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作为父亲的傅雷：家与国之爱
蒲实
那一代人的情感处理方式，有太多时代印记。傅雷一家，尤其如此。
重读作为父亲的傅雷，少了些年少浅阅时对他渊博学识和精神境界的仰望，多了些同样为人父母对待生活日常的平视——如今，我们对亲子关系的理念已与从前迥异。傅雷脾气的暴躁和刚烈人所共知，放在父权色彩依旧浓厚的传统中国家庭关系里，有时难免让人沉重。
20世纪40年代初，楼适夷（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在上海初识傅雷，很快成为他家常客。傅聪和傅敏那时尚幼小，大孩子傅聪刚及学龄。楼适夷对傅雷管束孩子的方法“很不以为然”：“很少看到他同孩子嬉戏逗乐，也不见他对孩子的调皮淘气行为表示过欣赏。孩子在父亲的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当父亲出门的时候，才敢大声笑闹，恣情玩乐。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同桌进餐，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傅聪不爱吃青菜，专拣肉食，又不听警告，傅雷就罚他只吃白饭；学语文，只准用铅笔、蘸水钢笔和毛笔，不许用当时小学生中已经流行起来的自来水金笔。楼适夷回忆，有一次带傅聪到豫园玩，给他买了支儿童金笔，结果一回家就被父亲没收，说小孩不该用那样的好笔，傅聪伤心哭了一场。楼适夷的暗自嘀咕是，对幼童教育主张因势利导，而傅雷严厉施教，有些“残酷”。
他的观察有很多佐证。抗战末期，钱锺书和杨绛与傅雷和朱梅馥夫妇相识，两家住得很近，晚饭后常去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夜谈，是沦陷的上海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的岁月里，最能打破沉闷苦恼的聚会。在《忆傅雷》一文里，杨绛回忆起他是“含笑的”——“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只是那笑脸只许朋友看，绝不许孩子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他们的僵硬冲突的父子关系，客人们经常会觉得尴尬，但好像对傅雷来说也是习以为常，倒是太太朱梅馥连声抱歉。杨绛打趣：“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锺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虎’……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
1947年，傅雷搬到上海长宁区江苏路安定坊宋淇家隔壁，宋、傅两家成为邻居和要好的朋友。据宋淇之子宋以朗回忆，他姐姐即出生于此。姐姐的女佣陆春莉曾向宋以朗回忆，傅雷以前住她隔壁时，“会听见他大喊大叫，有时还扔东西，或打自己的两个小孩。佣人们私底下用上海话称傅雷是‘神经病’”。“反右”时，傅雷曾撰《自述》长文，陈述过自己暴脾气的童年渊源：“4岁丧父，父在辛亥革命时为土豪劣绅所害，入狱三月，出狱后以含冤未得昭雪，抑郁而死，年仅24岁。我的二弟一妹，均以母亲出外奔走，家中无人照顾而死。母氏早年守寡（亦24岁），常以报仇为训。因她常年悲愤，以泪洗面；对我又督教极严，16岁尚夏楚不离身，故我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一次，傅雷在外玩耍时间过长，母亲就威胁把他扔进河里；成绩不佳，母亲曾滴热蜡烫他肚皮。幼年丧父，且在强势母亲的管教下成长，埋下了一些傅雷的性格悲剧，包括爱情的几次不伦和经常在家里慷慨地谈论“死谏”——他对这种中国特殊的悲剧精神很有感触，有着古代的烈士精神。
