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蓝色沙漠中的猎人
袁越
9月29日上午9点45分许，一艘中国漂网渔船在韩国海域起火，17名船员中14名获救，3名死亡。新华社援引韩联社报道称，木浦海警在对该中国渔船进行登船检查时，因驾驶舱和机器房被反锁，海警队员打碎驾驶舱玻璃并投放了3枚爆音弹，随后渔船起火。据推测，爆音弹可能是造成火灾的原因。
作为蓝色沙漠中的猎人，在近海的鱼捕光后，为了寻找沙漠中的绿洲，渔民们宁可冒着被罚款的风险去越界盗捕。运气好的时候能成功逃脱，万一被抓住，就集体分摊罚款。但是这次，他们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本文首刊于《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33期。本刊记者走访了中国沿海渔民、海洋科学家和官员，并跟随渔船出海，用亲身体验与经历带你走近这个特殊的群体——蓝色沙漠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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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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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近海虽然打不到什么好鱼了，但舟山的餐馆里却仍然可以吃到像模像样的海鲜。当然了，野生大黄鱼什么的自然是很难见到了，即使见到了我也吃不起，但像鲳鱼、鱿鱼、鲅鱼、刀鱼、螃蟹、对虾、扇贝、蛏子等等这些家常品种倒是应有尽有，而且个头也都不算太小。
这些家常海鲜都是哪里来的呢？答案就是我在新道头村码头上见到的那群渔民。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被舟山渔老板雇来当船工，帮老板出海打鱼。码头边停靠的那一排20多米长的渔船就是他们的家，因为这些船都是去深海的，每次出海都有很长时间回不了陆地。
“我们这艘船上一共有8名船工，一般每次出海至少两个星期才回来一次，每次如果不捞回来4万元的渔获就得亏本。”一位正在整理网具的船工对我说，“去年的收获很不错，我们每人分到4万元工资。今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出海7次，只捞回来价值10万元的渔获，我们每个人只分到5000元工资。”
这位船工看上去大约40多岁，肤色黝黑，从口音判断应该是北方人。当他得知我是北京来的记者后，便放下手里的活计，低声对我说道：“你能不能向中央领导呼吁一下，把禁渔期减少到一个月啊？每年夏天正是海里鱼最多的时候，却不让我们出海打鱼，政府也不给我们补贴，再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去偷去抢了。”
我当然知道他不会真的去偷去抢，而且也知道农民工们在面对记者的时候经常喜欢夸大风险，瞒报收入。如果真的半年只挣5000块，他们大概是不会留在这里替渔老板打工的。但如果能像去年那样一年挣回4万块，一些内地边远省份的农民还是很愿意干的，因为他们在海上作业的时候是不用花钱的，这份工资几乎就是纯收入。
说话间又有一位船工走过来向我反映情况：“我们的船老大和鱼贩子勾结，故意压低收购价，然后鱼贩子再偷偷把钱还给鱼老大，这样可以少给股东分钱，结果他一个人发财了，我们都亏本了。”
我一开始没听懂，听他详细介绍了背景后才明白。原来，如今的打鱼成本越来越高，像码头上这些旧船每艘仍然可以卖到500万元，船老大一个人掏不起这笔钱，便拉来很多股东分摊成本，卖鱼的收入按比例分成。但船老大是大股东，很多决定都是他说了算，于是他就利用这个办法瞒报收入，赚取中间的差价。
当天晚上我请一位当地的鱼贩子吃饭，他告诉我这种事情在舟山相当常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在的渔船都在很远的地方捕鱼，捕到的鱼大都直接卖给前来收获的鱼贩子，渔民们根本接触不到鱼市场，渔获交易全凭鱼老大和鱼贩子两个人说了算。
这位鱼贩子只有30多岁，但他16岁就辍学出来贩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人脉，对整个舟山地区的海鲜行情了如指掌。
“过去只有6条一斤的才能叫小黄鱼，现在12条一斤的也叫小黄鱼，老百姓不知不觉也就接受了。”他一边抽着黑过滤嘴的利群烟一边对我说，“好鱼也有，但都特别贵。现在半斤一条的鲳鱼已经卖到120元一斤了，好的带鱼更是卖到400元一斤，野生大黄鱼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是天价，而且还得有关系才能吃得到。”
据他透露，他在海上收到的好鱼根本不会进入鱼市场，而是直接卖给关系户了。“真正优质的海鲜普通人连见都见不到，它们完全就是奢侈品，只供超级富豪和大官们享受。”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优质海鲜越来越少了。如今只有在距离人类聚居区很远的地方才能捕到好鱼，近海渔场已经被捞空了。
说起来，去深海捕鱼是现代人的专利，一个原因自然是古代的小渔船走不了那么远，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渔获的消费方式和陆地上的猎物很不一样。渔民捕到的鱼无论如何都要运回陆地上才能卖掉，而鱼又极易腐烂变质，常温下放不了太久。古代的渔民只有两个解决办法：风干和腌制，但这样一来渔获的价值便大打折扣，没法负担远航所需的高额成本。
19世纪初期，舟山鱼商发明了冰鲜船。这种船可以直接在海上收货，然后运回陆地贩卖。冰鲜船同时还可以向正在海上作业的渔船运送补给，这样一来渔船便可以行驶到很远的地方捕鱼，不必经常返航了。
