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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田的主页

11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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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记: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Orlando Figes
这本书是一部苏联平民受害史,非常负能量,收集了大量令人掩卷深思的悲惨回忆。但作为一本742页的大部头,许多家庭的故事被掰开揉碎,从整体上说脉络不清晰,可读性稍差。

许知远:极权主义的本质——它首先是一个道德与价值的体制,以崇高的价值与道德诱惑人,而靠使人丧失价值与道德来维系它的存在。

引言

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第一章 1917年的孩子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迫使富裕家庭与城市贫民分享其居住的公寓,促使人们在基本思想和行为上更趋向于共产主义,从资产阶级私人家庭转向无产阶级集体生活。
中国及一大堆社会主义附庸国遂有样学样。

艾莱娜回忆:她9岁或10岁时,父母每晚都在编写小册子,说是关于“党的建设问题”,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以为党的工作就是造房子。

托派皮亚特科夫: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放弃自己多年信奉的思想。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早已把自己的个性彻底融入“党”的集体之中,愿意做出必要的努力,抛弃自己的意见和信念。。。。。。如果党有需要,他愿相信,黑是白的,白是黑的。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致使俄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列宁遂于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也就是混合经济政策,市场又繁荣起来。随着斯大林的崛起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失势,政府逐步废除后者支持的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虽然刺激生产结束了商品极度短缺的局面,但商品价格的上涨引起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反对。农民不愿以过低的采购价格出售粮食,宁可喂养牲畜、储存待售或者自行销售,这导致了新一轮农产品短缺。为了保障粮食和工业原料供给,政府开始实施集体化,把粮食危机贴上富农破坏的标签,把反对集体化的农民都定义为富农。

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塞缪尔·拉斯金的幻灭过程对于十月革命前后的恶果犹太人很有典型性:他以为革命将给犹太人带来平等权利,新经济政策推出后他全心全意投入咸鱼生意,但政府出台掠夺性的税收政策,轻易地剥夺了他的利润,最后生意还被没收了,他也一度被流放;攒钱买下的房子没住多久就被国有化,两个大房间被“红袖章”占据,作为房主的他一家五口反而只剩一个小房间。
“他的一生在反反复复的流放中度过,后来,同样的命运落到他的那些女儿和女婿的头上,各自走上流放和劳改营的风雨路。。。这家人的命运真可成为典型苏维埃生活的缩影。”

第二章 大转变

集体化是苏维埃历史上巨大的转折点。摧毁了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形成了数以百万计的被剥夺财产的流动人口,作为苦役为斯大林工业革命提供了主要劳动力。
农民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与布尔什维克所规划的社会是不相容的。不打破小农经济,布尔什维克就无法实现公有制经济。因此,党极力打压农村的有产阶级,推行所谓“集体化”,也就是党领导下的农奴制。
1929年制订的五年计划要求到1932年煤炭产量翻一番,生铁产量翻两番,甚至提出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些“善意”的疯狂何等面熟。更可悲的是:这一切早在天朝发狂之前就已经预演过了,但中国再次走进了同一条河流,大饥荒夺走了几千万条性命。

对苏联来说,消灭“富农”是巨大的经济灾难,使集体农庄失去了俄国最勤劳农民的专业知识和工作伦理,最终导致农业部门的持久衰退。斯大林发动对“富农”的大屠杀并不需要做经济上的考量:“富农”是农村的个人主义者,也是旧的生活方式最强大的领导者和支持者,因此必须被消灭。
“富农”被剥夺了动产和不动产,带着一点衣服和被褥徒步前往拘留营,在恶劣的环境中等待几个月,然后被使用载牛的车厢运往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特殊定居地”,其保守数字是1000万人。
共青团干部的回忆:“我们接受培训,不把富农当人,而是当作害虫和虱子,必须予以消灭”
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富农”女儿安东尼娜的回忆:我们一家四口,妈妈、当时15岁的阿列克谢、10岁的托利亚和8岁的我(其父当时已被流放)。。。。。。妈妈给我裹上羊毛围巾,但前来监督我们的库兹明(村里的二流子,后来当上了集体农庄的头头,住进了这户“富农”家)命令接下围巾,说那也是被没收的物品。妈妈苦苦哀求,因为等待我们的是寒冷的天气和漫长的旅途。。。。。。我记得像灰墙一样的沉默人群,没人拥抱我们,没人说再见。他们害怕伴随在我们旁边的士兵,对富农表示同情是不允许的,所以只好站在那里,默默地注视。。。。。。妈妈向人群道别:“妇女们,如果我曾冒犯你们,请原谅”。她一边鞠躬,一边划十字。之后,她转过身来,再一次鞠躬、划十字,如此一共做了四次,跟大家道别。两边都是我们的朋友和邻居,与我一起长大的人,但没人走近,没人告别。
定居地除了简陋的窝棚什么都没有,第一个冬天没有粮食供应,全靠苦役们从家乡带来的干粮。在沙尔铁定居地,大量苦役在1931年冬天死去,由于没时间埋葬死者,只能把死尸冻成一垛,到春天解冻后再扔进大河。