傅雷与两个幼年儿子的关系，少见亲和，充满紧张与冲突。1979年，离开祖国多年的傅聪首次回国，与杨绛话往事，仍记得“爸爸打得我真痛啊”。他小时候练琴，边弹奏边偷看《水浒传》，父亲在三楼从琴声察觉出异样，下楼一声暴吼，“像李逵大喝一样，吓得人魂飞魄散”。5岁时，他在客厅写字，父亲在吃花生，不知何事就火了，“顺手抡过来蚊香盘，击中鼻梁，顿时血流如注”。傅敏虽对父亲为他讲解古典名著与英文原著时层层剥丝的启发式教育很受用，但也记得对那些一个个抛出的问题，“一旦接不上，父亲就会怒斥‘滚出去’，过会儿再唤进屋”。1948年客居昆明，傅聪与父亲的冲突更是频发，以致傅雷去香港时，只带走傅敏，将傅聪托付给朋友照管。这才有了1951年夏天，傅聪通过在教堂举办演奏会募钱，自己回上海的流浪历险记。直至1954年傅聪去北京准备前往波兰留学，傅雷在信中忏悔似的写道：“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傅雷这里指的是1953年父子之间的一次剧烈争执：傅聪认为贝多芬《第十小提琴奏鸣典》要比父亲肯定的第九首《“克勒策”奏鸣曲》重要，傅雷勃然大怒，斥其狂妄；傅聪遂离家出走，住进小提琴家毛楚恩家中。一个月后，傅雷因姑父去世，感喟人生无常，才接回傅聪。傅聪与父亲性格的相似，也可见一斑。
然而，若细读《傅雷家书》，空间的距离和时间的流逝，就慢慢沉淀出严父的反思和温情；严苛之中，傅雷是极为细腻的。家书里对一些极小的细节颇费周章的“絮叨”，浸透纸背的都是用心：他叮嘱傅聪“信封上的字别太大，把整个封面都占满了”；进别人家里，“围巾必须和大衣一同脱在衣帽间里，不穿大衣时，也要除去围巾；手插在上衣袋里比插在裤袋里更无礼貌，切忌切忌”；在饭桌上，“两手不拿刀叉时，也要平放在桌面上，不能放在桌下，搁在自己腿上或膝盖上”；写和讲英文时不要毫无变化地说“多妙”“多了不起”，而可选用“宏伟、堂皇、神奇、神圣、超凡、高尚、圣洁、卓越、精妙”等字眼，“避免冗赘的字眼及词句，让表达方式更多姿多彩”；对傅聪的感情问题和婚后的家政料理，更是很多次千叮万嘱。1961年，傅聪在来信中屡屡提及对艺术中的希腊精神感兴趣，傅雷特意手抄他已翻译完却不知何时出版的一章约5万字给傅聪。那是傅雷在国内政治环境中非常艰难和苦闷的一段时期，身体状况已每况愈下，一写字就眼花流泪、腰酸背痛；他在信中很少言及苦衷，更多的是不厌其烦地与儿子讨论艺术的微观，并多次叮嘱他“祸从口出”“言多必失”“行动慎重”——政治时局阴霾遮蔽整个天空，傅雷看到了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自觉孤弱、不善圆转周旋，精神上的幻灭正日益加重；傅聪在国外多年，谨守父亲教诲，身体力行。
宋以朗在整理给父亲宋淇的家信时，发现傅雷为傅聪借用钢琴，给宋家至少写过两封信。第一封日期是10月29日，没有年份，其中写道：“阿聪借用邝家的琴，早晚必要敲得不成样子，在我们也不能交代。而他学琴已成骑虎，看来买琴一事，在所难免。你能否代问邝老太太，有意将该琴出让否？若然，我可请人估价，再函征同意。倘邝府仍欲保留，则我们则需及早托人物色。目前留沪洋人，十九已经走掉，卖出来的琴也没有了；而文工团等等又从内地到沪大批采购；再等下去，恐怕就要买不到琴，或能买到而只是七拼八凑的再造三造的砌码货。梅馥为此着急，屡次催我写信问你，我因忙于工作，搁到现在。希望你早日给我回音。”……多年后，宋以朗感慨：而在那样的环境下，支持儿子的音乐追求，绝非易事。
傅雷一家所有的亲朋好友，对傅雷太太朱梅馥的回忆都是美好的。杨绛在写傅雷发现孩子听大人谈话，要追出去训斥时，特别写到朱梅馥在傅雷前赶了上去，“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傅雷的书斋被朋友称道，除了各种工具书和大字典伸手可及，还有一个温馨的细节：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朱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赠给朱梅馥的。傅雷称呼朱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玛格丽特”，据他说，是歌德《浮士德》里的玛格丽特。连杨绛都感叹：“几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玛格丽特呢！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朱梅馥是傅雷的福气，也是他的运气。