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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宪制问题可分为三个阶段：一、辛亥以后，各方无一反对立宪政体和国会权力——他们只是想争夺法统，把自己的宪制蓝图强加于人；二、执政府废除法统，广州成立护法政府，各方无一反对革命——他们只是想把自己的革命路线强加于人；三、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单方面结束训政和行宪的举动导致了中国的长期内战与分裂。

辛亥前夕的多方角力，清室收完败，民党取虚名，地方实力派坐收全功。

辛亥各地民军的经典流程：吸毒式招收游民——军饷膨胀——财政崩溃——任用私人——把持饷源——勒逼地方。
民国呱呱未落，已负重债，与财政灾难相始终。

保路运动中，四川士绅进退有度，首先付诸公论，而后集会，而后抗税，而后请愿，而后乞于民众，非经诛戮，绝不以力相报，深合立宪之道——说白了就是被清廷一步一步逼到了绝路才官逼民反——北廷稍有对话诚意，必有双赢之美，皇统之福也。

对蒙古王公来说，辛亥革命相当于汉人单方面终止了蒙古与朝廷的宗藩关系，蒙古效忠的本来就是清朝皇室而非中国国家，自此就可以自由行动了。

辛亥军务，与其视为南北兵争，毋宁视为南北当局各自与财政崩溃社会解体进程争时。

清廷在辛亥革命前，立宪派和平请愿乞开国会，遭到通缉；电令赵尔丰“着实弹压”，从而迫使后者强硬处理枪杀保路运动中的成都市民。而革命一起，千依百顺，柔态堪怜。厉于诤谏媚于强横，适足导民于轻法敬暴，终不免于食己之报。

革命领袖迟早必须面对选择：弃血战经营之壮志重权于鼠目短见之庸民以全立宪，抑或以革命大义驱庸民于夹道险途。
中国人懦弱从众，难怪革命领袖总是选择后者。

华人之恶专制而恋大一统者，实无异于爱苗条而不舍甜食。

联邦制的稳固基础在于各邦各州内部也要实施自治。凡高层行联邦制而邦内行中央集权郡县制，如普鲁士巴伐利亚者，非致联邦瓦解为“联盟论坛”，而必致一邦独强凌虐他邦。

黄兴统帅革命军渡江进攻北洋军，知进不知计退，全军尽在一线，后备无一卒。黄兴的这种战术水平，也就是后来蒋介石在惠州、南昌、淞沪、孟良崮、徐蚌会战中的战术，成了国民党的传统：尽锐前敌，虚侧后供敌腰击，诸军各自为战，弱军或走或叛，精卒长驱疾进，深入绝地而全灭，尔后溃勇难民狂奔数千里，不见二线阵地收容部队，死者降者十八九，而后仓皇招市人农夫组新军，战力一蟹不如一蟹。

赵尔丰、端方一定程度上都死在自己手里。两人都主张全款赔付铁路款，若如此也就不会有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了。但盛宣怀主导朝廷采取强硬政策，指示赵尔丰弹压川民。赵尔丰夹在中间，又终究必须向上负责而非向老百姓负责，因此不得已出兵镇压，引起蜀乱；这又导致端方受命率湖北新军精锐入川镇压，他不愿执行此命令，因此先是百般拖延不到任，到任后又缓缓进兵，结果辛亥革命爆发时刚到重庆，进退无门，结果被新军作为投名状杀死，用他的头借道回湖北。

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汉，而临时政府设于南京，终民国之世，宁汉隐为敌国，直至李、白中南溃灭，蒋氏亡宁就台。

南北和谈时期，英国认为袁世凯是唯一能维持中国领土完整的领袖，才能确保英美贸易繁荣的商业利益，对中国来说，袁也是唯一能争取列强承认民国从而获得贷款的领袖，因此北方获得了政权。英美与袁氏联盟拒日保土（袁世凯一辈子为了国家利益与日本作对），日本则与国民党联盟割地倒袁。

清朝灭亡，杀戮极少，中国史所罕见，末代皇帝也得到善终，源自获得了帝国主义的借款。借款必损国权，南北各路军队只顾花钱，不问来源，再以爱国者姿态指责中央卖国，让袁世凯承担历史替罪羊角色。