当年一个名叫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的美国人不明白舟山人夏天从哪儿搞来这么多冰块，专门前来考察了一番，发现冰块是在舟山和宁波的制冰厂制造出来的。当地农民在冬天收集天然冰块，用一层厚厚的稻草包裹住，这样整个夏天就都有冰可用了。福琼把他的发现写进了《漫游华北三年》一书中，全世界的渔民终于学会了这一招。
随着航海水平的提高，以及现代制冰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的渔民都具备了远航的能力，一场争夺海洋渔场的大战随即打响。19世纪末期，日本渔船率先发难，开始入侵中国海域，和中国渔民争夺捕鱼权，为此中日两国发生了多次冲突，为后来的中日战争埋下伏笔。
1930年，民国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出访日本，被日本渔业和航运业取得的进步震惊了，回国后大声呼吁民国政府向日本学习，改革渔业管理思路。他在给商部提交的一份咨文中写道：“欧洲渔业自西历一千六百八十二年始设会于伦敦……不数十年，由三海里之渔界，扩充至二千五百余海里。德、法继之，美、俄复继之，义、奥诸国又继之，渔业遂与国家领海主权有至密极切之关系。……中国渔政久失，士大夫不知有所谓海权。”
经过深思熟虑后，张謇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渔权即海权。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巩固海上边界，就必须扩张和加强捕鱼权。他在另一份写给商部的咨文中写道：“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国皆然。”
张謇的主张得到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从此中国的海洋渔业除了为老百姓提供水产品和为国家增收创汇之外，又多了一个政治外交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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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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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国之间的陆上边界几乎都是打出来的，但海上边界则大都是谈出来的。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是大部分国家都承认的海洋最高法，该法对内水、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和公海等重要概念做了界定，其中领海的宽度从领海基线量起不超过12海里（1海里约等于1.852公里），这片海域属于国家领土，任何人不准侵犯。
专属经济区（EEZ）又名“排他性经济海域”，其范围从领海基线量起不超过200海里，但这个距离太大了，经常会和相邻国家有冲突，所以在画线的时候必须除去离另一个国家更近的点。专属经济区的概念源于渔权争端，后来随着海底石油开采技术的成熟而逐渐盛行，最终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收入。顾名思义，专属经济区的主要功能和经济有关，区内的生物和矿产资源的开发权归主权国所有，但其他国家则享有航行和飞行的自由，以及其他符合国际法的用途（比如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
中国于1996年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同时宣布中国实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两者加起来约有300万平方公里。即使刨去那些有争议的海域不算，中国也有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可供中国渔民自由作业，占到中国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读到这里也许有读者会问，这么大一片海域里产的鱼难道还不够中国人吃的吗？答案是：确实不够，因为大部分海洋的生产力极其低下，是一片蓝色沙漠。
懂点生物学的人都知道，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来自太阳，所有的有机物都是光合作用的产物。一个生态系统里的生物量完全取决于光合作用的效率，大海当然也不例外。光合作用需要阳光、水、二氧化碳和一些微量元素，光合作用的效率取决于供应量最少的那样东西到底有多少，就好比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完全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到底有多长。对于深海、洞穴以及冬季的极地来说，短板是阳光；对于其他大部分温带陆地来说，短板是水；对于热带和亚热带雨林来说，短板是二氧化碳；而对于表层海水来说，短板是进行光合作用所必需的微量元素，比如氮、铁、磷和钙等。
海洋中的大部分微量元素都来自陆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来自土壤，这就是为什么靠近大陆的近海海域和海岛周边的浅海海域会有那么多鱼的根本原因。问题在于，这些海域大都是别人的领海或者专属经济区，外人是很难闯进去捕鱼的。
“通常情况下，海水越深生产力越低，全球最好的渔场几乎都在地理概念上的大陆架区域。”上海海洋大学的唐议教授对我说，“如果全球所有国家都划定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话，那么全球渔业资源的90%都会被划入各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范围。”
