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后吴建民时代两岸在法国的外交较量
陈振铎
6月18日，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因车祸在武汉不幸去世。对我来说，这消息与我今年5月在巴黎街头听到希拉克病危的新闻同样震撼与沉重。我是从吴建民和希拉克时代开始走进法国文化的；多年来，他们对我的学业和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符号和现实意义。
吴建民于1998-2003年担任驻法大使。他在任内做出巨大努力，帮助1989年以后降至冰点的中法关系恢复正常，并以他个人魅力重塑、升温两国关系。他以友善和客观态度积极参与法国国内涉华的各种公共讨论，赢得了尊重和掌声。
国内舆论津津乐道的是吴建民首创了两国领导人以朋友身份互访家乡的外交活动，这和当时两国领导人的个人风格有很大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吴建民与孔泉两任大使推动了当代中法关系攀上巅峰。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一个自信、优雅、讲交情和朋友关系的中国，风度翩翩地站在西欧“老牌帝国”面前，用一种轻松自然、互相尊重、讲人性的方式维护中国利益、做外交、处关系。
当前的中法关系整体上仍在沿着上述轨迹发展，各层面交流更活跃、更紧密；但在我的主观感受中，两国关系正在变得微妙。法国经济深陷危机，政府自然看重对华经贸投资纽带；但其社会和民众对中国近年的内政走向、以及中国对外展现的一些“强势”姿态感到颇多疑虑。中国对法国的舆论似乎也急剧变化，原来的诗意的、浪漫的、自由随性的的法兰西，似乎正在变成恐怖分子肆虐、经济深陷泥潭、民众懒惰以罢工为乐的国家，还时不时对中国表现得傲慢无礼。
一
上述观感的变化，不由得让我做出这样的联想：若两国间外交工作积极、阳光，重人性、讲文化，两国民众互相的印象是否也会趋于积极平和？反之是否也成立？以我对中法关系的变化及台湾地区近年在法国地位提升的观察，上述想法似乎显得越来越有道理。
台湾和法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其在法的外交活动都以“民间”身份进行，但这似乎并未影响它在法国的影响力。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在后吴建民时代中法关系出现微妙变化时，台湾与法国这种民间的、非正式的关系却展现了更大的灵活性，台湾方面在文化、人文交流方面持之以恒，产生了春风化雨的效果。
我从去年开始关注台湾在法的学术和文化外交活动。下文中，我选取现任台湾地区“行政院”发言人童振源履职前在巴黎政治学院的闭门讲座餐叙、台湾驻外官员参与法国人文社科界的课程讨论、台湾学者在法讲课以及台湾籍学生的参与等在地观察作为讨论依据。
我不是外交或两岸关系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士，避免不了主观与经验论的局限，但通过深度参与和细致观察上述活动，我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发现：这些表面上是各界自发的活动，显示出一种秩序和天然的组织性（institution）。不管这种组织性是否出自幕后的有意安排，台湾地区在法团体合力营造了一种“被大国强权打压”的悲情气氛，并以“组合拳”在各种场合赢得了法国社会同情。而台湾官员在上述文化、学术活动中更是大力展现类似于吴建民的亲民风格，赢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有意思的是，“民间外交”恰恰也是吴建民大使近年来在国内身体力行、不倦倡导的理念。
二
以现任蔡英文政府行政院发言人的台湾政治学者童振源为例：2015年初，他还没有台湾公职身份，以法国政治学界认可的学者身份，在巴黎政治学院公开的学术演讲和非公开的会晤中，就完成了外交通气。法国亲台政治学者立场谨慎，但因在学术框架内讨论政治问题，显然不介意童为稳操大选胜算的蔡英文阐述两岸关系治理观念，那已经有别于马英九政府对“九二共识”的立场。
第二天早晨，我与童振源茶叙，努力避开政治争议，从地方城市治理和国际互动空间论两岸，但发现最后所有问题又自然回到最基本的问题。分别时，我说了句：“期望听到您的好消息。”（那时普遍预期他将出任陆委会主委）童微笑说：“希望是两岸的好消息。”“也欢迎你来杭州走走，杭州蛮受台湾人欢迎。”“以前我去得很多呀！可惜现在过不去了。”握手告别。
法国社会科学高研院台湾研究专家Samia Ferhat拍摄的纪录片《左岸右岸》内部点映时，台湾驻法代表张铭忠在场。在小小的教室中，他与五六十名各种身份的观众进行了非常自由的讨论。张离开前，我与他交换意见。他言谈举止中完全没有官员的架子：“有这么一个第三方的、非常学术的环境讨论这么敏感沉重的话题，很有意义。”
高研院汉学家、经济学者裴天士（Thierry Pairault）开了一门课叫《中国在非洲的存在》，请了各类学者、官员一起来参加讨论。在讲到布基纳法索专题时，把之前请童振源来法的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请来一起讨论，布基纳法索和台湾地区分别派了副大使级的外交官参与。
在这些场合，自然少不了台湾学生。一般都是台湾“80后”、“90后”这代，没有历史负担，加上自由开放多年，可以轻松熟练玩转台湾政治话语和西方学术框架。他们和大陆学生正面交锋场合不多，但在有台湾学者出现的场合，经常会出现几张熟悉面孔。
中研院社会学所吴介民近期在巴黎访学。我对吴以前的印象是不涉入政治，做的是纯社会学研究。这次的他带来的一个题目是《大陆在台统战的商业化》，用学术的方法来讲政治。和一般的学生一样，背后的政治立场和学术动机并没多大区别：为政治树立合法性。“老”是老在能在一堆的新闻材料中巧妙地弱化新闻本来的立场，把材料变成加强他的观点，有时候又暗度陈仓，在不那么令人注意的线索中巧妙地利用中英不同的语词诠释，扭转新闻中本来的事实。