中国人欺善畏恶有目无珠，曹汝霖西原借款、宋子文棉麦借款、陈光甫桐油借款，条件优异，最后却被视为国贼。华人之爱国正义感，殆有不可思议者。吾恐天道至公，诸君尚在梦中。

从政之道，于自身基本盘，须有定见。好名者妄图人人满意，欲左右逢源者，多左右不是人。

临时约法的致命伤，并非一般认为的总统制内阁制之争，而在于司法权不重，不足以应对宪法危机。并非国会掌权就是民主。国会专制和独夫专制都不符合立宪精神。

列强偏向北方的另一重要因素在于延续辛丑条约特权。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柔性废除辛丑特权，南京各国使馆不再享受驻军护侨特权。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卸任后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电令陈炯明解散王和顺部民军，作为在野之身干涉国家政治，系违宪行为。后来二次革命中，非孙中山嫡系的政治派别纷纷依附袁世凯，就是出于王和顺事件催发的兔死狐悲。

袁世凯的问题在于他的力量不足以彻底实现专制，又无法容忍自己担任一个处处被国会掣肘的总统，眼看国家有有专制的弊端而无专制的稳定。

民国向列强借债，皆以赖账了事，中国史书绝口不提这一失信之举。

国人一贯视美国为列强中扶弱仗义的救命稻草，一旦有求不应，反而反目为仇，最终发展到新中国以美国为敌。

西欧封建传统，士绅组成议会掌握财权，贵族掌握军权，互相支撑扶持。议会掌握财政大权，才能控制国家命脉。民国国会失去了财政责任，遂退化为清议机构。

黎元洪借刀杀人，密电袁世凯杀张振武，未经司法审讯，系行政权侵越司法权。显示民国司法独立的缺失。

这一章结尾分析宋教仁遇刺案后的南北局势，非常精辟。
最后几句话：能代袁者，有其权诈而欠其大度；能代孙者，受其虚浮而乏其精诚。肉食者浊而无识，劳苦者愚而嗜暴，文人逞虚骄玩社稷，几以天道易欺，果报可逃，夫复何言？为华人子孙者殆矣。

辛亥革命后，人心思定，此时爆发的“二次革命”背后是日本军部支持孙中山，企图挑起中国局部叛乱，以便趁火打劫。

袁世凯的合法修宪主张在国会屡屡碰壁，绝望之下，转而铤而走险，转向武力和阴谋。

一战期间欧洲列强自顾不暇，无心东顾，中国政坛的国际协调机制破裂，再也没有恢复，对袁世凯有极大的不利影响，其期望的“二十年稳定”发展期破灭了。日本自一战爆发后借助国际外交均势的失衡而迅速强占空间，对中国政治有了极大的影响力。

袁世凯在日方最后通牒下于5月9日有条件接受二十一条（已删除第五条）后，密谕全国，毋忘五九国耻：
袁氏密语，惨目心伤，有如垂死哀鸣，悔其以衰残半死之身，勉赴国难，收败局，临横暴，乞苟免，辱先人。唯念一身事小，垂死残躯夫复何畏何求，而黎民子孙尚在，今日苟全，来日大难，天幸岂可累邀？年年五九，偷安嬉游、臥薪尝胆，尽在诸君一念之中，泉下之身固不得见，谨与诸君辞别！
五四学潮即张本于袁氏五九国耻日记念，华民族主义洪流溃决，革命吞噬立宪，救亡压倒启蒙，皆自此出。

反帝=勾结强邻入室
民主=强制动员草根
革命=扩大军政负担
人民=新旧士大夫阶层
自由=瓦解中间社团
共和=取消传统政治的节制义务而为独夫开道

府院之争起于段祺瑞内阁的内部争端：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欲讨伐李烈钧，内务总长孙洪伊谓不可。后遂有内务部文官在平政院控告总长胜诉。孙洪伊认为平政院系出自甲寅约法，用意在于使政府机构免受法院节制，不符合民元约法。段祺瑞反对民元约法，遂执意罢免孙洪伊，找黎元洪要求罢免孙。黎不肯做恶人，建议段祺瑞逼孙辞职即可。段怒而离京，以辞职威胁。最后徐世昌出面调停，同时罢免徐树铮、孙洪伊两个祸首。

