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孔子会选择穿越到哪个时代
张明扬
如果孔子可以穿越到后世，他会选择哪个时代？
在孔子的时代，他能想象出来的最佳政治秩序无非就是西周式的封建制，你当然也可以说这是某种意义上的“统一”，虽然分封了上百诸侯，但总归有一个“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周天子。孔子在那个时代所有的政治不满可能都来自周天子地位的沦落，以及诸侯在领土与礼制上的种种僭越。
对于孔子而言，他与原始儒家都无法超越自身的时代，预见到秦始皇式的大一统，更别说会支持此种政治模式，这从秦帝国建立初年儒家与秦始皇的紧张关系就可以看出。换言之，儒家与大一统的契合关系是到了西汉董仲舒时代才逐渐被“制造”出来的，孔子所有的政治想象只可能围绕周天子的分封制打转，不忘“尊王”的初心罢了。
如果孔子可以穿越到之后的任何时代，他最喜欢的应该不是秦汉唐宋这样的大一统帝国，没听说过也就罢了，连个周游列国的“思想市场”都被消灭了；他应该也不会喜欢乱世与分裂时代，据说孔子最愤恨的就是“乱臣贼子”，五代十国的政治乱局比春秋时代还要无序还要不讲政治规矩，遍地都是军阀皇帝，春秋好歹还有个被边缘化的周天子。
不过，有那么一个时代可能真的会让穿越后的孔子感到无比宽慰——终于遇到一个符合他所有政治想象的时代了。在他的心目中，最好的时代一定是既有统一王权的合法性，又有分封制的百花齐放。
所以，孔子就来到了中晚唐的藩镇时代。
在惯常的历史叙述中，一部藩镇史似乎就是分裂割据的历史，伟大的唐帝国被藩镇所逐步侵蚀，最后走向了崩溃。
我们很容易忽视的是，唐帝国在藩镇时代延续了150年之久，在时间上甚至长于有盛唐之称的帝国前期。如果藩镇时代如此的不堪，大唐帝国应该在安史之乱之后很快就崩溃了吧。
藩镇之所以在历史叙述中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主要还是因为和“分裂”沾边吧，在政治上不正确。
那么，孔子为何会选择穿越到这个时代？
第一，与中国大多数大一统政治的脱轨时代相比，被冠以“分裂之名”的藩镇时代恰恰是最不“分裂”的。或者这样说吧，藩镇时代是介于“统一”与“分裂”之间，更接近统一的一种政治形态。
正如张国刚在《唐代藩镇研究》一书中所说的，唐代藩镇虽然在数量上有四五十个，遍布河朔、中原、边疆（东南及西北）和东南，但其中始终有割据心态的也就是河朔一带的藩镇，比如说电影《刺客聂隐娘》中的那个“魏博镇”。
即使是河朔藩镇，也未必是充分意义上的“割据”。按照对割据分裂最经典的定义，那个割据政权至少在自我定位上是“独立”于中央政权的吧。拿孔子的春秋以及之后的战国时代来看，诸侯中的强国早就不把周天子放在眼中，毫无君臣之礼，甚至纷纷僭越地自封为与周天子（周王）一样的王。五胡十六国及五代十国这样的时代就更别提了，遍地都是皇帝，谁也不服谁是正统与共主。
但在藩镇时代呢？即使是最桀骜不驯的河朔藩镇，也从不否认大唐王朝的合法性与正统，更别提另立中央独立建国了。而河朔诸镇最叛逆的表现也不过是，在唐德宗时代魏博、卢龙、成德等四镇“四王并立”，但仍然不敢称帝，更不敢否认唐王朝的正朔地位。事实上，河朔藩镇的僭称王位是有意识地模仿周代古制，希望从中汲取合法性的资源，将自己打扮成周代的封建王国，只对天子作象征性的服从。
用《剑桥中国隋唐史》一书中的说法就是，“藩镇虽然在内政方面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它们仍然迫切需要得到承认并与朝廷保持正式联系”，“诸镇的主政者无意于争夺皇位，而是满足于控制各自的地盘”。
河朔藩镇之所以可以长久存活下去，其中自然有军力强大等原因，但不否认唐王朝的正朔，未与中央政权撕破脸也是其中一大原因。道理也很简单，你藩镇还认我，没有另立朝廷根本上威胁大唐皇帝的地位，我大唐皇帝也就很难冒着万一平叛失败而威胁根本统治秩序的风险，下决心开战了。
张国刚先生在《唐代藩镇研究》一书中说，河朔藩镇有个共同遵守的“家训”：“礼藩邻、奉朝廷、则家业不坠。”“礼藩邻”是为了维持各镇之间对峙中央的某种联盟，“奉朝廷”则是为了将割据行动限定在朝廷能够容忍也不得不容忍的范围之内。
与孔子生活的时代相比，大唐中央朝廷在权力上也远比周王室强大，甚至可以这么说，即便是爱谈“尊王”的孔子也无法期冀周王室可以像大唐朝廷如此强势。
从实力上来看，唐王朝直接控制着关中（政治中心）加东南（经济中心），正统地位不仅是名义上的，也是实力上的。如果搞军事对抗，唐中央可以轻松压制任何一个个体藩镇，正因此有异心的藩镇们才会出于自保的心态，“礼藩邻”结成同盟。
从政治诉求上来看，藩镇的想法无非是三点：不交税、独立的军队、权力的内部延续。乍一看，这也没啥过分，和中央在一国两制中开出的价码差不多呀。
从藩镇与朝廷的战争也可以看出，基本上都是中央持“进攻”态势，而藩镇则是防守反击型的，只要求能够维持现状。有很多次战争的原因都很自我重复，藩镇的上一任节度使去世了，要立自己儿子接班，然后恭顺地找到朝廷要求礼节性地“加封”（追认）一下，一般来说朝廷都是橡皮图章通过了，但遇到某个想挑事的强势皇帝就趁机不承认，然后，就打起来了，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皆大欢喜”，在皇帝的不情不愿之下，下一任节度使终于获得了效忠朝廷的资格。