三
台湾社群在法国与大陆这些非正式较量中呈现的组织性，是通过学者、官员、旅欧学生、侨民以及法国本土亲台或愿意利用台湾保持对大陆平衡的精英，通力合作形成的。基本调子除了最常见的把本该用中华民国的地方用有独立意涵的“台湾”替代、抓住国民党的辫子死追猛打外，“公民社会抗争中国霸权”、“转型正义”等理论框架，也通过各种活动引起法国社会共鸣。
这种灵活程度高、表面上政治味道并不浓的活动，确确实实在改变欧洲精英、年轻人以及普通民众对台湾与大陆的观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台湾预设的方向修正西方看待台湾独立运动出现前的中国台湾的历史。
或许一般人会认为他们是“船小好掉头”。但其实是他们在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与大陆无法抗衡时，把学术和文化作为显性手段。这些手段，还都是要讲技巧的。
比如他们在文化上其追随日本当年在法国的路线：“入乡随俗”。在品牌、内容上，都采用了欧洲的模式和欧洲人的思维进行推广。台驻法前任代表吕庆龙，在驻法14年前，虽无吴建民、孔泉一样的知名度，但用和吴一样的包容开放随和的姿态，做台湾文化进法国的幕后功，使台湾文化能继日本之后打入法国文化主流市场，捕获了法国民众的心。
学术和文化外交之外，他们的文雅风度也加了分。台湾外交官法语出色的并不多，在上述场合说话甚至连基本的套路都没有，但非常亲和，笑脸也不假，是有诚意的微笑，说的话不那么正式和严谨，但能让人感受到他们是在听对方说话，和对方沟通。作为“代表”的外交官，能和普通人一起参与，已经传递了一种亲民的形象。
四
在同样的场合和维度中，无论是中国大陆学者还是官员，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和法国公众的沟通不够。可能一方面发展阶段和外交重点与任务不一样，也有可能是这些场合他们觉得不重要。但从观察的对比来看，后吴建民时代的中法关系，确实如上所说，尚未出现再能像他们或者和台湾外交官和各类社群一样，在外交上和法国社会打成一片的人了。
中方学者在巴黎政治学院、法国社会科学高研院等场合并不是没有出现，但基本仍以参与学术研讨会、或者是历史领域的学者角度，对于当代问题，采用台湾学者这种组团式、以欧美的学术框架和方法适时跟进对话、沟通和交流的，仍未看到。
比如童振源虽说是美国教育背景的学者，但和法国东亚政策有话语权的巴黎政治学院学者、法国外交部东亚处官员处若私友的关系，在大陆方面，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公开报道和评论中，未看到有同样地位、礼遇的政治学者出现。
大陆政治干预学术的形象也被法国社会记着。也比如前几年里昂孔子学院被撤事件，法国学界和社会看到的逻辑是：中国汉办要求孔院课程进法国公立大学官方课程——法方不接受——中方威胁撤销孔院——法国说爱撤不撤——最终被撤。整件事未看到中方表态。虽然之后双方冷处理此事，但到现在对法国中国研究知识分子造成的心理阴影仍未消除，对学界造成的对所有来自大陆的资助的不信任感，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消弭。
而设在巴黎的中国文化中心，网页还是按照国内宣传系统的设计思维，把严肃生硬的文化官员的照片和讲话放在首页最显著的位置。该中心举办的活动和内容，虽然看去比台湾的要多、投入也不少，但更像国内的兴趣班、补习班。文化中心的位置很好，但朋友中，除了去每年该中心少量资助的中国电影节外，几乎没有人去参加过该中心的活动。
五
吴建民大使生前在北京最后一段讲话是：“中国现在这个势头，鸦片战争以来是第一次，这个势头丧失了，再要找回来，你们年轻人到我这个年纪，也未必找得回来。”
这句话适用于两岸在法的这些非正式较量。比如，虽说台湾目前不是大陆的对手，但只要他们继续这样的路线，在讲究民主、对抗和平衡并用的欧洲社会，大陆的形象除了能赢得只讲经济利益的商界的支持外，在主导民间观感的文化和学术界扭转“强势”形象，会变得越来越艰辛，所需要的成本和精力也会更大。经济与国内局势不出大问题则已，一出问题的话，台湾这样长期经营的文化和学术外交下的友善形象，立马会翻身成主流。
这其实回到了吴建民一直倡导的“如何做受人尊敬的大国”命题。用他曾说：“外交硬很容易，软很难，有时候需要一些妥协才能赢得人心。”用此语来破这个题恰当好处。再看台湾在法的活动，他们已经巧妙地用这种“软”，和造出来的“被打压”的悲情，在西方用西方人能懂的方式争取同情与支持，并用文化求认同，而且效果看起来不错。
大陆要迎头赶上的话，用吴建民所说的讲人性、交朋友、互相尊重的方式，入乡随俗，用文化艺术学术等不那么“硬”的方法，远远比强势有价值。
可是改变非常缓慢。一个细节是，在吴建民去世后，虽说驻法使馆第一时间发布了消息，但外交部及欧洲司官微“外交小灵通”和“中欧信使”，作为外交部尝试公共外交的工具，却忙着宣传各种活动，连及时发一条悼念消息都没有。而法国外交部已首次破格为一个前驻法大使在休息日快速发了唁电，高度评价吴建民大使。对岸台湾的行政院发言人，早就学会用脸书等社交媒体，就各种热点话题与民众实时快速进行各种非正式互动了。
这一现象，我称之为“结构性”遭遇“人本价值”（humanism），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注：陈振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博士生，中欧城市学会（筹）召集人。中欧城市学会（筹）是总部设在巴黎的非营利性独立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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