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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阅：历史还了纳吉一个公道

叶克飞

我拜访布达佩斯英雄广场时，那里正人山人海，人群绵延到附近大街，黑压压望不到头。竞选者在演讲，不时收获支持者的欢呼声。二十多年来，匈牙利并非一帆风顺，但无论是过多的旧日欠账，还是人类政治体制上的种种无解难题，都没有让它走上回头路。
避开蜂拥人潮，沿着僻静的内街走上一阵，便会见到一个大停车场，欧洲城市中心有如此大的露天停车场实在少见。手上除了攻略外，恰有一张多年前版本的国产旧地图——这也是我的个人习惯，游历东欧国家时，以新旧地图对照，常可见到路名的变迁以及其背后的政治意味——原来，这里就是昔日的阅兵广场。
在社会主义时代，阅兵广场的政治地位甚至高于英雄广场，每逢重要日子，这里就会举行大阅兵。当时，广场中心有一个苏式阅兵台，还有一尊高八米，重达数十吨的斯大林铜像。1956年，这座雕像倒了。
那是1956年10月22日，匈牙利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召开会议，通过两项重要决议。一是决定于10月23日举行支持波兰人民反苏民主行动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这场游行也恰恰成为匈牙利1956年事件的开端。二是就民主政治、经济改革和民族独立三大问题提出16条具体方案，如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普选多党参加的新国民大会和经济体制改革等。
这些方案固然明确，但均非一夕之功，可其中有一条却可立马操作，那便是“尽快拆除作为政治压迫象征的斯大林雕像”。
次日，有示威群众自发操办此事。有工人找来电焊工具，将雕像膝部焊细，随即用钢缆将之拖倒，以卡车拉走，之后还用焊枪将雕像头部割下，阅兵广场上只剩下斯大林的一双大靴子。
1956年事件后，匈牙利当局并未恢复雕像，反而将那双残存的大靴子移除。但阅兵广场在之后三十多年里仍是匈共阅兵首选，直到东欧剧变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阅兵不再有，广场也失去效用，最终被新政府改建为停车场。当英雄广场成为民众合法集会之所时，阅兵广场的唯一功用似乎就是提供停车位。
这当然是一种讽刺，这类政治场域上的讽刺在匈牙利等前东欧国家亦随处可见。与阅兵广场被抛弃的结局相对，英雄广场的政治意义大大延伸。最初，它只是匈牙利人为了庆祝建国一千周年，于1896年开始建设的一座广场，广场中央的千年纪念碑顶端有加百利天使，天使一手高举十字架，一手捧着伊斯特万国王加冕时的王冠，象征匈牙利由此转为基督教国家。加百利天使下方是9世纪创立匈牙利的七个游牧部落首领，正是他们在896年带领马扎尔民族在此定居，才有了后来的匈牙利。广场的对称柱廊有十四座雕像，分别是匈牙利千年以来贡献最大的历史名人。但它的作用绝不仅限于历史，在经历了冷战时期的“布景板”时代后，它成为了剧变时的重要阵地，见证着匈牙利政治体制的变革。
在很多匈牙利人心里，英雄广场上最重要的一场仪式、一次见证，是1989年6月16日的国葬，国葬对象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被处死的前总理纳吉以及其他遇难人士。

