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台湾百年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杨渡
大陆看台湾需要了解的面向
能够到上海来真的很开心，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祖先，我的三叔公在日本统治上海的时候曾经待过这里，所以我对上海有很特别的感情。最近我在台湾文化总汇办了一个展览，那个展览的内容是台湾画家李石樵画台北的街头场景，中间有一个女孩子戴着墨镜，穿着很漂亮的衣服走过去，那是1945年左右的台北，他们说那个是上海来的女孩子，不是台湾的女孩子，才会如此时髦。今天来这里讲，一方面谢谢张明扬的介绍，也谢谢腾讯·大家的安排。
我在写作《一百年漂泊》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想法——“漂泊”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会变成普遍的文化。要探讨“漂泊”这个主题，还要去了解它的历史背景。所以我希望用台湾的近代史的发展历程，和大家讲一讲。今天我们用图片故事看看台湾的发展历程。
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过去的国共历史，也会了解蒋经国父子，或者国民党到台湾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文化，甚至民国风。然而民国风与大家认知的和国民党还是有区别的。所以看看台湾发展的历程，看看真正的台湾的生活，可以更贴近台湾。而这种生活，就像我一位大陆文化界的朋友说的，阅读此书的时候，他看到的台湾社会生活是那么熟悉，仿佛他曾在大陆走过的道路。
故事的开始，我想讲尤利西斯的概念。现在我们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大都是从农村，或者从各地来的，不信我来问问你，今天在座多少人是原来居住上海的？才五个！我在广州的讲座里就只有两个人。整个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大迁徙、大漂泊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欧洲现代化的过程，从英国的圈地运动开始。圈地是为了把土地圈起来养羊，利用羊毛做纺织业，历经工业化与机械生产，直到现代，他们走了400年。可就台湾来讲，196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走到90年代，走了30年，我们用10倍的速度往前赶。再想想大陆，就我们所理解的，1990年代开始，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很多企业才进入大陆投资，加工出口型工业大量设厂，现代化的进程急速往前推，工业生产值便超过农业，于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化时代就来临了，这只有20来年的时间。比台湾更快。
所以我们会看到，大时代里，人的流离与漂泊，还有不同的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间，甚至夹藏在我们梦想里面。比如说我们这一代人总是梦想，有一天在城市的奋斗结束，可以回到乡村去，过着耕读生活，心中还有一个终极的家园。可是有一天，你回到农村，可能家园已经不存在，最终你要落脚在哪里还不知道。现在你在上海，也许你下一个城市，下一个工作，下一个努力目标也会改变。所以我们是在大的迁徙的漂泊的时代里。
今天我们先从台湾故事看到转变的历程，希望对这里起到一点借鉴的作用，或者让流浪的人，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这一张照片，是台湾以前古老的样子：中间抱小孩的就是我祖母，年轻的时候抱着我父亲的照片，让大家看到这个书里面最早期的样子，我的祖先就是从福建过去的，已经一百多年了。这是一种典型的闽南人的模样。
大陆看台湾往往有几种面向上的差异。第一就是“海岛vs大陆”，大陆朋友到台湾去旅行，我总是喜欢带他们去东海岸看太平洋，太平洋的彼岸，就是美国了。
台湾东海岸海的大陆架很短，一出去就变成很深很深的太平洋海沟，底下是石头。海浪来的时候，海底的石头一个卷动一个，互相撞击出巨大的声响，彷彿更巨大的力量正在海底涌动。这里太平洋海浪的声音跟台湾西海岸是完全不同的。
