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梁山革命根据地关键一仗
赵楚
1．宋江输不起的一场战役
《水浒》三打祝家庄故事脍炙人口，但这一剧目中包涵的双重历史意义并未为一般读者多注意：从虚构的宋江梁山光辉革命史来说，此战对于宋江的军事事业和其在梁山政治地位有特殊的重要性；从中国历史社会与军事史的知识角度来说，此战具有相当典型的案例性质，值得加以解读。
我们需要注意到战役发生的梁山背景，当时梁山事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宋江的营救，梁山造反根据地的大业完成了人员招募方面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江州解救宋江后，来自南方的一众好汉，特别是具有水上作战技能的李俊、张顺和张横等人加入了梁山队伍，这些人无疑都是宋江派系的人物，宋江终于最后决定加入梁山，这种基本队伍的构建是个决定性因素，因为，这些人在人数上已经大大超过晁盖通过打劫生辰纲而造成的派系。此时作为梁山革命前史的王伦系人马已经完全边缘化，仅有林冲因其自身能力的高超和政治上的中立仍有相当地位。梁山事业和领导权的斗争都进入了逐渐白热化的阶段。
宋江进入梁山后立即倡导推进了梁山革命军的第一波正规化运动。到祝家庄战役发起前，梁山已经设置了铁面孔目裴宣为领导的军政司，部队也进行了有序的整编。无疑，这些政治和军事的复合整顿都是在宋江及其助手的倡导和推动下进行的。这一活动中，宋江最大的收获则是基本确立了与晁盖集团第二号人物智多星吴用的合作关系，林冲也由于在新的军事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基本倾向于支持宋江的新体制。从晁盖要斩杀求援的杨雄和石秀二人的理由来看，梁山那时已经初步确立了忠义的政治思想，并以仁德治理梁山周围的解放区与游击区人民，从而获得人员与后勤的补充。也许，还值得一提的是，宋江当时已获得神秘的九天玄女娘娘亲授的天书，这可以理解为他已经完成了高级战术学与战略学学习结业。在实际作战方面，梁山已经能够对江州和无为军这样的远距离要塞化城市进行突袭，取得成功，并顺利凯旋。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宋江率领的梁山大军却在相邻不远的小小祝家庄遭到了惨痛失败。人们都会说“胜败乃兵家常事”的老话，但对梁山，尤其是对宋江本人来说，这却是一场绝对输不起的个人战役。这场战役表面上是为解救被祝家庄抓捕的前来投靠的小偷时迁，但梁山实际的考虑远比这复杂，有其内在需求，此点宋江说的非常明白：“即目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寻他，那厮倒来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势去拿那厮。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也就是说，攻打祝家庄是出于抢掠物资以及人员，即扩军的需求。同时，这也是后来屡见不鲜的宋江政治路线的初试，即以尊崇晁盖的政治领袖地位为名，通过军事战役指挥权打造和整合自己的军事与政治派系基础，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通过军权建立权力基础的李世民模式，并非宋江的发明。因此，这场仗宋江不能输，输了则意味着精心计划的通往梁山领导权，乃至锦绣未来的道路的挫败。
宋江出于个人的政治大计划强行发起战役，因此战役计划军事上具有冒险性。从书中虚构材料分析，此时梁山与祝家庄的力量应该旗鼓相当，各有优劣。梁山第一波投入战役的部队为前后两支部队，各为3000人，每支部队另含有300骑兵。马步比例为10：1的混合编组部队，其中步兵中必定还包括一定的后勤和其他作战辅助人员。后来吴用曾率领总数为500人的接应部队，也就是说，战役开始阶段的总兵力为6000-6500人左右。考虑到晁盖率领的根据地防御部队应小于出征部队人数，因此，估计梁山此时总兵力为10000人马左右，应该是大致合理的。祝家庄联合防御力量的最大动员兵力为一、二万军马，这是书中清楚交代的，但由于战前扑天雕李应与祝家庄的矛盾而退出作战，因此，祝家庄与扈家庄总兵力大约与梁山攻击军相当而略强。但祝家庄毕竟是防御作战，梁山远师来征，防御者以优势兵力以逸待劳。所以本次战役反应出宋江作战风格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冒险性，只要他认定其政治上与军事上有重大必要性，他不惜冒巨大战役风险，果断投入作战。
