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吴念真讲的故事
你为什么还要来剜我的心呢？
南方周末 王寅
重逢：你连一声hello都不跟我说？
一天，吴念真开完会，心绪不佳。在刚才的会上，他和人吵了一架。吴念真叫了一辆计程车回公司。上车之后，吴念真听到车上播放的是自己喜欢的肖邦。起初以为是电台，后来发现是车上的CD机放出的音乐。
几句寒暄之后，一直看着吴念真的计程车司机平静地说：导演，你愿不愿意听我给你讲故事？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从司机的大学时代开始讲起，他和前女友是怎么好上的，他去当兵，回来之后找工作，后来开公司，两人如何分手。
车到了吴念真的公司，故事还没讲完。以吴念真的经验，计程车司机讲的故事，多半不好听。但这次，吴念真完全被吸引了。他说：没有关系，车停在这边，你把故事讲完。
司机讲到开车去机场载客，在排队的乘客中，一眼就看到了前女友，而且就那么巧，车正好排到她的面前。按照规定，他是不能拒载的。司机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是想把座位背后写有自己名字的牌子拿掉，后来心一横：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计程车开动，前女友坐在后排，一个个电话打过去，打给家人、公司和朋友，在短短的时间里，把他们分手之后十年的历程讲完。司机一边默默地开着车，一边静静地听着。
到了目的地，前女友突然用极其平静的语气对司机说：“我都已经告诉你我所有的状况……家庭、工作、孩子。告诉你现在的心情……什么都告诉你了，而你……而你连一声hello都不肯跟我说？”
很多年以后，这个伤感的故事成为吴念真一篇专栏文章的素材，文章的标题就叫《重逢》，文字干净、洗练，结尾饱满、结实。
和《重逢》一起收录在《这些人，那些事》一书中的故事大多短小精致，浓缩了吴念真听到、看到、经历过的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吴念真以冷静的笔调写尽了人生的残酷和悲凉。“你必须要塑造出来那个东西，你几乎无法写自己的感情，因为它只有1200字，因为它本身就像是一个很曲折的极短篇。每次都要逼死我。每一次开始写，我都不管，先写下去，写完的时候，通常都去删删删，删到极致。你如果纵容我1万字也可以写，但是写很长，说不定就没有味道了。”
遗书：写一个像样的东西
从1980年代开始，台湾陆续翻印出版了以前被禁的大陆作家的著作。吴念真把没有看过的都拿回去看，老舍、茅盾、巴金、沈从文……那时候也看了很多当时名动一时的新作家，“张贤亮的语调觉得还是不太适应。”
一天，吴念真翻到《汪曾祺选集》，几乎一个晚上就把书看完了。那本书成了吴念真的枕边书。后来，吴念真在香港的书店，看到不同版本的汪曾祺选集，都一一买下。
“我很兴奋，这个老人家这么好。汪曾祺好像是沈从文的学生，他们风格接近，但还是不一样。他写一个专门帮人家孵鸡、孵鸭子的人，控制温度，让蛋怎么样，温度一不够，赶快怎么样。当小鸭子孵出来的时候，他整个人都瘦掉了。还有写小和尚受戒当和尚的过程，情感丰富得不得了。”
受汪曾祺的影响，吴念真的文字也十分平淡朴素，但他却更具有戏剧性，在冷静的叙述中，感情爆破的力量显得更大。“我不够汪曾祺的安静和修炼，他已经把所有的事情看得都这样了，所有的经过像叶子飘落。我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或者说这些东西跟自己很近，你在写东西的时候，只是尽量去控制文字的冷静。”
《遗书》是《这些人，那些事》中惟一一篇不属于专栏的文字，写的是吴念真弟弟自杀的故事。
得知弟弟自杀以后，吴念真赶去处理后事。弟弟的自杀地点选在山顶上，那是吴念真从前带兄弟姐妹们眺望远方、告诉他们远方多么美好的地方。
吴念真的母亲当时身患癌症，从医院回到家，却听到死了一个儿子的噩耗。母亲整天待在房间里，不让大家进去。
吴念真关照所有的人都不要来，自己站在母亲的房门外。
母亲问：“你处理弟弟，有没有很妥当？”
吴念真回答：“很妥当，衣服都穿好了。”
“有没有很难看？”
“没有。很好！”
吴念真对母亲说，他和检察官打开车门的时候，看见弟弟的眼角旁有两道白白的痕迹，好像之前在哭。
母亲喊了一声：“你为什么还要来剜我的心呢？”
此时，全家已经哭成了一片。
所有的细节，吴念真都没再对人讲过。弟弟在遗书里把公司的同事都骂了一顿。吴念真很快就把这封遗书处理掉了。这个过程没有表达出来，让吴念真十分压抑，就好像一个东西包在心里面，但他好像早已经习惯了。
