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美国“一国两制”往事
程映虹
《凤凰周刊》
1790年2月，美国联邦国会召开第一届会议，议程上有建立联邦政府各部门和司法部门、起草有关公民权的宪法修正案、建立联邦财政和邮政体系等立国要务。两份由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公民呈递的请愿书，却来搅局，第一份要求终止奴隶贸易，第二份干脆要求废除奴隶制。
让议员们感到难办的是，德高望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第二份请愿书上第一个署名，他一向是国家政治中尊重建制、求同存异原则的代表。1776年第二届大陆会议时，富兰克林是说服北方向南方妥协，在《独立宣言》中回避奴隶制问题的关键人物。3年前讨论联邦宪法时，北方和南方再一次妥协，商定20年内不提奴隶贸易问题，更不用说废奴了。这个“20年不提”的条款是写进宪法的，富兰克林也是支持的。
富兰克林的名言“政治是有关现实可能性的艺术”，使他成为从独立到立宪过程中各派之间的和事佬。但那年他已经84岁了，深感无论在道义还是政治上，奴隶制问题都不应该再拖延不决。作为最年长的元老，自己有责任迫使国家政治的最高层重新考虑过去妥协下的共识。为此他一反过去的政治风格，和“草根”民众站在一起，领衔向国会请愿修宪。
麦迪逊提议众议院成立委员会，以审议这两个请愿案。一个月后，这个委员会提交报告，坚持国会无权决定奴隶制存废，但建议国会要求南方各州议会通过法案改善奴隶的生活条件。这个温和的请求被南方代表拒绝，他们认为奴隶制问题完全是南方各州的内政，奴隶的生活条件不但很好，而且如何对待他们也是奴隶主对自己财产的法律权利。南方其实决不允许国会开设干预奴隶制的先例。根据这个报告起草的对请愿案的答复，在众议院以29票赞成、25票反对而获得通过。
得知众议院的答复和南方奴隶主的辩词后，富兰克林写了一篇文章，以他一贯讽刺幽默的风格，假托北非一个著名的穆斯林奴隶主的口吻，回应废奴主义者对他奴役5万名白人基督徒(包括被他绑架勒索赎金的美国船员)的指责。文章说，在他那里做奴隶比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做自由人更好。富兰克林在三周后去世，这篇控诉奴隶制的文章成了他的绝笔。
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
富兰克林临终前的这场“最后的斗争”，以及众议院以微弱多数通过国会无权干预奴隶制的议案，突出了一个事实：从独立到内战的85年历史中，美国最深刻最持久的矛盾就是民主与奴隶制的并存。如何解释一个人类历史上当时最重视人权的政治体制和一个最不人道的经济制度的共存，二者在历史叙述中是可以分离的，还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奴隶制无疑是一个沉重的历史道义负担，但是否意味着整个美国必须无差别地承受这个负担，就像人类历史上其他采用奴隶劳动的国家和制度那样?要理解和回答这些问题，中国读者熟悉的“一国两制”是简明有效的概念。将它置换到美国的历史语境，就是“一个联邦，南北两制”，意为一个民族国家南北两部分基于自由劳工和奴隶制度的不同，导致政治、法律和文化上的系统性差别。
这种社会制度的差别，决定了早期美国历史是既统一又分裂的。而出于妥协的拖延，只会固化差别和激化矛盾，使南北方越来越像是互不相容的两个国家，最后冲破联邦宪制的束缚，付出战争的代价。美国的这段“南北两制”的经历，在世界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基本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决定了美国作为整体不能和奴隶制划等号，为奴隶制担负历史责任的是南部美国。
对于早期北美殖民地，很多人只知道新教徒和“五月花”号，这是很片面的。它不但把北美复杂、多元的移民动机和身份简单化，而且无法解释奴隶制的来历。美国的南北两制起源于殖民地早期南北部不同的移民及经济制度，它们分别从东北方(西欧)和东南方(西印度群岛)到达北美，无论是殖民目的、生活方式还是精神气质，都非常不同。