关东军庇护居正在青岛训练中华革命军，在护国运动中进攻济南；又武装外蒙进攻热河。寺内正毅内阁上台后，放弃倒袁裂华政策，回归国际协调路线，中华革命军遂解散，蒙军也被击溃。

寺内内阁上台后，考虑到宿敌袁世凯已死，拟向中国释放善意，以经济合作培养利益共生关系，因此出台西原借款。西原龟三系民间学人，亲华知华，目睹日本辱华暴行，又见新上台的段祺瑞有建国之心，因此希望促成金援以修复两国关系。不可因此而称段祺瑞为日本扶持的军阀。
段祺瑞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偿还西原借款，日方释放善意遂成泡影。
日中外交，日本人强横，中国人阳奉阴违，并不履约，使日本享恶名而无实利。长此以往，日本军人以中国无诚意，和谈协议如废纸，最终只能以军事解决。

曹汝霖作为职业官僚促成西原借款，维系段祺瑞政府财政命脉，遂为倒段派息嫉恨，此后怂恿无知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火烧曹宅，全不顾曹汝霖与凡尔赛外交毫无关系。

即使在军阀当道时代，仍有司法独立，军阀仍尊重法统，可谓立宪政治之残照期，比起后来的党国政治尚有可观。

汪精卫于革命创业艰难之际，赴京刺杀满清贵胄；辛亥功成论功之际，飘然退隐；孙中山颠沛流离之际，轻身赴难。其人品私德，实无可疑，因此受到孙中山托孤之重。

广州非常国会因拒绝对德宣战而引发宪法危机，在德国资助下南下护法，站稳脚跟后就承认对德宣战案，并以参战国资格要求参加巴黎和会分割战利品，再将协约国盟友作为反帝对象，并指责北京政府为卖国贼——这就是孙中山一系的政治操守。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的同一天，“哈尔滨共和国工兵代表苏维埃”成立“公安委员会”，接管“哈尔滨共和国”最高权力——中共绝口不提这么个傀儡国。

民国有大国之望者二，皆两次大战将息之日，皆赖外交有道及美国提携所致，皆以内争自败，而主要责任者皆倡民族大义、以国贼责外交官、己身引狼入室求儿皇帝之革命党。所谓反帝爱国光荣史，真有不堪言不忍言者。

阿勒泰原为外蒙所辖之承化寺，辛亥外蒙独立期间新疆派兵占据，民国二年设阿山道，后改土归流，永为中国领土。外蒙则沦于苏俄之手。

1919年3月7日，英美法意公使要求北京政府保证其为输送欧洲战场参加一战而编练之参战军不用于内战——洋人何其天真！

白俄军被红军赶到中亚，穷途末路，欲驱逐华军占据蒙古为基地，类似明末郑成功之图台湾而逐荷兰。

五四运动所声讨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均非巴黎和会外交策略制定者或责任人，而是职业官僚，依附段祺瑞政府，遭到反段各派之忌，利用热血愤青打击之，其目的并非惩国贼救国家，而是打倒政敌我自为之而已。

民国对日弹性外交，临兵威则尽许之，事缓则阴毁之。日人如抽刀断水，几无所获，而生直接占领、强行践约之心。

1920年，中国军队控制了外蒙库仑、科布多、恰克图、乌梁海等地，但国内内战又起，北洋军直系皖系互斗，此时苏俄以追击白俄为名进入外蒙，赶走华军，外蒙遂失。

1923年1月26日，孙文与苏俄代表越飞在沪发表宣言：承认中东路由中俄共管；苏俄在外蒙驻军系防备白军，无意损害中国主权；苏俄无意输入共产主义；欲赞助中国统一独立事业。。。。。。何其悦耳

所谓孙氏“广州革命政权”，就是苏俄安插在中国的木马。苏俄否认国联及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则中国赖以自保的国际协调体系在苏俄面前完全无效。