深海中靠近海床的底层海水中也有很多微量元素，但那里没有阳光，缺乏食物。只有当上升海流把底层海水带至海面时，光合作用才能发生。南美洲西海岸之所以有那么多鱼，就是因为著名的秘鲁寒流（又叫洪堡寒流）正好通过那里。这股寒流从海底卷起了大量硝酸盐和磷酸盐等营养物质，促进了浮游生物的生长繁殖，为鱼类提供了充足的饵料。据统计，全球海洋捕捞总量当中有将近五分之一来自秘鲁寒流生态系统，光是一个秘鲁渔场每年就可以产出1000多万吨鳀鱼。
另一个类似的具有很强上升流的地方是南极周边的海域，可以称之为南极海。虽然这片海域温度很低，但因为微量元素含量高，同样聚集了大量浮游生物，这就是为什么南极盛产磷虾的原因。
可惜的是，全球像这样的海域非常少，全部加起来总面积也只占到全球海洋面积的5%，但这一小片海域产出了全球25%的渔获，由此可见海水中营养元素是多么地缺乏。事实上，地球上大部分海洋单位面积所能产生的生物量比大部分戈壁滩都要少，海洋才是地球上最大的沙漠。
海水的光合作用效率高低用肉眼就可以大致判断出来。海水的颜色越绿，说明光合作用的效率就越高；相反，海水的颜色越蓝，光合作用的效率就越低。也就是说，大家都喜欢的蔚蓝色的海水对于生命而言就是一片死亡之海。而大部分海岸线和岛屿周边的海水都是绿色的，这些地方就相当于沙漠中的绿洲。
当然，即使是最干燥的戈壁滩上也会有耐旱的灌木生长，沙子下面也可以找到昆虫等小动物。同样，即使是生物量最低的南太平洋海域也能找到洄游途中经过此地的鱼群，数量还不低。但不管怎样，真正的海洋绝不像潜水纪录片里看到的那样生机勃勃，而是一个对所有生命而言都非常严酷的地方，海洋生态系统甚至比某些陆地生态系统更加脆弱，一旦被破坏了就很难恢复。当我们把目光对准海洋，试图从大海里寻找新的食物来源的时候，不妨再想一想：我们其实是在沙漠里打猎，每一枪都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但是，作为蓝色沙漠中的猎人，渔民们也要吃饭，他们必须努力寻找沙漠中的绿洲，把生活在那里的动物尽可能多地抓到手。随着中国渔民的作业区越来越远，他们必然和相邻国家的渔民发生冲突。于是，经过一番协商之后，新版《中日渔业协定》于2000年6月正式生效，《中韩渔业协定》于2001年6月正式生效，《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也于2004年6月正式生效。这三份渔业协定重新划定了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渔业作业区，使得一大批中国渔民不得不退出传统渔场另谋生计，特别是北方渔民的很多传统作业区都退给了韩国，使得近海捕捞承受的压力更大了。
“东海日本一侧水域距离中国较远，水也深，矛盾还不十分突出。中韩之间都是浅海，渔业资源丰富，矛盾就来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金显仕所长对我说，“以前黄海大部分海域都有中国渔船作业，新协定签署后很多渔场中国渔民都不能去了，但还是有不少人偷偷越界捕捞，被人家抓了不少。这方面的报道越来越多，我看着很不舒服。一方面我希望中国渔民遵守两国渔业协定的相关规定；另一方面我也希望韩国有关方面手下留情，别动不动就用武力来对付中国渔民。”
我采访过的一位舟山船主告诉我，很多舟山渔船自发地结成船队，集体越界偷渔，一见到韩国海警船就一起往回跑，很多时候都能成功逃脱。万一被抓住，只要每艘船交4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就能放，回来后大家分摊这笔费用。
“中国这边没什么鱼了，但韩国那边还有很多，只有去那边才能抓到好鱼，所以大家没有别的选择，宁可冒着被罚款的风险去盗捕，更何况那笔罚款分摊下来也就没几个钱了。”他说。
“为什么韩国那边鱼这么多呢？”我问。
“韩国人比较守规矩。比如他们有试捕的规定，一网下去如果捞上来的鱼小于某个尺寸就必须放弃这次捕捞，等鱼长大了再回来捕，所以人家那边鱼又多又大。”这位船长回答，“而且他们捕鱼是有配额的，到了配额就不捕了，因为超过的部分即使捕上来也卖不掉。中国渔民没有配额，无论捕到多少鱼都不愁卖不掉，当然都希望多捕点。”
就这样，渤海、黄海和东海的中国专属经济区里的鱼都被中国渔民捞得差不多了，很多海域都已荒漠化，变成了人造的蓝色沙漠。
那么南海的情况怎样了呢？这片海域水浅污染少珊瑚礁多，是全世界著名的五大高产水域之一。但是，根据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渔业经济研究系系主任拉希德·苏麦拉（U.Rashid Sumaila）教授和该系副教授张伟龙合写的《中国南海渔业资源展望》一文，整个南海海域的渔业资源量已经比1950年减少了70%～95%，珊瑚礁正以每年16%的速度在减少。造成这个结果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捕捞能力过剩。根据这篇论文的统计，南海聚集了全球320万艘渔船当中的177万艘，在南海作业的渔民总数高达370万人！这些渔民每年从南海捞上来1000万吨左右的渔获，占全球海洋渔获总量的12%。这还只是官方数字，据两位专家估计，南海地区每年另有800多万吨的渔获未被统计，因为其中有很多鱼都是用炸药或者氰化物这类非法捕捞方式捞上来的。如果照现在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南海也会重蹈东海和黄渤海的覆辙。