然而，从战役开始的两次攻击看，祝家庄不同于此前的历次敌人，攻击失败暴露了梁山军作战方面的巨大弱点，挫折很惨痛。不仅没有取得丝毫战果，而且有更多将领被俘获，士兵损失也很大。宋江面临这艰难的政治选择：是接受失败，放弃军事和政治的前途诱惑，还是顿兵坚城之下，眼看士气低落，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失败？直白说，祝家庄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土围子，祝朝奉这样一个土财主带着三个傻乎乎的儿子，及一帮庄稼汉，竟然把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名鼎鼎好汉们困在进退两难之境！这是宋江万万没有想到的。
何以如此？
2.祝家庄军事历史密码
从《水浒》的描写看，祝家庄距离梁山泊不远，属恽州，梁山泊属济州，后来描写梁山左近有东平府和东昌府。复杂的历史地理与行政叙述这里从略，反正是小说，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即祝家庄、李家庄和扈家庄，以及梁山泊，是在山东，即人们习惯上说的中国北方地区。这与后来武工队和地雷战牵涉的李庄、张庄与高家庄是一样的，不过后者是在今天的冀中地区。祝家庄攻击之所以顿挫，主要原因是宋江战前极大地低估了祝家庄的军事潜力，在作战情报保障方面犯下了致命的错误。这一错误背后隐藏这重大的中国社会历史与军事历史密码。
1930年代陈寅恪先生曾写作一篇考证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文章，结论是，这一中国乌托邦文学史上的开山之作实有坚实的历史背景。陈先生的大致结论是，桃花源并不在南方的湘西，而是在陕东南某地，而桃花源的生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民逃避符坚氐秦异族统治，结成堡坞自保的历史影像。此篇创造性的研究在历史学界大开了文学材料史学价值的大门，异想天开，又合情合理，因而使得多年其他大历史学者技痒。约20年后，进入新时代的唐长孺先生在新获得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宝的指导下，提出了不同意见，说桃花源描写的生活并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堡坞经济写照，因为堡坞一般是豪族与地方封建阶级领导的，而陶令笔下的桃花源明显是无政府主义世界，即劳动人民的理想天堂。赴台的劳干先生则在同意陈先生基本结论的前提下，指出桃花源传说有南方与四川本身的源流，因此，真实的桃花源位置并非如陈先生所说在陕西，应该还是在南方。劳先生的弟子逯耀东后来也参与讨论，在维护乃师立场的前提下，进一步结论说，桃花源传说源自南方少数民族，等等。
这些历史学家的讨论各有论证，但他们的研究揭示了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中国历史现象，即后来台湾历史学家黄宽重所研究过的问题：在中国历史的很长时间里，中国各地人民都曾结成准军事化的社会组织，从而保障自身的财产与生命安全，以及维护乱世中的地方治安与安全。一般人对中国历史区划的第一印象是所谓九州，郡县，十三省等等，然而，真实的历史地图还可以有另一种描画方法，那就是遍布江河南北的各种基层的军事化与准军事化据点。由于历史上很长时间内实行军民分治的政策，在所谓和平时期，全国的行政经常地被划为军府军镇管辖的军户和民政行政部门管辖的编户齐民。《水浒》江州劫法场后攻击的无为军就是一个典型的军府管辖地名称，而各种好汉的流放地，如沧州牢城、孟州牢城等，也是军事设防区域，大多也是军事化行政管辖的地区。