曹锟内阁与苏俄谈判，以交换外蒙为中俄复交条件。当时苏俄外交孤立，不受国际承认，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正是其痛点。而此时激进学人居然上书政府，要求无条件承认苏俄，自动放弃底牌，正是书生误国。

孙文希望依靠苏俄实力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以图统一；而苏俄只是要利用孙文在广东割据，扰乱中国统一，以便其从中取利。南辕北辙，迟早要破裂。
而曹锟内阁为了阻止苏俄赞助孙文，只得先承认苏俄，其代价是放弃了外蒙。

清朝对待四川士绅发起的保路运动，固然使用武力，但无论如何没有达到孙文以军队剿灭广州商团的境界。

宪法应以选举产生之国会制定，而非由政府自组之团体互选产生。此类“政协式”团体，可视为专制政权对假宪政的装点。

有法权而无财富者，法权与财富终将兼而有之；无法权而有财富者，法权终无而财富亦将失之。
如果广州商团能够歼灭国民党军队及其苏俄顾问，将孙文蒋介石礼送出境，则国家幸甚。
沪上绅商政治低能，居然在五卅运动中以其保护着英国为敌，完成政治自杀和阶级自杀，终究落入蒋介石控制成为奶牛，而一旦蒋介石丢了大陆，这些人连生命都难以保全了。

1925年6月28日，国民党通过国民政府及广东省政府组织大纲，党国由此始。

由于苏俄向广州政府提供武器，美国公使建议国务院取消原意在于阻止中国内战的对华军售禁令。
列强势力均衡破坏，将远东留给日俄两大恶势力角逐，使中国处境更为恶化。不公正法律也比赤裸裸的丛林原则好。

凭借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力量，如果与北洋政府南北分治，对中国抵御外侵更为有利。北洋覆灭后，北方形成政治真空，陆续发生中东路事件、九一八和七七事变，日俄两恶邻纷纷鱼肉中国。

训政时代的国民政府，以国民党组织产生的各级省、县、乡民会议，象征性批准行政机构的合法性，党部立于幕后总揽一切权力，听命于党中央。而党中央则由上层分赃交易或互选产生，其权力追根溯源来自自我任命。
所谓训政，与今日何其相似？

1927年4月6日，北京军警搜查俄使馆，逮捕李大钊，并发现苏俄诸多秘密文件，后辑为《苏俄阴谋文证汇编》，披露了第三国际、俄共与苏俄政府如何策划了对话间谍及颠覆“事业”。例如，苏俄政府寄驻华武官训令指示：支持国民党，在张作霖控制区制造混乱，煽动反欧风潮，引起各国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因日本能与最短时间内派大量军队来华，因此不可引发杀害日本侨民事件，以免为日本侵华制造口实，于苏俄无益。

党国体制下不存在司法独立，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可以执行革命行动或被执行革命行动，成功者就是革命，失败者就是反革命。蒋介石、汪精卫无不身兼革命、反革命两职，恰如汉末诸侯必然身兼勤王和逆贼两任。
所谓反革命罪名，就是司法不独立的证据。

北伐军曾在南京劫掠英美日领事馆，杀害金陵大学校长等外侨，引英美军舰与北伐军交火。因此北伐军接近济南时，日本以此为借口派兵护侨，并杀死北伐军派来交涉的蔡公时，不无报复南京之意。蒋介石命令北伐军撤离济南，争取国际同情。

五四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日本反华势力无计可施，所攻击的都是亲华势力。爱国者不受法律约束，随意放火（火烧赵家楼）伤人（殴打章宗祥、王正廷），与日本军部的农家出身子弟敌视议会成员如一丘之貉。

九一八事变中国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在于参照北伐中山东外交胜利的先例（避战而谋求列强支持，加上日本尚遵守国际秩序），谁知道此一时彼一时。

从国际政治来看，抗战缘起于条约体系的瓦解。从国内形势来看，缘起于国府轻易挑起中东路事件。俄罗斯三面包围满蒙，势在必得，而欧美在此地没有商业利益，不会出大力相助。能够制衡俄国的只有日本，不是日本的存在，满蒙早就沦于苏俄之手。
中国的战略，应该是以满蒙为饵，诱日俄相持。正如孙权把荆襄九郡借给刘备，使两者相攻，坐收渔利。