就这样，走投无路的中国渔民们只能把目光转向了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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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一点，再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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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曾经是专供欧洲人驰骋的舞台，因为他们最先具备了大规模远洋航行的能力。亚洲国家中日本最先意识到公海的价值，率先提出了向公海进发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政府于19世纪90年代制定了相关法律，为有能力去公海水域捕鱼的日本船只提供财金激励。中华民国政府试图学习日本，于1914年制定了《公海渔业奖励条例》，但奖励金数量明显不足，根本达不到刺激渔民奔赴公海的目的。
新中国成立的头30年里中国的近海还是有鱼的，远洋捕鱼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转机出现在1985年，当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首次提出要“扶持外海和远洋捕捞业的发展，合理安排内水和近海捕捞力量”。于是，有关部门组建了中国第一支远洋船队，向公海进发。
严格来说，远洋捕鱼分为“过洋性远洋捕鱼”和“大洋性远洋捕鱼”两种，前者指的是通过购买配额或者许可证等方式在别人的经济专属区内捕鱼，后者指的是在公海捕鱼。无论哪种方式都必须航行很远的距离，对于渔船质量、捕捞水平和后勤保障等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风险也相应地增加了很多，盈利的难度大大增加，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的远洋渔业仍然需要依靠政府补贴的主要原因。
要想了解远洋捕鱼业的真相，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跟船出海，但远洋渔船的出海时间往往是以年为单位的，普通记者很难跟得上去，因此关于公海捕鱼的新闻报道非常少，渔民们的生活细节也不为人知，甚至因此而产生了些许神秘感。我有幸联系到了舟山市泛昌贸易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红波，他答应带我去参观远洋渔船。
“我以前也在远洋船上干过，负责电器设备的维修。”陈红波自我介绍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出海打鱼比坐牢还辛苦！所以我干了几年就不干了，在岸上开了家贸易公司，专门为远洋渔船提供电气设备。”
陈红波开车载我来到位于舟山市普陀区的沈家门渔港，这是个天然的避风良港，不少渔船停在这里修整。我一眼就看到两艘大船并排停靠在码头上，比较旧的那艘叫“明茂”，长76米，排水量2000多吨。船身上下到处是水锈，显然已经很久没有刷过漆了。另一艘“舟渔915”非常新，一看就是刚刚建成下水，还没有出过远门的新船。船头上挂着的铭牌显示，这是一艘只有52米长的鱿钓船，隶属于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公司。
如果不是刚刚体验过近海捕鱼，我肯定会觉得这两艘船都太小了。我去年曾经搭乘一艘排水量高达9万吨的巨型邮轮环游世界，一路上见到了无数万吨级远洋货轮，觉得跑远洋的一定得是这种庞然大物，这个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不过，这两艘船虽然小，但比我刚刚体验过的那艘近海渔船却又大多了，看来要想真正理解远洋渔业，最好的办法就是和近海捕鱼做对比。
“‘明茂号’是中国水产有限公司舟山分公司的船，实际上应该算是国营企业。这艘船是2005年建成下水的，在远洋渔船里算是挺大的了。”陈红波告诉我，“我还记得20年前中水公司造了4艘远洋渔船，‘明达号’‘明兴号’‘明远号’‘明旺号’，合称‘四大天王’。说起来它们都没有‘明茂号’大，但我们去非洲捕鱼的时候当地华侨看到了都直流眼泪，说祖国终于也能造这么大的渔船了！”
很不巧，“明茂号”的船长有事下船了，幸好陈红波对这艘船非常熟悉，领着我直接登船参观，并一一给我讲解船上的设备都是干什么用的。不比不知道，一比才知远洋渔船确实比近海渔船要先进太多了。我在驾驶室里看到了包括雷达和声呐探测仪在内的各种先进设备，以及一台24小时不间断的传真机，可以随时知道前方海域的天气变化。船上的卫星定位仪则直接和渔业局的远洋调度中心相连，农业部可以随时知道这艘船的准确位置，船长如果想越境偷鱼的话立刻就会被发现。
驾驶室后面是船员宿舍，四人一间，床铺安排得非常紧凑，绝对谈不上有多舒适，但起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空间，和大学宿舍差不多。船舱里没有多少储物的地方，但船员们似乎也没有太多个人物品，除了被子和几件晾洗衣物之外就没啥了，我没有见到一本书，连电脑也很少见。我转了一大圈，只在一张床的侧壁上看到了几张美女贴纸，除此之外没有发现任何能体现出主人爱好的装饰物，这一点和大学生宿舍完全不同。
陈红波告诉我，“明茂号”是根据日本远洋渔船的样式设计出来的，日本人习惯了在狭小的空间生活，船员宿舍设计得非常小。他曾经在一艘德国淘汰下来的远洋渔船上工作过，那艘船的员工宿舍就非常宽敞，欧洲人在这方面远比亚洲人讲究。
参观途中遇到了“明茂号”的大副，这位瘦得像根竹竿一样的年轻人带着我参观了船上的公共浴室和厕所，虽然设备很简陋，但还算干净，这就已经很难得了。船员们用的淡水是靠海水淡化得来的，生活废水则必须先用污水净化设备处理后才能排向大海，厨余垃圾也必须用专门的设备先打碎才能扔到船外。
“远洋渔船的规矩非常多，可复杂了！”大副向我解释道，“比如垃圾处理的标准和船距离海岸线的远近有关，不同的距离处理标准是不同的，一旦被海岸警卫队抓到你违规肯定会被罚死。”
我没有亲身经历，不知道这些规矩在海上的执行情况如何，但我觉得这总比那些根本没有规矩，因而可以肆无忌惮地往海里乱扔垃圾的私营小渔船要好得多。事实上，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国有企业最大的优点所在，毕竟远洋渔业的一个主要功能是政治外交。
