述当年对共产主义由热情转为失望的过程，然后说：“各位都是优秀青年，在人道上我无权主宰你们的生与死，但以法律而言，我不得不提出警告，诸位目前确实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位，我看只有你们自己能够帮助自己了。”
这时候，已经凌晨五点钟了。
“你给我一个可以信赖的印象，这点和前一次那批政府特务（指警备部）给我的印象很不一样。”戴传李说着，同时向王明德、吴振祥瞅看了一下，在得到他们认可的眼神之后又说：“我们并不想死！”
“只要你告诉我《光明报》是怎么来的，我自有主张。”我告诉戴传李等人，我将从笔录着手，让四人不受重罪：“我不敢说你们可以完全无事，但顶多只是交付感训，两、三个月的日子并不会太难过。”
“好吧！”戴传李说：“不过，你也要帮忙我妹妹戴芷芳脱罪。因为，《光明报》就是她拿给我的。”
经过戴传李的自白后，我大致明白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本身就是一名资深共产党员，他担任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并在该中学里安插了许多随国府撤退来台的共产党员担任教师，如罗卓才、张奕明，此外还积极在校内外吸收成员。而《光明报》便是基隆市工委会的宣传刊物。
我依照承诺，在笔录上将戴传李等人加上了“涉世未深，误信共党宣传，经约谈后幡然悔悟，态度诚恳，并提供具体线索协助破案”数笔，俾使四人逃过这次灾难。
第二天，八月十四日下午，我到局本部报告侦办成果：“四名学生已经招供，明天凌晨行动，明天一早就可宣告破案了。”
“听说你把四名台大学生释放掉。”坐在毛人凤右前方的副局长潘其武说话时，故意以他浓重的福州腔讥讽我自作主张：“不合适，这样做不合适哪！”
毛人凤并不理会他，而为我打气说：“别叫这只大公鸡给逃掉。”
凌晨三点五十分，天色黑鸦鸦一片，我亲率三个行动小组荷枪实弹冲进基隆中学，第一小组由我带队，直捣校长宿舍逮捕钟浩东；张西林和牛树坤分别带领第二、第三小组搜查印制《光明报》的器材及其他共产党宣传资料。
二十分钟后，我将钟浩东太太蒋碧玉带到印报器材前面，钟太太眼见大势已去，并未进行反抗与辩驳，只是淡淡地说：“这次我们输了，我想我是难逃一死，不过，能够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会瞑目的。”
经过三天三夜的侦讯，我们一共先后逮捕了四十四名共谍及涉案分子。其中共有钟浩东、罗卓才、张奕明等七人被依“蒐集军政情报，开展兵运工作，俾便于匪军来犯时阵前策应，协助登陆”之叛乱罪名处以死刑，其余三十六人则分别被处十五年、五年、一年及交付感训的判决。
令我颇感安慰的是，戴传李兄妹及其他三名台大学生仅被处以交付感训最轻的处分，而且并未入狱。
“捉放曹”计诱捕台共副书记陈泽民
蒋介石太兴奋了。整个《光明报》事件从开会到侦破，才不过一个多礼拜。这是政府迁台后，国共首次斗争，国民党胜利了，而且一举瓦解了基隆市工作委员会。
总裁大悦，毛人凤不但脸上有光，当他从官邸报告回来的时候，双手还抱了三十万奖金（民国三十八年的三十万，数目大得可以叫人两眼发直）。其中，十万是破案奖金，二十万则是保密局迁台后第一笔经费。提到这二十万经费，我必须简单说明一下民国三十八年一至八月保密局的尴尬处境。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下野，三天后，原保密局即被代总统李宗仁依法解编，另由徐志道成立一个为数七十五人的小型保密局。不过，除了少数人拿了编遣费回家自谋生路之外，大约有三干名同僚并不愿离开原工作单位，于是，我们就变成了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地下保密局。由于正式官印已经由毛人风交接给徐志道，而办公又不能没有官印，我们到上海之后，便买了一块旧铜，找了一名刻印师傅仿刻了一枚官印。这枚假印，一直沿用到三十九年蒋介石复行视事后，才取得了合法性。而在这段地下化期间，政府根本没有编列预算，因此，从二月至八月整整半年期间，我们三千多人没有薪水，每个月仅由会计室依同僚的家眷数分发适量的白米及少量的黄豆，每日三餐，就这样白米饭配腌黄豆过下来了。有了二十万工作经费，同僚们才终于又有薪水可领。
毛人凤拿到钱，第一件事就是到延平南路来找我，他把钱摊在桌子上说：“总裁当我面夸奖你，他说你办得很漂亮。”然后，他问我要多少奖金？
我没正面回答，只表示，如果把钱留在局里，有助于日后办案，我甚至不要奖金。
“这样吧，给你两万，你自己决定留多少钱我不管，但要记得让一同办案的组员服气。”
这一次协同办案的组员，连同我在内共有九人，我自己分得三千，其余八人各得两干，所余一千元则充作组内基金，用以改善组员伙食。
记得在侦讯钟浩东的时候，他曾经问我一句话：“老郑怎么样？”这句无心的话，立刻引起我的兴趣，我直觉他的层级一定比钟浩东更高，钟浩东是县市级委员会的负责人，那么，老郑可能就是省级的负责人。
“老郑？老郑是谁我不知道。”我告诉钟浩东我是个老实人。
“哦！原来你还不知道，那我们就不谈了。”
我觉得钟浩东倒天真得可爱，于是我笑着说：“你不谈，我可要谈呢！”
不过，钟浩东到死都没有说出老郑究竟是谁。这点我倒是不急，因为我认为，从别人的口中，一样可以探出老郑的线索。就在钟浩东案侦讯到一半时，高雄组长黄昭明来电话了。他说，林建魂渗透进入共产党高雄市工作委员会，并在一次秘密会议之后，捉到此一工委会的工运负责人李汾。
他说：“这个人抵死就是不肯合作，你比较有经验，快来想想办法。”
“他现在在哪里？”
黄昭明说：“火车站前苗圃一辆公卖局的车子里。”
这天深夜，我见到了李汾。这名四十多岁的男子，体形相当壮硕，短衬衫底下裸着一双结实有力的臂膀，看来是一名典型的刻苦工人。他的额上，有着三道深刻的皱纹，两颊间的法令纹并不对称，下唇由于经常噘盖上唇，显得特别厚大，整个脸上的轮廓，予人一种极为愁苦的印象。然而，从他飘忽不定的眼神，总又觉得他实非一个有思想的人。于是，在我心里，我假设他是一个专注于利益的人。
初时，他是沉默的。不过，经过我以客观情势分析他的利害关系之后，他开始说话了：“什么？你说我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并不会有事？你自己能相信这笑话吗？”
“你少听了一句话，你不但要承认，而且要跟我们合作。”
李汾对合作两个字颇感兴趣，他那原本被愁眉紧压得眯成一线的双眼，顿时光亮了起来。他表示，既然我曾经是共产党员，又为什么要背弃它？他问我：“它现在是得势的政权，台湾终究会被解放。”
“我了解你的心情。”
“不，你怎么了解？我没房产、没地产，每日在铁工厂上工，以后怎么办呢？难道叫孩子们还要跟我一样做一辈子苦力，没出息？我看共产不错，日子好过一些。”李汾说着共产，不知不觉兴奋起来。在他的脑子里所谓的共产，大概就是把有钱人如陈启川、辜振甫、林挺生的财产拿来充公均分吧！
由于他的思想天真得过分，我并未与他进一步讨论思想方面的问题。我只是威胁他基隆市工委会已经破了，我们得到许多宝贵的线索，依我的经验，台湾共产党并不会存在太久。
“或许在你们破坏台共之前，台湾就已解放了。”
“如果你这么想，也许就活不过下个月了！”我的话虽然是威胁性的，但也并不夸张：“毕竟你现在在我手中。”我们的谈话就此打住了，我认为李汾嘴里虽还坚持共产党日内解放台湾的论调，但心里已经妥协了，于是我把他释放了。
黄昭明对我的作法颇不以为然，他担心我会功亏一篑，抹煞了他所立下的功劳。
“抓一个李汾干嘛？将整个高雄工委会瓦解掉才过瘾。”
“你把他放走，不要说高雄工委会，就连李汾都没了。”
“别急，钓鱼要有耐心。”
“那我们该怎么办？”
“等吧！”我因此暂时在黄昭明家中住下，等待李汾回来报告好消息。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李汾就是没出现，黄昭明越来越没信心，总是一肚子牢骚。
没想到，我刚一回到台北，黄昭明就又来电话了，他说李汾回来了，要我赶紧南下。“大鱼快上鈎了。”在电话中，他的语气相当兴奋。
我于是又匆匆赶搭火车前往高雄。李汾说，十月三十一日有一个重要会议，他的上级约他当晚七点钟在高雄市农会门前会合。
十月三十一日，我、黄昭明、李新明、李汾与高雄组另外一名干员先行前往农会附近埋伏。农会前有一棵大芒果树，我灵机一动，指派李新明躲在树上，然后叫李汾在树下徘徊等待。
大约一个小时后，一名四十二、三岁的男子出现了，他机警地走向李汾。这时，李新明从树上跳下来，正好骑在中年男子的脖子上，我们立刻上前协助将他制伏。
“你把我出卖了。”他面向李汾淡淡地说了一句，然后就不再说话了。
他，就是高雄市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暨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陈泽民。
守株待冤逮捕台共头子蔡孝乾
案子办得越多，我便对我的犯人越来越客气了。但是，黄昭明则不以为然，以前他没办过什么大案子，得失心太重，因此，陈泽民就逮之后，他几乎乐昏了头。在台湾站各组之中，我之所以对高雄组及其负责人黄昭明有较高的评价，便是这个人在个性上有其可爱之处。以这一次讨论如何侦讯陈泽民的个案而言，他有自己的意见，但同时也能虚心接纳别人的看法。他听完我的“上宾计划”后，只是莞尔地说：“还是你说得对，我实在太着急了。”
他依照我的计划，将自己二太太的房间腾出，让陈泽民住下。
陈泽民住进黄家的第一天，受到两位黄太太待以上宾之礼，似乎有点受宠若惊。在第二天接受侦讯的时候，这位身形高□削瘦的男子用温文儒雅的语气表示【析世鉴：□字，左为“身”部，右为“兆”字。】，他原以为失风之后，一定会惨遭严酷刑罚，因此，已预先想好了一套巧妙的供词，既可以免除皮肉之苦，还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责。他说：“结果，却这样享受。”
“打你做什么？”我告诉他，消灭台湾共产党并不需要打人，甚至杀人。
“你的想法有点奇怪，做情报好像在游戏。”
“只要能完成任务，态度何妨轻松一点。”
我们闲扯了一个多小时，才正式谈到台共的主题。陈泽民态度很坦率，不过，他的供词，大致上只是他自己参加共产党及如何奉派潜入台湾活动的过程，对于他所领导的组织和他的上级，他总是小心地闪避过去。
“你不想讲自己以外的事，我也不会逼问你。”我说，语气极为诚恳。
陈泽民半信半疑地笑了笑。
“当然，我还是有办法让你说出来我要的线索。”
“这话矛盾了。”
“不矛盾，我只是问，但不会逼问，因此，你可以回答一些不致让你良心不安的问题。”于是，我拿出在农会前逮捕陈泽民时从他身上搜出的那本记事簿，问他上面所载有关“老郑”的问题。老郑这个名字，钟浩东提过一次，如今又出现在陈泽民的记事本上。我推想，他一定是台共组织中数一数二的角色。
不过陈泽民到底还是不肯详谈这位神秘人物，他只说，见过老郑几回面，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是有双精明的眼睛。
自毛人凤从官邸领回了三十万奖金后，许多撤退后赋闲在台湾各地的保密局同僚，认为特勤组有钱可赚，纷纷请谓过来“协助”。于是，当我打高雄押解陈泽民返回台北时，突然发现我的单位多了十几个人。“一羣兵油子（意指军中的老油条）！”我心里想，依我的经验，在北平时代，真正能够帮上大忙的人，大都是我亲自吸收的。因此，我对人事处随随便便往特勤组塞人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这些人帮不上忙还不打紧，我深怕他们误事。”我向毛人凤抗议。
“如果依你的意思，你会怎么样？”
“我一定采用本地人。”我说，随政府来台湾的人对台湾的一切皆感陌生，一点关系也没有，执行任务远不如台湾本地人来得顺手。
毛人凤沉吟了半晌，点点头说：“好吧，我让林顶立派几个人给你。”
过两天，林顶立带着五、六个人到我办公室来，他说这几个人都很忠心，很讲义气的。
但是，当我听到这些话时，心里忍不住窃笑，因为林顶立带来的人，一个比一个老，较年轻的少说也有四十岁，年纪较大的都有五十多岁了。忽然，我谐谑的个性作祟起来，脱口而出说：“林站长，能否请你闭上眼睛？”
“干什么?”