纳吉的起落

二战后，匈牙利被苏联划入势力范围。此后，它与其他被苏联控制的国家一样，开始尝试既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别，又与社会主义制度不同的人民民主制度。但不到两年，这种尝试就在苏联干涉下被强行中断。这是因为国际局势愈发紧张，苏联此前着力推行的合作推进社会主义遭遇挫折，西欧各国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相继失利。苏联当局当然不希望自己直接控制的东欧各国也发生类似情况，加上马歇尔计划推行和苏南关系恶化的刺激，苏联决定叫停东欧的人民民主制度尝试。
1948年到1953年被称为“东欧最强烈的斯大林化时期”。在此期间，其他政党陆续被清除出国家政权。匈共所采取的是“切香肠战术”，匈共总书记拉科西声称：“我们力图做到毫不费力地取得政权，像切香肠一样，分阶段地一个一个地切割。首先，我们广泛联合；然后，我们在诸如警察、保安这类部门增加我们的实力；最后，我们把敌人统统地排挤出去。”
在此“战术”下，匈牙利步入一党专政阶段，苏联模式随之全面推行。一人包揽匈共总书记、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政府总理三职的拉科西更是提出了“谁不和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等口号。1949年秋，匈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拉伊克·拉斯洛被冠以“铁托分子”、“国际间谍”等罪名遭处决，拉开党内大规模政治清洗的序幕。大清洗很快波及到整个社会，从1948年底至1953年，共有近130万人遭法庭审讯，其中一半以上被定罪。当时匈牙利人口为950万，被审讯和定罪的比例极其惊人。
紧跟苏联的恶果迅速显现，尤其是经济方面。拉科西照搬苏联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及“五年计划”套路，并搞起“大跃进”。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农业生产陷入停顿。早在1948年，时任匈共政治局委员的纳吉就曾说“强行实行集体化必然要以灾难告终”，这预言在1952年便已“兑现”。
1953年，斯大林去世，东欧各国摆脱苏联控制的风潮随之兴起，匈牙利几乎走在了最前面，纳吉成为领军人物。在当时的东欧共产党领袖中，纳吉堪称异类。一般来说，当时东欧各国改革派多为“本土派”，但纳吉是例外。他与拉科西一样，与苏联渊源极深，早在1918年便加入俄共。但他与以讨好苏联为己任的拉科西不同，坚持认为民主化和法制化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好形式”。
1944年，纳吉回国担任农业部长，1945年11月改任内务部长，1946年改任国民议会议长，1948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他被指控“犯有布哈林倾向错误”，被免去政治局委员职务。1951年，他重新成为政治局委员，同时担任副总理。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指定纳吉出任总理。
纳吉随即提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发展轻工业，改善市场供应和职工福利，降低工业品价格，取消对农产品流通的限制，允许小私有企业合法化，取消拘留措施，关闭集中营等，统称为“六月政策”。
改革得到了民众支持，但在党内引起极大争议。1955年2月，苏共党内斗争告一段落，主张改革的马林科夫失势，批判纳吉的声音随之而起。1955年4月，纳吉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8个月后被开除出党。纳吉随即埋头从事理论研究，其拥护者们亦形成一个庞大的体制外思想流派，即后来的裴多菲俱乐部。

国会大厦前的血案

1956年，苏共20大震动了整个东欧，改革呼声再起。人们开始关注1949年的拉伊科冤案，并呼吁纳吉复出。匈共无奈之下为拉伊科平反，并在10月6日举行国葬，30万人参加国葬。10月14日，匈共恢复纳吉党籍。随着波兰的哥穆尔卡复出并当选波共第一书记，匈牙利民众的示威活动不断扩大，数十万人涌上街头，要求纳吉复出的声音也愈发高涨。
10月22日傍晚，纳吉出现在国会大厦的露天阳台上，面对示威民众。他的态度中规中矩，表示将通过党内谈判来解决冲突，并呼吁民众冷静克制。
当晚，时任匈共第一书记格罗讲话，认为这场运动是“暴徒”和“别有用心者”策划，引发民众不满，事态迅速激化。危急情况下，匈共火线恢复了纳吉的政治局委员和总理职务。纳吉发表《告匈牙利人民书》，呼吁民众给政府时间。但一切为时已晚，苏联已准备武力镇压。尽管纳吉尽力争取，并希望进行改革，提出苏联撤军、回归人民民主制度和自由选举等方案，但苏联同时改组匈共，扶持卡达尔为第一书记。卡达尔偷偷前往苏军控制区，宣布成立新政府。11月1日，苏军坦克进入匈牙利境内，11月4日开入布达佩斯，镇压导致两千多人死亡。
布达佩斯的每个地标似乎都见证着这场血案，比如纳吉公开演讲的国会大厦。当你漫步于多瑙河两岸时，以新哥特式风格呈现的国会大厦永远是焦点所在。它是匈牙利国会所在地，也是欧洲第二大议会建筑。它西面临河，正门在东面，门前是科苏特广场。这个广场得名于1848年革命的领导人科苏特，那场革命亦是匈牙利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象征。
与国会大厦隔科苏特广场相望的是农业部大楼，1956年10月25日，当民众在广场上集会时，农业部大楼房顶突然枪声大作，手无寸铁的民众纷纷倒在血泊中。匈牙利国安局是这次惨案的罪魁祸首，他们早已在楼顶埋伏了配有机枪的部队。但当天究竟是谁下令开枪，至今仍是悬案。