理论上战国秦汉之际我国是实行全民皆兵的义务兵役制的。但实际的情况又是两样，因为人民出于主客观各种理由不愿意当兵，所以实际的军事人员只能来自招募，而招募的对象又为社会上不良分子，因而军事事业的名声就更加败坏。到战乱频仍的年代，人口减少，兵员不济，于是军民分治的政策就出台了，即强迫一部分人民隶属于军队，专门提供兵员。这在中原曹操时代已经普遍实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唐长孺等历史学家关于“士家”制度的研究。到草原胡族大规模进入中原，这一军民分治政策又获得了新的动力，即胡族统治者区分胡汉人民职能的民族统治政策，善于骑射的胡族人民以战争为志业，而北方原属于中原华夏的汉族人民则专事生产。
总之，长期华胡政权两重原因的军民分治政策造成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那就是，一到大动荡来临，平时看似花花世界的中原社会完全没有起码的军事自卫能力，既无必要的知识资源，也没有适当的军事领导人才。所以，紧接这很多朝代耀眼的盛世，转眼就是大劫来临，人民在异族的铁蹄旋风下辗转沟壑，政府豢养的庞大军事力量一触即溃，望风而逃。回顾历史，人们可以很轻松自豪地给这种历史贴上“从来爱好和平”的标签，但处于黑暗乱世的人们，这种标签背后现实生活的绝望和残酷则是不难设想的。这种情况到1937年7月7日还是基本一样。在这一现实的生存危机之下，人民自然会设法奋起自卫，寻找生存的道路。这就是堡坞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读者只要回顾下自己所记得的故乡地名，不难寻找到这种军事化社会生活的痕迹：阳明堡，瓦岗寨，唐坊圩，小寨，还有跟多的各种庄，那个庄，等等。祝家庄、李家庄和扈家庄就是类似的一些村庄。
《水浒》故事因评书事业而开始的时代是南宋，南宋人民既有现实的失去北方故园的鲜血新教训，又有没有褪色的魏晋南北朝到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惨痛历史记忆。金人在北方的征服具有残酷性，比如强迫汉族军人在作战中打头阵，也就是当肉盾和人肉先锋，同时在文化上实行剃除头顶发的同化政策，这些都激发了汉族居民的反抗，于是人民开始在各地方士绅和豪族等领导下，结成自卫的武装组织，其基本方法为：“平地并村，依山结寨，”有水的地方则结成水寨。人们选择便于防御的地点建设村寨，平时进行生产，有寇掠或敌军来袭时则按照平时的训练与编组，在庄主们领导下投入战斗，保卫家园与生命。这就是陈寅恪等所讨论的堡坞生活现象背后必然的历史逻辑。
3.武装到牙齿的桃花源
梁山社会是造反者的集合，因此其军事化的形态和潜能是很自然的，但祝家庄等准军事化社会组织的性质俨然不同。三庄联防的统领人物祝朝奉以这个尊称表示自己尊重现存的政治秩序，书中也写到他与州县的政权人物有各种密切的联系。他们是无意打家劫舍或像方腊那样争夺天下，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被好汉们打家劫舍的对象。《水浒》描写的时代外族的铁蹄旋风尚未到来，大宋还处于和平的时期，从书中来看，即使在和平时期，地方与基层的治安也已经完全不在政府的政策视野与能力范围之内，即平时的治安问题也要靠基层自身的努力。朝廷在战时固然号召人民组织和武装起来，忠义救国，但即使在平时，朝廷依然意识到社会基层治安力量的欠缺，也乐于看到豪族为重心的准军事化组织兴起。阮氏三雄曾与吴用谈论过官兵到下乡捕盗的情形，他们不仅毫无作战意志和能力，倒把村民祸害一顿，反而是梁山强盗出现后，官兵不敢到附近收税和征发差役，人民反而轻松许多。
《水浒》中类似祝家庄这样，靠土豪把人民完全组织起来的北方乡村社会可以说比比皆是。著名的好汉收容者柴进的庄园是这样，连史进这样的陕西地主家庭也是这样，连老实务农的宋江的宋家庄，从朱仝和雷横前去捉拿宋江的情况看，也是有庄园围墙和一定庄客防御的。各庄都有一位豪族作为领袖，豪族以亲缘和血缘关系作为组织的核心，祝家庄是祝家三兄弟，并聘请有专门的武术与军事教官，然后本地的村民则依靠这样的家族组成地缘的生产与军事一体化的团体。平时则家家摆放着统一制作的兵器，按照统一的训练和编组，一到有事就能迅速行动起来。从林冲当年在柴进庄园附近抢酒喝闹事，到本次时迁、杨雄和石秀偷鸡吃后逃跑，可以看到，庄园军事组织的效率非常高，都是事发不久即能迅速组织人员追击，并且参与追击人员战斗技能娴熟，分工细致，有的攻击，有的埋伏抓捕。这都显示出平时的军事训练水平。简言之，与过去人们对桃花源的诗情画意想象不同，现实的桃花源确如历史家们所论，实在是一些武装到牙齿的为生存而殊死奋战的社会组织。
