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文学是一碗强人吃的饭
纪念陈忠实
高建群
我和忠实、平凹来往得不多，开会遇一遇，平日各人忙各人的事情。
你看恒星，它们孤独地高傲地在天空的一角闪烁着，从来不彼此走近对方，因为生怕自己的光芒灼伤了对方。它们只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向对方遥致敬意而已。——高建群
一
老陈去世的前六天，去西京医院做了最后一次化疗，走出医院时人很刚强，摆摆手不让人搀。这时已经瘦得走起路来有些飘，化疗化得有点灯枯油干的感觉了。作协同志告诉我，这是第11次化疗，效果很好，老陈很配合医生。又说医生说一个肺已经完全坏死，不再工作，另一个肺还能勉强工作。回到家里不到三天，老陈开始吐血，大口大口地吐，这是癌细胞扩散，从喉咙到了气管，而这扩散的肿瘤，突然破了，于是出血不止。回到西京医院后，抢救了三天，2016年4月29日早七时许，撒手长去。
29日早上，接到忠实先生去世的噩耗，一瞬间，我很是震惊和痛苦，有一种中国文坛的天空塌了一个角的感觉。尽管我知道他得的是不能回头的病，对于他的走，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我仍然陷入一种痛苦中，直至今天已经第三天了，仍惶惶惚惚不能自拔。
这种心情，只有在路遥和张贤亮去世时我才有过。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山海经》说，共工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是的，就是这种地崩山裂壮士死的感觉。你老先生只要活着，哪怕病殃殃地活着，苟延残喘地活着，只要有这么个人在，我们仍感到踏实。但是他走了，身后是巨大的真空。
我记得路遥去世时，我写给他：“物伤其类、不胜悲慽！先走为大，先走为神！”唉，路遥已经离开我们24个年头了。而临终前放言“当代文学史绕不开我”的张贤亮，则是去年走的。我写给他的送行道别词则是，大漠落日自辉煌——你见过落日像一个通红通红的勒勒车的大车轮子，停驻在西地平线那一刻，将沉未沉的情景吗？它肩一天风霜，无限哀恸，无限悲怆。
记得20年前我去宁夏，我对宁夏的年轻一代作家们说，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都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中心主义者，都有一种强烈的自恋情结，所以你们要理解张贤亮，包容张贤亮。你们没有任何错，或者说只有一个错，那就是不幸和一个天才生活在同一时代。
我说张贤亮的这些话，这种思考，同样适合用来说路遥，说陈忠实。
普希金说，世界空虚了，大海，现在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一样，有着幸福的地方，早已有人看守，要么是贤者，要么是暴君。我上面说的这几个人，身上贤者和暴君的成分都各占一半。
文学是一碗强人吃的饭。
二
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是一部重要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充满厚重感的农耕文明的史诗。我这几天在接受几家报纸的采访时说：“在接到老陈去世的消息的那一刻，我的脑子闪电一般，把《白鹿原》和几部当代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做了对比，例如：浩然的《艳阳天》、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甚至还和被称为文学教父的前辈作家柳青的《创业史》相比，和被称为中国最朴素的小说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相比，觉得与之相比，《白鹿原》对农村生活的描述，似乎更为深刻和准确一些。”
它不是对农村题材作品图解政策式的描写，也不是颂歌式的描写，更不是田园牧歌、民俗风情式的描写，而是将锐利的笔触深刻地锲入一个时代，楔入到社会最底层，触到这个时代的痛处痒处、我们民族的痛处痒处。所以老陈在《白鹿原》的题记里，引用巴尔扎克的话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他的作品是对得起他所引用的这个题记的。
中华文明板块，这一辆吱吱呀呀的老车，行进到今天，已经五千年了，农耕文明是它的主题。关中平原是农耕文明始祖后稷掘第一锨土、开始种植五谷的地方，所以后稷被称为五谷神。《白鹿原》描写的这块区域，正是农耕文明行进过程中的一个缩影。把这块地区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写出来，把他们的苦难和斗争写出来，就把这块土地写出来了。
那个特殊的时代，那个板荡的时代，很难准确描述，《白鹿原》可以说是较好地进入了那个时代，进入了那一群人们的心灵空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是一段农耕文明的心灵史。