历史还了纳吉一个公道

苏军镇压运动后，纳吉躲入南斯拉夫使馆政治避难。11月22日，卡达尔政府与南斯拉夫达成协议，前者承诺不对纳吉等人进行政治迫害，后者则同意让纳吉离开大使馆。但当天下午，纳吉等人刚刚乘车离开使馆，便被出尔反尔的苏军拦截，劫持至罗马尼亚软禁。1957年4月，纳吉被押送回国审判，1958年6月16日被处决。
此后，匈牙利进入了卡达尔时代。在许多人看来，投靠苏联的他只是个傀儡，还是纳吉之死的刽子手。在此后的人生里，卡达尔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证明自己不是“苏联走狗”。于是，他一心投入经济改革，以高速经济发展和高福利稳定国民，但小心翼翼不触及政治体制改革，不触怒苏联，把匈牙利建成了东欧社会主义的“橱窗”。
之后许多年里，匈牙利人十分平静，他们貌似接受了残酷命运。但一切在80年代中后期出现改变，随着东欧经济和社会危机加剧，政治环境也在当局不情愿的状态下日渐宽松。1987年，《苏联外交通讯》刊登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他说：“我们无权教导别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切事情必须由苏共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东欧的改革力量再度兴起，而且，这次苏军坦克不会再出现了。
1988年，纳吉的女儿和其他四位遇难者的遗孀组成“历史公正委员会”，要求为1956年事件的所有受害者平反。6月16日，也就是纳吉被处决的30周年纪念日，有民众举行示威游行，得到广泛支持。即使匈共内部也有这样的看法：如果不触及1956年事件，就不可能改变党的形象，就不可能与过去的错误划清界限。
1989年1月，匈牙利政府宣布准备重新安葬纳吉等人。同时，匈共通过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几个迫切问题的立场》的决议，决定开放党禁，而这“几个迫切问题”，恰恰都是1956年时纳吉提出过的。
1989年3月15日，31个政党组织民间活动，现场呼吁为匈牙利事件平反，要求苏联撤军，反对一党制，实行言论、新闻和宗教自由。最后全场一致通过，将匈牙利事件的最高潮——1956年10月23日定为民族节日。
5月9日，无奈之下的匈共发布公告，决定在6月16日重新安葬纳吉和他的战友，并认为纳吉是社会主义改革的象征，表示1958年对纳吉的审判是非法的。国葬仪式原定在布达佩斯公墓举行，然而随着局势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于此，要求改在英雄广场举行。
国葬当日，有数十万民众自发参加。二十天后，匈牙利政坛的另一位风云人物，在1956年与纳吉分道扬镳的卡达尔去世。