“想像五、六个拄着手杖的老头子，卖命追逐一个年轻人的可笑模样。”为了不得罪其他人，这句话，我是靠着林顶立耳边讲的。
林顶立开始时有点生气，稍后便大笑起来。他摇摇头说：“拗不过你，你自己到我的站里来选吧！”
我一共选了三个人：张清杉、陈阿土和翁连旺。
张清杉，台北县淡水镇人，当时只有二十岁，是一个很有精神、反应很快的小伙子，在后来的各项任务中，他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陈阿土和翁连旺年纪稍长，表现虽不若张清杉那么出色，不过，客观说起来，他们的成绩也是令人满意的。
庄西是另一位对我非常有帮助的人，他原本是保安司令部审讯室上校主任，颇有才气，能力也强，对台湾的共产党有着深入的研究，但是，他却好喝酒，往往几杯黄汤下肚，说话就没遮拦了。有一回，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他把自己灌得醉醺醺的，然后在保安处办公室喧闹起来，在他叫嚷的话里头有一句：“再这样打混下去，共产党来了大家只好一起跳海罗！”
保安处科长李葆初很不高兴，向上面打小报告，说庄西思想消极、毁谤领袖。在当时，后面四个字的罪名可大可小，如果蒋介石知道了，心里不高兴，一句话就可以把他枪毙了。
当我物色本地组员的时候，庄西正好囚禁在特勤组办公室后面的看守所。我已经忘记是为了什么，突然灵机一动，认为看守所里的犯人也许会有可用之才，于是我到看守所，把凡是懂得国、台语的人找来谈话。就在这个时候，庄西的学问及对共产党的认识留给我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决定把他选调到自己组内工作。
在我大量起用本地人重组特勤组之后，在侦讯时，庄西的表现非常专业，他能以典雅的台语与犯人沟通，以娟秀的书法笔录口供，然后再以清晰的国语中肯地向我报告侦讯的内容。所以，很快地，他成为我问案时最重要的助手。
在我物色人才重组特勤组的同时，对陈泽民的侦讯并未中断。从他的口中，我又听到了老郑这个名字，并且套出了他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号的住处。这时候，已经十一月中旬了，当天晚上，我带着张清杉（曾于民国五十一年率一突击小组企图渗入大陆，不聿失风被捕，在大陆遭受十三年的牢役）、翁连旺等人埋伏在泉州街老郑住处四周，等候老郑人瓮。但直到东方天际现出一线曙光，老郑还是没有回来。
“看样子，今天老郑是不会来了。”我说，心里却反倒轻松。
“这个地点正确吗？”翁连旺问我。
对于这个地址，我很有把握，至少我认为，它是老郑在台北许多藏身地点的一个，不知道哪一天，他一定会回来。因此，我决定派一个人长期埋伏在泉州街二十六号。
“我来！”张清杉兴致勃勃地说。
我本来也是属意于他，因此，交给他一把手枪和一腰带子弹，并交代他：“尽量少出门，如果必要外出，一定要选在深夜无人的时候。”
张清杉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在当时，一般住家房里只有一盏灯，人们要在哪里活动便提着灯走到那间房里。因此，张清杉进驻泉州街二十六号的时候，便把灯摆在身旁，一旦有人进屋摸黑找灯的时候。便可轻易将他捉住。
十一月过去了，老郑依旧杳无踪影。十二月，张清杉仍无所获。
三十九年一月一日深夜，张清杉正要入睡，忽然听到某种细碎的声音，然后，有人从后院开门。张清杉默不作声，悄悄走到客厅的桌边，躲在桌子底下。
敲门的人机警地从后院绕到前门，开门进屋后，又非常谨慎地把门扣上。他摸黑走到桌前，把灯打开。就在这个同时，张清杉从桌子底下冒了出来，拿着手枪对准来人的脑袋。
“我等你好久呀！”张清杉笑着说。
这个神秘男子化名叫做老郑，本名蔡孝乾，他是台湾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房里突然光亮起来，蔡孝乾眯着双眼，勉强开口问张清杉：“你等我干什么？”
张清杉仍旧保持幽默的口吻反问：“那你躲着我干什么？这么久都没回来。”说着，他示意蔡孝乾举起双手，然后用预先准备好的手铐将他铐上。
当时，蔡孝乾是一个相当自负的中年男子，在他心里，总认为中国共产党很快就会将奄奄一息的国民党赶入海中，而在解放台湾的任务上，居功最大的，无疑地便将是蔡孝乾本人。他一直无法相信自己竟会落入国民党手中这件事。
张清杉逮捕蔡孝干的时候，我正在川端桥（即今之光复桥）下钓鱼。这时，发生了一件很巧的事，也就是在蔡孝乾被逮捕的同时，我钓到了一条大鱼。
“谷组长，张清杉回来了！”正当我为了没有够大的篓子放置大鲤鱼而发愁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
由于前一次钓鱼未报备行踪，以致于蒋介石召集开会险些误事，这次我已经事先交代过：“在川端桥下钓鱼，如无要事，切勿打扰。”听到“张清杉回来了”这几个字，我的心脏猛跳了几下，喃喃念着：“难道老郑这条大鲤鱼真上钩了？”
回到延平南路，第一眼看到老郑，竟意外地非常眼熟。当然，他的脸孔对我而言是陌生的，只是，从他浑身上下所散发出来长征老干部特有的傲慢，我在一一五师期间看过太多了。老郑见到我，用轻微的台湾国语向我抗议我们的逮捕行动不合法。这是我所见过第一个参加长征的台湾人。
“没想到你参加过长征。”
“你怎么知道我参加过长征？”
我明白告诉他，他身上那股傲气，便是长征干部的特殊标记。他看看自己的装扮——笔挺的高级西服，搭配着一条花色鲜明的领带，他对自己的仪表感到非常满意。这时，他把双手伸平，皱着眉头说：“我不习惯被人铐着手铐说话。”
我向张清杉要了钥匙亲自为老郑解铐，并与他聊起长征往事。我并不期望这种友谊攻势很快就能收买蔡孝乾，因为我了解，他和台大四名学生不同，他的党龄很深，党性很强，在我找出他的真正弱点之前，友谊攻势的效果是有限的。不过，我并不心急，只要他——我直觉他若不是台共的头号领导人，至少也是领导人的左右副手 ——在我手中，肃清共谍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了。
一个人说话是不是诚恳，从他的双眼大致上可以看得出来。而蔡孝乾落网后的最初几天，应讯虽然大方，但是眼神却闪烁不定，所说的内容大抵不着边际，这点，我暂时不与他计较。从第一眼印象，我便假定他很注重物质生活，这种人，如果能充分满足他的物质欲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个时候，他什么话都会说。
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干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假如当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活动的人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历史的演变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蔡孝乾使计脱逃
大约就在蔡孝乾落网的同时，高雄组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黄昭明硬是要我亲自带队帮忙。在南下之前，我特别交代牛树坤，要好好款待蔡孝乾，不可急于探查线索。
从用李汾钓到陈泽民之后，黄昭明对我的钓鱼术颇为折服，他将许多抓来的人说了一顿教，然后又把他们放走，试图用这些人钓到更多大鱼。不过可能是因为他说的话并不得体，以致不但没法钓到大鱼，连放出去的饵也一个个地不见了。为此，他很懊恼：“为什么你能够说得动李汾，叫他心甘情愿为你钓上陈泽民，而我却不能？”
“你了解自己放出去的每一个人的弱点吗？”
“是啊，我不了解，所以，现在该怎么办？”
“你为什么摆着好饵不用呢？”我说：“你忘了陈泽民的妻子。”
陈泽民落网后，我曾带着他到后火车站五块厝的住宅搜查。当我看到他的妻子和她身边三个稚龄的孩子，心里就有了底，我想为了丈夫，她一定会到处奔波求助，而她所走动的对象，大抵就是高雄地区的共产党员，因此，我告诉黄昭明：“派人跟踪陈泽民的太太，准有抓不完的人。”我肯定只要循着陈泽民妻子这条线索，黄昭明和高雄组就有能力逮捕大部分高雄地区的重要共产党员。
没想到，我在高雄停留还不到一个礼拜，台北就出事了。有一天深夜十点三十分，张清杉打电话给我，他用沮丧的语调说：“老郑跑了。”这个消息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在我的单位里，竟然会发生要犯脱逃的事。
张清杉说，事情发生的过程是这样的：
午餐时，蔡孝乾拒吃局里为他从中华路买来的水饺大餐（就当时的生活水准而言，中华路的水饺是昂贵的美食），他说吃腻了，想改吃西餐。他说：“要延平北路波丽露的牛排。”
负责照顾蔡孝干的牛树坤不免光火起来，但因我临下高雄之前特别交代过要满足蔡孝干的物质要求，他只好忍着气到延平北路买牛排。
饱餐一顿之后，蔡孝乾在牛树坤耳边偷偷地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为了感谢你的午餐，我有一条线索送给你，它会让你升大官。”这话把牛树坤搔得心里痒痒的。蔡孝乾继续说，他所参加的各级会议，全都透过一名姓施的连络人，只要把这个连络人抓起来，台湾共产党就全在掌握之中（直到蔡孝乾脱逃，保密局里尚无人知道他就是台共领导人。因此，当他提到施姓连络人的时候，的确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蔡孝乾说，这个连络人在博爱路电信总局任职。
“我们要怎么抓他？”
“带我到电信总局，我当场指认。”
于是，牛树坤把这件事告诉张西林，并另外带了三名干员领着蔡孝乾一同前往电信总局。
一进门，蔡孝乾便郑重其事地说：“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你们暂时和我保持一段距离，当我在哪里停下，我面前的那个人就是连络人。”然后一个人独自走向柜台。他沿着柜台走着走着，却一直没有停下。当他走到柜台另外一端的时候，忽然拔腿快跑，从电信总局侧门夺门而出。
牛树坤和张西林知道受骗了，在后面紧追。当他们追出侧门的时候，只见张清杉揪着蔡孝干的衣襟说：“蔡先生，你要去哪里？”原来，张清杉不放心牛树坤私自把蔡孝乾带出保密局，悄悄尾随，并埋伏在侧门外面。
蔡孝乾脱逃失风后，一脸悻然，淡淡地表示，他所要指认的人没来上班，他怕受到责备，因此，突然兴起从侧门逃跑的念头。他的说词相当动人，牛树坤和张西林都相信他。然后，他又挤出非常愧疚的表情说，施姓连络人虽未上班，但他知道住处，晚上到那里去抓，就有如探囊取物。
“他住在哪里？”
“武昌街。”