海岛还有一个特性是地方很小，转一圈又回到原点。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里，梁朝伟是政治犯，他准备了包袱要逃亡，可走到门口，却颓然坐了下来。为什么？因为他想：我能逃到哪里去呢？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岛，顶多绕一圈，根本无处可逃。而大陆却可以从边境穿越到俄罗斯、巴基斯坦直到欧洲，大陆的政治反抗者可以两万五千里长征。这跟台湾的岛屿性格完全不同。
第二，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构成它的社会基础。每个人在移民社会都是单独的个体，只能靠自己生存，它的阶级不太鲜明，因为我们都是外来者，都要从头开始奋斗。大陆是一大片黄土地，有很深厚的文明底蕴，但也有更深厚的背负，所以它的创造力要出得来也很艰难。
再就是殖民五十年跟八年抗战的不同。大陆人有时会觉得台湾特别亲日，其实不是。八年抗战的时候，上海也被日本人占领过，但人们不怕，后方还有无数人在抗战，继续打。但台湾一开始就被殖民，就被划给日本人当殖民地，完全没有翻身的余地。到1945年抗战胜利，你才知道殖民时代结束了。那是一个很巨大的完全的不同。即使如此，台湾人抗日毕竟是比大陆更早，早在1895年清朝把台湾割让后就开始了。
再就是民国印象，我们很容易把国民政府等同于台湾，等同于国民党。其实，他们是不同的。现在大陆常常讲的民国风，但民国风不等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更不等同于国民党。民国风里，包含了包括南京、上海、北平的文化人，这些知识分子、作家构成的一种人文的风范，一种人格的典范，恐怕才是让后人感动的根源吧。在台湾，他们还曾是国民党所迫害过的对象。这些1949年渡海到台湾传文化灯火的人，才是构成了台湾民国风的主要典型。
再就是，从1949年两岸分裂阻断，到1987年才重开探亲，国民党忽然变得很有钱的样子回来，中间经过37年的隔阂，各自经过多少曲折的奋斗，大家都没有看到。好像国民党带了黄金去，就阔了。其实不是，是很多人在不断奋斗努力的结果。台湾经济奇迹的背后，也付出很大代价。
再就是中华文化，很多朋友到台湾去，觉得台湾有浓厚的中华文化底蕴，现在大陆也提出要复兴中华文化。不过我想说明的是，台湾的中华文化不是只有传统，任何一种文化在社会上要得到接纳，得到发扬光大，都是因为它有创新。像大家喜欢的云门舞集；像画家刘国松；还有白先勇的《牡丹亭》，它用了现代的灯光，以前只有一个幕布，这和以前完全不同的。当我们谈到要复兴中华文化的时候，有创新才有生命力，因为有生命力，这种文化才会发扬光大，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欢。
我们简单看一下台湾移民的构成：明朝时期是南岛语系，这一直延伸到南美的复活岛，台湾早期居民是南岛语系的原住民，再就是荷兰和西班牙的殖民者。如果到台湾去到淡水红毛城就可以看到典型的西班牙建筑。再就是郑成功有许多部队过来，还有就是清朝，接着就是日本殖民时期，但是日本留下来的人不多，还有1949年大迁徙，大概有150万人。现在新移民有50万到60万，甚至东南亚结婚的新移民，或者大陆通过结婚来的，我们称之为新的移民，这个构成了台湾的主体。
日据时代到国民党迁台前的台湾
我们从台湾的1895年讲起，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进入殖民统治，台湾人开始反抗。日本军队进入台湾，从北到南，沿路碰到各种抵抗，根据统计，他们大概杀了20万到30万台湾人。当时台湾人口约300万，几乎被杀了十分之一，这样的屠杀与反抗，不能不说非常激烈，然而这并未阻止台湾人的反抗之心。
1915年，日本统治台湾20年之后，依然发生余清芳事件，他是一个宗教领袖，在庙里私藏武器，攻打日本警察局，从一个村庄向外围的村庄蔓延。日本殖民者无法打败他们，干脆派了大炮把村子打烂，把人逮捕。当时日本人是怎么把这些地方的人杀了的呢？他们拿了一根竹竿，约120公分高，超过这根竹竿的男孩子全部被杀掉，又把“噍吧哖”改名“玉井”，意思是诅咒存活下来的女性变成妓女。即使日本统治了台湾20年，反抗依然没有停止。
1917年苏联革命成功，台湾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武力反抗既然无效，要怎么通过文化的觉醒，唤起反抗灵魂，才能长期反抗。后来就有知识分子组织了文化协会，以文化教育唤醒民众。
1945年抗日胜利，台湾光复，这是台湾人命运的转折点。
