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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田的主页

01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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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阅:​《老炮儿》,跟北京无关

徐德亮

解放战争时期,歌剧《白毛女》轰动一时,久演不衰,在下连队演出的时候,有的小战士看着舞台上黄世仁欺负喜儿,怒火冲心,抄起旁边的钢枪就要打死他,幸好旁边的班长手疾眼快,一把把枪夺下来,这才救了“黄世仁”一命。

这个故事很多资料上都有,大约真的发生过。我们总是说,这是因为这个戏编得好,演员演得好。编剧有在苦难社会中生活的经验,把恶霸地主的凶狠残暴写得淋漓尽致,演员演得也太好了,简直把地主演活了。一味地夸戏好,其实就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另一方面:小战士太幼稚。看戏直接看进去了,当真事了。到真是受了阶级斗争的教育,但是从欣赏艺术这个角度来说,不能不说他心智太不成熟。

看《老炮儿》的好多人,都和这个小战士一样, 看戏,看进去了。一方面说明戏好,另一方面不说了。

《老炮儿》里的人, 我都不喜欢。

六爷是个流氓,或者叫玩闹。在北京话里玩闹和流氓意思相近,但玩闹比流氓高级得多。而且流氓是贬义,玩闹的贬义色彩就不那么明显。这里边的区别,有点儿像“抢劫的”和“绿林人”的区别。他年轻的时候横过,老了,还要扎挣着横,但已经没了横的资本。他用帮人学会“规矩”来当“横”的心理支撑,在胡同里霸气得很,其实街坊邻居只是给他面子,都让着他。城管真不敢打他?知道他是几年大狱上来的,不想招事儿而已。小偷真觉得不听他的就“出不了这胡同”?同样,不想招事而已。

当然,他年轻时候的横也不是真横,无非就是在文革时和文革后敢于打架。虽然影片可能为了能审查过关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文革,给出他的英雄事迹就是“八三年他手使一把日本军刀对付十几个人”和“九四年因为打架被判了刑”,其实真要这样他八三年严打就已经进去了,九四年未必出得来。但我们很明白地知道,这影片想表述地是文革时期他们这批孩子的“英雄事迹”:敢旷课,敢不上班,敢打架,敢下黑手,有兄弟,一呼百应。原来都是为了保护毛主席,后来都成了小流氓儿。注意,流氓加上小字,必须儿化。流氓让人怕,小流氓只能让人讨厌和看不起。

当然,等六爷长大一点,就从小流氓儿变成了玩闹,变成了大流氓,因为哥们义气或姐们交情,或者因为“正义”和“规矩”,敢打更大的架。但社会已经从文革的无序转向有序,从半无政府变成了有政府,甚至矫枉过正,出现了“严打”,跳个贴面舞就能判二十年(二十年之后出来,看见满街的歌厅和小发廊直接就疯了),六爷这样的不“进去”是不可能的,甚至被枪毙也不足为奇;但可能事没那么大,判了几年就出来了。

他们老了,回忆自己的青春年华,多么热血,多么“精彩”,所以他们看现在平淡的生活无聊,看现在平等的年轻人没规矩,但问题是他们所回忆的,因一时意气或一时义愤就拿管儿叉子把人捅了,把自己的青春送给大狱或直接换个枪子,这样真的好么?回忆的都是值得珍惜的,但珍惜的是回忆本身,而不应该是那些荒唐的日子。

老炮儿们是鲜活的,甚至有些人是可爱的,但是我们肯定不想生活中真有这么一个几年大狱上来的,满嘴脏话,还以为自己特正义动不动就找事儿的老街坊。

再说说六爷嘴里的“规矩”,盗亦有道,天下最讲究规矩的就是黑帮(相声里的辈份、排字儿,所谓的尊师重道,全是从青红帮那里继承来的),原因无他:你敢不守规矩我就敢杀你。