弟弟2001年过世后，身为长子的吴念真又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妹妹，重度忧郁症的妹妹也是自杀。五个兄弟姐妹中，有两人自我了断，加上吴念真的父亲，当年不堪矽肺之苦，从医院的病房坠楼身亡。
2007年的一天，一家杂志的主编约吴念真“写一个像样的东西”，吴念真答应了。直到交稿最后三天，吴念真还没动笔，“你知道到最后，你还不知道写什么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就会说，离哪一个情感最重，就会写哪一个。”
回到家，吴念真坐在桌前，从晚上9点一口气写下去，写到早上6点。写完以后，吴念真平静地洗了一个澡，开车去基隆演讲。车到海边，太阳刚刚升起，世界突然变得漂亮起来。吴念真停下车，伏在方向盘上，已经泣不成声。
《遗书》发表之后，台湾一个著名的电台主持人在节目里面播送了小说全文。吴念真的妹妹听说后，还是不敢看。第二年，《遗书》入选年度小说，再次成为焦点。这时候妹妹才拿来看了，此时才知道，哥哥当时都经历了什么。妹妹特地打了一个电话：“哥哥，你辛苦了，你早就应该讲出来。”
《遗书》以弟弟留给哥哥的便条结尾：
“大哥/你说要照顾家里，我就比较放心/辛苦你了/不过/当你的弟弟妹妹/也很辛苦。”这时浓雾深处忽然传来山下火车喇叭的长鸣，听起来就像男人的哀号一般。
这压抑已久的悲痛直到吴念真数年后写出了《遗书》，才释放了出来。
卡拉马佐夫兄弟：你叫我买书？
吴念真小时候生活在九份矿区的侯硐村，他是村子里面惟一上初中的孩子。每天早上，吴念真要走一小时的山路，再坐火车40分钟，才能到学校。当年最深刻的记忆是饥饿。
初一升初二的时候，国语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是写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读书报告。吴念真打听后得知，这本书70元，父亲的工资一天才30元，一家七口，都靠他父亲一人的薪水，如果向父母要求，他们会认为你神经病：老师怎么会叫你看小说？
吴念真那个时候惟一能做的是在矿上扛木头挣钱，扛一根挣8毛钱。矿主很喜欢吴念真，因为他是村里面聪明的小孩，念很好的学校，平时还帮村民们写信。矿主问他为什么做这种事呢，吴念真说明了缘由。到第三天，矿主实在看不下去了，交给吴念真70元，但有一个条件：看完书要给我讲故事。吴念真感激之余满口答应。
70元刚刚够买书，暑假已经没有免费的火车票，如果自己坐火车去买，钱就不够了，吴念真只能等待村里有人去基隆。他第一个拜托的是一个邻居，邻居要去看望在基隆海关做事的孩子，两个星期后回来。两个星期后，吴念真兴冲冲地跑去，邻居说走了一半就忘记书名了，那时候又没有电话。邻居有去书店找，但实在是想不起来。吴念真问，下次什么时候再去？邻居说可能一个月。那就来不及了。
隔了几天，一个女人带着她的儿子去城里看病，吴念真拜托她帮忙买书。女人责怪说：我小孩子在生病，你叫我买书？吴念真急得眼睛都红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拖下去，就来不及了。
这时暑假已经过了一个月，那个矿主每次走过家门口就会问吴念真：你什么时候来给我讲故事啊？当时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女人连书店都没有进去，当然没有把书买回来。
第三次，吴念真拜托父亲一个当厨师的朋友买书，那边有一个人要结婚，厨师要赶去办桌。没想到厨师一回来，就把吴念真抓到屋角暴打：我去书店问了，这个书是共产党的书，你被抓没关系，我被抓到了百口莫辩。
这时候暑假已经快过完了，书还没有买到，读书报告也没写。矿主每天从家门口经过，都会笑眯眯地问：书看了没？
村里有一个公用的药袋子，里面放很多随时能拿来吃的药，如果谁头痛就吃一包，把钱丢进去。换药包的人每个月都会上山来把钱拿走，再补足药袋子。吴念真问他，你什么时候再来？那人说应该一个月。吴念真焦急地说，那就来不及了。那人听吴念真说了情况，立刻说：我帮你去买书，我今天回去跟老板娘说，我只换了一半，我明天再来换就好了。第二天，吴念真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吴念真连夜捧读，厚厚一本，字很小，人名又这么长，除了昵称，还有简称，十三四岁的小孩哪里看得懂？看到一半，这个人会不会是刚才那个？赶快退回去再看，看得很痛苦。