为傅雷的暴躁脾气，朱梅馥曾多次落泪，在给傅聪的家书中写道：“婚后因为他脾气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总难免。”却更多不是埋怨，而是怜傅雷、为他担忧。刘海粟这样回忆她的好脾气：“她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惊人的温柔，成天忙于烧饭、洗衣、带孩子；还替他查字典、翻书、抄稿、写信，忍受着他有时极不近情理又没有来由的愠怒。傅雷偶然同几个朋友打两圈小牌、打一两次回力球，夫人静观，不敢多口。他输了却怪夫人不替他当好参谋，大叫一通，吓得孩子们不敢吭声。但等怒火一过，他又向夫人反复道歉，表现得格外真诚。于是梅馥一笑置之。”
在一个现代女性看来，朱梅馥的隐忍和顾全大局几乎到了不可能实现的程度。傅雷是在赴法留学前，在母亲要求下与14岁的表妹朱梅馥订婚的。到法国后，他却爱上了法国女子玛德琳，写信给母亲要求辞婚，托刘海粟寄回国内。不久，傅雷发现玛德琳与多人保持恋爱关系，愤而分手，差点自杀。幸亏刘海粟私自把那封信压了下来，傅雷才在回上海后与朱梅馥完婚。傅雷是一个富有激情和浪漫的人，也会滋生一些浪荡的情感。1936年冬，傅雷到洛阳做了一段时间“中央古物保管专门委员会洛阳办事处主任”，其间结识了一位豫剧女演员，结下一段情缘。他作了一首诗：“汴梁的姑娘，你笑里有灵光。柔和的气氛，罩住了离人——游魂。”
1939年，傅雷又结识了成家和（刘海粟的第三任妻子）美丽的妹妹成家榴，陷入到对她的热恋中。傅敏回忆：“只要她（成家榴）不在身边，父亲就几乎没法工作。每到这时，母亲就打电话跟她说，‘你快来吧，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没法工作’。”成家和与萧乃震的女儿萧芳芳后来成了香港影星，她在60多岁时向外界回忆起成家榴，说道：“我阿姨过世多年。她年轻时长得好美，到老都很美。听我母亲说，那时候，傅伯伯非要阿姨坐在他的身旁，他才能安心翻译。如果没有她，他就关在书房大发脾气。傅妈妈在外怎样劝他都不行。他甚至宣称，要用钢笔戳自己的喉咙，把傅妈妈吓得不轻。为这事，我舅舅还找他理论过。阿姨活着时，不好意思说上一代人的感情。但每次谈到傅伯伯，她的表情就很甜蜜，脸上挂满阳光，手捂在心口，一副陶醉的模样。傅聪来香港演出，与我阿姨也特别亲昵。我想他很爱这位长辈，大概也是因为她是他父亲爱过的人吧。”
张爱玲还曾将傅雷的这一段婚外情，依据成家榴对她的诉说，写进了1944年的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1982年12月，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写道：“《殷宝滟送花楼会》写得实在太坏，这篇是写傅雷。他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到内地去，嫁了个空军，很快就离婚，我听见了非常懊悔。”（成家榴说是因为朱梅馥太善良，自己只好退出。）在小说中，傅雷成了“古怪、贫穷、神经质”的罗潜之，而成家榴是“殷宝滟”。张爱玲借殷宝滟之口骂傅雷：“他那样的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对这件事，傅敏形容母亲的爱“包容浩荡”；她不仅打电话叫成家榴来家里，以给傅雷灵感，还对丈夫给她写情书克制隐忍。据说这些信成家榴珍藏至死；她向傅聪坦言：“你父亲是爱我的，可你妈妈人太好了，我不得不离开。”朱梅馥不单单是温柔的妻子、孩子们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她还有菩萨心肠”。