晚上九点整，牛树坤、张西林瞒着张清杉，又带着蔡孝乾前往武昌街逮捕施姓连络人。当时武昌街仍有许多日据时代的木材厂，环境颇为复杂。蔡孝乾沿着木材厂一问一间指认，每指认一间便说：“快到了。”终于，他逮到牛树坤和张西林一个不留神，趁机冲入一间黑漆漆的木材厂。牛树坤、张西林追入木材厂之后，蔡孝乾已然杳无踪影了。
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现出共谍原形
毛人凤将我找到中山北路家中面谈。他叼着烟，半晌不说话，只是偶尔摇一摇头。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他才拿分文件叫我看。这文件的内容是说，国防部保密局上校特勤组长谷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共重要负责人老郑落网后再度脱逃，记两大过以资惩戒。我看了这内容，不免苦笑起来。
“怎么，被记过了还笑得出来！”毛人凤消遣我。
我没有答腔，外表缄默，脑子里却不停转着。我在想，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人在高雄，再怎么说，这两个大过也轮不到我的头上。毛人凤又点燃一根烟，同时也递给我一根。这时，他突然用非常柔和的浙江话说：“这样吧，把这两个大过摆在我这里，会不会往上呈，就看我的耐性有多久，或者，你把老郑捉回笼的速度有多快。”
在保密局发生内斗之后，我一直认为毛人凤是一个手段酷辣的人，他的心也必定是冷的。但是在听他说了这几句话之后，我心里竟产生了一股温暖的感觉。在这一刻，毛人凤的心算是厚道的。蔡孝乾脱逃之后，组里的人大都显得紧张兮兮，牛树坤和张西林更是闷闷不乐，像犯了错的小孩，故意躲着我。
在我，却不把蔡孝乾这件事看得太严重，我甚至相反地认为：“跑了倒好。”
最泄气的要属张清杉了，他对这句话也最有意见。在他听来，这句话只是不经心的安慰辞令，相当刺耳。因而，他向我抗议：“我在泉州街二十六号埋伏了近两个月，日里不敢出门，夜里不敢熟睡，好不容易把老郑逮到，组长您怎么说跑了倒好？”
我分析了蔡孝乾脱逃后三项对我们有利的因素给张清杉听，以表明白己的话是经过考虑才出口的。
首先，蔡孝乾很早便到大陆，并曾参与长征，在延安生活多年，直到中日战争结束后第二年才回到台湾；因此，他虽生于台湾，但在台湾除了党的关系之外，社会关系并不深厚，这一次脱逃，他一定会选比较可靠的党的关系藏匿。
其次，因为不到半年，基隆工委会、高雄工委会相继被瓦解，最后甚至连自己都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年轻小伙子逮住，逃亡时，他的内心必定没有安全感，时时担心被出卖，所以他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就像在沙滩上，老郑每走一步，必将留下足迹。”
第三，火车、公路局汽车蔡孝乾都不敢搭乘，因此，他的逃亡藏身地点只限于台北附近。至于航空跟海运的管制更加严格，短时间内，他绝不可能潜逃出境。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毛人凤又找我去谈话。他说，蔡孝乾落网时，公事包里的记事本上有许多名单，其中有一名“吴次长”。根据他的研判，此人便是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吴石出身保定军官学校，与陈诚算是前后期同学，另外，他与参谋总长刷至柔的关系不错。
午夜十二时整，我们开着吉普车和侦防车抵达新生南路吴石宅外。
“你们是哪里来的？”吴石在睡梦中醒来，来不及穿戴整齐，只着睡衣向着我们一行人问。
“国防部技术总队（国防部一个直属的专业单位，政府迁台前，这个单位负责爆破上海市许多无法搬迁的工业厂房）。”由于我还没有办法肯定吴石的共产党身分，不愿贸然暴露真实身分，因此灵机一动，把恶名昭彰的技术总队（队长杜长城曾利用职务之便讹诈了上海许多企业家的钜款）的名号抬出来。我告诉吴石说：“有人说你是共产党。”
“胡说！”吴石表示，如果随便一个人告了密，就可以任意骚扰被控告者的生活，那么天下岂不就要大乱了。
他是一个头脑相当冷静的人，因此，我决定不要和他在道理上争，只是示意组员彻底搜查，一阵翻箱倒箧之后，却没有半点斩获。我心里不免叹服，假如吴石确是共谍，则他处理事情的细心程度，是我所见过共谍当中的佼佼者。这时，我和站在一边的吴太太眼神不经意地交会，我想，那四目交接的时间不会超过半秒钟，也正是因为她那心虚的眼神，引起了我对她的兴趣。我告诉吴石：“能不能请吴太太跟我们一起到队走上一趟？”
“这是什么话，不可以。”由于我们搜不出个所以然来，吴石的态度顿时转为强硬。
我不得不想出一套谬论用以说服吴石，我说：“既然有人检举，我只好带队搜查，如今既无结果，按道理吴次长实在是冤枉的，必然无事；只是，办案有办案的程序，我们还得做个笔录，过程才算完整。可是吴次长您是中华民国的中将次长，在没有任何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找您去做笔录实在说不过去……。”
吴石考虑了很久，一直没有答覆，吸完一根烟，他索性在客厅里踱起步来。他技巧地将步子滑向客厅左边角落一张小桌子旁边，藉着背影的掩饰，悄悄地从桌上拿起一件小东西。然后，他说：“我先上个厕所。”
由于他取物的小动作稍嫌笨拙，引起我的组员李汉一怀疑。因此，李汉一便尾随他前往厕所，并趁着吴石即将吞服安眠药自杀之际，将他制伏。经由这一段小小的插曲，我原奉忐忑不安的心情终于底定下来。“吴石确实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心里窃自欢喜。
“好吧！”吴石被李汉一带回客厅之后，终于勉强答应让我们将他的妻子带走。
看看手表，已经凌晨三点钟，我亲自驾驶吉普车沿着新生南路左转仁爱路在台北沉静的寒夜中奔驰。吴太太坐在我吉普车的右后方，另外还载着一名吴石派遣跟从的副官。车子在市区里绕了很久，没有人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我把车子停在北一女中贵阳街方向的门口，然后回头向后面的侦防车高喊：
“到了！下车。”
侦防车后门打开了，陆续跳下来两名组员，接着，吴石派来的副官也跳下车。
我立刻踩满油门，向前疾驶，驾驶侦防车的是李汉一，他与我一起工作了很久，两人间默契很深，一见到我加油驶离，也不管已经跳下的两名组员，便开着侦防车紧跟在我后面。被放下的两名组员有点莫名其妙，在路上叫嚷着，吴石的副官则在后面奋跑直追。我终于将副官甩掉了，坐在旁边的吴太太似乎看出了我的诡计，一脸无奈。
我把吴太太带到南京东路家中，这时大约是凌晨五点钟，我叫我太太起床陪吴太太聊天，然后派一名组员到对面巷口买烧饼油条，饱餐一顿，才开始与吴太太谈话。她是一个相当沉着的女人，从我们进入吴宅搜查直到此刻，几乎都不说话。
“次长夫人，难道你不认得我了？”我告诉她，在南京，当吴石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的时候，我是他底下一名科员：“我姓谷，到过府上几次，我能够升上校，都是次长帮的忙。”我把这些话说得很诚恳，不明究里的人一定会相信我的话。
这时，吴太太才开口说：“怎么我都没印象。”
我继续把戏往下演：“现在这事很严重，我很替次长担心，想想，他是一名军人，如果他与共产党有任何关系，老先生（指蒋介石）绝对不会原谅他，现在，就只有你能救得了次长了。”
吴太太原本故意装作无精打采的双眼忽然瞪大起来．她说了第二句话：“很久没有见到那个人来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有了这句话，我的任务即已完成九成，我怂恿她：“你不具军人身分，不如你来担一点责任，就说与次长接头的共产党是来找你的远房亲戚，然后，我在笔录上写得技巧一点，也算是报答次长的一种方式。”
吴太太点头说：“一切拜托你了。”
当天一早，我打电话给毛人凤，告诉他：“今天就可以抓人，罪证确凿。”
毛人凤好奇地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侦办过程向他说明了一遍，他顿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好厉害，以后可得小心防着你罗！”毛人凤平素是不喜欢开玩笑的。我与他相处多年，这是第一遭，也是最后一次调侃我。
经过两天的等待，吴石却未如预期有所活动。第二天晚上十点钟，我开始采取逮捕行动。当吴石再度见到我时，态度仍相当强硬。“你又来做什么？”他说，一副阶级比我高的神气。
“奉命传你去谈话。”
“我是国家堂堂的国防部参谋次长，你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来抓人。”
“是传，而不是抓人。”
吴石仍不放弃挣扎，他说：“不管你们是什么单位来的人，我要见总长（周至柔）。”
“要见总长可以，我们陪你去，何况，你要见他，他还不一定要见你。”
吴石到这时候，才开始有些紧张起来，他故意用愤怒来掩饰内心的不安。“放肆！”他叫骂着，然后摇了电话到周至柔家：“请接总长。”
周至柔拒听电话，吴石的脸色霎时变得惨白，他用颤抖的右手轻轻将话筒挂上，沉默不语，直到进入讯问室之后，也一直保持缄默。
到这个地步，我对他如何参加共产党、潜伏期间所负责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感到兴趣，这些工作，我认为交给庄西去做就已足够。在这个时候，我所关心的却是吴石的生死，我记得在讯问室里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高级将领，我认为你会被枪毙。”
“我知道。”吴石垮着脸说，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乒乓球桌一处脱漆的角落。
“那么，接下来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善后了。”我告诉他，能否减轻刑责，逃过一死，必须靠他自己。
“靠我？我能有什么办法？”他说这话时，精神已完全崩溃。
“这件事总裁还不知道，不如你写一分自白书。或许能以自首的方式减轻处分。”
吴石抬起原已伏在桌上的头，慨叹一声说：“唉！算了，就这样吧！”于是，他写了一分自白书，为了让上面看出“自首”的诚意，他主动供出了许多线索。从字里行间我很明显看出他在求生的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真诚，那种态度，使人忍不住也想帮一点忙。因此，我建议他在自白书的最后最好这样署名：犯员吴石写于新生南路自寓。
依照他的自白书，我们在一日之内又抓来了十多个人。其中，他曾提到他的主要任务是蒐集国军的作战情报，然后将它交给他的领导人（即蔡孝乾），而他的作战情报，大都由科长黄德美那里取得，因此，黄德美这三个字特别引起我的兴趣。