作家林文月的例子最可以说明问题。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她在上海读日侨学校，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时候，学校的师生哭成一团。但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台湾人变成战胜国国民了。三他们走到外面去的时候，依然还在查汉奸，她就觉得很尴尬，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作为殖民地的台湾内心觉得就是日本人的次等公民，不断在进行反抗，可是在中国又被当成日本人。台湾人内心的失落和悲哀，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清朝时期，台湾好像一个孩子，因为家庭贫困，被送出去抵债，当了养子，在别人家当次等公民，台湾光复了，他回到自己家，那内心对平等与温暖的期望，是可以想象的。可惜，后来国民政府的接收，让台湾人失望了。
“二二八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因为这个被丢出去的儿子回到自己家，可是这个家依然很贫穷，对台湾的统治是暴虐的。台湾社会经过日本统治以后已经有初级的现代化跟法治的基础，但国民政府全无法治。见了民众的东西，想拿就拿，反抗就打，调戏女生，接收变劫收，引起民间的不满，终于引发了“二二八事件”。
以我现在的心情，我并不怪国民政府，因为他在大陆就是这样统治老百姓的，否则他不会失去大陆。这是两岸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使然，台湾已经有现代化的法治，而国民政府却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出来的政权。
50年代，台湾经济落后、人心苦闷
1949年，国民政府迁徙大量的居民到台湾去，这里面有军队，有特务，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1950年世界进入美苏二体制对立的冷战时期，海峡两岸从此隔绝了。1950年代，国民党到台湾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因为他们心怀恐惧——共产党通过土改取得农民支持，使得解放战争成功。
国民党到台湾，为了避免重蹈大陆的覆辙，遂藉由接收的日本公司的财产，用这些公司的股票跟台湾人地主换土地，再把土地发放给佃农。这些股票有农林工矿等公司，其价值有些可能高估了。有一些地主因不了解股票价值，就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出售。但是也有人因此致富，像辜哲甫就是一个典型，他以便宜的价格收购了台湾水泥的股票，最后持有了台湾水泥大部分的股票，从地主变成一个资本家。这是台籍本地人资本崛起的契机。
在台湾土地改革过程中，地主交出土地，但他的房子依然是自己居住，这就是台湾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显得比较平和的原因。但因为佃农得到土地，农业生产力恢复，台湾农村安定，使台湾能够平安度过1950年代冷战时期的贫困，从凋敝里慢慢复苏。
1950年代有那么一群人非常重要，我称之为“1949渡海传灯人”，因为1949年撤退到台湾的150万军民里，有许许多多文化人，可是台湾没有那么多的学术机构来承载这么多高级知识分子，所以这些知识分子怎么办：高成低就。他们没有地方就业，就转到台湾各地的中学、师范学校去。例如：画家吕佛庭、李仲生、江兆申，作家齐邦媛、杨念慈等，都是到中学去教书。把文化的根脉，深深地埋到台湾的基础教育里。台湾的师范学校制度，学校不仅免费给学生提供住宿，还给学生零用钱，那些最聪明的穷人家的孩子考上师范学校，能受到这些文化人很好的教育与感染。进而影响了下一代。唐君毅写过一本书叫《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可是因为文化的传灯人，中华文化反而开枝散叶，成为一树繁花 。
此外还有胡适、雷震、殷海光等思想界的知识分子，办了《自由中国》杂志，1950年代后期，因为蒋介石还要继续连第三任，他们很不满，因为按法律只能连两任，就写了文章评论蒋介石，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到了1960年，他们还想组织新的政党，就被蒋介石逮捕了。殷海光、周德伟他们都是台湾自由主义的灯火，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后来的民主思想、后来的民进党。
1950年代，国民政府提倡的是反共的文学，但是民间的文学依然充满各种想要突破的心理，这时内心苦闷的虚无只能用现代诗的形式来表现。他们用晦涩的语言，以逃避文字的检查，用象征的句子，发泄内心的苦闷。郑愁予写的《小城连作》，最后我们熟悉的那两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路人，是个过客。”典型地代表了台湾1950年代的文化。