根据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丹尼尔·保利（Daniel Pauly）教授的统计，2010年时中国有大约1900艘远洋渔船，大部分是依靠国家财政补贴才能生存的国有渔船，如今这个数字增加到了3400艘，私营渔船所占比例超过了半数。导致这一变化的一个原因是部分国企私有化，更大的原因是西非沿海国家将他们的专属经济区的捕鱼权卖给中国私营企业，以换取中方的投资，解决本国的就业问题，也许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中国远洋渔业负面新闻有所增加的原因之一。
不管是国营还是私营，中国人独有的生活习惯总是不会变。船上的厨房满是油污，一看就是经常炒中国菜，又不及时清洗。据大副介绍，船上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25元，顿顿都有肉，起码鱼是肯定可以保证的。蔬菜也能保证，但当然都是冷冻的。主食原来都是大米，几年前改成了一半米一半面，因为越来越多的船员都是从北方招来的农民工，吃不惯大米。
“所有船员签的都是两年合同，两年之后还想干就再签两年。普通船员每年6万元工资保底，小组长会多个1万～2万元。在海上的时候基本不用花一分钱，工资全都能存下来。”大副对我说，“我们还会根据捕捞量发奖金，比如去年我们一共捞上来2200吨鱿鱼，算是大丰收，因此每人都发了1万～2万元奖金。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只捞到200吨鱿鱼，奖金肯定泡汤了。”
鱿鱼价格最高的时候每吨2万元，今年降到1.5万元一吨，即使按照这个价格计算，去年这艘船也挣了3300万元，可见远洋捕鱼如果运气好的话还是能赚很多钱的。今年上半年这200吨鱿鱼可以卖300万元，听上去也不算少了，为什么居然连奖金都发不出了呢？
“我们这艘船上一共有50名船员，光工资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另外，这些人的伙食费每天就要1250元，一年50万元又去掉了。”大副给我算了笔账，“更大的花销是柴油，因为我们只能从公海上的加油船买油，价格非常昂贵。好在政府有柴油补贴，这样算下来每年也必须捕600吨鱿鱼才能保本。如果没有油补的话，每年至少要捕到1500吨鱿鱼才能持平。”
“远洋捕捞还有个特点，那就是捞到的鱼越少，柴油反而消耗得越多，因为我们必须开着船追鱼，万一追错了方向，不但鱼捕不到，柴油消耗量一下子就上去了。”大副继续给我普及远洋渔业知识，“所以远洋船上的船长压力是很大的，一个错误决策很可能就赔死了。”
“其实你今天能看到‘明茂号’是很幸运的，为了省钱，远洋渔船一般两年才回一次母港。”陈红波补充道，“‘明茂号’刚刚在阿根廷附近的公海上钓了8个月鱿鱼，眼看收成不太好，便决定回到母港改装设备，再出发去北太平洋钓秋刀鱼。”
秋刀鱼目前的价格只有每吨8000元，比鱿鱼低多了，但秋刀鱼产量大，可以弥补价格的不足。事实上，这就是远洋渔业的最大特点：要么只捕高价鱼，要么只追高产鱼，两者必居其一，否则一定亏本。
我们回到甲板上，只见工人们正在拆鱿鱼灯，准备换成诱捕秋刀鱼的专用灯具。虽然鱿鱼和秋刀鱼都有趋光性，但因为捕捞方式的不同，使用的灯具也不同，这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看着甲板上密密麻麻的灯泡，我突然意识到这才是远洋渔船和近海渔船最大的不同。除了少数蟹笼船之外，中国近海渔船大都是多鱼种作业，一网下去捞上什么是什么，但远洋捕鱼高风险高成本的特性决定了远洋渔船大都是单鱼种作业，这种方式有利有弊，其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可低估。考虑到中国是全世界拥有海洋捕鱼船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渔民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海洋物种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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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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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展远洋渔业只有30年的历史，只能算是世界远洋渔业俱乐部的后起之秀。中国渔船进军公海之前，来自欧美的远洋渔船早就把海洋捞过好几遍了。
远洋渔业非常讲究性价比，欧美渔船也不例外。他们最先看中的是鲸，因为鲸体内的脂肪是工业革命的润滑油，在当年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再加上鲸的体型庞大，捕获一头鲸相当于捕捞几百万条小鱼，这就是为什么捕鲸如此危险，却还是有那么多渔民甘愿铤而走险的原因。早期渔民使用的是小帆板和鱼叉，后来则用上了快艇和捕鲸枪，再厉害的鲸也不是对手了。鼎盛时期全世界每年杀死超过5万头鲸，不少鲸的种群都濒临灭绝。好在人类社会终于明白过来，于1986年彻底禁止了商业捕鲸行为。但是，鲸是哺乳动物，繁殖率相当低，恢复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
下一个被人类盯上的是海龟，因为它们的肉很好吃，另外活龟可以不吃不喝很长时间也不死，是远洋船最可靠的食物来源。后来这个需求不存在了，人类又盯上了海龟蛋，因为根据民间传说，海龟蛋可以壮阳，于是成千上万的太平洋海龟蛋被盗走，其结果可想而知。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每年有10万只海龟在北太平洋东海岸产卵，如今这个数字降到了不足3000只。好在人类及时反省，如今全部7种海龟有6种被列入了国际濒危物种名录，商业捕龟和偷蛋行为均被严格禁止。