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于1620年代抵达，以追求宗教自由的各派新教徒为主，从事农耕、捕鱼和工商运输业，这就是广为人知的新教徒的北美。东南部移民，最早是1660年代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巴巴多斯来到南卡罗莱纳的英国殖民者，他们把在巴巴多斯已经建立的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带到北美。他们从事烟草、大米、蔗糖和靛青业，为此引进了大量黑奴，到17世纪末，奴隶在整个卡罗莱纳殖民地的人口中已经过半。卡罗莱纳被视为是西印度群岛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在北美大陆的扩张，一度被称为“西印度群岛的卡罗莱纳”。
奴隶制经济在卡罗莱纳地区站稳脚跟后，很快就北上扩张到位于切萨比克湾周围的弗吉尼亚、临近的马里兰和特拉华，这里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种植园经济。奴隶制经济然后又南下，吞并了乔治亚殖民地(作为英帝国和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缓冲地带而建立)，形成了和新英格兰地区截然不同的实行奴隶制的南部诸殖民地。介于新英格兰地区和南部殖民地之间的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纽约，其移民有着浓厚的宗教背景，但又不像新英格兰地区那样单纯，多数还是来北美谋生的小农和工匠，自然条件和新英格兰地区一样不适合种植园经济，所以一般被划入和新英格兰在一起的北部诸殖民地。
因此，北美早期殖民地社会中除了新教徒，还有奴隶、士农工商和帝国殖民官吏。当然，各地区的差别并非绝对，北部各州也有少量奴隶，波士顿的商人虽然本身很少蓄奴，却是奴隶贸易的投资或经营者，而南部各州的白人绝大多数也不是奴隶主而是小农，虽然他们都从奴隶制中获益。
弗吉尼亚的特殊地位值得一提。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顿是北美第一个殖民地，建于1607年。1619年，一个英国商人夺取了一艘葡萄牙的贩奴船，将几十个奴隶运到这里，这是第一批抵达北美的黑奴，此后断断续续有一些黑奴到来。但他们基本被当作契约劳工从而被主人购买，因为契约劳工是弗吉尼亚移民劳工的主要身份。他们在契约结束后获得自由，个别人发家致富后也购买了黑奴。盛产烟草的弗吉尼亚后来一直是奴隶制重镇，但严格意义上的奴隶制——黑人不但终身而且世代为奴，实际是1660年后从卡罗莱纳移植来的。
顾全大局的产物——南北两制
殖民地时期形成的这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南北两制，从1776年的《独立宣言》到1789年的联邦宪法诞生之间，确立为政治和法律上的南北两制。这个结果经历了废奴和蓄奴派的激烈斗争，不但始终是妥协的产物，而且一直是悬在国家政治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美国宪章制度以清晰、稳定著称，但有关奴隶制的内容是例外。从1789年制宪到1863年废奴，这个问题在美国宪制中不但含糊，而且一直充满争议。
1776年，杰弗逊在他执笔的《独立宣言》初稿中确立了人权原则，进而谴责了英国的奴隶贸易。他虽然回避了北美的奴隶制，但南方殖民地代表仍然拒绝接受。第二届大陆会议上，南北双方为此争论激烈，结果北方让步，有关奴隶制的文字从宣言中完全删除。南北政治家第一次交锋的结果，是奴隶制虽然与立国精神不符，但出于联合抗英的考虑，它的存在被默认。此后南北方围绕奴隶制的所有斗争，都是在这个道义原则与政治现实的矛盾和妥协的框架中展开的。
1787年在费城召开的制宪会议上，有关奴隶制的争议再起，集中于宪法究竟如何反映奴隶制的现实、海外奴隶贸易的废止、奴隶人口是否影响众议院代表名额的分配上。南方不但成功地将奴隶制问题从宪法中完全排除，甚至回避了“奴隶”一词，用的是personboundto(或heldto)service，意为“对他人负有劳役责任的人员”。更重要的是，既然宪法未言明授予联邦政府和国会的权力都属于州或者公民个人，那么，宪法没有提及的奴隶制原则上就是蓄奴州的内政，联邦无权干预。会议商定海外奴隶贸易维持20年，国会到1807年再议，表明南方同意届时废除奴隶贸易。其实，当时北美出生的黑奴人口已经开始满足种植园的需求，南方不过是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