但朱梅馥的隐忍，绝非旧时代女性的愚忠。多年后，当傅聪面对爱情与婚姻问题时，她才在信中对儿子述说道：“那时你5岁，弟弟2岁，我内心的斗争是剧烈的。为了怨恨，不能忍受，我可以一走了之；可是我再三考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我走了孩子要吃苦，我不应该那么忍心、自私，为了一个‘我’而牺牲了你们的幸福。我终于委曲求全地忍受了下来。反过来想一想，要是你爸爸当时也只为了眼前的幸福而不顾一切，那么，今天还有你们吗？还有我们这个美满的家庭吗？”她对儿子的婚姻幸福，和她从未谋过面的儿媳弥拉的快乐，充满关切，屡屡嘱托傅聪不要和他爸爸一样主观固执，而要顾及弥拉“活跃的青春的梦”。她因此写道：“我是绝对同情弥拉的，决不愿意身受折磨会在下一代的儿女身上重现。……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寡母孤儿悲惨凄凉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但她告诉儿子傅聪：“克制自己，把我们家上代悲剧的烙印从此结束；而这个结束就要从你开始，才能不再遗留到后代上去。”傅聪结婚后，她几乎每封信都要提醒傅聪不可伤害弥拉，“弥拉太了解你了，她多么温柔可爱，千万不可伤害她，千万不可把你爸爸对妈妈的折磨加在弥拉身上”。她的宽容，让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也为之动容。
某种意义上，朱梅馥才是这个家得以为家的维系力量。给第一位儿媳弥拉的信中，傅雷写道：“你妈妈是最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女性。她温柔婉约，对聪的为人影响很大。多年来要不是经常有妈妈在当中任劳任怨，小心翼翼，耐心调停，我与聪可能不会像今日一般和睦相处，因为我们两人都脾气暴躁，尤其对小事情更没有耐性。”傅敏、傅聪小时候，朱梅馥为他们挡住父亲疾风骤雨似的训斥和体罚；当傅雷渐渐年迈，她又成了在儿子面前护卫父亲尊严的人。1961年，国内的经济状况极为艰难；但傅雷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向儿子开口求助。朱梅馥在家信中近乎严厉地向傅聪指出傅雷营养的缺乏和身体状况的恶化：“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到爸爸这几年来的心情？他不愿，我也不愿与你提及，怕影响你的情绪。我实在看不下去，便在信末向你表示……你来信只字不提。……他不但为了自尊心有疙瘩，还老是担心增加你的支出，每次嘱寄食物，心里矛盾百出，屈辱感，自卑感，一股脑儿都会冒出来……牛油是你在家从小见惯吃惯之物，也不是什么奢侈品，为什么去年11月我忽然要你千里迢迢地寄来呢？你就是没有用过脑子想一想，分析一下。”
傅聪自幼在朱梅馥身边长大，对她最亲、最理解。自傅聪1956、1957年回国后再度回到波兰，又前往英国，母子俩一别就是十几年，再未见面。1966年国内动荡的时候，傅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只叫得一声“姆妈”，妈妈只叫得一声“阿聪”，彼此就失声痛哭。到哽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候，电话早断。这是母子最后一次通话。那年4月，傅雷便“总感觉为日无多”，别说一家人相聚，就连写信读信的快慰，也不知能享多久。朱梅馥则总在梦中梦见儿子，“有时在指挥，有时在弹奏鸣曲”。她说她开始享受睡觉的乐，因为每夜入睡前，都能有个希望——“不仅能与骨肉团聚，也能和一二十年隔绝的亲友会面”。深知傅雷的性格，那时，她已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7月起，她开始不停数着孙子凌霄生日的到来，“一个月后凌霄就过生日了”“三星期后凌霄就过生日了”“现在只剩下三天了”。她给从未见过面的孙子编织了毛衣，想象着有一天能亲眼见到他，拥抱他，把他抱在怀里……但傅雷对这一点，已一点不抱希望。
8月27日，傅雷和几位朋友简单在家吃了晚饭。他说，这次他无论如何也不愿人格再受侮辱了，“要带着梅馥一起走”。朋友们力劝，如果要走，能不能将梅馥留下？傅雷说，他不能让她一人活下去受苦。朱梅馥深知，他一旦下定决心，就不可挽回了。
傅雷两个儿子，哥哥傅聪与弟弟傅敏的关系，常让人想起讲述天才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雷与她姐姐故事的电影《她比烟花寂寞》：姐妹俩从小都学习乐器，姐姐一直学得更好；妹妹在一次演出中脱颖而出，父母便把接受最好音乐教育的有限资源都给了妹妹；姐姐最终只在乐队里做了一个普通的笛手，过着平凡却踏实的幸福生活；妹妹在掌声与光环笼罩的舞台生活之外，反而愈加孤独。俩人相互嫉妒竞争，又相互亲近眷顾。
