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在美国当陪审员
蔡越
一个不懂英文的萨尔瓦多移民，一个清洁工，在洛杉矶高等法院，状告美国最大的清洁公司，而且赢了
失去了一切的“为打死”先生
“各位陪审员，请你们看看这个人——他二十岁时，从萨尔瓦多来到美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KBM清洁公司里当清洁工。十八年后，他受了工伤，公司却不做任何努力来帮助他保住工作，反而从此剥夺他的工作权利，不给薪水，不回他电话，让他在会议室里一坐就是四个小时，没人理他……”
黑头发、棕色皮肤的美丽女律师，站在洛杉矶高等法院的法庭中央，抚着原告“为打死”先生（Mr. Vds）的肩膀，哀切地凝视着我们这些陪审员，说：“由于KBM公司的错误和歧视，原告‘为打死’先生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收入，失去了车子，失去了房子，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信，失去了自尊，最后失去了内心的希望……陪审团，你们，也只有你们，能为他伸张正义！”黑发女律师用铿锵语气结束了她的开场白。
“陪审团，请不要被原告律师愚弄！”被告方的金发律师，冷静反击，“‘为打死’先生受伤之后，医生限制他弯腰、屈膝，他亦不能持续站立、行走……请问，你们听说过哪一个清洁工，可以不做这些动作，还能完成工作？所以，并非公司罔顾员工，而是实在无法配合……”
我们十二个新鲜出炉的陪审员，端端正正地坐在陪审席上。好几个人脸上，都露出了“压力好大！双方听上去都很有理！怎么办？” 的表情。
好在身着黑袍、须眉皆白的法官及时开口了：“陪审团，刚才你们已经听到了两造律师的开场白。请注意，开场白是双方律师的‘声明’, 而非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你们会聆听到证人证词，看到资料，这将是你们断案的重要依据。……本案中，你、我皆是法官。我是法律上的法官，你们是这个案件的法官。我告诉你们法律框架，你们找出事实，判断对错。你们不需要懂得法律，只要根据证据、常识和内心的良知来判断即可。”法官马可思温和地看着陪审员，如此给出了第一个法官指令。
你是否愿意聆听证据？
这是一个炎热的午后。一排排参天的棕榈树在热烈的加州阳光下摇曳。洛杉矶市中心的高等法院里，我正和十一个美国人一起，在一桩“工伤歧视案件”中，履行公民责任——当陪审员。
在美国，并非所有案件都需要陪审团，选择权在被告手里，被告可以选择法官判案，也可以选择陪审团判案——陪审团好歹由十二个人组成，总有个把人同情我这个被告的吧？所以许多被告都选择陪审团。如果是刑事案件，裁定被告罪名成立，需全体陪审员一致通过。所以，只要有一个陪审员认为被告无罪，被告就赢了。民事案件各州要求不同。在加州，需要四分之三的陪审员裁定被告败诉，或者说，只要四个人同情被告，被告就赢了。
陪审员是怎么选出来的呢？是从当地公民里随机抽取。然后到法庭上，由原告和被告双方律师共同筛选。此案选陪审员就足足选了两天。凡警察、警察家属、和当事人认识的人、对移民（尤其是不懂英文的移民）抱偏见的人、生活中有过任何事情会影响此案判断的人……都被剔了出去。
最后选出的十四个陪审员（两个候补），有医生、教师、帮佣、机械师、编辑、商人、退休人员、电脑程序员……头发，有各种金色、各种棕色，有白色、银色、黑色，还有秃头。眼睛有黑色、蓝色、绿色、褐色……头部有耳环、鼻环、唇环，往下看，还有一个人有脐环。