1931年首届国民代表会议制订的五权宪法突出元首权力，国民代表会议连常任机构都没有，根本谈不上对元首的节制权力。国民党在野时制定国会权力极强的临时约法，上台后就改弦更张全面转向。

昭和初年日本经济动荡，民生艰难，官僚政客财阀相勾结，平民上升通道受阻，因而转向军旅，成为草根一族的奋斗方向。

国联李顿调查团调查九一八事变，国联以42票对日本1票通过该报告，决定组织顾问委员会研究东三省问题解决方案。苏俄拒绝参加该顾问委员会。
苏、日自有默契，满蒙互换，以华为壑。

中国致公党总理陈炯明1925年吊孙文联：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吉鸿昌、方振武以收复察哈尔、热河为名，以西北军旧部成立抗日义勇军，接受大量抗日捐款，获得胡汉民资助，得到华北国军默许，相当于撕毁《塘沽协定》确定的停战协议，以义勇军为名重启战端。。。。。。结果打了一半这支义勇军居然回师袭击北平了——又是共产党干的好事，以抗日为名企图建立冀南苏区。

中日双方都不满国际条约体系，日本是因为这个体系束缚了其侵略野心，而中国则是为了“反帝爱国”，结果自行单方面拆毁这一体系。一战后欧洲列强在远东的影响力大幅缩水，条约体系本已只剩名义约束力，中国再予以否认，则日本侵华最后一道藩篱亦不复存在。

民族犹人：有智计过人，百战百胜不过一时炫耀，偶一失手则匹马无还者；有保守愚钝，臆则累失所损不出利息，毕生怨望而元气自若者。此事固不足为浅人妄人道，信天道之无私无弊，斯亦足矣。

傅作义收复为蒙军、日伪军盘踞的百灵庙，在心理上使民族主义舆论轻视日军战力（实际上日方仅有少数志愿人员），以为只要有抗战决心就能胜利，影响了日后抗战过早爆发，中断了知日派的局部妥协抓紧建设战略。同时，绥远战事促使西北地区各军尽赴战区，张学良东北军作为预备队守关中，一方面伤害了其自尊心，一方面也造成西安仅为张、杨部队守卫的局面，促发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潘汉年的情报生涯》168页：潘汉年与日方谈判，表示新四军谋求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无意占领铁路交通线和交通据点。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新四军就会袭击和破坏铁路交通。

国府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对日宣战。对中方而言，由于宣战后国际将对双方实施禁运，中国所受损失大于日方；对日方而言，由于日方将汪精卫政权视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因而不存在中日战争，只有强化治安问题。因此，中日两国在未宣战状态下打了四年仗。

抗日战争使中国的中产阶级毁灭殆尽，剩下纺锤两头的官商暴富与赤贫农民对峙，社会革命遂难以避免。

如果国府能够践行《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内容，对国家民族是何等的幸事！

苏军在东北奸淫掳掠，抢劫工业设施，重庆高校师生游行抗议，周恩来呼吁爱国不排外；不久发生美军强奸沈崇案，中共立刻扭转立场，开始组织反美游行。

婚姻用于保障妇女色衰后仍能保有丈夫，法统则用于保障政党没有武力优势也能保有政权。否则，政治就将沦为赤裸暴力

金圆券（恶性通货膨胀）起到了没收全民私有财产的作用，在德国发生的纳粹上台现在轮到了中国。

傅作义投降共军后，其部队迅速被植入中共政工干部，傅氏被架空。傅与国府暗通款曲，欲屯兵河套旧地，徐图发展，遂向毛周请命归耕河套发展水利，毛说那就把全国的水力工作都交给你吧，于是傅成了没有实权的水利部长——教人想起辛亥南北和议成功后的孙中山造铁路。

全书从1911年辛亥革命讲到1949年神州陆沉，以“西藏摄政团以达赖十四世之兄嘉乐顿珠为使访印度”结束，含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