对平民老百姓来说,规矩当然是要有,但不能不近人情。对问路的人爱搭不理,给脸色看,就是有规矩了?满嘴脏话,但是对长辈不说就是有规矩了?我想起了电影《三毛流浪记》,组织流浪儿童卖报纸拣烟头的流氓跟三毛要当天的抽头儿,三毛不理解,旁边一个流浪儿伤感地说:“你给他吧,这是规矩。”当然可能有人说,在六爷的规矩里,这就是不规矩,因为不能欺负小孩。但仔细想想,这些江湖上的规矩本质上都有相同之处,就是都要靠打来立。

二十年前,我中学时,去一个同学家,进门先问他爸爸好。后来他跟我说,他爸爸生气了,说我没规矩。我很奇怪,我说,我问他“您好”了。他反问我:“‘您’是谁呀?你不懂叫人呀?”我才明白,光是“您”不成,叔叔是叔叔,大爷是大爷,该叫人得叫人。这确实是北京的老规矩,但是直到现在,我也不认为“您好”比“叔叔好”没规矩。

二十年后,我去天津演出,开车去的,到市里不认识路了,正赶上上下班的高峰,天津的路又窄,我好不容易停在一个路边,摇下右边的窗户,问路边一个修自行车的某处怎么走。我叫了三声“大爷”,他都低头修着车,没理我,我以为他耳聋。还是他旁边那个等修车的车主过来问我什么事,我问他某处怎么走,此时那个修车老头冲他用很纯正的天津话喊:“他你妈问道儿连车都不下,你搭理他干嘛?”

问路应该下车,没错,就像北京琴书里唱的,古代问路应该下驴。但如果当时下车,后边一会就堵死了。在当今这个交通状况下,在充分的表达了尊重以后,问路不下车是不是还算不守规矩?

跟城管较劲,是六爷在影片开头很光彩的一个片段。但城管给他面子,不是尊重他,只是怕他闹事而已。一个连三百块都拿不出来的本地老炮儿,跟他打回架值当的么?城管扇人耳光不对,扇本地人更不对,如果用六爷他们年轻时候的话说,叫纯属没有斗争经验。但六爷出来挡横的方式就真的对么?六爷借说话打城管队长的脸就真的对么?如果城管队长因此变脸,谁说也不行,车拉走,人再妨碍执法也报警抓走。六爷又能怎么办?找闷三儿打城管去?

说到闷三儿。“闷三儿”是传统相声里的一个人物,“坛子胡同闷三爷,跟尜尜胡同抽四爷,蛐蛐胡同逮五爷,他们都是把兄弟”。闷三儿可能也符合“蔫人出豹(暴?)子”这句北京古语。那一茬的流氓里,混到现在,有的当了老板发了财,有的混到了社会最底层,在“拔份”这个事上,都颓了,只有闷三儿一个人还冲在打架斗殴的第一线,还老进局子,还能一呼百应地叫来数十个可以打架的年轻小伙子……闷三儿确实血心热胆,闷三儿的心里确实住着一个年轻的李逵,但就算在流氓这个群类中,闷三儿也是最不长进的那一批人。

在生活中,某次机会我和一个所谓“混社会”的人吃饭,我问:“您特能打吧?”人家说:“徐老师,我早不打架了,早不是那岁数了,而且打架有什么用?找人吃顿饭就全解决了。真要狭路相逢赶上事了,也是手下兄弟往上冲。”可见,闷三儿这样的人,在真流氓里,也是不招人待见的那一类。

六爷被人打了,闷三儿带着人冲过去砸修车厂,要打人。六爷赶到拦住。闷三儿哭了,“憋屈啊!”真像要给宋江出气的李逵。问题是生活不是《水浒传》,不憋屈又如何?打架,杀人,然后进局子,判刑,枪毙?

当然,他是个血性汉子,交朋友用真心,真能替朋友把命扔了。可是大家扪心自问,真有这么个好朋友好兄弟,遇见点什么事你还没怎么着他先冲上去,杀七个宰八个的,你自己闹心不闹心?