第三个遭殃的是鲨鱼。其实鲨鱼肉不怎么好吃，体内脂肪含量也不高，这就是为什么体型同样很庞大的鲨鱼能够逃过一劫的主要原因。可惜华人喜欢吃鱼翅的习惯被全世界的渔民们知道了，于是每年有4000万～7000万只鲨鱼被杀死，只占体重5%的鱼翅被割下，身体的其余部分被扔进海里。鱼翅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是每公斤400～500美元，鲨鱼肉连零头都卖不到，留着太“浪费”了。
这个案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远洋捕捞业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资源浪费。远洋渔船大都是单鱼种作业，但没有任何捕捞手段能够保证不误伤到其他鱼种。出于商业的考虑，大部分这类“副产品”都被扔进海里了，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具体到鲨鱼的案例，只留鱼翅的做法可以让渔民捕捞更多的鲨鱼而不用担心冷柜的空间，于是鲨鱼种群就遭了殃。鲨鱼虽然不是哺乳动物，但大部分鲨鱼是卵胎生的，繁殖率并不高。幸运的是，因为有大批明星参与到拒绝鱼翅的公益宣传上来，使得鲨鱼保护成为海洋动物保护运动中罕有的一个成功案例，同时也让鲨鱼成为海洋保护的标志性物种，其地位大概相当于陆地上的大熊猫。
第四个遭殃的是金枪鱼。金枪鱼的故事很奇特，以前它并不是一种珍贵的鱼类，海钓爱好者们之所以喜欢钓金枪鱼，只是因为它们游速快，有个外号叫作“海洋中的法拉利”，对于海钓者来说是个挑战。传统的日本生鱼片也是不用金枪鱼的，日本人嫌它太油腻了。“二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和北美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飞往加拿大的运输机返程时没货可运。为了减少浪费，有商人想到了金枪鱼，将其冷冻后运回日本制成寿司。此时恰逢日本人在饮食习惯上开始向欧美靠拢，喜欢上了这种脂肪含量高的鱼类，金枪鱼的价格立刻被炒上去了。2013年一只蓝鳍金枪鱼在东京筑地市场的拍卖会上拍出了176万美元，此事虽然有作秀的成分，但也说明这种鱼被炒到了何种程度。如今国际市场上一只中等大小的蓝鳍金枪鱼可以卖到2万美元以上，如此高昂的价格使得大部分金枪鱼都被喜欢吃生鱼片的日本人消费了。不久前北京一家日料店花20万元人民币从日本进口了一条300斤重的蓝鳍金枪鱼，制成生鱼片后的零售价可想而知。
另一个和金枪鱼类似的案例是龙虾。美国东海岸曾经盛产龙虾，但当年却无人问津，居然有罪犯控告政府虐待犯人，证据是监狱食堂只给他们吃龙虾！后来一些去海边度假的明星们喜欢上了这东西，龙虾摇身一变，成了海鲜中的绝对明星。
鲸、鲨鱼和金枪鱼都是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相当于陆地上的狮子、老虎和猎豹，它们的存在对于维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它们的数量大幅下降，就会导致次级捕食者数量暴增，其结果就是小鱼小虾这些被捕食者数量锐减，对于人类来说这可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世界粮农组织（FAO）的研究表明，目前全球海洋大型捕食者的数量比1950年降低了90%，这一点和陆地猎场曾经发生过的情况极为相似。
海龟虽然不算是顶级捕食者，但它们的作用也很大。比如，每只成年太平洋海龟每天可以吃掉90公斤水母，海龟数量大幅下降后美国西海岸水母成灾，这玩意没什么营养价值，身体却有毒，凡是有水母出没的海滩都得关闭。更糟糕的是，水母是吃小鱼的，水母成灾的海域小鱼迅速减少，未来的渔业产量肯定会大打折扣。
类似的情况在舟山也出现了。如今舟山海域同样水母泛滥，好在中国人什么都吃，完全无味的水母被做成了凉拌海蜇皮，也算是一道菜。
水母的例子不是个案。事实上，随着海洋捕捞力度越来越大，那些人类需求量大的，或者繁殖能力较差的种群数量锐减，但一些对人类没什么用的物种却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其种群数量反而增加了。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著名的海洋生态学家布朗温·吉兰德斯（Bronwyn Gillanders）教授在2016年3月23日出版的《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综述文章，得出结论说有至少35种海洋头足类动物（比如鱿鱼、乌贼和章鱼）在过去的60年里种群数量有了显著增加，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大都是一年生的低等动物，不但繁殖速度快，而且对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特别强。但是，正因为它们生长速度快，所以它们的营养价值也就没有鱼类高，口味也不如大部分鱼类好，西方人吃得不多。
不过，鱿鱼们的好运气不知道还能持续多久，因为中国人喜欢吃。“我出海那会儿太平洋上的鱿鱼特别多，它们会在海面吹泡泡，从远处看过去就像下雨一样。”陈红波对我说，“这两年有大批中国渔船去大洋里抓鱿鱼，鱿鱼的产量就越来越少了，‘晴天下雨’的景象就消失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独特的饮食习惯正好填补了西方人留下的空白，因为中国人把一些原本没有太大经济价值的海洋鱼类开发了出来。另外，中国人比较会吃鱼，浪费较少，这点也比西方人强。