而事实上，中央政权在藩镇的世袭继任上也并非是橡皮图章。名臣李德裕曾有名言：“河北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如果得不到朝廷的正式承认，藩镇的节度使连内部都搞不定，哪里还有什么心思搞分裂运动。
如果孔子生活在那个时代，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尊王”的理想时代：唐中央政权如同周王朝鼎盛时期那样“强大”，各路“藩镇”（诸侯）从不否认中央合法性，在礼节上也恭顺有加。如果孔子有意见的话，反而会觉得唐中央有时过于强势，竟然想破坏分封制这样伟大的制度。天下，乃天子与诸侯所共天下。
第二，孔子的时代中，周王室的衰落与被边缘化是“被动”的，但在唐朝的语境中，藩镇时代可以说是大唐王朝的“主动行为”。
李碧妍在《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中指出，藩镇政治不是大唐皇帝盲目草创的产物，更不是在安史之乱后为寻得暂时苟安措置失当的产物，而是“一种帝国为了化解安史危机，甚至帝国前期痼疾而采取的相当理性的举措”。
或许可以这么看，安史之乱之后，大唐王朝正经历着与太平天国前后清中央政权类似的窘境。很显然，之前那种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已无法延续下去，清中央政权采取了向地方督抚放权，才有机会存活了下来，甚至迎来了所谓的“同治中兴”。
同样，唐中央政权也是在付出了高度分权的代价后才得以幸存下来，这种分权就是藩镇政治。
如《剑桥中国隋唐史》一书所说，“虽然皇室权力历经沧桑被弄得十分衰竭，但成为帝国特点的一种松散结构却使它能够经受住战争和暴乱的猛烈冲击而不致产生的根本的变化”。
在与藩镇的博弈中，唐中央政权通过不断地学习与自我调整，在很多时间都处于“主导”地位，保持着对藩镇的权威与控制力，《危机与重构》一书甚至认为，唐中央政权与藩镇更为现实与灵活的政治互动，才是大唐帝国经过了安史之乱这波冲击后，还得以长存一个半世纪的内在原因。
顾炎武的观点就更激进了，他将唐朝与藩镇的关系视作某种相互依赖同生共死的“亲密”关系，认为唐的最后沦亡与藩镇的衰落有直接关系。当然，顾炎武这么说或许是夹带私货的，他个人一直是“分封制”鼓吹者。
孔子应当是认同唐中央政权在新形势下的“自我调整”的。他大约会高深莫测地说一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高度分权就是一种危机之下的“维新”。
第三，周王室采取分封制的一大原因是希望诸侯起到拱卫中央，“尊王攘夷”的作用。而从唐代藩镇的历史作用来看，他们的确是做到了。
安禄山之所以能够坐大，固然与唐玄宗的放松警惕有关，但从根本上来看，契丹与奚在当时已逐渐成为唐王朝在东北的心腹大患，唐玄宗委以安禄山重权以安边患，也是一种“不得不”的政治抉择。
到了藩镇时代，这一逻辑仍然不变。
831年，幽州发生兵变，唐文宗本意是趁内乱之际出兵平定幽州这一河朔著名“叛镇”，但宰相牛僧孺却力劝不可，认为幽州虽然不服从中央，但却也起到了平定边患的作用，急于收回反而得不偿失（“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
牛僧孺或许是过于“鸽派”了，但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来看却是“老成持国”。对唐中央政权而言，幽州尽管不向中央纳税，但如果直接收回管理，收上来的税可能还不能覆盖由此多出的边防支出。也就是说，幽州的自治在财政上对中央实际上是有利的。
黄永年先生在《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一书中也指出，“中晚唐和奚、契丹比较能够和平相处，不能不肯定河北藩镇有一份功绩”。
对于孔子而言，像幽州这样的藩镇简直和尊王攘夷的齐桓公管仲一样伟大，“微藩镇,吾其被发左衽矣”。
在当下这个语境里，西欧封建制因为“分权”与限制王权而往往成为被艳羡的对象，但我们往往最容易忽视“身边的美好”，唐代藩镇政治其实已具备了西欧封建制的诸多特征，但就是因为“分裂”，藩镇政治又成为了我们鄙夷的对象。
事实上，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大一统皇权与地方分权的黄金分割点的话，那就一定是大唐藩镇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聂隐娘在电影中最终没有刺杀田季安，孔子会选择穿越到这个时代，都是极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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