祝家庄庄主的三位儿子，祝龙，祝虎和祝彪武艺高超，与之联防的扈家庄扈成和扈三娘兄妹本领也很了得，李家庄的庄主扑天雕李应以鹰隼自居，江湖上闻名，自然也是高手。宋江两次攻击失败，首要的原因是地形障碍。祝家庄建设在独龙山前一座孤立的小岗，即独龙岗上，村庄进行了专门和专业化的军事地形改造，有严密的防御体系和设施。通往庄园城堡的道路非常复杂，布设了成片的被动防御设施，如陷马坑，铁蒺藜和竹签坑等，庄园的围墙明显是按照城防作战的要求建造的，墙头建设有攻防设备，如炮石擂木之类，李家庄和祝家庄都明确记录有宽阔的城壕。而且，祝家庄的民团武装在战术修养上也绝非乌合之众。当攻击军陷入不利地形，祝氏三兄弟和参谋长兼训练总监教师栾廷玉等带领突击部队开城攻击，与外面埋伏的庄客配合，同时，联防的李家庄和扈家庄也立即率领部队进行反包围攻击。这种战术与战法水平可以说比官军和水浒部队毫不逊色。这就难怪宋江简单硬攻战术会踢到铁板。他没有倒更大的霉，甚至自己没有战死或被俘，可谓幸运，也反映出他本人对战斗态势的敏感，这也是其军事才能的体现。
祝家庄攻击受挫也体现了军事史上一个古老的观念，防御作战比攻击作战享有很大优势。无论中外，在古代的火力和战术水平下，对坚固设防的要塞和堡垒进行攻坚作战，都是极为困难和危险的。2500年前的孙子直接说攻城为下，到克劳塞维茨时代还是说大谈防御的优势，而被称为20世纪四大战略家之一的富勒，也就是《西洋战争史》一书的作者，在描述欧洲中世纪战争时直接说，围城战基本是双方休战，等待谈判的代名词。在《水浒》稍后的女真人大金国席卷中原的战争中，实有凭借坚固城防，成功实现防御的战例。南宋名臣陈规（生卒年不详）此前只是一个进士出身的文人，但他曾凭借极小临时编组军民混合兵力，利用有效防御设施和灵活战法，在德安城（今湖北安陆，有论述古代城防作战的名著《守城录》传世）成功击退了数万人的敌军九次大规模攻击，后来，南宋高宗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在他担任顺昌府（在今安徽阜阳市）知府期间，他与抗金名将刘锜（1098―1162）合作，取得了对女真名将完颜宗弼及金军主力的胜利，此战直接打败了当时南宋军队闻而色变的金军主力，史称顺昌大捷，完颜宗弼即岳飞演义小说中著名的大金国四太子金兀术。从宋江攻打祝家庄的战法描写看，评话话本作者和后来的修改定稿者，很明显对陈规守德安这样的城邑攻防战例相当熟悉。
祝家庄最后的失败很偶然，因为病尉迟孙立等起义部队的内部攻击，导致战役失败，而孙立等部队之所以能混入祝家庄，并参与关键防御战斗任务，又因为孙立曾与庄园的军事参谋主脑教师栾廷玉有同窗习武的经历。这实际上表示，如果没有城防内部的配合，祝家庄这样的庄园在梁山的冷兵器部队攻击下是无可攻破的。稍有中国文字学尝试的人都知道，国字本身就是一个有围护防御设施的地形概念，繁体字的或字表示一定地域。以城防来维护集体居住地的安全可以说是人类本能。水泊梁山即使在王伦时代也不能被官军攻取，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其水泊的环境造成了防御上的优势。现在各地的旅游仍然可以看到无论在内地，还是边远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各种寨堡或有军事防御功能的村庄设施颇有遗存。当我们参访此类遗迹，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先民为生存和幸存所进行的顽强奋斗。
4.梁山的宋江时代
祝家庄的失败代价是惨痛的：祝氏三兄弟死亡，祝氏庄主投井自尽，扈家庄除了扈三娘被梁山俘获，扈成投奔延安府，也是全庄被李逵屠杀。李应则被梁山裹挟上山。祝家庄的很多壮丁被梁山收编。但对于宋江来说，祝家庄战役的胜利真是收获非凡。通过本次胜利，其基本队伍扩大了，时迁、石秀和杨雄固然成了其派系的新血，其实，更大规模的孙立一系的登州人马也成为其未来梁山人马的主力。更重要的是，通过战役胜利，宋江在梁山上下树立了空前的军事统帅权威，也为他主导的梁山新军政结构打造了无敌的威名。这些个人事业的进展对于晁盖及其派系来说，自然不是政治上的好事，但作战、物资和扩军方面的实在成就是不能抹杀的功绩，也无法从政治上加以反对，所以，可以说，祝家庄战役是宋江的梁山大业的真正转折点，也是梁山事业的转折点。从此，梁山的宋江时代开始了。