三
1993年5月20日《最后一个匈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作为作者答谢发言，我在会上说：“希望首都的媒体不要只关注高建群，关注《最后一个匈奴》，我们陕西还有位好的小说家，叫陈忠实，他也在写长篇，长篇叫《白鹿原》，不久会出版；还有位好的小说家叫贾平凹，也在写长篇，长篇叫《废都》，也会在年底出版；另外还有京夫、程海等等，也在写长篇，他们都比我写得好。建议你们首都的媒体，在报道这次会议时，把陕军作为一个团队、一个整体来宣传。”第二天的《光明日报》的头版发表了与会记者、散文家韩小蕙女士的《陕军东征》一文。这就是新时期“陕军东征”一场大热闹的由来。
一些年后我偶然见到何启智或是曾镇南，先生回忆说“陕军东征”这句话好像是他说的。上电梯的时候，他对几位北京的陕西籍的评论家说，陕西作家真厉害，整天喊着要走出潼关，这次算是走出了，陕军东征呀。记得后来有一次还见过周明先生，他也记得是开会上电梯时大家说过这话，谁说的记不清了，他笑着说，很可能是他“周明老人自己”说的吧。
我对“陕军东征”这个说法至今不悔。我们中有个叫唐吉诃德的人，他要岀发，去征服世界了。他穿上一身朽了的中世纪骑士铠甲，骑上一匹瘦骨棱棱的老马，挥舞着盾牌和长矛上路。他要去和风车作战。他要去黄金城，那世世代代人们只在传说中见过的城市。姑娘穿上节日的盛装，铁匠用锤子敲打钢铁里的音乐，这座城市为他们的骑士送行。
把中国当代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大背景下来看，它是多么虚弱呀。和欧美文学相比，和俄罗斯文学相比，甚至和我们的近邻印度和日本的文学相比，我们都差那么一大截儿。且让这些有三分滑稽三分痴傻三分崇高的陕西著名农民们，去怀揣梦想和敬畏，完成一次唐吉诃德式的对于文学制高点的攀登和征服去吧。社会应该做的事情是给他们一点掌声才对。
那时节一下子洛阳纸贵。每个中国人都在自家的案头摆着这几本书，以示自己是个读书人、文化人。这些书是走市场的，每本书的销量都达到百万册以上。一夜间富了一大批书商。这几本书的出版，大约是纸质的文学作品的最后一次辉煌吧。
那一批作品的出现，有个特定的历史大背景。当时民间流行一句顺口溜——北京人什么都敢说，陕西人什么都敢写，广东人什么都敢吃，温州人什么都敢做。兼之，新时期文学发展到了那个时期，已经十多年了，“文革”结束，文学界重拾和延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行进到那时，该有它的成熟期和收割期的作品出现了。后来，我在北京见到柳萌先生，他问我如何看待当时的长篇小说创作。我说，有个时期，我们曾经达到过一个高度，缩短了与世界一流文学的距离，但是，很遗憾，这以后又滑落下来了，沦为文学的第三世界。
是的，中国文学在世界大格局中无足轻重，我们缺少文化输出和价值观输出。中国人的书架上摆满了欧美名著，而在欧美普通家庭的书架上，没有一本中国人的书。也许在经济领域我们是一个巨人，但是在文化领域，我们只是侏儒而已。可怕的是，我们还自我感觉良好，整天弄各种奖自娱自乐。我常常担心，将来的人们会怎样评价我们这一代人的智力水平。
四
我第一次见到老陈，是1979年4月20日，“文革”结束，陕西省作协恢复名称和活动后的第一次创作会上。那次，老陈背了个黄挎包，穿了一件半旧的衬衣，从西安郊区灞桥文化馆而来。行色匆匆的他，坐在一个角落。坐着的时候，他总把挎包放在胸前，两手搭在挎包上，眼睛闭住光，似乎有些谦恭地盯着发言的人。他从骨子里讲还是个农民，身上具有关中农民所有的优点和缺点。
那一年中宣部干部局副局长齐鹤茹来西安，考察老陈。饭局是我陪，齐说，我最喜欢陈忠实，多么忠厚善良的中国农民形象呀。
关中人，生冷硬倔，打死不认卯，能极度地吃苦耐劳，又极好礼势，极好面子。初看，以为是一个简单的人，打搅长了，红萝卜调辣子，吃出看不出，才知道极度地心细如丝。
那是一个令人无限怀念的文学时代。记得那次会上，老作家们除了柳青已经过世外，健在的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悉数到场。年青一代，贾平凹的《满月儿》刚获奖，莫伸的《窗口》刚获奖，他们从北京领完奖，直接赶到会场。路遥则雄赳赳地斜倚在一个破旧的藤椅上，坐在后面一个角落，半闭着眼。路遥当时在《延河》实习。1980年后，王丕祥、贺抒玉专程到延安，费了很大周折，才把路遥的调动手续办了，路遥先当编辑，继而当专业作家。陈忠实则是两年后，调入作协当专业作家。 陕西作协是个大作协，它的前身甚至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文协。按照通常的说法，延安时期大的文化山头有三个，一是丁玲领导的成立于保安的文抗（全国文艺抗敌协会），一是周扬领导的鲁艺，一是柯仲平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文协。新中国成立后文协没有去北京，而是随西北局留在了西安，柯仲平担任首任主席，原文协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主编胡采，继任主席。文协秘书长是著名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张寒晖当年病逝于延安，柯仲平作诗悼念说，文化山上葬寒晖，一把土来一把泪。