霞姨算是影片里唯一一点亮色了,虽然在剧情里显得特别不合时宜:六爷想自己解决的时候她老嚷嚷着报警,六爷要举报的时候她又死活拦着。她十六岁就跟玩闹们混在一起,抽烟喝酒,混到四十多还很漂亮,自己开个小酒吧,衣食无忧。这样的女人,无论是青年还是中年,对男人都有绝大的魅力。她对六爷真心的好,她早过了迷恋街头霸王的时代了,也因为曾经迷恋街头霸王四十多了还单身。她对六爷的感情,与其说是爱情还不是说是友情或义气。可是谁家要有这么个姊妹或闺女,肯定是老大难吧。

片子里最后来到湖边的老炮儿们都很可爱,虽然都是被骗来的,但既然来了,“不就是茬架嘛,说什么癌呀?”一个个抡着兵器,拖着残躯,冲向冰湖,也冲向久以忘却的热血青春。三十多年前,他们的青春就是这么火热,三十多年以后,早就冰凉了的老木炭忽然最后冒了点烟,虽然肯定着不起来了,但也让人感动了一把。片子最后,一帮老炮儿像三十年前一样,又从看守所的大门出来了。看着外边的世界,他们乐着,对他们来说,这里边有一种时空交错的甜蜜的荒诞感。

问题是,五六十岁了还去动刀子打群架,谁家老人要这样,子女还不愁死!

六爷的儿子,睡别人的妞不可气(睡没睡过单说),出了事自己生扛不可气,连离家出走都不可气,但遇见事冲自己的爸爸吼就可气了。你爸爸再不对,他是来给你解决事的,你不拿你爸爸当人,还能指望别人拿你当人?这么大了连喝酒碰杯要低一点都不懂,用六爷自己的话说,“家大人没教过你规矩?”六爷这就叫自己打自己的脸。当然,孩子在叛逆期,又摊上六爷这么个爸爸……但总之,只能算个小流氓儿,我不喜欢他。

那些官二代富二代,在电影里本来就是反面角色,更让人喜欢不起来,六爷没把那小子手指头“嘎巴”一下撅折,只在那支着,都让观众觉得气没出来。小飞最后似乎有当好人的愿望,除了在人物设定上不太合理之外,只能让人更恶心(想睡小鲜肉的脑残粉们请无视这句)。

总之,《老炮儿》里的人, 我都不喜欢。

但是我喜欢《老炮儿》这个电影。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没人管的孩子,打着武斗旗号杀人的红卫兵是一批,红卫兵上山下乡之后稍小一点留在城里的孩子们又是一批。小一点儿的这批孩子们就算赶上武斗了,也多是跟着哄哄,这会儿大孩子们离开城市了,家长们忙着“闹革命”了,不上学也成了有“造反精神”了,自然而然,出现了好多缺乏教育,打人骂人,抽烟喝酒,甚至打架斗殴的“坏学生”,在社会上,慢慢就成了小流氓儿、玩闹或流氓。

但是在没有规矩的时代,这些孩子要自己创造规矩,否则大家形不成集体共识,玩不到一块。这些规矩有些是传统的,比如敬酒酒杯要低些,跟“前辈”说话要文明等,也有很多是很江湖的。比如不欺负好孩子,这就先承认自己是坏孩子了。再比如要管控当地的小偷。按中国人的规矩偷东西是最为人不耻的,怎么能知道谁是小偷还不报警,只让他把身份证寄回去就得了?等于是承认小偷在社会上的合法地位,只不过多点伪善而已。

这些孩子要不被欺负,就要结成了帮派,结成帮派就会打更多的架。打群架,靠的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集体主义,所以,他们的江湖大义,是兄弟义气。义字居首,勇退居第二。在他们那里能打是必须的,能为朋友打才是可敬的,打群架能招呼来人(北京话叫能码来人)才是江湖地位的像征。王朔说两边约的人越多越打不起来,有的时候甚至两边约的同一拨人。假如那个时代继续下去,这些人里出现刘邦也很正常。