傅雷曾回忆，傅聪3岁至4岁之间时，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傅雷决定让傅聪学一门乐器，无论将来从事什么，“能有一艺术园地耕种，一辈子受用不尽”。于是，傅聪7岁半开始学钢琴，启蒙老师是数学家雷垣。傅聪9岁时，傅雷的好友、男中音歌唱家林俊卿将他介绍给前上海交响乐队创办人、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至他去世后，傅聪又换了几个教师，但都没遇到合适的，傅雷便要他改受正规教育，让他以同等学力考入高中。那时傅聪极为叛逆，不愿练琴，愤懑反抗父亲，“甚至于要出人命”。
直到傅聪17岁，傅雷才肯定他可以专攻音乐，“因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时，就是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出有独到之处”。1952年底至1953年1月，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25周年，傅聪首次登台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不久，傅聪被选拔去罗马尼亚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赛”。联欢赛结束后，他作为中国艺术代表团成员去东欧访问演出，不久受到波兰政府邀请，留学波兰，并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傅聪出国前，一家人去火车站月台送，傅敏哭得很伤心。哥儿俩的感情一直很好，现在他少了一个玩伴，觉得很伤心。年少的他还并未意识到，兄弟俩的命运轨道也就此分道扬镳。在那之前不久，傅敏刚在父亲的劝阻下，放弃了继续学习小提琴的想法。从香港回来后，傅敏在宋淇家的宅邸偶然发现了以前一位犹太租客遗留下的一把小提琴。宋母将琴转送给他，他也去请雷垣教琴，还向中央乐团小提琴家韦贤章求教，又跟随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陈又新苦学两三年。然而，听到他想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傅雷断然摇头：“不行！”傅敏只得直升普通高中。傅聪曾来信鼓励傅敏走音乐之路，傅雷则回复说“问题不简单”：“第一，在家不能单学小提琴，他的语文根底太差。我自己太忙，不能兼顾；第二，他至此为止在提琴方面的表现只能说中等，在家专学二三年后是否有发展可能毫无把握；第三，敏的看谱能力不强，夜长梦多，对钢琴，更渺茫；第四，截至目前为止，敏根底最好的还是自然科学与教学，至少这是在学校里有系统的训练的。倘等高中毕业以后再酌量情形决定，则进退自如。倘目前即辍学，假如过了两年，提琴无甚希望，再要回头重读正规学校，困难就多了。”再考虑到傅聪的时代还能请到好老师补英语、中文，傅敏的资质、环境都不如他了，对傅聪的教育方式，已没办法在傅敏身上复制。多年后，傅敏回忆起父亲对兄弟俩的教育说：“从小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就不同。他对傅聪花大部分精力，要他学这个学那个，而我呢，更多的是受学校的教育。在我中学毕业之后，父亲对我说：‘你不可能和你哥哥一样，你还是老老实实当一个教师吧。’”傅敏谨遵父训，一辈子在英语教学岗位上兢兢业业，从未动摇。1979年，他在英国整理父亲写给哥哥的家书时，发现有为数不多的信里提到自己：“初期因他天资差，开窍迟，我自己脾气又不好；后期完全放任，听任学校单独负责；他入大学后我也没写长信（除了一次以外）与他。像五四至五七、五九至现在我写给你的那样的信，一封也不曾给敏写过。无论在学业方面，做人方面，我都未尽教导之责。当然他十年来思想演变与你大异，使我没法开口；但总觉得对你给的很多，对他给的太少，良心上对不起他。”