五
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都是极具人格魅力的宽厚长者，他们以发现新人、扶持新人为己任，三秦地面，每发现一个写了个短短几千字小说的作者，他们就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然后下来就是商量怎么调到作协来。作协大院里那些后之来者，基本上都是他们调去的。那是一群崇高的人，时代因素造就了这一批革命家加艺术家式的非凡人物。
柳青被尊为文学教父。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是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文学的巅峰之作。柳青不但是小说家，还是思想家、哲人，他的那些警策之语，一直在陕西青年一代作家们中口口相传。例如，文学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例如，你要写作，你就得像农民大嫂提一篮子鸡蛋进城一样，只有人家碰你的份儿，你不敢碰人家，因为这一碰，一篮子的家当就全打了，你就一无所有了。例如，忍耐是比激动更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事业对人的一种强制。例如，有一天写不出东西了，收起你的笔，做一个与世无害的好人，也算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等等。
路遥的《人生》中，就引用过柳青的一段话，作为点题之笔——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是，紧要处也就那么几步。这话好像是《创业史》中的话。
正是这些前辈作家的感召，和有创作范例在先，从而激发起这些后之来者的勃勃野心，而从《创业史》中汲取最多艺术营养的，大约是陈忠实的《白鹿原》的创作。
大约是这两部作品的描写地域，十分接近，也就几十公里远近吧，区别只在于一个描写的是白鹿原上的事情，一个描写的是蛤蟆滩上的事情。诚实地讲来，《创业史》的作者，内功更为深厚一些、老到一些，设置人物，铺排故事，举重若轻。柳青的局限是时代的局限，《创业史》没能更深入地进入时代深处，没有能纵横捭阖王顾左右，而是陷入一个套子里去了。相形之下，《白鹿原》在后一个问题上就做得更好一点，叙述视角直接地楔入了历史纵深。不过它的文字要粗糙一些，嘴碎一些，比不上柳青那磨出来的文字。再就是缺少整体感。我记得在前年的一次什么会上，老陈在介绍自己创作时，也说，由于之前没有写过长篇，所以《白鹿原》的写作，布局不周，就像绕一团又一团的毛线团一样。
相形之下，另一位以柳青的学生自居的路遥，似乎驾驭长篇的能力更强一些。他对我说，巴尔扎克说过，长篇小说其实写的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几条线索推进故事发展，人物丰满，线条不时重合交错，掀起高潮，到最后结束时，把所有线条都挽个疙瘩，有个交代，然后，“啪”的一声，就像一部大型交响乐一样，所有的乐器都啪的一声落地，从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打击力量。
不过路遥的创作，文字太不讲究。我常说，你的写作是陕北农民的粗放式耕作。
六
忠实先生大行了。我很痛苦。家人也看出我这两天心情不好，不敢与我多说话。我感到自己这两天一下子老了许多，常常一个人坐在那发呆。我想找一个没人的去处，大哭一场，为已经走了的他，也为尚且苟活在人世上的我。
诚实地讲来，我和老陈这些年来往得并不多。那一年搜狐网叫我到北京直播室做客，接受网友们的提问。有个网友提问说，高老师，你们陕西三个小说家（忠实、平凹和我），平时来往多不多？关系怎样？这分明是个大坑，等我去跳。我停顿了一下，随后作如是回答：来往得不多，开会遇一遇，平日各人忙各人的事情。你看恒星，它们孤独地高傲地在天空的一角闪烁着，从来不彼此走近对方，因为生怕自己的光芒灼伤了对方。它们只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向对方遥致敬意而已。回答完毕。
我以“先走为大，先走为神”几个字沉痛哀悼忠实先生的逝世。斯人已逝，今日得闲。他从此没有了痛苦，没有了案头劳顿，没有了人生俗务。一个人将自己完成得那么好，他应当无憾地枕着他的《白鹿原》枕头安歇了。我想，他的《白鹿原》将会被长久地记忆着，我也期待电视剧《白鹿原》的播出。
而我作为一个后死者，我想，我有责任为先死的他送行，撒上些纸钱，说几句前程珍重一路走好之类的吉祥语言。所以，这几天，我接受了许多的采访，还匆匆下笔，写了好几篇悼念文字。我想，这篇为《南方周末》的文章写完后，近期我就再不提这个话题了，待到5月5日早上，礼节性地参加完忠实先生的告别仪式，送上最后一程，我得让自己疲惫的身子好好休息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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