还好文革结束了,他们也长大了,新时代到来了,但是他们在那个时代形成的价值观,并没有变。这时,上山下乡那批又回来了。那批人在文革初期在城里就打派仗、武斗过,甚至杀过人,又在广大农村受了十年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因而返城之后,多数人变成了“八十年代新一辈”,还有人考上了大学,改变了命运。也有一批人又打架,而且“手更黑”。前几年,我每次听到“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这歌,都热泪盈眶,我觉得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可积极向上了,可是慢慢发现,哪个时代,都有落后的青年。当法制社会建立起来以后,通过打架树立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事不那么靠谱了。而且当年打架敢抄板儿砖的不算什么,红砖,一砖下去,顶多一个脑震荡,有点骨折就顶天儿了。后来传进来水泥板儿砖,一砖下去就死了。赶上法制社会,法制社会的严打,“依法”之外,还要“从重”。毙了一批,关了一批,落后青年就没了。还有一批不那么落后的,像《二子开店》里的那几个一样,被社会主义温暖的大家庭改造好了。关的那批过些年出来,就成了“老炮儿”。

时光到了二零一几年,这批“坏人变老了”。年轻人坏点让人觉得还有得可救,帅点的越坏还越招女孩喜欢。坏人一变老,连那点可爱劲都没了。所以好多外地朋友看到问路那个镜头,就已经开始骂“最讨厌自以为是的老北京人”。

新的年轻的坏人或者说坏孩子也出现了。六爷儿子是一批,但是这批不是坏孩子的主流,法制社会,容不得你拿刀动枪打群架,通宵喝个酒泡个吧玩玩地下摇滚,一夜情到头了,六爷儿子这样的想吸毒恐怕都没地方买去。坏孩子的主流就是电影里反映的“官二代富二代”,这到不是说所有这些二代都不是好人,但说他们里边有很多坏孩子应该不得罪人。

有人把这些人和文革中的大院子弟对比,认为是一类人,三十年前,他们穿着绿军装骑着二八车扛着日本刀招摇过市,三十年后,他们穿着各种名牌开着法拉利带着锥子脸妹妹,到是不招摇过市了,因为一般老百姓看不见他们。

这个类比有准确之处,比如,拿锥子脸妹妹和日本刀类比,都是用品兼炫耀品。因为在我等仇富心态的眼光下看,富二代身边的锥子脸妹妹和大院子弟自行车后座带着的“果”,在他们的心里的地位绝不是等同的。

这个类比也有不准确之处。因为当年的高干子弟和大院子弟,都有着幼稚而崇高的理想,江山是我们的,接红色的班。所以他们的所做所为,虽然让人讨厌,终归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而现在的官二代和富二代,有没有这样的理想我不敢说,反正钱是他们的,出了事可以去加拿大。

六爷这种老炮和小飞这种小炮儿(没这词,我编的)茬上了,只有一种可能的结局,就是老炮的大败。别说一个老炮,就是一切平民和他们茬上了,都只可能有这种结局。您以为自己是个炮,跟他们遇见,你才知道,你撑死算个砸炮儿,自己粉身碎骨能有个响动就不错了。码人茬架?笑话。人家理你么,你找得着人家么,你打得过人家么,就算你打得过人家,公安干警同志能让你打?

武松和西门庆斗得了么?西门庆有钱,能走县官的门路,武松虽然是个都头,哥哥被害死,这个都头什么用都没有,只能斗杀西门庆,然后自己当逃犯远走高飞。

您呢?你斗杀得了西门庆么?您远走高飞得了么?