矿主经过家门的时候，问吴念真：你拿到书了，看完给我讲故事。吴念真如实相告：很久才买到书，可是我真的看不懂，我也没有办法现在给你讲故事。矿主笑眯眯地说：我知道了，你老师说，这是世界名著，14岁如果能看懂就不是名著了。
矿主总算交待过去了，读书报告不能不交。吴念真很认真地写了买书看书的整个过程，最后以矿主对他说的话作结：如果14岁的时候能看懂的话，就不是世界名著了。书已经在我的手边了，我希望长大后能把它看懂。
开学后，国语老师在课堂上说：你们这帮考上一流中学的骗子！我根本看不起你们，你们里面只有一个人是诚实的。你们14岁看不懂，我28岁还看不懂。我为什么告诉你们要看？我只是想告诉你们，很多你们不懂的东西，长大了之后就会懂，要知道知识是需要尊敬的，念书是一辈子的事情。还有，永远不要骗自己。
这本来之不易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后来被母亲拿去当了锅垫。过了40岁以后，吴念真有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天，讲到这个故事，书架上正好有这本书，扉页上还写着“一九七几年购于金门”的字样。吴念真坐在厕所里随手看完一段，觉得很好看，讲得很有道理。“有些东西我真的懂了，这已经过了二十几年。”
杨德昌：西方知识分子看台湾
杨德昌从一开始就希望吴念真来演《一一》的男一号。吴念真推脱说：不要啊，你只要叫我路边走一走，就OK，但如果是男主角，就要承担很多事。杨德昌直截了当地告诉吴念真：剧本就是照着你来写的。因为杨德昌看到了吴念真一直压抑的那一面。
当时，吴念真同时在做两个电视节目，还拍广告，“忙得和狗一样”。他只能选择拒绝：男主角是要票房的，我没有票房，作为主演的话，人家只会讨厌，而且说不定不愿意看。杨德昌坚持说，你不演，这个角色就不成立。吴念真只得说：你去找合适的演员，如果到时候要拍了，又找不到合适的，你需要我，我就答应演。后来，吴念真发觉杨德昌根本没有考虑过别的演员。
《一一》里面的高中生本来由吴念真的儿子演的，演了一场戏之后，儿子不干了。杨德昌给吴念真发了一封很长的电子邮件，希望他去说服儿子。吴念真表示，我家不是靠说服的，我尊重儿子的想法，应该是你去跟他讲，而不是我去跟他讲的。杨德昌想约吴念真的儿子单独见面。儿子拒绝了。
吴念真后来有机会问儿子为什么拒绝出演。儿子说：电影里面跟他演对手戏的女孩子，为了拍这个戏休学一年，结果开拍没两个月，就被换掉了，这对女孩子是很大的打击。吴念真再问下去，儿子只是哭。有一天儿子对吴念真说：爸，我跟你讲，杨德昌伯伯爱电影大过爱人，我觉得还是应该爱人更多一点。
后来很多演员都更换了，包括演NJ太太的角色也换了，只有吴念真演的NJ没有换。“也许某些东西是需要坚持的，杨德昌决定的事情是全世界都要为他服务的。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大概也难了！”
杨德昌通常不教演员怎么演，只是讲一下就开机。如果演员没有演到他需要的东西，他就会很生气，跟自己发脾气。可是演员却一脸茫然，因为根本不知道导演要什么。有一场戏是NJ的岳母躺在那边，吴念真要去和她讲话，从门口走进来，有很长的独白。那天扮演岳母的演员没有来，临时叫了一个场务躺在那边。吴念真看着场务穿着球鞋的脚，开始念独白，仰面颇为滑稽。一条刚完，杨德昌就高喊：“Cut！OK！最长的演得最屌！”吴念真寻思，那就是说我之前演的都不够好咯？他再次向杨德昌确认：“这样子OK？”“OK！”
由于《一一》拍摄的时间很长，NJ很多疲惫的表情，不是演出来的疲惫，而是真的疲惫。吴念真除了做电视、拍广告忙到快死，还要演戏。因为了解杨德昌的性格，吴念真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取消，但《一一》的事情总是优先考虑。杨德昌的通告来了，万不敢说“我延一下行不行”。有时候，杨德昌会临时决定晚上还要拍戏，吴念真面露难色，杨德昌会安慰道：你忙你忙，晚一个小时吧。
在很多年后，吴念真才在DVD上看到《一一》。第一次看到胶片，还是两年前的一次研讨会上。吴念真觉得自己演得不好。
杨德昌的剧本很抽象，而且是用英文写的，翻译过来就很别扭，征得杨德昌的同意，吴念真把NJ的很多对白都改掉了。
有一次，杨德昌突然问吴念真：你想东西用哪一种语言想？吴念真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想了一下说：我可能是用国语和台语交错来想。杨德昌却说：我用英文思考。杨德昌早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强迫自己用英文，连思考都是用英文。