60年代，台湾社会开始复原
1960年代台湾社会慢慢复原，胡适的书在年轻的学生中有很深的影响力，他非常朴素，过世后很多人追念他，有学生出来说，胡适把他的薪水给他去国外念书，人们才知道他默默帮了许多青年。这是胡适人品中非常好的一面。
1960年代开始，经济稳定下来之后，政府希望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原来我们进口的布料或者工业用品贵，我们试着自己来生产，虽然质量没有那么好，至少可以生产出来勉强使用，避免付那么多外汇，所以1960年代是走向工业化的阶段。这个工业化的阶段有一个重要的政策，可能是发达国家通常做的，叫“农工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把农业价格压低，工业价格高了，资本自动就流向了工业。用这样的方式扶持工业。变成农工之间两种部门的不等价交换。就这样，台湾慢慢发展起工业。
当时的流行音乐中有一位叫做陈芬兰，她唱了一首歌《孤女的愿望》，是一首节奏很轻快、琅琅上口的歌曲：一个女孩问路边的人，这城市要如何去，有没有工厂要招女工，我只是可怜的女儿，想找到好的工作和出路。这首歌曲代表60年代台湾年轻女性要从农村出来寻找出路的心声。这时的农村青壮年人口逐渐向城市流动。
1960年代，有现代文学创作，也有较大胆的艺术追求。台湾有了第一个公开的裸体女性模特儿。在戒严时期，连裸体都是禁忌，但艺术家认为这是艺术，终于突破了禁忌。社会开放的过程是逐步的。1960年代台湾的新文学也有了年轻世代的作家，大家熟知的白先勇、林怀民、李昂，这些人进入现代文学的创作领域，用比较现代性的语言开始创作。《现代文学》和《笔汇》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份杂志。
7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起飞
到了1970年代，有一个很巨大的转变，加工出口型工业开始发展。加工出口型的工业意味着当时日本的许多工业成本高涨，劳动成本高涨，环境成本高涨，所以日本把它的一些产业移到台湾去生产，从台湾加工出口，台湾劳动力便宜。在加工出口型工业里面，最多的是劳力密集型的产业，如纺织业，另一种是污染工业。
我在书里面写道：在我家乡门口有一个纺织厂，纺织厂最多的时候2000多女工，一天三班轮流生产，一般来说这些女工中学一毕业就到生产流水线上，付出她们青春时期最好的视力、最好的体力。到23、24岁的时候，她们恋爱了、结婚了，她们没有退休金，就离开了。她们是最优秀的年轻劳动力，台湾的经济奇迹是靠这些女工建立起来的。
在这个阶段里面也看到当时让我觉得很棒的制度，就是“建教合作”。那些女工白天工作，但下了班之后，她们会到附近的夜间部学校上课，可以学习家政、会计、裁缝设计……各种各样的新技能。这让年轻的女工充满希望，去寻找另一种可能性。所以后来富士康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就想起1970年代台湾的这种制度，让年轻一代对未来怀有希望才能避免悲剧。台湾的经济就是靠这些年轻的女生，靠青春的生命堆积起来的经济奇迹。
当然1970年代还有一件大事，台湾退出联合国，同时美国把钓鱼岛给了日本，归日本管。台湾开始保钓运动，许多台湾学生，从台湾到美国串联起来，要求保卫钓鱼岛。因为失去了国际身份，台湾产生了自我认同的危机，开始自问我是谁？因此，台湾开始它的文化觉醒。他们在问：什么是台湾，什么是台湾文化，什么是我们生活的真实，我们要走到哪里去？
1975年蒋介石过世了，蒋经国为了扩大他的统治基础，让自由派学者进入他的团队，这是台湾政治上的重要转变。包括后来的民进党创党人，其中有许多都曾是蒋经国培养出来的人。
1970年代，因为经济慢慢发展起来，开始出现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要求政治改革，那些政治改革的声浪形成了党外运动，要求实施民主宪法，发生了美丽岛事件：在高雄，警察跟群众发生了冲突。“美丽岛事件”有一段时间在台湾政治上是禁声的，这个是1970年代最后的场景。
80年代，台湾开始迈入富裕
到了1980年代，加工出口型工业完成了资本的初步积累，台湾开始富裕起来。富裕起来的社会因为加工出口型工业赚了很多外汇，这些外汇全部要换成台币在社会流通，这就变成大量的货币去追逐少量的资产，买房地产、买股票，甚至赌博。但股票对刚刚从农业社会出来的人还不熟悉，所以就去买房地产，房地产就狂飙，这样不够，人们就开始赌博。
因为发展起来的工业需要大量的土地，就需要跟农民收购，农民拿到这些资产的时候不会使用，也缺乏管理资本的能力，就拿去买跑车，买各种奢侈品，甚至移到城市去，但他们也不知道使用资本，钱一下子就花光了。刚刚富裕起来的社会，人们的道德观开始扭曲了。赌博的兴盛就是一种病症的反映。