吴石写完自白书的第三天中午，用过餐后，我到讯问室走了一趟（后来抓来的人，都交由庄西和张西林问取笔录），我看到十来个人面向墙壁，或坐、或蹲、或立等待侦讯。其中，有一名穿着整齐军服，别着上校领章的中年男子，双手贴着墙面站在那里哀叹。
“你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因为吴石的案子来的？”我拍拍他的肩膀问。
“我叫黄德美，就是因为吴次长（他仍习惯这样称呼）的关系被抓的。”
“你就是黄德美？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将他领到办公室，问他，为什么要把资料交给吴石？
黄德美听我这一问，突然歇斯底里起来，他说：“我早知道会有今天，我就知道，所以，我也留了一手。噢，对了，你问我为什么要把资料交给他是不是？那有什么办法，他是上司，他下条子给我……”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条：“哪，就是为了这条子，还好我把它留在身边。”那确实是吴石的字迹。
“你知道吴石是匪谍吗？”
“我怎么会知道？”
依我的经验，我认为黄德美是无辜的，他的表现颇像老实人，因此，我把话题转开，与他闲聊起来，从而知道他是印尼华侨，家境非常富裕，中日战争晚期，为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特别从印尼前往重庆从军，是一个很有爱国热情的人。在部队里，办事也很用心，因此一路迁升上校，并在国防部担任机密要职。
对他有了这些印象之后，简单做完笔录，我就把他释放了。临走时，我特别嘱咐他：“那张字条是你的护身符，千万要收好。”
除了黄德美之外，其他因吴石线索被捕的人如朱谌之、陈宝仓、聂曦，经调查侦讯，大都有明确罪证，经移送军法审判后，计有六人被处死刑。调查告一段落之后，毛人凤写了两分专案汇报，一分呈交蒋介石，一分给周至柔。由于全案由我主导，因此报告写完之后，毛人凤先拿给我看，以便增删不妥之处。
可是，第二天他又把我找了去，这时，他的脸色却很难看。他说：“早上总裁找我去官邸狠狠地训了一顿。”
“我不了解，抓到吴石他应该会高兴才对呀！”
毛人凤苦笑表示，一切都是因为我把黄德美释放了，因此蒋介石责问他说：“大陆会丢，都是你们这些人对敌人太宽容，那个办案的人是谁？敌我不分，私纵匪谍，黄德美还是要抓，那个人也一并处分。”
“这下子我恐怕也要被杀头了。”我说。
“不要担心，老人家说气话，气消了就好。”
我的杀头浩劫，不久也就不了了之，倒是黄德美并没有我这么幸运，因为蒋介石在报告上批示把黄德美重新抓回来治罪，因此，他很快又被人手铐加脚镣地送进看守所里。
四个月后，有一天早上，我忽然看见黄德美在我特勤组门外徘徊。我派了一个卫兵把他请到办公室。“听说你又被抓了一次，怎么又出来了？”我问。
“我来就是为了向你表达谢意，因为军法官看了你们的笔录，仍旧把我无罪释放。”
“那可恭喜啦！”
黄德美虽然捡回一条命，但他原来的工作早已有人顶替，又因他与共谍案有关，别的单位也都不敢要他，于是，他失业了。他说：“我回国是为了报効祖国，没想到弄到这样的结果，唉！不如回印尼吧！”
过了许久，国防部在大直成立一所外语训练班，用以加强国军将领的外语能力，我参加了夜间班的第一班。第一天开课的时候，我发现蒋经国也是奉班的同学，不过，更让我吃惊的是，我还看到了黄德美，他竟然是这个训练班的班主任，领上别着少将的星章。
在开课讲话时，他也发现我了，每当我们四目相对的时候，便会互相微笑。“你不是要回印尼吗？怎么在这里开班授课起来（黄德美英、法语都很在行）？而且，还升少将哩！”下课后，我在班主任办公室找到他，拍拍他的肩膀嘲弄他。
他说，临回印尼之前，他写了一封长信给蒋经国，表明愿意继续留下报効祖国，所以，蒋经国就让他筹办了一个外语训练班。第二年，训练班扩编为外语学校，国防部人事单位另外找了一位校长，黄德美又失业了。结果，他又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刚好，这个时候蒋经国正在筹组安全局，收到黄德美的信后，便把他延揽到自己底下担任副局长。
安全局副局长为中将缺，于是黄德美又迁升一级，在领上别了两颗星星。
台电总经理刘晋钰共谍案
吴石案后，毛人凤在蒋介石跟前真是红透了顶，因此，在当年情治单位（保安司令部、保密局、调查局）互相倾轧中伤的环境之下，毛人凤的地位却非常稳固。毛人凤心里认为，他的地位乃是由我替他巩固的。有一天，他把我找去谈话。
“你现在的薪水是多少钱？”
“自从到台湾，一直没有薪水，大家都一样，只是依家中人口配给白米黄豆。”
毛人凤从他的抽屉里取出一分公文念着，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字是：“支发谷组长正文营养费每月八百元。”
毛人凤的才气虽远不如戴笠，可是，这件事却真正打动了我的心，我不是说自己贪财，而是我深感受到尊重。因为，当时保密局之内，只有局长、副局长及各处处长支领固定薪水，而且除毛人凤领取一千元之外，其他人薪资皆在六百元以下，我只是第二处底下一名组长，竟得以领取全局第二高薪，内心的感动是无以名状的。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我跟毛人凤说，在蔡孝乾遗留的线索中，除了吴石之外，有一个人可以让保密局再立下一件大功。
“什么人？在军队里吗？”在蒋介石心中，由于经验使然，总疑心军队里藏有许多共谍，毛人凤在他跟前听多了这种论调，不免也受到一些影响，因此，他大概很希望我所要提的人，最好跟军队有些关系。
不过，我却摇摇头说：“这个人是吴主席的同学，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
毛人凤听了这个名字，眼睛瞪得大大地，含在嘴里的烟似乎忘了吐，许久才从两个鼻孔缓缓喷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老郑脱逃之前，在我侦讯时，曾大略提及刘晋钮的活动情形。他说，刘晋钰留在大陆的两个孩子曾托他把一封家书转交给父亲。大概的内容是说，解放军已经做好准备，伟大的共产党即将解放台湾，党中央希望刘晋钰积极活动吸收在台的经济、资源方面的朋友，以便在解放后，为党奠下良好的经济基础。毛人凤听着听着，兴奋得拍起桌面叫好。过了半晌，他又一脸狐疑地问：“可有具体的证据？”
“没有，但是如果他是匪谍，我会想办法让他承认。”
民国三十九年一月下旬，那一天整日阴雨，气温很低，街景显得有些寂寥。我开着吉普车独自前往和平东路台电总管理处。“我要见总经理。”我向柜台一名年轻的女办事员说。她抬起头仔细地朝我打量了一番，或许，我身上的蓝色毛衣和蓝色中山装令她感到疑惑吧，她向我要名片。
“我没有名片，不过，你可以向总经理报告说是一位郑先生派我来的。”
大约过了三分钟，一名高大壮硕的男子走到我跟前，轻轻地说：“跟我来。”
我跟着汉子走出大办公室侧门，穿过后院回廊，然后，走进一间小房间，从里面的布置看来是一间休息室，很显然地，这是一次非公开性的会面。房内书桌旁边，坐着一名长得一派斯文的中年男子，看见我进来，他托托眼镜，亲手将刚泡好的茶水端给我。
“郑先生要我带一些重要的话给你。”
“是不是郑祥辉（蔡孝干的化名有四、五个，不过与他交往密切的共谍都称呼他郑辉祥）？”
“是的。”我撒了一个大谎，能不能让刘晋钰就范，就看这些谎言了。我神色凝重地表示，最近风声很紧，郑先生不能外出活动，大部分待办的事，都交给我负责传达办理。“郑先生要你停止一切活动，烧掉相关文件，记住要马上做。”后面一句话，我特别加重语气。
“好，好。”刘晋钰很认真地说：“我是个小心的人，不会惹麻烦的。”
“成了，你是不是很小心我不晓得，不过，你这回未免太大意了。”我心里暗自窃笑，然后继续把戏往下演。我故意吊着眼，装作沉思的模样说：“日后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怎么同你连络呢？电话安全吗？”
“我不知道电话安不安全，不过，小心点总是好，这样吧，如果有什么口信，还是麻烦你再走一趟。”我点点头，准备离去，这时，刘晋釭忽然问我一个问题：“需不需要钱呢？”
乍听这句话，我原以为这是他们组织的一句暗语，我该如何答覆呢?“要。”我灵机一动，研判与其客套地拒绝不如大方地接受，这场戏演起来才会更为逼真。
刘晋钰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十元的纸钞，总计一千块钱，他仔细地将他们包在电力公司的公务信封里面。我演戏的兴致一时还收敛不起来，临走前故意把信封留下，把厚厚的一百张纸钞藏到中山装的内袋里说：“我看不要用信封，免得留下痕迹。”刘晋釭目送我离开，那双眼神似乎颇为佩服我谨慎的态度。
“走吧，大家到西门町吃沙茶牛肉。”回到组里，我高声吆喝着。
所有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庄西更是忍不住好奇地问：“大哥，你不是到台电去抓人吗？怎么人没抓到倒发财了？”
“天气冷，一边吃一边说吧！”在一月的寒天里，热腾腾麻辣辣的沙茶牛肉煞是过瘾，当众人听到刘晋钰坦承担任共谍，还好意提供一千块钱“加菜金”时，每个人都笑翻了身。
晚上九点钟，毛人凤打电话给我，垂询进度。
“刘晋钰已经承认了。”我用最平淡的语气说话，如此一来，毛人凤的声音便相对显得紧张过度了。
“那么，还不赶紧抓人？”
“别急，你知道我在进入北平站工作之前是做什么的？”
“你在一一五师。”
“然后呢？”
“演戏。”
“这就对了，我向刘晋钰演了一出好戏，戏瘾还没过足呢！”我告诉毛人凤，人终究是要抓的，不过，如果慢两天抓，让刘晋钰多坐立不安两天，这戏才有意思。
毛人凤叹口气，直骂我不按牌理出牌。
三天后，天气晴朗，是一个抓人的好日子。我派了五名组员骑着三轮车，故意在台电总管理处附近绕行。下午五点钟，刘晋钰下班出来，三个人把他拉上三轮车。
刘晋钰乍见到我的那一刹那，两只眼睛顿时变得涣散无神，交杂着诧异、恐惧、激动与怨恨的情绪使他晕眩起来，他的身子还算硬朗，否则大概会昏厥在地上。
“对不起，我骗了你，我并不是共产党的连络人。相反地，我是一个国民党的上校，我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专门找共产党的麻烦。”
“这里是什么地方？”
“国防部保密局。”
“你怎么知道老郑呢？就因为这个名字，我对你毫无半点防备。”他的情绪开始统一为怨恨，并用这种口吻问我。
“我当然认识自己的囚犯。”我骗他蔡孝乾还在保密局的牢里关着。我知道，在这个时候告诉他前番的拜访只是一出戏，对他而言，似乎有点残忍，因此，我忍下一名导演向演员解说剧情的那股冲动。“刘先生，我认为，与其内心充满愤恨，不如收理一下心情，好好考虑考虑我的建议。”
“你说话时，总是那么郑重诚恳，我如何判断你是不是像上次那样演戏？”
“你最好相信我这一次说的是真话。”
省主席吴国桢关说共谍案