傅敏对此从未有怨言，只说“我还是开悟太晚”，遗憾父母在世时，与他们少有深入的交谈。在波兰，傅聪先得到克拉科夫音乐学院创始人杰维茨基的指导，于1955年2月参加了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场外，傅雷密切关注名单上每个选手。他对傅聪的获胜本无把握：“除非洲来的以外，没有一人的学历像你这样可怜的——换句话说，跟到名师只有六七个月的竞选人，你是独一无二的例外。”傅雷非常关注傅聪的一举一动、起居练琴，与他讨论每一位古典音乐家的作品和钢琴家的演奏技巧，且频频敦促傅聪家书报告情况。傅聪在波兰的迅速进步，不仅出乎傅雷的意料，而且也让他大为振奋和鼓舞：“从你小时候起，我都怕好话把你宠坏了。现在你到了这地步，样样自己都把握得住，我不再顾忌，要跟你说：我真高兴，真骄傲！”1949年傅雷前往香港时，还因与傅聪不断的争吵，将他独自留在云南，父子关系尚还紧张；自傅聪前往波兰，傅雷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他开始修复父子关系。傅聪在波兰获奖时，傅雷在给儿子的信中盛赞：“东方升起一颗星，这么光明，这么纯净，这么深邃；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世界纪录！我做父亲的一向低估了你，你把我的错误用你的才具与苦功给点破了！”他很多次用近乎焦急的口吻，敦促傅聪写信：“难道两个多月不写家信这件事，对你不是一样精神负担吗？”“我们历来问你讨家信，就像讨情一般。”傅聪考虑转往苏联学习，但并未和傅雷谈过，而是直接托马思聪向中央提出，傅雷备感受伤：“信中表现我的态度，难道还使你不敢相信，什么事都可以和我细谈、细商吗？你对我一字不提……老实说，我是很有自卑感的，这反映你对我还是不放心。大概我对你从小的不得当、不合理的教育，后果还没有完全消失。”
傅雷是以他的价值观，去看待傅聪在国际古典音乐舞台取得的成就的，他赴法留学之前依然尚存、归国后在政治动荡中渐渐无所依的家国情怀，在此时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提醒傅聪：“你不是抱着一腔热情，想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吗？……你的将来，不光是一个演奏家，同时必须兼做教育家；所以你的思想，你的理智，需要长时期的训练。我这个可怜的父亲，就在处处替你做这方面准备，而且与其说是为你做准备，还不如说为中国音乐界做准备更贴切……这才是真正的道德实践。”这也是傅雷家书在一段时期里的主要目的：抛砖引玉，训练傅聪，激发他的音乐感想，再将新鲜养料间接传播给中国青年，报效国家。字里行间的傅雷，在这个时期是昂然的、理想主义的，爱国之志多了施展的可能。
1957年9月，傅聪应召回国，在京参加整风运动。因为父亲“身份特殊”，他被限制在沙滩红楼文化部招待所内“集中学习”，被命令与亲人划清界限、勇于揭发、虚心接受小组成员的“批评帮助”。在北京时，他住在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家，楼适夷代他父母前来探望，他高谈苏联、波兰问题，这些闲谈都传到了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那里。临回波兰之前，傅聪见傅敏，饭桌上，向傅敏透露，中央要他抱着超过世界水平的雄心，多接触群众，“将来至少要下去劳动5年”，傅聪被这个吓坏了。他回波兰后不久，母亲就来信告知，作协开了十次批斗傅雷的会，父亲做了三次检讨，一切工作停止，陷入了极度的精神痛苦中。这一年11月，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我的心情非常坏……国内的生活和国外的太不同了，假如要能在艺术上真有所成就，那是在国外的条件好太多了，主要因为生活要丰富很多，人能够有自由幻想的田地。……我实在需要安心下来，要是老这样思想斗争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艺术更受不了。”1958年12月，傅聪在一位原英国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下，离开波兰，去了英国。他没想到会20年不回祖国，也没想到就此再也无法与父母相聚。