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劳动者的健康和环境耗损为代价的。劳工被压抑，在很恶劣的环境下工作，缺少劳动保障。还有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土地，就收购农地，拿着被收购的钱离开家乡，没有被收购的人依然在这些工厂旁边生存，比如石化工业排出去的东西很多是有污染物的。可是农民不知道，石化工业区附近的居民得癌症的比例比其他地方高了好几倍。
罗大佑年轻时写了一首歌叫《鹿港小镇》，鹿港是回不去的小镇。在鹿港的传统和现代城市的文明之间，是摇摆的，是漂泊的。罗大佑这种心理追寻代表台湾那个时代，特别是1980年代共同的心声。尽管住在台北，但是他觉得台北不是他真正归属的家；可是家乡的鹿港小镇他也回不去了，他在漂泊中继续追寻。这是1980年代的一个生命典型。
1980年代还有一个历史转变的关键，就是“老兵返乡”。跟着国民政府到台湾去，没有人知道他的家乡变成什么样了，很多人很小的时候就被抓丁抓到了台湾。所以他们在街头请愿，希望政府让他们回去，他们所有的愿望只有两个字叫“想家”。那些站在街头的老兵，服过兵役，都是孤零零的生命。有人带着馒头发给他们，带着豆腐乳分给大家，那些老兵一个人用馒头夹着一块豆腐乳支撑着自己，要求政府允许他们返乡，打动了所有人的心 ，也打动了蒋经国的心，终于决定开放大陆探亲。
但此门一开，从亲情出发的交流，立刻变成两岸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更强的动力，台湾的许多中小企业找到了新的出路——到大陆设厂，现在我们看到康师傅、旺旺，最初在台湾都只是小企业，可是在大陆发展成了跨国性的大企业。
90年代后，富裕的台湾有了更多诉求
1990年代富裕起来的台湾社会要求人权，要求人权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台籍慰安妇，要求日本赔偿，日本置之不理，到现在依然不处理。那些老阿妈都说，日本人在无赖的时候绝对不像表面上讲得那么有耻感。
1990年代台湾在政治上的开放走得相当顺利。包括汪辜会谈、建立九二共识，两岸和平的大架构都在这时候构建起来。而1990年代台湾也进入消费时代，MC在台湾的演唱会，邓丽君在台湾被称为军中情人，1995年邓丽君逝世的时候许多人悼念她，那个属于冷战戒严时代，两岸对峙的时代，随着邓丽君的过世而结束了。
到1996年就是领导人直选，选出了李登辉；1998年换马英九选上台北市长，开香槟。这个是1990年代，民主化的选举变成常态性的选举。到2000年的时候，陈水扁当选。
我在台湾各地采访选举，也采访到各种选举的黑的、白的手段。我跟李慎之讨论过，一般让一群王八选，肯定会选出一只乌龟。在台湾中部乡下的选举，很多是靠亲戚的关系，我给你多少钱你就投我一票。这是违法的，可是为了亲戚的关系，为了面子就投给他。用买票当选的人当然就腐败。一定有好的，一定有不好的，关键每个公民要学会公民的认知，具有公民的权利与责任意识。投票是一种权利，但对自己做这个选择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要付起责任，不是只有权利而已。我就很想邀请他到台湾做访问，参观选举的过程。可惜他没有去成，隔年他过世了。
这一位2000年选举上的民进党人，到了2006年的时候，因为他的贪污腐败而引发百万红衫军的抗争。红衫军贴出来的标语是“礼义廉耻”，这种古老的中华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居然可以成为人们在民主的价值系统崩坏了的时候，让人恒久坚持下去的价值观。我们往往以为政治是今天、明天可以决定的事情。但是某一种恒久的价值观会维系这个民族更长远的历史，这个价值观就是所谓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因此，谈到中华文化很难用政治去评断，因为它是一种人心恒久的信念，一种难以被革命的价值观。
2008年马英九当选。马英九一直希望能行仁政，对自己的品格要求非常高。几年前有一次，他在演说中提及一些年轻的志工团体，我陪他去看了几个，他很感动，年底的时候有社工群体打电话给我，他们说：我们的账户怎么有马英九汇款给我们，你帮我们去问问马英九，真的是他吗？会不会是诈骗集团？我去问他，他竟然说：没先告诉他们，是因为为善不欲人知，做了就好了。声音还有点不好意思。也许他在施政上有他的对和不对的地方，但作为一个谦谦君子，他在两岸相处过程中，做了许许多多和平奠基的工作；也许他在经济建设上面没有太多贡献，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让台湾民间好好去建设，树立一种领导者应该有的廉洁的典范。