吴念真记得杨德昌刚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时候，正准备要拍电影，已经三十四五岁的杨德昌总是穿一件自制的T恤走来走去，T恤上写着：“Herzog，Bresson，Yang”（赫尔佐格、布列松、杨德昌）“他这方面永远像一个小孩，很天真的小孩。”这个天真的孩子却有着焦虑的内心，有一次在香港，吴念真和杨德昌住同一个房间，半夜听见杨德昌做梦时捶床铺、磨牙。
在吴念真眼中，杨德昌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导演，所谓诚实，是诚实面对当下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观感，从《光阴的故事》有一点片断，还有一点浪漫，到《海滩的一天》，面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疑惑、撕裂，到《恐怖分子》，已经是谁都要害我了，谁都可能是恐怖分子。到了《独立时代》和《麻将》，对整个社会非常绝望。《一一》里的生死别离已经是非常柔软了。
吴念真在杨德昌的《麻将》里演过一个台湾的流氓，戴墨镜，穿西装，拿一把枪。看完剧本，吴念真没好意思对杨德昌讲：这是一个西方知识分子看到的台湾。杨德昌从小一直生活在台北，很少离开过台北，台湾的乡下去得也很少。他一直是以观察者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就像一个西方记者，只是观察到台北的某一些情况，而且只要离开台北的某一些地方都是要猜测的。所以他的电影一直卖得不好，“所以不能期待你的电影在台湾是被接受的，因为你的电影跟我无关啊。”
侯孝贤：他怕底下人饿死
与其说侯孝贤是一个导演，倒不如说他是一个会把自己当老大的人：什么事情我来负责。他怕底下人饿死。如果你站在他旁边，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把你照顾好的老大。但是这个老大常常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比如说，他身上有200元，路边一个人没有钱，他就会把这些钱全部送给人家。即使知道自己身无分文，也说没有关系。
侯孝贤的方法和杨德昌从理念出发的创作方法不同，他是靠感动和不感动开始拍一部电影的。比如听他讲故事，一个人怎么怎么样子，那个光线怎么样，他总是用有情感的画面、一个片断的感觉作为思维的起点，然后去扩展开。和侯孝贤谈剧本，就像说故事那样，大家一起瞎说。侯孝贤的方法很对吴念真的胃口，不像杨德昌谈的东西经常很抽象，和杨德昌合作编剧，很多人会觉得很累，因为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吴念真和侯孝贤一度情同手足，无话不讲，分享彼此的秘密，但是现在，他们彼此都已经很客气了。
《恋恋风尘》是吴念真根据亲身经历编写的剧本。剧本里面有一场戏，吴念真出发去当兵的前夜，他去一家面食店，和在那里打工的女朋友告别。女朋友已经准备了一千多个让吴念真带走的信封，希望他走了以后，每天寄一封信给她。吴念真去的时候，她还在一个个信封上写自己的地址、贴邮票。吴念真说，我帮你一起写吧。离别的晚上，两人没有讲话，一直在信封上写地址，女朋友写得累了，趴在桌上和衣而睡，身上还有面粉的味道。吴念真给她披上衣服，继续写，直到写完，才把她叫醒。
侯孝贤在拍片时，把这些情节都删掉了，有些根本没拍，有些在拍完之后剪掉了，因为侯孝贤觉得这样太煽情。吴念真抱怨说：“我都把真事告诉你了，你还当这是假的！”
后来，吴念真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他是导演，我只是一个故事提供者，我认为生命中有趣的部分，令我动容的部分，别人说不定不是这样认为的。我学会跳出来以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个电影。有些东西是无解的。”
吴念真和很多导演合作过，试过不同的合作方法。拍过很多叫座电影的蔡扬名就是其中的一位，吴念真为他写过很多电影剧本。蔡扬名会去看杨德昌、侯孝贤的电影。有一次看完之后，蔡扬名给吴念真打电话：年轻人真的好厉害！我真的一辈子拍不出这样的电影来。吴念真再清楚不过地知道，杨德昌和侯孝贤根本不会去看蔡扬名的电影，而且从心里面不把人家当作导演看待。但是，蔡扬名他们的电影却拥有更多的观众。
Place your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