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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的来历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视周边国家为藩属，没有外交理念。
1844年：鸦片战争以后，被迫开放长江以南五口通商。设五口通商大臣，以矮化的“通商”名义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先由两广总督兼任，后因上海崛起，改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
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迫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长江以南十三口通商，长江以北三口通商，因此将原来的五口通商大臣改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后演变为南洋通商大臣，新设“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简称三口通商大臣，后演变为北洋通商大臣。沿用“通商”是为了强调与西方列强只有贸易往来而无外交政治关系，仍是自欺自重的伎俩。
三口通商大臣专设于天津，由于毗邻北京，因此事实上担负起了外交责任。从形式上说，由中国的天津地方官与各国交涉，满足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虚幻尊严。
由于三口通商大臣与直隶总督各自为政，相互掣肘，遂于1871年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比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由直隶总督兼任。直隶总督的职责由省防扩展至海防与洋务，驻地也由保定改为天津、保定轮驻，后来事实上常驻天津——这也加快了保定乃至河北地位的弱化。
李鸿章成为直督兼通商大臣，亦即北洋大臣。李善于揽权，很快成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实际负责人，天津的北洋大臣府成为实际的外交部，且有兵权，从而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归根结底，晚清主动将外交大权交付地方处理，致使北洋大臣坐大，最后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成为清王朝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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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见识到英国海军厉害的林则徐奏请购买、仿造英军舰船，道光帝御笔朱批：一派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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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湘军制》：淮军本以湘军以兴，未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后之湘军又更效之。
淮军率先学习西方军事训练和战法，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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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中，首先建立官办企业，也就是国营企业，迅速变得冗员充斥、机构臃肿，官府把企业作为安排官员位置的地方，贪污腐败严重，管理混乱，生产效率低下（熟悉吧）。
随后开始实行“官督商办”，也就是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监督管理。这种企业的问题在于产权不明，创业初期以商为主，一旦经营走上正轨，官府见有利可图，开始委派私人，加强干预。官场的任人唯亲、贪污腐败迅速蔓延，并将之视为下属，予取予夺，导致企业成本剧增。
晚清企业，官办者为局，如制造局、招商局；民营者为厂，如大生纱厂、张裕酿酒厂。
造成清朝覆亡的保路运动，就是因为政府将民营的铁路强行收归国有。湖南湖北主要是靠绅商集资，广东主要是靠华侨集资，这些人都容易掌控；而四川铁路的股本来自“田亩加赋”，也就是全体川人都参与了集资。一旦改为官办，老百姓血本无归，政府的合法性丧失殆尽。清朝从湖北调兵赴四川弹压，辛亥革命因而在湖北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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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是统治者的“自我改革”，涉及统治者自身利益，阻力巨大，困难重重。因此，改革者的策略往往是先易后难，用非根本性的行政体制改革代替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多少一下弥补政治体制的弊端。
从晚清的两次行政改革来看，即使是“先易后难”，仍激起你死我活的政坛恶斗，实际造成的矛盾不见得小于政治体制改革。在内斗与拖延中，最终丧失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把清王朝引上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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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分裂是戊戌维新失败的重要原因。没有洋务派的支持，维新派只剩下几个毫无权势的书生；没有维新派打先锋，洋务派便暴露在最前列，成为守旧派攻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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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之门越窄，革命之门越宽；改革之门紧闭之时，就是革命之门敞开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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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功利的民族，强国是宪政的重要动因。这也预示了一旦国强之后，宪政即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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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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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指责革命党人激进，不如冷静客观分析是什么促使他们变得如此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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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提出“群”的概念，亦即社会。“群”在政治上的结合是议院，在经济上的结合是公司，在士绅间的结合就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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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中国搞起了计划经济，果然就是这个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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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