电影里设计了一个“对账单”,这个情节设计说实话有点简单,太巧,也有点不合理。总之吧,因为它,小炮儿才想跟老炮儿玩玩,老炮儿也才有机会按自己的规矩跟小炮儿斗斗。什么是他自己的规矩,又是打群架。

码人,还码得着么?显然码不着了。借钱都借不着,何况码人啊。

自己也病了,病了不治,老炮儿也有一怕,敢情怕做手术。

但是老炮不怕死。老炮不是没见过死,他能拦住闷三儿,不让那些兄弟去打架,就是怕“生瓜蛋子没轻没重,真打死人,把他们就裹进来了”。他这个打了一辈子架的人为什么有这种见识?那一定是自己当生瓜蛋子的时候,见过周围的人出过大事,或杀人,或被杀。一辈子就完了。

所以这事不能把这些小孩裹进来,要干,只能咱们自己!

六爷找军大衣,给已故的媳妇上香,把人寿保险的保单给霞姨,带上日本刀,走出门去,这一步步,都是在走向死亡。他又不是没打过架,他知道他很可能回不来。但是他还是一步步地去了,这就是感人之处。

这和当年一堆一堆,好几十人好几百人的茬架不一样,那会儿充满兴奋,大家一起哄就去了。他们都把这当成上战场,就算死了,都无上光荣。何况这么多人呢,可能连伤都伤不了。

六爷一个人背着刀骑着自行车赴战时,一定神游到了三四十年前。大街上飞奔的驼鸟,就是六爷的化身。它不应该处于这个时空,它明明应该飞奔在草原上,在以个体速度为唯一指标的地方,它明明是第一。但是它被带到了城市的铁笼中……终于它又跑起来了,所以六爷非常兴奋,“跑!跑!别让他们抓住你!”

可能么?

当然,这应该是个暗喻,拍得有点过于明了,观众秒懂了,韵味就少了一点。

六爷死在野湖上,那一地的冰纹,美得钻心彻骨,像个极品的老坑端砚。六爷就像一块墨,磨着自己 写下尽量有点尊严的一生,把自己磨完了,就死了。

六爷不知道不知道自己活得失败,但是他不承认。

只有一次他承认了,跟儿子喝酒骂了起来,儿子说:“我不许你提我妈,你进去了,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吗?”六爷沉默了,说:“难道你还让我给你跪下嘛?”

六爷服软的时候,真是让人掉眼泪的时候。

给子女立规矩,首先自己得有规矩,自己满嘴粗口,要求自己的儿子懂得尊重别人,可能么?

拍这种父子矛盾的题材,冯小刚的这个片段是经典了。在我的评价体系里,上一个母女矛盾的经典也是冯小刚拍的,《唐山大地震》。

妈妈为了救弟弟亲口判处了姐姐的死刑。姐姐活过来以后,不再回家,自己活了三十二年。后来遇见了弟弟,弟弟把她领回家。这段母女相见的戏,怎么拍?母亲不抬头地做着饭,向里屋挥着手:“先进屋先进屋。”女儿进了屋,看见自己的遗像,和地震那天晚上自己跟母亲要的香蕉。这时妈妈进门,还是不敢抬头,语气似乎很平静:“那什么,我先给你道个歉吧。”就要跪下。

那时候,我在电影院里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说回开篇提到的《白毛女》,要钢枪打死黄世仁的小战士一定很热血,很冲动,但是看戏看进去就不好了。恨黄世仁,不能恨《白毛女》这个戏。看《老炮儿》的好多人也很热血,也很冲动,但他们很多都不是小孩了。

有好多人评价,这个世界就是没规矩了,就需要六爷这样的人,这个戏就是教人要有规矩云云。这是太爱六爷以至于爱上这个戏的例子。

也有好多人评价,六爷这样的人才没规矩,当年就是他们破坏了中国的好规矩才让现在的青年变成了这样,这个戏传达的价值观我无法理解云云。这是太恨六爷以至于恨上了这个戏的例子。

电影是通过讲故事写人性,写人在各种情况下人性的反应。六爷是主角,但六爷的价值观并不一定是电影要传达的价值观。不会有一个电影导演希望告诉观众只有打群架才是解决事情的终极手段,也不会有一个观众看完电影回家觉得只有满口脏话说话才有气场。主演要高大全,那是文革遗风,现在的电影早不那么拍了。所以,说六爷是悲剧英雄,和说六爷是失势流氓,都太肤浅,看电影不能停留在好坏人这个层次上,那样是“见与儿童邻”,就是小孩思维。