今年换成民进党执政，我知道最近有一些媒体讲台独意识高涨，我觉得中间有一个关键在于，他们已经习惯换政党来执政，以便于监督。
台湾社会转型的经验及意义
现在我们回到一个小小的结论。台湾转型过程中有三个关键：1970年代是文化觉醒的年代，从文化去定位自我身份认同，重新定位什么是台湾文化，什么是台湾的乡土，回归乡土，凝视你的现实。到1980年代，通过社会运动重新建构台湾的社会，通过环境运动要求环境的改造，通过劳工运动要求劳动者的人权保障，通过不断的诉求，让法律有所改善。让过去因偏重经济发展的政策，而受到伤害的劳动人权、环境保育、农村建设等等，回到平冲。经过改革后的台湾社会，有更高的相对稳定性。台湾政治上无论怎么起伏，整个社会的稳定性还是相当好。
回顾这个过程，台湾用10倍速的进程往前走，大陆可能走得比台湾更快。台湾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非常艰难。
因为这个巨变，我在写作过程中开始思考，从农业文明转型到工业文明、工业社会，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里面未曾发生过，只有在这30年之内，台湾完成了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大陆也是一样，在这个巨大的历史里，只有这个转型的瞬间。我们这一代人，看到它转型的艰难。我们看到转型过程里面女工是如何奋斗的，像我的父亲如何从农民进入到当代社会、学习现代的技术、成为一个管钱管工厂的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从农业转向工业的辛酸、汗水、追寻、挫败、奋起、孤单、成就等等，我们都曾亲身感受到它的寒冷，它的温热，它的粗砺，它的强悍，它的击打的伤痕。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责任把这个感受记录下来，因为在5000年历史里面，只有我们见证到、感受到。否则等到你的孩子，如果都在城市里面成长过来之后，他再也不知道，也没有办法和过去的农业文明的感受做对比，因为我们有对比，所以我们知道差别在哪里，我们知道那转变的容颜，是多么的疼痛。
我们把这个转变的容颜记录下来，其实不仅仅是记录给自己看，而是记录整个巨大文明的变迁，为历史留下见证。
回顾台湾的发展过程，坦白说，台湾有两件事情没有能够做得很好：第一，台湾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环境破坏很严重。我当时就想问：环保有没有可能变成是一个环保产业？让台湾的环境再生？可是台湾没有这个机会，因为台湾污染工厂就那么几个，很少有人投资环保产业。大陆应该有这个机会，未来有那么多的工厂需要做改善，改善需求的设备就足以变成产业。如果环保能够做成下一个世纪的新兴产业方向，对未来的中国大地与孩子的健康，都是好事。
其次，我特别要讲乡村，是因为台湾在1970年代的时候面临石油危机，许多工人失业，一些工人回到家乡去，在农村度过艰难的岁月。等到景气好转，人们再回到生产线。我们应该认识到，农村破坏掉之后，整个附近的生态就被破坏掉，所以农村不应该只是作为农业生产的基地，只计算农村的产值，以此衡量农村是不对的。看农村应该包含生态、人文和一种恒久的价值。把投入生态环境改善的资源，投入到农村，其实也是对整体生态的改善，整个生态环境也会改善。
农村还可以是全球经济危机的避风港。当全球不景气的时候，在世界经济危机来临时，至少有一个可以生存的世界，让农民、让工人，可以先安身立命，以度过危机。海峡两岸都已经投入世界的经济风暴之中，而这样风暴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国家可以承受的范围。所以，有一个避风港，有一个像我书中所描写的苦难与危机的大地，像永恒的母亲，让孩子都还可以有回去的地方，让漂泊天涯的农民工，在城里失业、生计困难的时候，至少还可以度过艰难的时期。这是非常重要的。
试着从文化，从生态，从大环境的角度来看，其实农村不会只有农业产值这件简单的事。长远来看，一个国家有一个承载变动的永恒大地，就不怕风暴，这才是稳定的根源。
当然，通过记忆与反省，我们来寻找面对未来的勇气，一个更关怀与人性的大地，让我们有面对未来的勇气，这才是永续发展的希望所在，也是开创的契机。
最后回到漂泊，漂泊是一种勇气，一种面向世界的底气。但漂泊是为了回归，回归安身立命的家园，我希望我们在漂泊中，找到希望，找到幸福，也把幸福回归给自己的家园。是生命的家园，也是精神的家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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