在考虑各州众议员的名额时(每三万人一个)，北方认为，既然奴隶不具有独立人格，他们的人口不能计算在内，讨价还价的结果产生了所谓的“五分之三原则”——五个奴隶折算成三个自由人，这个比例后来也被一些国家用来确定弱势群体人口的代表名额。这个妥协增强了南方在国会中的地位，而北方所获不过是奴隶主按人头向联邦交税。此外，宪法还规定各州有法律责任将逃奴归还主人。
为了国家独立和联邦统一，北方在奴隶制问题上做了重大让步，其结果就是殖民地时期作为劳工制度的奴隶制在建国后取得了法律和政治地位。“一个联邦，南北两制”的局面，就此形成。
南北两制与立国精神相冲突，也违背国父们尤其是签署《独立宣言》一代人的共识，黑奴将来必须获得自由。虽然杰弗逊和华盛顿自己也是奴隶主，但前者在《独立宣言》草稿中谴责奴隶制，后者临终释放自己名下的所有奴隶。来自马萨诸塞的亚当斯堂兄弟，费城的富兰克林以及潘恩都不是奴隶主，他们废奴的立场是明确的。在制宪和建立联邦中起关键作用的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属于国父中的年轻一代，前者是弗吉尼亚的奴隶主，后来也释放了一些自己的奴隶，后者代表纽约，没有奴隶。
为奴隶制背书的歪理邪说
进入19世纪后，南方经济的迅速崛起使得给黑奴自由的承诺越来越遥不可及。欧洲工业革命产生了对棉花的巨大需求，美国南部出产的棉花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三，也占美国出口商品的百分之六十。南部奴隶制经济虽然在世界产业链上处于提供原材料的低端，但它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无人权优势带来了极其丰厚的利润。
南方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以蒸汽为动力的铁路和航运，在奴隶经济的推动下大力发展，其“涓滴效应”惠及普通南部白人。此时财大气粗的南方奴隶主不再为奴隶制觉得理亏，他们转守为攻，论证奴隶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企图永远剥夺奴隶的自由。
自1820年代始，南方奴隶主及其代言人构建了一套奴隶制意识形态。他们把《圣经》中有关奴隶制的记载解释为上帝对它的认可，把亚里士多德的主奴两种类型的人说成是奴隶制的哲学依据。他们从根本上推翻《独立宣言》的原则，否定自由、平等是普遍人权。
弗吉尼亚的政治家们完全背弃了本州独立先贤的遗训，约翰•兰道尔夫说《独立宣言》是“最危险有害的假货”，爱德蒙德•鲁芬说它是一份“危险的文件”。乔治亚州的乔治•费佐说美国赖以立国的平等原则完全是错误的抽象概念，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正是基于这些不平等才有了权利的不平等，所以“黑人是被大自然决定了要做奴隶的”，政府能做的不过是规范和完善奴隶制。他说世界历史证明了人权并不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所以恰恰是不自由的南方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北方才是例外。
南卡罗莱纳的约翰•卡尔弘，1837年在国会参议院的讲话堪称南方奴隶制意识形态的宣言。他说“南方特殊的制度”(thepeculiarinstitutionoftheSouth)长期以来被世界废奴主义舆论系统地诋毁和污蔑，成为被仇视的对象和道德十字军讨伐的目标。
这场舆论战现在对南方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南方政治家不能再做任何让步，必须给世界一个真实的南方叙事，重塑自己的形象。他为此提出“奴隶制就是好”(apositivegood)的著名论点，认为奴隶制保障了种族低劣的黑人从出生到离世的生活和福利，免于自由劳动制度下就业和抚幼养老的风险，对于黑人是最人道的安排。这个社会底层阶级的存在，使得所有白人利益一致，消弭了阶级冲突，整个南方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当时世界上多数正在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普遍的阶级矛盾形成对照。