相声和很多文革后的文艺作品里,一写到失足青年落后青年,必然要说一句,“他是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毒害”。六爷也是一样,当年就是一个受文革毒害的失足青年,后来变成了问题中年(他自居老炮儿但是不爱听老年这个词),六爷儿子同样是间接受了文革的毒害。小飞的爸爸呢?小飞呢,同样是间接受了文革的毒害。

观众呢?同样躲不掉,没有一个人能躲得掉!

那些网上说“现在就是没规矩”的人,多半是张嘴“你丫”闭嘴“傻X”的孩子,他们不知道,老北京人说的“不能一嘴炉灰碴子”是最基本的规矩。多少北京孩子(包括我)和同类说话必须带“丫”,否则就不亲切。但我清楚地记得我认识的北京老人都很不喜欢,很讨厌孩子这样说。我们还津津乐道于这个“丫”是“丫头养的”的音变“丫挺的”的简称,写成“鸭”就不对了,老人们很反感地说:“反正我们小时候北京人不这么说话。”

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深受文革毒害的几代中国人之间,深刻的、不可避兔的悲剧。

有人说了,徐德亮,你又开始装。

那我还有更装的呢。这部电影深刻地说明:在当代和谐社会的中国,私下斗殴无法解决任何事情,只有依靠法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径。一切为非做歹的官二代富二代,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正当的老规矩需要传承,社会底层人民需要关注,问题青年都有出路,中纪委必将揪出一切大老虎!

写到此处,必须要写到北京了。这是怎么写会招骂的部分,因为现实生活中矛盾太尖锐。

但是我还是要写,因为我太爱我的故乡北京了,我太爱北京文化了。

影片能打动人,是因为叙事好,情节好,人性表现的好。六爷这样的人,北京有,天津有,上海有,广州有,哪里都有。美国西部恐怕也有很多老去的牛仔,在抱怨青年人没规矩,又不是能开枪决斗的年代了。这是一个写老炮儿的电影,不是一个为了描写逝去的北京而拍的电影。虽然导演和主演都是北京人,在电影里加入北京元素,什刹海冰场,大院子弟,胡同酒吧,北京土话……只能看作是电影的副产品。

但是有很多观众,尤其是北京孩子,主动把这个副产品放大了,因为虽然只过去了二三十年,他们长大的那个北京城也没了,没了的意思就是再也回不来了,所以他们只能抓住一切疯狂回忆。《老炮儿》成了一个爆点,我的朋友圈里有多少北京孩子再次转发北京当年的照片、文革的往事。老莫,嗅蜜,茬架,二八钢圈,小混蛋,这些词反复地出现在朋友圈里,虽然他们可能连“小混蛋”要不要加儿化都不知道。

“六爷,宣武没了,都改西城了”,我关注了一下,北京人写的影评、观后感,好多都会写上这句。外地人写的,几乎都没这句。

网上有一个转发很多的“年度最操心影评”:张学军从北医三院打车回位于后海的家,路过了北四环外的慧忠路隧道,很明显是师傅绕道了。为什么北京人这么爱转发这条,因为这条可乐,因为这说明我们北京人对北京熟悉。

这种回忆,当然是对现在的情况的无声的反抗,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不用我多说,就这样还有人嚷嚷“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让北京土著搬出北京”呢。

还真是,北京人差不多都五环以外了。

看戏,别看进去。

而且这种北京文化,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新北京文化了,当年的旧京文化已经被破坏了。网上很多“捍卫北京文化”的,捍卫的都是这种新文化。虽然他们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但他们出生的时候北京就没城墙了,他们本身就是旧京文化被破坏之后的产物,所以才靠变着方儿地骂脏字,说脏话来回贴,可其实也骂不出什么花,老是那几个字。