刘晋钰提供的线索，皆不足以据之破获其他大案。不过，这在此一事件中，有一位当时任职于省政府财政厅的陈姓股长却弄得政坛上风风雨雨，非常热闹。当时，我派干员李秉谦到财政厅抓人。
“请问陈××股长是哪一位？”李秉谦到了财政厅，随便找了一个人问。不巧，他询问的那人正是刘晋钰供出的逮捕对象，此人相当机警，他看到一个陌生的脸孔，表情严正地探问自己的事，于是用手指着另外一位陈股长，然后便尿遁了。
李秉谦走到另一位陈股长面前问：“你就是陈股长吗？”对方点点头，继续整理手上的公文。“那么，恐怕得麻烦你到我们局里走一趟。”
这位被错抓的陈股长矢口否认他与刘晋钰有任何关系。赵公嘏面对这样的态度，习惯性地冷笑了一回，接着，陈股长便饱尝了一顿皮肉之苦。陈股长含着被打裂的下唇，吮着从伤口渗出的鲜血，他哀求：“这样吧，你教我怎么承认，全依你的。”
“我看这事有些蹊跷，还是请示一下谷组长吧！”庄西说。
他把陈股长带到我的眼前，看到陈股长全身伤痕累累，我不免有点发火，将赵公嘏找来训斥一顿，然后，用安慰的语气与陈股长谈话：“如果你是共产党，我不得不佩服你的意志力。不过，我有办法叫你承认，问题是，如果你不是，就得提出有力的证明呀！”
“以前也不晓得会遇上这种事情，我要怎么分辩呢？”这是老实人讲的话，我直觉是冤枉人了。
“你不是叫陈××吗？”
“他在厅里办公哩！”
“这么说你们厅里有两位陈股长？”
我于是亲自将被寃枉的陈股长送回财政厅，并让他指认我们要抓的陈股长。
“他不在。”
“当然不会在，逃走了。”我淡然地说。我进入厅长办公室为部属的错误向任显羣致歉。
“你是什么东西？你以为这是什么时代？是明代？你们这些锦衣卫！”任显羣发起脾气，骂人的话叫人听得全身毛孔都觉得很不舒服。
我悻悻然步出财政厅，开着吉普车，在台北的街上漫无目的地绕行。我的脑海忽然浮现任显羣另外一种面貌——
自民国三十八年十月起，前台湾参议院参议员许丙经常邀我一同前往延平北路观赏平剧名伶顾正秋的演出。在我，看戏是一种兴趣；然而，对这位六十出头的“老少年”而言，却是不折不扣的醉翁，他想追求顾正秋。
可是，这段爱情并不顺利，顾正秋虽然接受了他赠送的一幢日式大房子，对他却相当冷淡。好几次，唱完戏后，我看到顾正秋走到许丙面前说了几句礼貌性的话，婉拒了许丙的邀约，便匆匆从戏院侧门离去。这个现象引起我的好奇，不过我不忍心向许丙探问真情，有一次，我实在忍耐不住，尾随顾正秋从侧门出来。我看到一名风度翩翩的男子打开停在路边的车门，很潇洒地与顾正秋相拥进入车内。那是一辆高级公务人员的座车，它缓缓消失在夜色里。
这时许丙从我身后拍拍我的肩，颓然地叹了一口气。
“那人是谁？”我问他。
“财政厅长任显羣。”
连续四、五日，我一直快乐不起来。第六天早上，我打开报纸，上面刊载着省主席吴国桢和省财政厅长任显羣双双辞职的消息。“世事真是难料。”我心里纳闷着。
这时，毛人凤来了一通电话。他说，由于赵公嘏打错人，任显羣咽不下这口气，跑去向省主席吴国桢告状。吴国桢听了，大骂保密局混蛋，十足的秘密警察，同时，他们都认为刘晋钰也是被冤枉的，于是两人立刻联袂赶往士林官邸找蒋介石理论。
“这是民主时代，一切要讲法治，办案有一定的程序，保密局的人太随便了，他们无凭无据就把刘晋钰逮捕下狱，这种做法和东厂、绵衣街有什么不同？我们口口声声讲民主，骨子里却干着封建的勾当……。”吴国桢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套，任头羣则站在一旁频频点头。
“完了没？”蒋介石板着脸问。
“完了，就看总裁您怎么处理？”
“糊涂，刘晋钰自己都承认了，你还来帮他关说。”蒋介石发飙起来，将毛人凤于前两天呈送上来的“刘匪晋钰自白”丢在桌上，转身入房。
吴国桢与蒋介石的关系原本就有点紧张，此番碰了一鼻子灰，脸色气得铁青。于是第二天，他与任颠羣同时各拟一分辞呈，前往官邸向蒋介石辞职。当时毛人凤正好在场，他在接待室内听见蒋介石大声叫着：“很好，两个糊涂虫辞了倒好！”
辞职后，吴国桢到处发表不满言论，听得蒋介石咬牙切齿。此时，他在政学系少壮派里的好友都警告他：“吴兄何苦拂逆鳞、捋虎须、徒逞口舌之快？”
“他骂我糊涂，我看他才越活越回去。”
“吴兄在美关系不错，有什么不平，到美国之后，再鸣放个痛快吧！”
友人的劝告总算使吴国桢暂时冷静了下来，几经思索之后，他决定一走了之。不过，由于先前说过许多批评蒋介石的话，唯恐蒋介石不肯放行，他主动向蒋宋美龄求情。吴国桢从美国留学返国，进入政坛后，与蒋宋美龄关系一向不错，因此，即使他和蒋介石在许多问题的观点上大相迳庭，民国三十九年由于蒋宋美龄力荐，仍有机会担任台湾省主席。这一次，他向蒋宋美龄求情，说过一些什么话，没有人知道，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蒋宋美龄因不便向蒋介石提及此事，乃转而与蒋经国商议。有一天，蒋经国只好把毛人凤找去讨论此事。
“放了，恐怕会在外面发表不利政府的言论。”毛人凤提出他的看法。
“对你们肃清匪谍的工作有没有影响？”蒋经国似乎并不在乎吴国桢将来会不会发表什么言论，他担心的是，假如吴国桢也是一名高级共谍，放他走了，恐怕会影响我们往后侦办高级共谍的工作。
“他与共产党没有关系。”毛人凤很肯定地说。
不久，吴国桢飞往美国纽约，最后并老死异乡。
辞职案的另一主角财政厅长任显羣就没有如此幸运了，由于吴国桢出国后，仍未放弃对蒋介石的批评，因而，日后凡与蒋介石意见不合的人，不但无法出国，甚至被编号跟监。这些任务，即由我与我的组员负责执行，被跟监的人，包括孙立人、白崇禧、叶公超、任颢羣等达三十多位。
对于这三十多个人而言，这无疑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他们每日一出家门活动，就被许多不怀好意的眼睛盯着。为了减轻他们这种难堪的感觉，我想，跟监公开化，要求负责跟监的人与他们打成一片，恐怕是最好的办法。于是我要求我的组员采取公开跟监方式，也就是说，让被跟监的对象知道、了解，进而习惯被跟监的生活。
至于被跟监者的态度，白崇禧一向落落大方，甚至还请跟监人员吃饭，与跟监人员成了朋友。而任显羣则总将怨恨发泄在跟监人员身上，在忍无可忍之下，我出面教训了他一次，经此之后，任不再出言不逊，任意动粗。跟监人员与任显羣就保持这种不讲话的默契，相处了两年多，彼此相安无事。
岂料，蒋介石对于任显羣竟然胆敢陪同吴国桢到官邸对他大声讲话这件往事一直无法释怀。有一日，蒋介石正在看报，忽然就叫起来：“这女人是谁？台湾有这么冷吗？穿什么貂皮大衣？”他指着报纸上一张照片叫骂。
“这是顾正秋。”
“是不是和任显羣在一起的那个演员？”
“是。”
“我就知道任显羣这家伙不是好东西，贪官污吏，拿国家的钱给女人买大衣，哼，我看他就是奸匪。”蒋介石没等把报纸看完，立刻召见毛人凤，交付拿办奸匪任显羣的任务，而后，毛人凤再把任务交给我。
“我肯定任显羣与共产党无关。”我说。
“那么就以贪污办他。”
几经讨价还价之后，毛人凤终于勉强接受我的建议，顺势将案子推给一心邀功的彭孟缉去办。彭孟缉接到这个得以讨好蒋介石欢心的案子，显得兴致勃勃，很快便将任显羣缉捕入狱。
而由于任显羣的丢官入狱，官场里绘声绘影地散播着一种广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流言，因这流言，不久大家都相信，任显羣之所以丢官，乃因蒋经国争夺顾正秋未果，怀恨在心，因而运用独裁的手段，将任显羣去职下狱。
其实此项似是而非的流言，对蒋经国是非常不公平的。为了协助好友许丙追求顾正秋，我曾派人跟踪调查顾正秋的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她与蒋经国之间并无任何往来活动，何来蒋经国与任显羣争夺顾正秋之说呢？
“蒋介石定律”冤死省党部副主委李友邦
办完刘晋钰的案子，连续好几日，我总觉有点心神不宁。好像，这个案子结得有些轻率。我发现在侦讯时，我和庄西都遗漏了一个重点：谁带信给刘晋钰？于是我把刘晋钰从狱中调出来侦讯，他表示，带信的叫朱谌之，来台时，大都住在女婿段承愈家中。
次日，我们前往段承愈家中，不过，却没有抓到朱谌之。经过简单的交谈之后，我才知道段承愈原为保密局的同僚，是戴笠在重庆开办“中美训练班”（一个与美国中情局合作的情报人员训练单位）的得意门生，对情报工作颇为热情，后因戴笠猝逝及政权动荡，不得已离开保密局，转入警政单位工作。我们以前虽不曾谋面，但一谈到在保密局服务的往事，他对我的态度便显得非常亲切。我告诉段承愈，朱谌之为刘晋钰带信的事实。
“我想是有这个可能，难怪她总是来这里住几天，便往舟山（即舟山岛，当时仍为政府所有）跑。”
当天晚上，我以毛人凤的名义拍了一封电报给舟山站站长沈之岳，要求他在两日之内将朱谌之逮捕递解返台。那个晚上收到电报后，沈之岳便依段承愈提供的地址顺利将朱谌之逮捕到案，朱谌之也很大方地以一名“死囚”的态度供出了许多宝贵的线索。第二天傍晚，沈之岳便以保密局的专船将朱谌之送到台湾。
在延平南路的侦讯室里，朱谌之答话时仍旧非常诚恳，不过，她的样子却很虚弱，不时抱着肚子轻声呻吟。原来在途中她已吞了大量黄金，准备自杀。黄金本身无毒，古人之所以吞金自杀，主要是因为黄金的重量使它容易坠入盲肠，引发盲肠炎致命。不过，这种自杀方式效果很慢，而且急性盲肠炎在当时也非绝症，只要来得及进行手术，加以割除，是死不了的。为了免除这道麻烦的手续，在侦讯完毕之后，我准备了一大碗肥皂水，让李秉谦把朱谌之带到厕所进行灌肠。
在朱谌之的供词中，出现了两名女性共谍的名字，一位是当时甫卸任新竹县长不久的刘启光之妻屠剑虹，第二位则是当时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李友邦之妻严秀峯。从朱谌之的口中，我知道严秀峯毕业于浙江中学，这点，与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有着同乡及同学关系，为了替堂堂省党部副主委留一些面子，我决定运用这层关系，以比较低调的手法办理这个案子。
又是一个阴寒的日子，天空还飘着小雨，在我印象里，办了几件较大案子，总是碰到这种十分使人不快的天气。大约就在天色完全转黑后，我与叶翔之进入李友邦坐落于厦门街的家中。由于事先并未知会，李友邦对于我们的出现似已感到几分不祥，但是，他强自掩饰住讶异的神色，用非常大方谦和的态度招呼我们就座用茶。
“蒋主任委员派我们来，能不能让叶处长和夫人单独谈一谈？”李友邦坐在我身旁，我看叶翔之迟迟不便启口，就替他说了。这话说得很轻，严秀峯却能听到，她满脸惶惑地以眼神示意李友邦不可答应。
“秀峯怎么啦？”李友邦不安地问，但他仍尽量保持着镇定。
“可以说是交友不慎。我看还是让叶处长和她单独谈谈，他们都是浙江中学的同学，有什么话比较好说。”我温和地催促着。
李友邦点点头，拉着我避到玄关，让叶翔之与严秀峯在客厅里细谈。我将朱谌之所供有关严秀峯涉案的大概情形告诉李友邦，只见他紧闭双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无声的气，嘴里喃喃地怨着：“傻瓜！”然后，就不再言语了。