这一切与纳粹流放犹太人何其相似?

大量年轻人声明与家庭决裂,例如:

我拒绝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我觉得,真正的父亲是共青团,能教我学会生活中的大事;真正的母亲是我们的祖国;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联人民才是我的家人。

第三章 对幸福的追求

大清洗高潮时期,许多人以抽象的原则为残酷的迫害辩护:砍伐森林时,木屑肯定会四处飞溅;不打破鸡蛋是无法煎蛋的。

作家什克洛夫斯基被政府组织参观由劳改犯挖掘的白海运河以创作歌功颂德之作,他反讽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就像一只鲜活的银狐,走进了皮草店。

地质学家帕维尔夫妇因莫须有的参加保皇组织罪名被捕,其乡间别墅及内部的家具被没收。5年后获得自由,但别墅与家具已经收不回来了,内务人民委员会让他们去仓库自行挑选从其他受害者那里被没收的家具。

支持新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吉耶夫因参加非法政党的罪名被囚禁在Suzdal(我在那儿住过一晚,是个非常美丽的金环小镇)的一个隔离营,几近失明的他坚持给女儿写信,并在信上绘画,给她讲囚禁地周围野生动物的情况,还附上他采集的花草(女儿长大后成为一名植物学家 )——让我想起从干校给女儿写信作画的丁午。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苦难是相同相通的。
1938年8月31日,他给女儿写了最后一封信:
我甜蜜的宝贝:
兴许,假期已经结束,你已重返学校。你的夏季过得如何?我很想知道,你是否更加强壮、体重增加、皮肤晒成了褐色?我非常想看看你,亲吻你许多许多次。我自己还是不舒服,仍在生病。我甜蜜的阿廖努什卡,我希望你在这个冬天不会生病,一如既往地努力学习。要阅读好的书籍,做一个聪明乖巧的小女孩,听母亲的话,永远不要让她失望。如果你没把我——你的爸爸——彻底忘了,我也会很高兴。好吧,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我愿吻你个不停。
你的爸爸
17天后,他被行刑队枪决。

第四章 大恐怖

20年代后期的一张照片上,共产国际的领导干部在乡间别墅与当地儿童合影,六七岁的小女孩居然裸着上身,可见俄罗斯乡间的文雅了。
这位领导干部,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后来因得罪了斯大林而入狱,他的老婆孩子瞬间陷入衣食无着的悲惨境地。1939年,比他小二十岁的美貌太太被送往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必须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每天挖泥16小时。1940年12月,她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时,发着高烧躺在草原上的羊圈里,留下的最后遗言是:我的小男孩,帮他一把,我求求你,帮他活下去。。。请答应我,不要告诉他,他母亲是怎么死的,答应我。
后来她就被葬在这个羊圈下面。

1935年,苏联政府把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降到12岁,部分原因是为了威胁囚犯:如果拒绝认罪,那么自己的孩子也会被捕(当年另一个法令允许逮捕和监禁犯有危害国家罪的囚犯亲属)。

“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名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迄今,我仍然不敢讲话,也不敢为自己辩护,或是在公共场合发言。我总是让步,没有一句抱怨。这已渗入我的性格,都与我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