不一样的雕塑与纪念碑

1989年，匈牙利的命运始终与纳吉的国葬交织。6月13日，匈共与反对派开始正式谈判，开启了国家通往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和平进程。9月18日，谈判完成。10月7日，匈共宣布接受民主政治规则，同时宣布从即日起改组为匈牙利社会党。1990年3月25日，匈牙利举行议会自由选举，最终确立民主政体。
与之相对的是旧时代的分崩离析，甚至包括许多人曾以为不朽的一切。匈共时代热衷模仿苏联，以象征性的雕塑和纪念碑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当人们拥抱自由后，这些雕塑和纪念碑多被移除，其中不少被移至著名的雕塑公园。因为雕像和纪念碑十分集中，而且带着浓郁的意识形态意味和高大全的审美，使得整座公园看起来怪异而压抑，却也是旧时代的最好见证。
布达佩斯当然有新的纪念碑和雕像，只不过它所纪念的是1956年事件。科苏特广场上就矗立着一座黑色大理石纪念碑，纪念碑正面雕刻着匈牙利国徽，国徽下刻着“1956”字样，这便是剧变后所建立的1956年事件纪念碑。
科苏特广场不仅见证了1956年的惨剧，还是剧变时的漩涡中心。1989年10月23日，正值1956年事件33周年之际，时任总统苏洛·马蒂亚在这里宣布，匈牙利将改名为“匈牙利共和国”。
农业部大楼旁边则有一座青铜雕像，主角是纳吉。他手扶栏杆，站在桥中央，据说，它的寓意是这样的：桥的一侧象征着旧体制，另一侧象征着人民利益，桥下水域则象征着两者间无法逾越的鸿沟。纳吉在1956年事件中的种种努力，表明他已然挣脱了旧体制的束缚，走到了桥中央，他的头完全扭向代表人民的那一侧。虽然苏联的军事干预阻止了他的脚步，但一切已然定格为永恒。据说，前东欧国家在剧变后为旧体制领导人铸造雕像的，仅有纳吉一例。
如果你想在雕塑公园之外寻找旧时的雕塑和纪念碑，倒也不会一无所获。距离纳吉雕像不远处的自由广场上，便有一座苏联式纪念碑至今留存。
自由广场建于19世纪末，此前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军营。广场两侧是两栋新古典主义建筑，分别是匈牙利国民银行大楼和前股票交易大楼。1948年，匈共关闭了后者的股票交易，并将之改为国家电视台总部。
广场中央的苏式纪念碑是二战后所建立，用来纪念在匈牙利解放战争中所牺牲的苏军。如今，我们仍可见到顶端的五角星、碑身上的镰刀和锤子。特别的是，纪念碑周围有一圈栏杆。这当中的原因当然不难理解，东欧剧变后，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被发现，不满于过去种种欺骗与不公的人们，往往会自发去破坏旧时代的雕塑与纪念碑，栏杆就是为了防止纪念碑被破坏。

墓碑在人们心里

历史往往这样吊诡，当年匈牙利当局通过各种封锁禁止人们悼念纳吉，如今的匈牙利政府则用栏杆防止民众以破坏当年遗迹的方式发泄对旧政府的不满。如今前往布达佩斯的市政公墓，一路都可见到前往纳吉墓的路标指引，但在当年，为了防止人们前往，官方只公开纳吉墓位于301墓区，具体位置则是个谜。
布达佩斯市政公墓于1886年建立，占地极大，纳吉墓所在的301墓区与入口刚好成斜角相对，得穿越整个墓区才能到达，耗时约半小时。当初匈共当局将纳吉墓安排在这里，显然是有意而为之。
如今在301墓区以及邻近的300墓区，你可以见到1956年事件英雄纪念碑，还可以看到大量死难者的木制墓碑，每座墓碑上都系着三色旗彩带。此外，还有几座大理石墓碑，上面刻满了死难者的名字，并标明每位死难者个人木制墓碑的具体位置。纳吉墓碑也很简单，刻着“纳吉·伊姆雷，1956年的匈牙利总理”字样，碑前摆放着鲜花。旁边还有一座无名烈士墓碑，纪念所有那些未能埋葬于此的无名殉难者。
就在300墓区入口，竖立着一座木门，上面刻着：“只有匈牙利人的灵魂，才能够穿过这座大门。”
关于纳吉墓，曾有一个政治隐喻让当局坐立不安。尽管当局将纳吉墓具体位置列为机密，但从1970年代开始，不断有民众自发将鲜花放置在301墓区周围，他们以这种行动告诉当局：“纳吉埋葬在哪里并不重要，因为他在我们心里。”
那天下午，我从英雄广场踱回安德拉什大街。这条林荫大道是布达佩斯最宽阔也最美的一条大道，同时还因其悠久历史和两侧的匈牙利歌剧院等著名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大街附近的一座博物馆吸引了我的视线，那是著名的“恐怖之屋”，过去是秘密警察的总部。如今，这里展出了匈牙利独裁时期罪恶暴行的各种展品，很多人在这里被拘留、审问、用刑甚至遇难，1956年事件的相关记录是这座博物馆最重要的主题。
而那天晚上，我则从链子桥上走过，重返布达。灯光璀璨的城堡山在夜色中分外壮观，我站在塞尔·卡尔曼广场上，抬头望向这布达佩斯历史上最大的骄傲。城堡山旁的塞勒曼山虽然不高，但却是布达佩斯的制高点，那里有一座自由女神像，原本为了纪念苏军而建，如今已别具意义。就连我脚下的塞尔·卡尔曼广场，也经历过这样的变迁：塞尔·卡尔曼是19世纪的匈牙利政治家，但在那个窒息年代里，它名叫莫斯科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