傅聪的出走，深刻影响了父亲傅雷的政治命运，他一直受到批斗和各种形式的凌辱。傅聪到英国后，曾写回一封长信，半年后，傅雷夫妇才收到此信。他们将信交给朱人秀，由他请示党组机关。获批后，1959年国庆，他们写信给日思夜想的儿子：“10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既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1964年，傅聪加入英国国籍。宋以朗曾写道，傅雷与成家和的通信，从傅聪自英国回香港举办个人音乐会开始，成家和当时已经从上海移居香港。在当时情况下，傅聪到香港举办音乐会很容易被人利用，被英国、美国拿来做反共的教材，所以傅聪到香港办音乐会的时间很仓促，搭飞机来，不开记者招待会，一结束马上走。
1965年6月5日，傅雷写给成家和的第一封信，就说到自己对傅聪的忧虑，请成家和代为搜集报章报道，并让她回信告诉他音乐会的整个过程。在这封信中，傅雷也提到宋淇，因为他得知傅聪在香港曾和宋淇通过电话，但傅聪并没转告他谈话内容。傅雷在信中问成家和：“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话提到我们吗？因为宋氏兄弟已经5年多不与国内任何人通信。倘若与你谈及，请转告我们。这些事聪以后不会在信里报告的。”写于1965年6月13日的下一封信里，傅雷又向成家和追问：“聪可曾与你提起宋伯伯通话内容？他一回去不会再做报告的了，问他也没用。”6月17日，傅雷致信成家和，希望她能转寄信件给宋家。傅雷在信中写道：“宋氏一家对我们一向很好……他和国内已经多年不通信，他有他的理由，我约略猜得出来。可是上海的房子有不少问题要处理，我想写信由你转寄给他，不知是否方便？乞告知！不方便也就算了，勿勉强。”从《傅雷书简》可以看出，他在1965年突然写了很多信交代事情，比方说急着找宋淇处理宋家房子。到现在，约略能猜出傅雷当时的用意了。但这些辛酸，傅雷很少在家书中向傅敏、傅聪提及。家书里，他和傅聪谈的仍是艺术，是音乐和对巴尔扎克与《卓别林自传》的理解，关怀他的演出不要太过紧张，家庭要打理好财务；在给傅敏的信里，他谈的还是教育和做人。直到他们在自杀前写下遗书。遗书里有这样一句话：“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
1956年7月，傅敏从上海高中毕业。他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外国文学系，校方力劝他报考外交学院。1959年，由于政治氛围的变化，外交学院将傅敏作为“代培生”，送往北京外国语学院。傅敏知道，父亲划成“右派”，哥哥出走英国，他的外交家之梦已破碎——一家人的命运，在国家政治潮流中紧密相连，颠沛流离。1962年，他毕业时没有一个单位敢要他，直到北京女一中老校长要了他。老校长是傅雷的老朋友，他专门为傅敏将四门俄语课改为英语课程，让他开英语试验班，渐渐的，傅敏在教学上有了名气，直到1966年9月3日，他顿时陷入父母亡故的悲恸，继而被政治推入命运的漩涡，痛不欲生，两次自杀未遂。
1979年，傅敏前往伦敦探望傅聪，兄弟二人终于团聚。1980年，他回国继续做一名中学教师直到退休，并开始整理编辑父亲的文章与书信。20世纪80年代，傅聪有一次回到北京，席间说起父母“走”时他没哭，他似乎有所预料。早在1961年，父亲就在书信里流露过幻灭感与去意：“主观上并无出世之意，事实上常常浮起虚无幻灭之感。个人对一切感觉都敏锐、强烈，而常常又自笑愚妄。不知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苦闷，还是我特殊的气质使然。……你的将来，你的发展，我永远看不见了，你十年二十年后的情形，对于我将永远是个谜。”那天晚上，电视里播放戏曲节目。傅聪看到戏里，一个孩子在四处寻找自己的爸爸，他坐在房间里，号啕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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