一个父亲和叔叔被捕,自己受连累遭大学开除又无法找到工作的女孩写给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表白信:
我不知道我父亲和他兄弟被控何罪,或判刑多久。我只是感到羞愧,也不想弄清。我绝对相信,无产阶级法庭是公正的。如果他们被判了刑,那就意味着他们是罪有应得。对父亲,我没有作为女儿的感情。对祖国、教育我的共青团,以及共产党,我有苏维埃公民更高层次的义务。我全心全意支持法庭的决定,那是1.7亿无产者的声音,我为它的判决感到欢欣鼓舞。。。。。。人民公敌不配做我的父亲,只有教我无情憎恨全体恶棍和敌人的人民,才能承当这种称号。我满怀希望,无产阶级、列宁的共青团、列宁和斯大林的党,将取代我的父亲,把我当作他们真正的女儿,在人生道路上为我指引方向。

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因卷入政治斗争被捕,她受到牵连也锒铛入狱。有一天她收到女儿来信,问她是否是无辜的。如果是的话,女儿就不想加入共青团了。她三次起草回信,最后简单写下:
卓娅,你是正确的。我有罪。加入共青团。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祝你和妹妹快乐。母亲。

有一对夫妻,丈夫瓦西里于1937年被捕,用火车送往劳改营。妻子伊莲娜希望找到丈夫那列车, 每天走在铁轨边,一边走一边喊:有杜达列夫吗?
后来有一天,有人回答:杜达列夫吗?有的。
伊莲娜赶紧把准备好的干净衣服装在包里交给警卫:
“我很高兴,瓦西里现在知道了,我在找他、想他。我一直很害怕,如果没有消息,他会以为我已将他背弃。。。。。。我在纸条上列出交给警卫的东西,并签署:我很好,吻你。
几分钟后,空包和纸条回到我手里,纸条背面写上了瓦西里的笔迹:都已收到,谢谢。”
很快,伊莲娜被开除党籍,赶出公寓,旋即被以“未能检举丈夫的敌对活动”而被捕入狱半年。瓦西里则在被捕当年就被枪决。
伊莲娜在有生之年一直不知道丈夫的死讯。她给当局写了上百封信寻找丈夫的下落,直到1974年去世。

第六章 等着我吧

斯大林忽略了德国准备入侵的情报,把英国提供的德军正在边境集结的通报视为英国引诱苏联参战的伎俩,将带来这条消息的情报人员作为英国间谍枪毙。

随军记者西蒙诺夫在撤退时经过一个小镇,镇上的犹太居民问他应否逃离,西蒙诺夫劝他留下,声称德军在到达这个小镇之前就会被苏军击溃。几天后,德军占领小镇,屠杀了6000名犹太居民。

卫国战争的胜利得益于红军权力结构的转型:斯大林认识到党的干预降低了军事指挥效率,应给予指挥官指挥权。朱可夫被任命为最高副统帅,斯大林在军事上退居幕后。战略规划逐步由军委转向总参谋部,政委和政工的权力也受到削弱。

第七章 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

在我们看来,共青团似乎是野心家的集聚地——看来中西相通,人同此心啊!

切斯瓦夫·米沃什:他与自己的角色相识太久,已变得天衣无缝,以至于不再能区分什么是模拟的自我,什么是真实的自我。所以,即使是最亲密的亲友,相互交谈时也会把党的口号信手拈来。真实的自我与必须扮演的角色一旦合二为一,岂不带来解脱,可让自己放松警惕。。。。。。这种规模的表演,在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

反犹主义在俄国历史悠久,犹太人属于贱民,无法接受高等教育,以至于很多犹太人在十月革命后因为得到这一待遇而效忠新政权。
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国的社会底层认为犹太商人是物价飞涨的根源;三十年代大清洗,这些社会底层又认为挨整的都是犹太人干部;四十年代德军入侵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大量非犹太人帮助德军围捕甚至杀害当地犹太人;战后,犹太人再次成为潜在的间谍和敌人。
斯大林于1952年12月:每一个犹太人都是潜在的美国间谍。
斯大林并下令在远东建造新的劳改营,收容所有苏联犹太人——幸亏1953年春他就死了。

第八章 归来

米高扬反对释放、平反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的理由是:这将显示“治理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这原本就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嘛。

1954年,苏联开始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开垦干旱草原,称为“处女地运动”,造成巨大生态灾难。十几年后,中国重蹈覆辙。