“我以前在一艘外国船上打过几年工，主要工作就是把鱼肉切下来，剔掉骨头后打包分装成鱼排。”陈红波继续回忆，“剩下来的鱼头老外都扔掉了，我们几个中国船员便捡回来做红烧鱼头吃，把老外看傻了。”
那些无骨鱼排大都是冷冻后供应给欧美市场的，西方人对鲜度的要求不高。中国人最喜欢吃活鱼，最起码也得是全鱼，所以后者都供应给中国市场了。中国的私营远洋渔船出海打鱼纯属商业行为，谁出价高就卖给谁，于是就有了日向鱼、欧向鱼和非向鱼的说法。日向鱼主要是能做生鱼片的高价金枪鱼，欧美也要金枪鱼，但大都是拿去做罐头，鲐鱼（Mackerel）则主要供应非洲市场，这是一种海洋上层鱼类，价格不高，但产量大。
鱿鱼则大都运回中国，供应中国市场。这种鱼数量较多，目前还没有危险，所以没有捕捞限制，只要是在公海上钓鱿鱼，能钓多少就钓多少。鲸、鲨鱼、金枪鱼和大马哈鱼这类有灭绝危险的鱼类就不同了，必须严加保护。但它们大都是洄游鱼类，光靠一个国家是不行的，必须多个国家合作才行。1982年出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联合所有国家一起来保护海洋洄游鱼类。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当于管理海洋生物资源的总原则，虽然有强制性，但这个公约没有细则，所以可操作性不强。”上海海洋大学的戴小杰博士在接受我专访时对我说，“直到1995年通过了《鱼类种群协定》，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了多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公海渔业资源的管理才具有了可操作性。”
戴小杰博士是中国远洋渔业协会金枪鱼技术组的专家，同时也是“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科学分委会的中方团长。他告诉我，不同的海洋动物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会有不同的保护方式，像鲸豚类已经有了双重保险，一个是国际捕鲸委员会（IWC）的禁捕令，一个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禁贸令，可以说保护机制比较完善。但像金枪鱼这类可以进行商业化捕捞的高度洄游鱼类，就只能由利益相关方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FMOs）的协调下进行管理。像他参加的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这些组织会使用多种方法管理海洋渔业资源，比如使用渔获物的配额制度，以及渔船总数控制等。
就拿金枪鱼来说，这是全世界管理最严格的商业鱼种之一，全球关于保护金枪鱼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一共有5个，中国参加了其中的4个。所有机构每次召开各成员的缔约方大会之前都会先开科学大会和履约大会，由该组织的科学家根据最新的研究向大会汇报金枪鱼资源状况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并形成协商一致的科学报告，然后缔约方大会再依据此科学报告的结论，提出对该区域的金枪鱼的养护和管理措施，交由政治家投票。
“所有这类公约的制定都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基于现有的最佳的科学研究’（Best Science Available），不能听凭政治家拍拍脑袋就做决定。”戴小杰博士补充道，“另一个是‘预防性原则’（Precautionary Approach），即在结论不确定的时候选择相对保守的策略。比如科学计算的结果是每年可以捕10万吨，但因为科学总会有误差，最终政策要降一点，每年捕个8万～9万吨就应该封顶了。”
戴小杰说的是理想状态，实际情况往往没那么乐观。“国际保护大西洋金枪鱼委员会”（ICCAT）曾经商讨保护北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科学家建议的最大可持续产量不应超过每年1.5万吨，否则该种群资源量就会严重下降，如果还想要恢复种群数量的话，捕捞量最好不要超过每年1万吨。但是，在各方的压力下，该委员会最终投票通过的限额为2.95万吨，是科学家建议的两倍。
捕捞上限的确定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究竟用哪种方式来达到限额，这里面的学问就更多了。国际上最早采用的方式是不事先搞分配，而是大家一起抢，直到总额达到上限为止，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奥林匹克式”。实践证明这个方式鼓励大家快捕快捞，甚至不惜采用作弊的方式偷猎，实际效果很不好。于是有人提出事先将捕捞限额分配下去，这样大家就不必跟别人抢了，可以有计划地慢慢捕，甚至还可以将自己分到的配额进行交易，便于提高捕捞效率。第二种方法的难点在于如何分配捕捞配额，目前普遍采取的做法是根据历史上的捕捞渔获量进行分配。别看鱿鱼现在随便钓，一旦将来鱿鱼数量减少，不得不纳入配额管理的话，那么中国就可以用历史捕捞数据来增加自己的配额，或者起码可以增加自己在谈判中的话语权，这就是远洋捕鱼的政治外交功能的一种体现。
“中国很早就提出要在国内实行配额捕捞制度，但一直没有做起来，主要原因就是顶层设计出了问题。”戴小杰补充道，“以前中国渔业过度追求GDP，科学研究也只以提高产量为目的，这是错误的。现在则主要以提高就业，或者增加渔民福利为目标来制定渔业政策，这也是不行的。”
戴小杰认为，渔业政策的制定应该以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作为首要目标，这就要求政治家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必须以科学为最终依据。“美国为什么管得好？原因就是美国政府的渔业政策是基于‘美国海洋及大气管理局’（NOAA）的研究结果制定出来的，而NOAA科学家的首要任务不是发论文，而是为美国政府制定可持续渔业政策提供最可靠的科学依据。”