从简短的接触中，李友邦留给我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和我当时所接触的一般台湾政治人物颇为不同，谈吐谦和、举止有度、待人极为诚恳，大概就是这种风范气度才会受到蒋经国赏识，援引为党务副手，在当时的台籍政治人物之中，他得以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任委员一职，算得上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根据我日后进一步了解，李友邦除有风范气度外，在经营管理上面，也有几分才干，国民党在台湾之所以拥有庞大的党营事业，李友邦担任副主委时奠基之功是不可以磨灭的。
叶翔之与严秀峯谈了半个多小时，两人出来后，严秀峯红着眼，默然无语，叶翔之则以怜悯的语调说：“夫人很合作，都承认了，等会儿回局里做个笔录就可以了。”
这时，李友邦有点慌乱了，他说：“要不要打个电话给主委请示请示？”然后，他拿起电话，试图抢先一步替严秀峯求情。
“蒋主委现在不在省党部主委办公室，要用局里专线电话才找得到他，我回去打好了。”唯恐横生枝节，我编造了一段谎话，然后开着吉普车在街上绕了二十几分钟，又回到厦门街李家，我说：“请示过了，蒋主委说回局里问话时，态度要尽量客气些。”
李友邦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凄然地说：“给我们几分钟时间好吗？”我与叶翔之在门口等了二十多分钟，李友邦才搂着严秀峯的肩，缓缓走出家门，在昏黄的灯下．那是一幅极具戏剧张力的画面，表面温馨，其实却隐藏着深刻的悲怆。
严秀峯到案后，以诚恳笔调写下自白，旋即依通匪资匪等罪名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因为朱谌之及严秀峯在供词中皆表明李友邦未涉共谍案件，毛人凤与我也都向蒋经国保证李友邦的清白。因此，严秀峯的案子暂时并未对李友邦的党务工作造成不利影响。
不过，事情并未结束，由于蒋介石的任性，蒋经国与父亲之间几乎无法沟通并进而造成许多悲剧性的后果，李友邦便是二蒋沟通不良的受害者。蒋经国虽然相信李友邦与共谍案件无关，但他却没有勇气向父亲提出保证，以致于在严秀峯入狱两年之后，发生蒋介石于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国民党省党部新旧任要员交接典礼上，亲自下令将李友邦下狱处死的惨剧。
民国四十年十一月中，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改组，主任委员蒋经国转调他职，遗缺由邓文仪接任，交接典礼于革命实践研究院大会堂（即今之中山楼前身）举行，蒋介石亲自主持讲话。会堂里坐满了各层的文武官员，我的官阶较低，坐在后区。第一排第一位是蒋经国，第二位是邓文仪，然后才是李友邦。
军乐队开始吹奏进行曲，这是蒋介石由后台进场前的讯号。蒋介石在乐曲进行中走出来了，紧绷着一张脸，我看过他许多次生气的样子，这次最难看。
“出去，出去！”他左手扶着讲台，右手往旁边猛挥，也不知道他要叫谁出去。“指挥，把他们带走。”经他补充命令之后，大家才知道他受不了乐器的光亮。
蒋介石啜了一口水，然后执起新任委员名册，顿了顿。这一连串动作产生了相当的镇慑效果，台下每个人都屏气凝神，静待他开口。“李友邦。”这是他的第一句话，李友邦应声肃立起来。他接着说：“李友邦，你能骗得过别人，就可以骗得过我吗？你太小看我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奸匪吗？”
从背后，我看不到李友邦的表情，但在这个情况下，可以想见他那满脸的惊愕与恐惧。
“宪兵，带走，带走！”蒋介石一边说着，一边以手势派命坐在前区第二排的宪兵司令吴奎生（吴东明之父）将李友邦架了出去。然后，蒋介石开始训话：“你们什么人叫他当副主委，你们通通不认识敌人，敌人就在你身边，你们却不知道他就是奸匪，像你们这样麻木不仁，怎么会成功？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奸匪就在你身边……。”
前前后后，他一共训了将近一个小时话，没有草稿，而且，除了啜饮开水外，很少停顿。最后，他替自己的讲话下了一个结论：“你们要知道，丈夫是奸匪，太太不一定会是奸匪；但是，反过来，太太是奸匪，那么丈夫就一定是奸匪。”
我私底下称它为“蒋介石定律”，除了李友邦于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为它而死外，后来，更有许多特工人员任意援用，在毫无具体证据的情况下，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
共谍嫌犯刘启光惨遭吓死
根据朱谌之提供的线索，在逮捕严秀峯的同时，我们也前往搜捕屠剑虹。不过，可能是蔡孝乾脱逃时曾经通风报信，她已经先一步逃之夭夭。我认为蔡孝乾亦曾警告过严秀峯，但因严秀峯刚刚生产，因此并未潜逃。屠剑虹的丈夫刘启光，却因而一直到死都处在一种寝食难安的恐惧当中，严秀峯入狱之后，刘启光曾数度来找我活动。
“你太太是不是共产党？”
“我也不知道。”
“那么她为什么要逃？我想她现在已经在大陆了，也就是说，你从此便没有太太了。”刘启光并未答腔，他想同意我的话，可是却有些犹豫。“你是不是共产党？”我又问他。
“不是，不是，怎么会呢？”
“那我就不了解你为什么要来找我活动了?”
“这种时候，随便一句谣言，都可能是致命的证据。”他说，害怕被人陷害。
几天之后，刘启光托人送来一盆名为晨光的年度冠军兰花，市价三万五千元（当时中山北路一百坪房舍市价大约是四万元）。如果他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断不可能出手如此大方，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虽然我并未收下这分礼物，却因此与兰花结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养兰生涯。
李友邦突然被蒋介石处死后，刘启光又来了。我还记得那时是凌晨三点多钟，刘启光到我家门外喊我：“谷组长，我是刘启光，开开门吧！”可是我没理会，他在外头徘徊大约两个钟头，有时喊我，有时敲门，直到清晨五点左右才怅然离去。
民国四十年中，刘启光、林日高（出身板桥林家）膺任省府委员，但林日高随后又因涉及共谍案被处死刑，因此，刘启光第三度前来找我求情。
“希望谷组长高抬贵手。”
“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呢？”
这一次，刘启光没有勇气开口否认，只是用一种无辜的眼神看着我。
“如果你是，我建议你自首。”
“我实在不是共产党，叫我怎么自首？”听到我的建议，刘启光才勉强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关系。
因为他的态度总是犹豫不决，使人感到厌烦。所以，我决定不帮他忙，也不办理他，让他继续活在恐怖的生活之中。后来，他直接找蒋经国活动（蒋经国抵台初期所居住之长安东路的房舍是刘启光送给他的，因此．两人的关系还算不错），总算暂时摆脱了林日高事件的阴影。可是，一个人讲话不老实，终究是要为自己的谎言付出昂贵的代价的，刘启光所付出的代价，便是自己所有的财产以及他的性命。这件事要从另一家人说起——
张志忠，嘉义人，台湾省工委会武装部长。由于二二八的经验，中共中央认为台湾腹地太小，交通发达，没有游击战斗的回旋空间，因此负责武装斗争的张志忠总觉得有志难伸，使不上力。不过，他还是在汐止、台中、美浓及太平山建立了四个武装基地。
民国三十九年二月间，我综合了陈泽民、朱谌之、吴石等人的口供，研判得知共谍组织武装部长藏在台北新公园附近的中西大药房二楼。二月七日深夜，我们在监视多日之后采取逮捕行动。那一日天气特别坏，很湿冷，或许正是由于天气的关系，张志忠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沮丧的，完全不像一个从事武装斗争者那么精神奕奕。
“知道你们会来，我等很久了。”这是见面时，他所说的第一句话，然后他又说：“几度想死，却没有勇气，因为孩子很无辜，现在你们来了，正好帮忙我两件事：第一，帮助我死；第二，撇开政治恩怨，把我的孩子抚育长大，记住，千万叫他远离政治，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张志忠很明白难逃一死，因此特别向看守所提出一项申请，希望所方基于人道精神，允许他们把十岁大的杨杨接到所内共同生活。当时并无儿童福利法，而我个人也认为这种要求合乎情理，不致造成不良后果，因此，很快就答应了。
张志忠的妻子季云却不肯就此向死神低头，在侦讯中，她供出了许多线索（例如邮电支部计梅真一案），希望藉以表现悔改之诚，保住一条性命。
杨杨进入看守所之后，由于他的天真之中，往往带有一点惹人爱怜的慧黠，很快便和所方管理人员打成一片，而张志忠和季云，也连带受到了较好的待遇。
我曾多次前往探视杨杨，并有两度从所内将他领出，带往淡水河口垂钓。在第二次垂钓返回台北的路上，我轻轻抚摸杨杨的短发，看着他微笑眼里淡淡的戾气。
“杨杨，你恨谷叔叔吗？”
他用力拨开我抚慰他的手，怨恨地说：“你知道了，还问干嘛？”
杨杨陪伴父母亲在看守所内度过了大约一年的光阴，直到张志忠、季云被由李元簇手拟的惩治叛乱条例的第二条第一项（所谓的二条一）执行枪决才离开看守所，经由保密局一位同事收养监护（在那时的政治斗争中，制造了许多类似杨杨这种处境的孤儿，这些孩童，大多由保密局同事收养，我自己也曾收养了陈泽民的两个小孩，令人欣慰的是，这两个小孩日后都很上进，陆续前往美国留学、定居）。
杨杨在同事家中，是一个不爱读书、很不听话的小孩，这样的结果使得收养他的同事大失所望，他曾不只一次向我抱怨杨杨偷窃、逃学和顶嘴，他说：“这孩子和在狱中给人的印象完全相反，真叫人纳闷哩！”
“当一个人内心充满怨恨的时候，任何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小学毕业后，杨杨没有升学，有一天，他偷了钱跷家。大约两个月后，李秉谦在台中火车站前面遇见他。眼前这个乞讨的男孩看来有些面善，年纪也和杨杨差不多，虽然不敢断言他就是以前在狱中所见那名可爱的小男孩，不过，李秉谦还是开口问：“你是杨杨对吧？”
小男孩听到这句话，二话不说，拔腿便跑，最后，还是让李秉谦给追上，心不甘情不愿地被领回保密局。杨杨表示不愿再回监护人那里，因此，我替他安排到保密局汽车保养单位担任修车学徒，我认为不久的将来必是汽车的时代，杨杨既不肯读书，学得一手修车技术，也足够使他安身立命。可惜，事情的演变并没有如此乐观，修车技术尚未学到，杨杨已经从单位里的士兵那里学得了一身恶习，抽烟、喝酒、赌博……。