一名妇女,夫妻双双被捕入狱,丈夫死在狱中,妻子服刑20年。1954年,她获得赔偿:两个月的工资,外加11.5卢布,因为他丈夫死时身上有115卢布,打了一折还给她。

内务部在处决囚犯后,仍将囚犯生前写下的字条寄给其家属,或者派人自称狱友去探望其家属,用以遮盖杀人真相,以后再声称囚犯死于疾病。

1956年《青年近卫军》作者法捷耶夫自杀前致信中央委员会:
我看不到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因为党领导的傲慢无知,摧毁了我奉献一生的(苏维埃)艺术事业。。。。。。我们最好的作家,由于当权者对犯罪的默许,已被消灭殆尽,或是在巅峰未至前即已殒折。。。。。。作为一名作家,我的生命已失去所有的意义。灵魂在这邪恶的生存中遭受恶意、谎言、诽谤的蹂躏。我离开这样的人世,只会感到解放和喜悦。

第九章 记忆

一名红军战士被德军俘获后当了四年的奴工,回到苏联后又被判刑十年。他的回忆录《不幸者活不下去》开场白如下,他坚称其中没有丝毫的讽刺与黑色幽默:
我一直非常幸运,特别在我人生的困难时期。我很幸运,父亲没有被捕;学校教师待我不错;没有参与芬兰战争;从未中弹;铁窗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年是在爱沙尼亚度过的;没有死于在德国挖矿;被苏维埃当局逮捕时,没因当逃兵而遭到枪决;审讯时没受酷刑;没有死在前往劳改营的押送队列中,尽管我身高1.8米,体重只有48公斤;我在苏维埃劳改营时,古拉格恐怖已在减少。我不因自己的经历而感到心酸,我已学会接受既有的生活。

西蒙诺夫在信中忠告儿子阿列克谢:
毫无疑问,你可能听说过,或从我相关的写作中想象得到,我在战争期间并不怯懦。这里是我想要对你说的:根据我对人类尊严的理解,以及自己作为男人的骄傲,我做了自己应做的。但请记住,如果你现在满意于拥有一个鲜蹦活跳的父亲,而不只是一块墓碑或某种回忆,那是因为我从不冒愚蠢的风险。在所有真正危险的情况下,我从不逃离,但我非常仔细、克制、小心。你应该很清楚,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一点。

一位被枪决的神父的儿子在九十年代对斯大林的辩护:
是的,我父亲遭了难,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但斯大林仍比我们今天的领导人强。他是诚实的,即使他周围的人不诚实。。。。。。不要忘记,多亏了他,我们才赢得了战争,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今天有人试图打一场类似的大战,没人能保证俄罗斯的胜利,绝对保证不了。斯大林建立我们的工厂和铁路,降低面包的价格,激励大家努力工作。我们都知道,如果学习勤奋,上高等学院,肯定会有好工作,甚至可以自选工厂。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勤奋。
为什么要说“甚至”?

第二章中全家被流放的安东尼娜1958年回到故乡,田园荒芜。她听到有人在身后说:富农回来了!富农回来了!他们以前被赶走,现在又回来了,还穿着漂亮的新衣服。
1995年,她又回到故乡,村庄已所剩无几,被60年的集体化耗尽了。当年她被流放时不敢出声道别的乡人们与她聚餐,回忆起她遭受迫害的父亲。
她又去了流放地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沙尔铁,遇到一位年龄相仿、同样是被流放的富农后代的定居当地女子:
我感到震撼,从未听人公开说出自己是富农的女儿,像我一样。我从没想到,说出这些话语,可以不带一丝羞耻。更何况,这个女人讲出时明显感到自豪。我的一生,一直在尽力掩盖自己的富农出身。这个女人说话时,我环顾四周,看看旁边有无他人。后来,我开始思索,为何环顾四周查看有没有旁人偷听?我到底怕什么?我突然为自己的胆怯感到羞耻。然后,我大声说出:我是个富农的女儿。这是我第一次大声说出这句话,尽管在自己的脑海中,我曾自言自语一千次。周围没人能听到我的话,因为我独处在一条荒道上。但是,我仍感到自豪,自己终于大声说出来了。我走到河边,用河水洁净自己,然后为父母祈祷。

全书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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