连“老炮儿”这个词都有疑问,有人说:应该是老泡儿,北京周边劳改的地方,一般都在河边。还有一句俏皮话,叫:护城河的王八——老泡儿。

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标志性的北京词都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才兴起的,明显是新北京文化。比如表示关好的“瓷器”,老北京人说的是“自己”,“自”念二声,“己”轻读。到了六十年代以后,老人少了,才慢慢变成“瓷器”。再比如“灌肠”,“肠”字轻读,而不是“灌肠儿”,那是医院里干的事,可是现在北京人都念“灌肠儿”。最具北京特色的“哥们儿”,北京的老人都是念做“哥儿们”的。

就以骂人而论,旧京文化讲究的是骂人不带脏字,带出一个脏字来都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了。2012年梁思诚故居被“保护性拆除”后,我在台上演出时说:“梁思诚一生都在呼吁保护北京城,现在他的故居都被拆了,拆就拆吧,还保护性拆除?都拆除了还保护个屁啊!对说这样话的人,就应该抢救性的枪毙,治疗性活埋,以后拦路抢钱的都没罪了,人家是理财性抢劫。”老先生说:“这才是北京的相声,骂人,不带脏字,被骂的人也跟着乐,乐着乐着琢磨过味来,不对啊 ,这不是说我呢么?”

北京话其实也改变很多了,大家听听王世襄先生说话,启功先生说话,再找找老舍先生的录音听听,或者听听侯宝林,听听六爷每次溜冰都听的袁阔成,听听那个时候的北京话,多好听,多温文尔雅。他们是不是满嘴“你丫”、“我X”、“X你妈”?

电影也没特意全找北京的演员,所以电影里的北京话也不都那么标准。我没看《老炮儿》之前,发了个微博,说:

《老炮》还没看,但是得普及一下北京“爷文化”的基本常识:1.两个字后一个是爷字的,爷字轻读。如“张爷”“六爷”“款爷”,重音在张、六、款字上。2.三个字最后一个是爷字的,爷字可以不轻读。如“马五爷”,“北京爷”。3.自称爷的,不是耍流氓就是没文化。“大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词,因为爷字轻重读的意思不一样。北京话里的“爷”轻读的情况特别多,夫妻间都互称“大爷大奶奶”,兄弟间都互称“二爷三爷”,管子侄辈年轻人叫“少爷”的老人也不在少数。爷字轻读之后,就没有谄媚,只有尊重。

看了老炮以后,果然,听见了好多重音在 “爷”上的“六爷”。

六爷儿子跟他爸爸说 “宁(您)说的我性(信)了”,冲这舌头就不是亲生的。

这都说明,电影没想完全恢复老北京,人家得顾着全国观众呢。

所以,电影里的男女老少骂大街,说的也不是北京。男女老少齐抽烟,说的也不是北京。

控烟协会说这个戏里的人全抽烟,影响烟民形象。这个戏里全都是中国城市最低层的民众,和最高层的富二代官二代,他们不骂街谁骂街?他们不抽烟谁抽烟?

看戏,别看进去。

当然说到骂街不好表现这事呢,文学家艺术家都遇到过。金庸在一个小说的后记里写到,写下层武官说话不好写,怎么写都太文,可是满纸“他妈的”又嫌不雅。最终他的整本小说里也只有有限的几个脏字。表现下层社会,是不是有其他的办法,这事导演演员得多想想。不是把生活照搬到屏幕上就是艺术了,艺术得加工。《老炮儿》现在这样,我觉得没问题,等以后中国电影分级之后就更没问题,但是,有点偷懒。

能看到现在的,您骂没骂街我都得谢谢您。

所以,我跟您说两句别人说的话,我只转述,而且不代表本人立场。

一,小老百姓给中纪委寄一封信,寄一个外国银行的对账单,就搞倒了南方某省一位大员?小伙子,秃羊秃森破啊!

二,无论是几百年前的湖广填四川,还是几十年前的支援边疆,谁住哪里从来也不是你说了算的;北京让谁住,你跟谁死磕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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