十六岁那年，杨杨学会了嫖妓，赌胆也变大了，这使得他欠下了一笔债务，汽车保养厂里的阿兵哥要不到钱的时候，每以拳脚相向。
艰难的处境逼使他不得不祭出最后一件法宝——一封密函——那是张志忠夫妇临刑前不久，替他缝在衣领内的，他们交代他：“我们没能好好照顾你，可怜的儿子，以后一切都要靠自己，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只要肯用功，一定能好好活着，可是，你的聪明实在也叫人担心；这封信很重要。平常不要拿出来，要是有一天你遇上了什么很大的困难再把它打开，拿去找刘启光伯伯。”
刘启光在华南银行总经理室纳闷地等待着求见的少年。这些年，刘启光的生活还算安定，已经不再像当初风声紧时常于午夜时分由共谍案的梦魇里惊醒。他并没有把求见的少年与昔日的共谍案件联想在一起。
“刘伯伯，您好，我是张志忠的儿子，人家都叫我杨杨。”少年很有礼貌地向刘启光做了一番简单的介绍。
刘启光听到张志忠这三个字，脸上随即闪过一丝恐惧，然后他以还算镇定的语气否认说：“不，我不认识张志忠。”
“刘伯伯，您说这话未免太绝，直（不明白爸爸、妈妈怎么会把您当做好同志，我看这封信他们也是白写了。”说着，杨杨故意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在刘启光眼前晃了一下。
刘启光紧张了，连忙改变语气问：“信里说些什么？”
杨杨知道对方已经就范，狡猾地冷笑了一下，然后淡然地把信读了一遍（编者按，信的内容，在两位主人翁相继死亡后，再没人能够加以揭晓）。
“是，是，说吧，你有什么困难？”刘启光无奈地摇摇头，准备任由杨杨宰割。
杨杨毕竟是个少年，胃口并不大，他口（向刘启光要了五百元偿还所欠的债务。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不到一个月的光景。杨杨又欠下了两千多元的债务，他再度找上刘启光，并开口要三千元。刘启光勉强又帮了杨杨一回，不过，杨杨第三度上门的时间只隔了一个礼拜，这一次他要五千元。
“不成，这一次我不会给。”刘启光铁了心。
“给不给由不得你，我已经问好了要把它送给谁最管用！”杨杨不甘示弱，再度拿出密函，抛下狠话。
“好吧，但是你真的不能再赌了。”
杨杨兴奋地数着钞票，这时，刘启光忽然偷袭过来，抢走密函，并立即将它撕得粉碎。杨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法宝转眼成空，急得满口粗言秽语，咒骂不停。
“还不走，我叫人把五千块抢回来。”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杨杨带着五千元现款离开华南银行，嘴里还不停地诅咒着。
那天夜里，刘启光心脏病发送医，随即转送日本进行心脏导管手术，总算保住一条命。
杨杨失去法宝之后，曾经戒睹数月，最后却仍旧经不起诱惑，一夜豪赌，又欠下了一笔钜款。没了密函，他再也变不出把戏。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他逐渐萌生了轻生的念头。
有一回，他写信给自己最景仰的作家柏杨，希望获得一些启发，寻得一条坦途。不过，柏杨除了在回信里劝他安分向上之外，对于他燃眉的困境也是爱莫能助，于是他选择了在修车厂里上吊自杀。第二天早上，当人们发现的时候，他已气绝多时。他没有留下遗书，但警方却在他衣袋里找到一封柏杨的回信。
不久之后，柏杨将杨杨的故事，写成一则感人的报导，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大部分读者都深受感动，认为它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可是，对刘启光而言，它无疑是一则要命的报导，多年来，他极力避讳的共谍嫌疑，却意外地被人在报纸上披露出来，因此，当他看到这则报导，心脏旧疾再度发作，在日本安装的导管破裂了。他死时，手里还紧紧握着当天的报纸。
张清杉二次活逮蔡孝乾
自从民国三十九年元旦蔡孝乾第一度落网，留下了许多具体线索，使侦防组得以在短短时间内，连续破获吴石、刘晋钰、朱谌之、严秀峯等人的案子之后，所有台共成员因而陷入一阵大恐慌。
蔡孝乾出生于台湾花坛，青年时代前往大陆参加共产党。抗战胜利初期，蔡孝乾由延安潜往上海，筹备返台领导，发展组织事宜，在这段时间里，他和一名上海女工结婚。民国三十五年，他带着妻子和她的妹妹巧巧返回台湾，正式接掌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地下党务领导。不久之后，他的妻子病死，于是他和同居一室的小姨子渐渐发生恋情，当时，巧巧才不过十四岁而已。
在蔡孝乾脱逃后的逃亡过程中，他起先与巧巧寄居于台北中山市场黄天家中。黄天是一名死硬派的老台共，是我所遇见过立场最坚定的一个，因此，他成为我这个采用智取原则办案的人仅一、两次使用暴力逼供的受害者。
但是台北的风声实在太紧了，蔡孝乾在黄天家里躲得不安心，他决定到山区隐匿一些时日。三十九年二月中，他带着巧巧前往嘉义粪箕（奋起）湖投靠林医生。
另一方面，蔡孝干的脱逃，也造成保密局，尤其是局长毛人凤相当大的压力。民国三十九年初，蒋介石尚未复职，但每个礼拜三，他都会以总裁名义在士林官邸召开会议。“脱逃的那个奸匪叫什么名字？抓回来没？”蒋介石常常这样质问毛人凤。
为了减轻毛人凤所受的困扰，我建议他写一分报告，说明蔡孝乾脱逃对瓦解在台共谍组织其实利多于弊。这分报告的大意是：逃亡者有如行走于沙滩之上，经过必留足痕。蒋介石看了这分报告，以后开会，果然就不再提蔡孝干的事了。
当然，蒋介石也不是无条件对毛人凤特别宽容，他之所以相信毛人凤的报告书，主要是保密局迁台后的办案能力让他非常放心。我在此回忆录所提的，只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案子。事实上，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至三十九年三月，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抓人。蒋经国曾经在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那几个月之中，所破获的共谍案共达八十余件。
民国三十九年三月九日，我们一行大约十名干员依张志忠的口供前往中山北路、长安西路口（台北市政府附近），部署搜查蔡孝干的行踪。
我在黄天家门口徘徊监视，却末见蔡孝干的踪影，直到晚上十点钟，黄天的家除一名学生模样的少女出入外，别无其他动静。我们十点零一分越墙进入黄宅搜查，才一落地，迎面就是一道快速的黑影向我扑来，紧咬着我的小腿裤管，打喉头发出充满敌意的低沉怒吼声。这时，在监视中出现过的那名少女听到骚动，出来查看。
“库洛！”她喊住那条狗，然后以相当平静的口气问：“你们是谁？”
如此镇定的态度使人感到相当讶异，因此，藉着屋内透射出来的昏黄灯光，我仔细朝她打量了一番。“黄天在吗？”我问，同时示意组员进入屋内搜捕。
黄天不在，根据少女供述：“阿爸出门多日，不知什么时候回家，你们改天再来。”
“我们不怕等，或许晚点他就回来了。”我说，并指示少女按照平日生活习惯，熄灭灯火，然后把土狗放回院子活动。
深夜十一点十分，我们听见守候屋外的干员所发出的暗号，这表示有人接近黄宅。不过，我们并不认识黄天，因此，院子里的库洛就显得很重要，假如是访客，狗必怒吠，但如果是黄天，它将会亲热地缠着主人。
门开了，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子略带紧张地走入院内，库洛静静跟在他的脚边摇动尾巴。男子把客厅的灯点亮，看见站着许多彪形大汉，脸色霎时便沉了下来。不过，他忽然灵机一动客套地问：“怎么这么热闹，你们也来找黄先生呀？我姓张。诸位大概也是来这里打牌的吧？”
“黄先生，咱们别装蒜好吗，你们家库洛都要纳闷你为什么改姓了。”当时，我坐在一张矮凳上说，然后点燃一根烟。
男子一听，朝库洛便是狠狠的一脚，可怜的狗儿张着一双惊惧的眼睛缩在墙角哀号，它不明白为什么向主人示好，还要挨受踢打。“这条狗真不长眼睛，我也不是第一次来打脾，还不懂得辨认，一进门就咬我一口。”男子讲话的神气，好像自己真的就是黄天的脾友。
“既是来打牌的朋友，怎么会有钥匙进门？”李汉一故意挖苦他，屋里的干员都笑了起来。
这时，男子拔腿就跑，却被韩剑堂一只大脚绊个正着，扑倒在地上。张清杉顺势俯身用手铐将男子和自己铐在一起。男子在延平南路的讯问室里，很快就承认自己是黄天。但他否认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
“我不认识老邓（他故意把老郑讲成老邓）。”
从他这句话里，我便认为他和蔡孝乾关系深厚。而且，他不在家（根据他女儿的话）的这一段时间，一定跟蔡孝乾在一起。可是，黄天的立场实在非常坚定，我在他身上试遇了各种侦讯的办法，就是无法让他吐实，这时，我可火了。
“带进去打一打。”我下达刑求的命令。进入保密局工作，这还是我第一次决定使用暴力办案，我的组员听到这样的指令，一个个目瞪口呆。“动手吧！”我不耐烦地催促着。
黄天被拖进组长办公室后面的空房间，霎时间，只听见拳脚声和惨叫声令人不忍卒闻。十五分钟之后，黄天被架回讯问室，奄奄一息地侧趴在桌子上，血水从发丛间、眼角、鼻孔和嘴角汨汨流出，身子抖得厉害。“老郑躲在嘉义粪箕湖林医生家里。”说完，他便昏厥过去。听到这几个字。最兴奋的，莫过于张清杉，他站在黄天身边抿着嘴笑。
这是民国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事，三月一日，全台湾公民必须换发新身分证。因此，如能赶在三月一日之前，抵达嘉义采取搜捕行动，成功的机会将比较大些。
二十七日晚间十时，我们的行动兵分两组，一组由我亲自率领八名干员，搭乘铁路夜间末班快车；另一组则由两名干员驾驶吉普车取道公路南下。班车在清晨四点钟抵达嘉义市。我们在车站前方大约三百公尺的一家小旅馆，租了三个房间住下来。我嘱咐大家睡眠养神，然后才开始构思行动的方法。
天色渐明，我还没想出一个具体而有把握的主意来，忽然，张清杉出现在我的眼前。张清杉表示，他打算天一亮，便单独前往粪箕湖探查环境。
“好是好，可是老郑认得你，怕会打草惊蛇。”
张清杉说，这点他也想过，不过，只要装扮成当地人的模样，就不会引起注意。这个年轻人，做事情到底很投入，我没有更具体的办法，于是拍拍他的肩膀，等待天亮。
日光从旅馆东边木格玻璃窗照射进来，张清杉立即向旅馆老板借了一双木屐、一顶斗笠和一辆脚踏车。张清杉跨上脚踏车，朝旅馆老板指出的粪箕湖方向骑去，那一个头戴斗笠，脚着木屐的背影，可像极了乡下人。这是一个好天气，因此虽是初春微寒，可是张清杉却骑出满身汗。为了忘记疲劳，他一路哼着歌谣。
