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平生六记
平生六记
曾彦修
九十自励：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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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这是人与非人的界线，千万不要去做相反的事，或颂扬相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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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县靠着西江，沿岸村庄多有集体抢劫往来船只的习惯，只限抢钱抢物，不伤人命。
P16
那时没有“平反”一说，如果确属无罪时，也是“宽大处理”。这就是说，本来你还是有罪的，来个“宽大处理”就无罪了。
P25
曾彦修在处决一百四十多人（所谓”镇压反革命“）的前夜向叶剑英请示缓行。叶剑英找来负责人谭政文，谭坚持不肯让步。最后叶剑英发话：我们要记住中央苏区的教训呢，这刀把子究竟是掌握在党委手里，还是掌握在保卫部门手里，这是有很深的血的教训呀。
此话一出，谭政文马上退了。花帅还是很有政治水平的！
P30
1954年是”批判胡适年“。胡适的威望大体上是越批越高，因为过去不知道胡适为何人的人，现在也都知道了。
P43
在苏联，谁对上级提点意见，谁就是反党，要开除党籍。
——上半年刚读了王渊的《敦煌轶事》，那里也是这么干的。
P49
我认为，我一生真正谈得上是做了一件工作的，就是这件事，即1965年在”四清“运动中，为被审的三十来个工人及干部，全部洗清了汉奸、特务、政治骗子、反动资本家。。。。。。这一类的怀疑或帽子，全部彻底以书面撤销了这些怀疑。我一生的其他工作，我认为也就是办公而已。
——可是，全国那么大，又有几个曾彦修呢？
P58
我们也太会制造”敌人“了，似乎举国之人都有”特嫌“似的，其实，往往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P124
1957年落网的人，大致是三类。一是：对单位某一具体小事提了点意见的人；二是：对全国性的事情提出过任何意见的人；三是：对苏联在中国工作的专家提出过任何意见的人。
P126
（1957年）像我这样被提前一点反了右，从而免掉了我去发号施令去打他人为”右派“，其实也是大幸。
身而为一个负责人，在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中得到了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P155
大大小小的墙壁上已无空地，真可谓铺天盖地，全是打倒我的。标语、口号和大字报无处不是，看不胜看，我一张也没有看。
我奇怪的是周六下班，一切均还是平平静静的，怎么经过两晚一个白天，就会全变了一个战争的大四合院，这要费多大的人力财力才办得到啊！如果把这些力量、这个精神用到有益民生的建设上去，这将是一种多大的力量啊！
P157
中国的有些斗争有点奇怪，事过若干年后，往往不是当时的被斗者怕被知道，而往往是当时的惩罚人或告密者最怕人知道。全国一样，绝无例外。
P165
我们应该使人人有很高的自尊心，而决不能几十年天天叫人检讨自辱，放弃任何自尊心。真正到了人民都必须放弃自尊心的时候，这个民族恐怕也就难于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一个民族的自我削弱，几全来自内部因素，而非外力。
我写此时已进入九十五岁了，不知怎么的，这个想法突然冒升起来：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一个人必须检讨一辈子，受辱一辈子，这算什么生活？
要记住：没有个人尊严，就不可能有民族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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