祝家庄战役的另一个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含义是，在乱世的准军事化生存社会里，一个集团的事业扩大经常很残酷地以另一个集团的失败为代价。晁盖们当年火并了王伦，于是有梁山事业的基础，而祝家庄的庄主与庄客们无外乎是希望在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夜通过自身努力，保护自己的家园和生活，从而求得生存。最后，他们的希望落空了，此中不无很重要的信息。梁山的事业是建立在不信任官府的认识前提下，祝家庄则与此相反，他们与政府保持政治的合作关系。事实上，迁延良久的祝家庄攻防战过程中，读者没有看到任何官军的救助，官府对祝家庄这样的基层准军事化组织完全抱着任其生灭的态度。与后来高唐州被打破后立即组织大规模正规军进剿相反，战中官军既无援助，战后也没有任何官府对事件予以任何重视。官府对梁山势力与祝家庄的殊死斗争抱着超然的态度。这体现出古代王朝对社会的自助和自卫武装发展两重性的政策观念。当王朝处于存亡危机之中，或政府希望摆脱其应当的社会治安责任时，民间团练及非正规军的民间武力被政府鼓励，南宋时朝廷曾组织编写各地民间武装忠义巡社的章程，清末太平天国战争中，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曾受到政府大力支持。但朝廷始终不忘在支持同时，对各种形态的民间武装持警惕和提防的政策，因此予以限制和规范。
就此点而言，不得不钦佩宋江的高明。他之所以在攻击顿挫后敢于屯兵坚垒之下，是因为他早已认识到社会和时代大局的败坏，他相信官军不会来救援祝家庄，因此他有时间慢慢补充兵力和物资，研究战法，了解战场，从容准备，组织最后致命的攻击。他相信新的机会和资源必定来自江湖，这是可以确信的。古代和现代史上都有惨烈而漫长的围城战，无论再精锐的防御力量，如果没有外援，在坚固长期的围困之下，最后，总是会以守卫者的失败告终。
对于李应和庄客们来说，成败未必是生活的最后选择，说到底，他们投身豪族，或为佃户，或为武装民兵，无外乎是为了生活和生存，这本是生活无可选择的逻辑，因此，对他们来说，被裹挟上梁山未必是坏事。雷海宗先生研究中国兵制史曾感叹说，古代中国实在是一个无兵的社会。自从东汉光武帝正式废除全民兵役制的兵农合一政策，历代皇朝统治首要的政治政策就是警惕人民普遍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开创北宋皇朝的宋太祖把养兵作为首要国家大政，失业的流民或强悍的有造反能力的社会流氓统统被收养到军队中，他自以为此为万年太平的绝招，未曾想，这样的政策，一方面造成国家财政破产，平时的社会基层治安与安全无人照顾，而且，一旦大敌来临，官僚化败坏的庞大军队根本没有战斗意志和战斗力，如此，祝家庄和梁山这样的势力就随之遍地而起。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结论说，任何以人民自卫能力为第一天敌的政体下，根据社会运行的自身逻辑，有一天会出现遍地祝家庄和梁山泊是不可避免的。
就中外的政治史而言，统治者与强悍和有武装的人民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无疑是困难的。用一位英国史学者的话来说，一个国王，要在一个家家屋檐下挂着刀剑的社会里建成专制是不可能的。然而，从祝家庄到梁山，另一个反面的历史启发也相当值得重视。相比皇朝的种种盛世吹嘘，人民要活下去的生存意志是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的。所以，历史上皇朝末年的各种人民堡坞和庄寨自卫团体在政治上并没有绝对的政治倾向。即使是胡族政权，如果考虑到军事攻击的代价，只要采取合理和适切的招安措施，以及配套的合理税收等社会政策，这些地方性的军政复合势力也会选择与新政权合作。当然，他们也可以像李应等人那样，选择与梁山的革命军合作，关键还在于统治者或征服者怎样认识，采取怎样的政策。
所以，读者也许没有意识到，当祝家庄的悲歌停歇，宋江的梁山时代开始，皇朝的末日也就快来临了。据当代历史学家研究，大约在宋江集团被镇压三四年后，大金国的铁骑就乘着北方的寒风狂卷而来，花花世界的大宋朝像纸糊的房子一样无声倒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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