张清杉说，那时他正好骑在一条没有石子路面的泥土路上，由于许久没有下雨，骑起来还算顺畅。正当他回头观望已经远远落在背后的嘉义市，盘算自己的里程时，忽然看到前方路上出现一个人影。这个人头上虽然戴着斗笠，身上的西装却表明了他不是一个乡下人。两人愈来愈接近，张清杉好奇地向着来人斗笠下半个脸孔看，对方也忍不住朝张清杉看了一眼。四目相交，两人都觉得十分面善。
“真有这样巧的事？”张清杉心里想，车子已经和来人擦身而过了。他把速度放慢，回头望望那个人，刚好，那人也回过头来。
“没错，真的是老郑。”张清杉调了头，那人不再走动了。他静静站立在路边，等到张清杉骑到自己跟前的时候，他苦笑着，勉强说出一句话：“怎么又是你？”然后，他自动把手伸出，让张清杉将自己铐锁起来。
张清杉骑着脚踏车，颠颠簸簸地把蔡孝乾载回旅馆。这时候，那些晚起的干员正围着一张桌子打扑克牌。当张清杉、蔡孝乾两个人戴着斗笠，一前一后出现在旅馆门前时，大家不免吃了一惊。
“谷组长，我把老郑带来了。”张清杉说着，然后很潇洒地登上楼去，在二楼楼梯前满足地说：“我想，我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给我一杯水吧，我很渴。”蔡孝乾说话时，眼神已不复往昔一般机伶，三个月的逃亡生涯，似乎相当疲惫。我深信，蔡孝乾这一次跑不掉了，因此，我并不急于问讯，我在旅馆设了一桌上好饭菜，众人不分敌我大快朵颐一顿。
餐会将尽，蔡孝乾突然感慨表示，政治局势，真的是变幻莫测，早三、五个月，他还满怀信心认为共产党必将挟席卷大陆的余威，迅速解放台湾，“怎么忽然间，我们的组织就整个崩溃了。”
囚车到傍晚五点钟还没赶到，我决定不再等侯，于是责成牛树坤先行搭火车将蔡孝乾押返台北。牛树坤接获这次任务，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能代表行动小组将蔡孝乾送到毛人凤眼前，面子十足；忧的是，一个人押送，若叫犯人逃去，恐怕负不起责任。
“这不是问题。”我一面说，一面将蔡孝乾和牛树坤铐在一起，然后又说：
“树坤兄，就算你在车上睡大觉，老郑也跑不了。”
任务结束后，每个人获得两百元奖金，各自安排了一个难得有钱又有闲的嘉南假期。我透过保密局台南站黄姓站长的介绍，前往布袋一名廖姓地主家做客。
第二天，毛人凤打电话到台南站，催促我火速北上。他说，老郑真正的名字叫做蔡孝乾，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他除了详细供出如何参加长征，如何争取潜返台湾发展组织外，还供出了省工会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搭乘四川轮偷渡离台的秘密。“后天傍晚，洪幼樵将在基隆登船，你快回来抓人吧！”
三月四日傍晚，基隆码头下着不大不小的雨，空气冰冷潮湿，和嘉义市的乾爽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气候形态。或许是因为我出身黄土高原的缘故，我十分不喜欢基隆的雨水。我们把车停在码头左面一座仓库边，等候洪幼樵。
八点三十五分，洪幼樵撑着伞出现在码头上，我突然灵机一动，改变了原来强力逮捕的计划，转而采取较具戏剧性的诱捕行动。我冒着雨，向洪幼樵急奔过去。
“洪先生，多危险呀，你不知道国民党特务很快就要来了。动作快，我的车在那边等着。”我拍拍洪幼樵的肩膀，故意以相当急切的语调警告他，然后，未等他反应过来，便拉着他回到车内。雨水打着车窗，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我和洪幼樵都不讲话，车内的气氛，对洪幼樵而言，是诡异的、紧张的；对我而言，则是相当滑稽。静默中，我可以感觉出洪幼樵急促的呼吸；大约十分钟后，他终于按捺不住开口问我：“你不是说国民党特务就要来了吗？怎么过这么久还没动静？”
“其实，他们已经来了。”
“在哪里？”
“在这里。”我指着自己说：“就在这里。”
洪幼樵为客家人，为人好学深思，宁静诚实。被捕后自觉倒霉，遇上不良的上级领导；出狱后任情报局研究员，着作甚丰。他是老蔡等台共中，活得最久的一人，最后得癌症死于一九九○年，这其间我三度探望他，皆握手无言以对。
台共四大头目狱中互斗逼疯老大蔡孝乾
到了民国三十九年三月底，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这四位台共组织的领导人物均已落网，如果把肃谍工作看成是一盘棋，胜负其实已见真章，至少我的看法是如此。在当时，不论是毛人凤也好、是彭孟缉也罢，甚至是我的同僚、部属等等，都在期待着这些台共干部遭枪决，然后扫荡棋盘上所有的棋子；只是我另有打算，所以我开始以这个下棋的比喻说服毛人凤。
“这盘棋下到这里，输赢已成定局，剩下的棋子，既然成不了大事，又何必急着去清理它们。”说完之后，我向他表明，留着这些无害的棋子，等着它们慢慢发霉，再下手也不迟。
毛人凤自然明白我的用意，说他也深知在这些小棋子发霉前、后逮捕它们的差异，无疑是后者较为人注目，当然功劳也就大多了。这个计划的成功与否，自然仍得建立在我必须掌握每一颗棋子状况的前提下，于是毛人凤同意给蔡孝乾等四人一条活路。
接着，蒋介石也对化敌为友、藉敌歼敌的做法表示同意。得到老先生的首肯之后，我着手策画四大头目自新。这一类工作，对我来讲并不陌生，不过，由于此次对象特殊，在执行上，我遇到了较多的困难，也费了较多的心思。在几经辩论之后，众人才接受我的做法，因此，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在“南开大学”（保密局看守所位于延平南路，当时社会大众多以此名谵称。而位于延平北路的看守所则有一个“北洋大学”的浑名，北洋大学是由辜家的“高砂铁工厂”改建）进修的时间就要长得多了。
南开大学在日据时代原是犯罪之日本军官接受悔过处分之用，建筑可说十分考究，寸余厚的桧木地板，配上工整的砖砌厚墙，除却隔间狭隘不说，与当时社会的居住环境相比，可谓水准之上，所以四大头目在居住环境上，大约没什么怨言；在生活方面，我也尽量给他们最大的优待，除了正常的伙食之外，每天另有五元的餐费。
这是我一贯的作风，当然，我对他们四个人的态度各有差异也是我一贯的作风。这原因归结起来，又要落在他们本来就不一样的道理上。在我与这些人的交手经验里，蔡孝干的人品最令我不满；而张志忠后来虽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对他的评价却最高；至于洪幼樵则是一个温和的书生；而原籍厦门的陈泽民，则给我深刻的好印象。
这四个台共灵魂人物，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特务会以共产党的斗争手法来让他们互相斗争。记得那是四月分的一个中午，我将他们四个人集合起来，叫了几道酒菜，说是请他们吃饭。
“你们承不承认失败？”我在开场白就说，气氛顿时陷入了更深的胶着。在沉寂了许久之后，我已经不记得是谁先承认失败，不过，在当时我一见有人点头，便接着说：“我们胜利并不是因为人员比你们多、比你们强，但是，你们还是失败了，共产党不是最喜欢检讨吗？我们现在就来检讨检讨。”
之后又是一阵死寂，不久，陈泽民首先发言：“我们的失败都是蔡孝乾你一个人造成的！回台湾之前，你从未交代自己的老台共身分，但到处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根本没有办法发展新关系。”
“这不能怨我，是上级指派我。”蔡孝乾急着辩解。
“是上级指派你。但你也没交代！”张志忠指着蔡孝乾拍桌大骂：“今天我们要是被枪毙了，全是你害的。”当然，张志忠还一一数落了蔡孝乾如何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如何侵吞一万美金的经费，如何四处炫耀其共党负责人的身分，以及生活是如何地糜烂，天天在波丽露西餐厅（位于民生东路，是当时最有名、最时髦的西餐厅）吃早点，在山水亭（位于延平北路，为著名餐馆）吃饭、在永乐町看戏。
其实今天的“公开”斗争，早在民国三十六年间，香港举行的台湾工作检讨会便已揭开了序幕，不过今天这整个内容仍是大谈自己多卖力工作，而老蔡是如何在享受“衣锦还乡”的快乐。说着说着，甚至有人当场哭了起来。
一餐饭吃下来已过了下午五点，却没有人动过筷子，当晚我就带着他们四人到西门町逛了一下，洪幼樵的妻子许小姐甚至带了小孩同行。回到看守所时，便有好些个好事者跑来问我，今天下午到底怎么回事，这一问把我的脾气又给惹上来了，我怒着答道：“去告诉大家，我还有很多动作，叫他们等着看戏！”
之后，我又带他们出去了几次，每次总能拉近我与四大头目的距离，他们也大多能承认错误，唯独张志忠至终不肯接受，甚至在枪决前，仍向我表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往后蔡孝乾在看守所的日子大抵如此。不过，随着他所供线索的涉案人一一落网后，他所面临的责难就越来越多了。囚室内只要听见老蔡的声音，就会被大吼着：“你不要再害人了，你一吃好的，就又要死人罗！”
渐渐地，老蔡变得沉默了，每天只拼命照我拿给他的自白书大纲写着，一直到我觉得他精神恍惚时，这些手稿竟堆了有半人高。他还是不爱说话，其他的干部也发现老蔡有问题，我只得把狗头医官王勉找来同老蔡谈一谈，结果证实他的精神状况确实有问题。“老蔡是精神病！”王勉说。
我连忙与台大医院连络，把老蔡送去检查，两天后，医生告诉我病人得了“幻想症”。这病的症状是如何我不清楚，倒是既然有病，也只得让他住院。当时台大只有一间精神病房，老蔡便在那儿住了下来。这一住又是七个月，一直住得我耐不住性子，跑到医院去找老蔡。
“你这病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那就回去吧；如果是真的，那也得有些事做啊！总不能老闲着。”
“我还能做什么呀！你叫我做的我都做了，我现在就跟牙膏一样，已经给你挤完了啊！住在看守所，天天挨骂。”墙角果然又是一大堆自白书。
“好吧！那还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你的？病总得赶快好起来。”
“我吃、穿、住、用都没问题，不过我希望能把我小姨子接来一起住！”
我一听不禁笑了起来，反问他：“那为什么不早讲？”他则答说他不敢，我再度大笑道：“早说嘛，人有『各取所需』的权利！”
三天之后，我从外岛管训队把蔡孝干的小姨子巧巧找回台北来。
以上《中共台湾省工委覆灭记——蔡孝乾、吴石系列潜匪案侦破始末》，标题为HGC所拟，是以谷正文口述回忆录（许俊荣、黄志明、公小颖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档案》（台北：独家）上刊同名各章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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