奴隶制意识形态的另一个观点是父权制关怀，它声称种植园就是一个大家庭，主奴就像长幼，奴隶的安全和生活都由主人安排和照顾。主奴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彼此亲如一家、温馨和睦，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冷冰冰的雇佣关系。只要奴隶不向主人要自由，就像未成年子女不能没有监护人，其他权利都可以满足。例如很多奴隶主允许奴隶实行“任务承包”制，奴隶完成任务后可以在自留地种植蔬菜瓜果，蓄养家禽家畜，不但自己食用，还可到市场上出售。在文化上，黑奴有一定空间，发展独特的非裔文化，举办舞蹈、音乐等集体娱乐活动，生活丰富多彩，这也是雇佣劳工无暇享受的。
从冲突不断走向最终决裂
中国很多历史教科书认为，围绕奴隶制的斗争是北方大资产阶级和南方奴隶主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实际上，这种观点完全回避斗争的道义性质。废奴运动最深刻的根源和最持久的动力，来自北方民间和底层的宗教、世俗人道主义的观念。这股草根力量通过选票，在国会中促使北方的议员们和南方代表在新开辟的领土和新加入联邦的州就蓄奴还是废奴讨价还价，而且采取直接行动挑战南方奴隶制，从外部给奴隶制造成巨大威胁。
北方各州的清教徒普遍厌恶奴隶制。宾夕法尼亚的贵格教徒是各教派中最相信人人平等的，他们在1688年就通过了反奴隶制宣言，根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督教义将奴隶制视为反基督的制度。独立战争前，他们成立了废奴协会，富兰克林担任会长。1790年要求国会废止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请愿，就是由贵格教派发动的。
此外是卫斯理派，这个教派尚在英国就力主废奴。英国18世纪最有影响的废奴主义者威尔伯福斯，就属于这个教派。卫斯理派在美国南北部都有教会，由于北方教徒坚持奴隶主不得加入教会，最后南北分裂为两个教会。
北方的世俗废奴运动，早在独立战争期间就促使各州通过废奴和释奴法案。进入19世纪后，废奴主义者通过请愿、出版、集会、募捐、维护自由黑人的权利、向逃亡黑奴提供掩护和帮助安身等各种方法，挑战南部。1831年，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加里森创办了《解放者》杂志，翌年成立新英格兰反奴协会，费城和纽约等北方城镇迅速跟上，数年内1300多个类似组织在北方星罗棋布。北方的废奴运动还和国际废奴力量组成跨国联盟，1849年在伦敦召开大会，有将近500人出席。
对于南方奴隶主来说，和北方废奴运动的斗争事关自身存亡。为了制止北方废奴主义宣传对南方的颠覆性渗透，他们实行信息封锁、书报检查、将北方著名废奴主义者列入黑名单。1835年，北方废奴派发起向南方散布百万小册子的运动，南方奴隶主紧急动员，南卡罗莱纳重镇查尔斯顿邮局将查获的宣传品付之一炬，还把北方著名废奴人士的模拟像一起烧毁。1852年出版的《黑奴吁天录》，很快被南方列为禁书。
尽管有宪法上的言论自由，但南方各州无人敢公开批评奴隶制。1830年代，有一对名叫格林克的白人姐妹在北方各州巡回演讲，呼吁废奴，激起了强烈反应。她们其实是南方人，出生于查尔斯顿，父亲是州法官。她们对奴隶制的异见使得她们无法在南方安身，只得前往北方，加入贵格派的废奴协会。
1850年，南方向废奴运动的反扑取得重要成果。国会通过“逃亡奴隶法案”，不但简化了南方跨州追捕逃亡奴隶的程序，而且规定北方人有配合此类追捕的法律义务，这等于迫使北方人支持奴隶制，超越了南北两制的底线。次年2月，愤怒的波士顿市民冲击法庭，制服法警，把一名将要被送回南方的逃亡黑奴送到废奴的加拿大。这算是南北两制从“斗而不破”到无法再妥协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十年后，公开反对奴隶制的北方政治家林肯当选总统，南北两制的内在矛盾终于到了临界点，联邦宪制内再也没有妥协的余地。一场血腥的内战最终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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