渔业光有好的政策还不够，还必须保证严格执行才行，这就涉及到捕捞量统计的准确性问题。中国在这方面曾经饱受诟病，丹尼尔·保利教授认为中国多报了国内渔获量，瞒报了远洋捕捞数额。比如2000～2011年中国汇报给世界粮农组织（FAO）的远洋渔业年捕捞量为36.8万吨，但据他估计实际捕获量为460万吨，相差了一个数量级。而根据新版《中国渔业年鉴》提供的数字，2014年中国远洋渔业总产量达到了203万吨，比上一年增加了68万吨，一下子增加了50%。按照官方解释，增加的原因主要是鱿鱼和南极磷虾的捕捞量大幅度上涨。
黄海水产研究所的金显仕所长认为，丹尼尔·保利的研究结论不足信，因为中国早期远洋船队大都是二手船，装备比较落后，捕捞效率并不高，年捕捞量不可能有400多万吨。事实上，我国近海捕捞产量包括了西方并不捕捞和不吃的种类，如海蜇等，并且没有抛弃小杂鱼。而西方国家的渔业统计至少有30%左右的误差，主要是有约30%的小个体或非目标种的渔获物在海上就被抛弃了。FAO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海上抛弃物的问题，希望能找出一个好办法，把这部分渔获也算进去。
戴小杰则认为，中国确实在渔业日志、月报系统和独立观察员制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中方在国际机构的履约评分中排名往往比较靠后，经常被评为C级。
“中国人就好比是土包子跳芭蕾，怎么跳都打分不高，因为舞蹈规则毕竟都是人家制定的。”戴小杰说，“不过，我们既然加入了国际组织，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规则办事。事实上，我们这几年进步很大，很多领域都在逐渐改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远洋渔业在中国所有的渔业部门里应该算是管理得最好的，因为国际上加给我们的限制非常多，对我们有很好的监督和促进作用。”
确实，中国国内尚未开始实施捕捞配额制度，但远洋渔船却早已率先体验了这个制度的优劣，仅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远洋渔业已经走在了中国海洋渔业的最前列。
最后，即使捕捞上限的制定、捕捞配额的分配和数据统计监督工作全都做到位了，仍然不能保证海洋渔业资源得到妥善的保护，因为还有个非法捕捞的问题亟待解决。非法捕捞包括三种类型，分别是非法、未报告和不规范（Illegal，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简称IUU）。据FAO统计，全球每年因为IUU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大约在100亿～230亿美元。不但如此，IUU还给科学家制定渔业政策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举例来说，北大西洋的蓝鳍金枪鱼有一半都被IUU抓走了，如果算上IUU的话，北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的实际捕捞量为6.1万吨，是官方配额的两倍，这个数字相当于北大西洋金枪鱼总资源量的三分之一。
为了打击IUU，在FAO的倡议下，国际社会于2009年通过了《关于港口国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措施协定》，并于2016年6月5日正式生效。该协定的一项核心措施就是所有成员国不允许任何被怀疑是IUU的船只停靠本国港口，这将从根本上打击IUU行为。但中国并没有在这份协定上签字，理由是中国渔政部门和海关分属不同单位，管理起来麻烦太多。
由此看来，要想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渔业的发展目标，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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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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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明茂号”的时候，太阳仍然高高地挂在天上。一群穿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的船工仍然在紧张地忙碌着，汗水打湿了他们黝黑的脸庞。船工当中有几个长相有些异样的人，一问才知他们是来自印尼的外籍船工。我试图和他们交谈，发现他们不会说中文，英语也只会简单的日常对话。
“我们已经混得很熟了，平常完全可以用手势交流，一点问题也没有。”一位中国工人告诉我，“其实他们在来中国之前接受过印尼方面的培训，培训机构还给每个人都发了一本手册，指导他们如何在中国渔船上工作。”
我观察了一会儿，发现这些工人确实相处得很融洽，工作的时候相互配合也很熟练，丝毫看不出他们其实语言不通，根本无法做深度交流。
“明茂号”上的这群工人普遍比我在新道头村遇到的农民工要年轻很多，看上去就像是20岁刚刚出头的小伙子。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看似艰苦而又孤独的工作？他们会在这一行干多久？这样的工作还能存在多久？如果没了工作他们还能干什么？
我继续行走，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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