说实话，我不太愿意当这个陪审员。要丢下工作三个星期，还要每天朝九晚五到交通最拥挤的市中心法院报到。所以，当被告律师问我：“假如本案最终没有证据证明被告KBM公司有错，但是你心里对原告有好感，那么，你能不能直视原告的眼睛，对他说‘我不能投票裁定KBM公司赔偿你’？” 我回答：“我不能！”这样，被告律师就会把我踢出去了吧？我暗暗期望。可是，法官插手了，他问我：“你愿不愿意敞开心胸，聆听证据？”整个法庭肃穆无声。正中央高高的法官席上须眉洁白的老法官，审判席上的原告、被告及双方律师，听证席上的五十多位候选陪审员，都在安静等待我回答。我知道，如果我回答“不，我做不到”，大概就可以如愿回家了。可是，望着宽阔墙壁上那架象征着“公平、公正的审判”、带着绿色铜锈的古老天平，再环视法庭——这代表着人世间尚存正义和公理的地方，我忽然说不出“不”字来了——那实在超过了我的底线。于是我说：“我愿意！”
就这样，自从我二十岁出头来美国，这么多年，第一次当选了陪审员。从这天起，朋友开始很开心地称我“蔡青天”！我笑着回应：若指望包青天以一人之勇气和能力惩恶扬善，海晏河清恐怕永远只是梦想。不如你们陪着我，一起体验一下，看能用制度保障多少公正吧！
看看你在跟谁打交道！
每次开庭，原告、被告及律师都站立在法庭中央，面向门口，面带微笑，双手垂直，恭恭敬敬地迎接陪审员进入法庭，然后进入陪审席。
这个案子，根据原告律师描述，是这样的：1990年，一个二十岁的萨尔瓦多青年来到美国。同年，他在美国最大的清洁公司之一KBM（员工逾十万）成为全职清洁工。到2008年，他的薪水是每小时十三点五美元，也就是年薪接近三万。由于他工作了十八年，每年有一个月带薪休假及一周带薪病假。如果他再工作两年，也就是工作满二十年，就可以终身享受公司的退休金等福利了。然而很不幸，就在这时，他因长年背吸尘器，背部严重受伤。医生要求他：不要背负十磅以上重物，不要持续站立、行走，亦限制他弯腰、扭腰、屈膝、举左手过头、伸展手臂，或推、拉、攀爬等动作。他把医生的证明递交给了公司，也报告了工会。过了几天，他的部门经理C先生告诉他：按照他现在的健康状况，给他换了一个清洁地点，去清洁某街道的444号大楼第十层。于是他去了。到了那儿才发现，那儿的负责人根本没有收到公司指示，完全不知道此事。他回到原来部门，C经理告诉他，已经把他转出去了，现在他不归那里管啦。接下来几年，他一直试图找出他到底归谁管。他成了公司雇员名单中的“幽灵”——没有被开除，但也没有任何部门分配工作给他（即使后来他的工伤已经好转），当然也拿不到一分钱薪水。他给所有的部门打电话留言，在会议室里一坐就是四个小时……他的身体状况很难找到新工作。又因为公司没有真正开除他（不敢开除，他受工会保护），他也拿不到失业救济金。最后，他的车子、房子被贷款公司收回，女朋友也跟别人跑了……他得了抑郁症，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至今还在遵医嘱吃抑郁症的药……
在法庭上，原告律师就此质询了清洁公司的七八个部门经理。大部分人都不否认，只有两个经理，自始至终都用“我不记得了”来回答。其中一个是公司副总经理，这位B副总经理，曾对着“为打死”先生大发雷霆——“为打死”先生因为不懂英语，拒绝签署两份英文文件，B就摘下自己胸前的铭牌，扔到他面前，怒吼道：“你看看你在跟谁打交道！”然后叫来了公司警卫，把他押出了公司。被押出去之前，他捡起铭牌，放进口袋，最后交给了律师（保留证据啊保留证据）！原告律师向陪审团出示了清洁公司经理之间的信件，这是公司按照法官命令，必须向原告律师提供的。其中法律顾问部门的经理写信给其他部门经理说：如果我们再不理睬此事，我们要吃官司啦（很不幸，还是没人理睬）！
当然，这是原告方的叙述。被告方同意吗？答案当然是：不！
我弯腰了吗？我屈膝了吗？
被告律师抗辩的重点在于：原告受伤后，根本不能再胜任清洁工作。
“在清洁工的世界里，拿重东西、伸长胳膊擦洗东西、站立、行走、弯腰、屈膝、蹲下……是最基本动作。”B副总经理，在征得法官许可后，用力拉过一个半人多高的大垃圾桶，拿出里面的拖把，弯腰示范清洁工如何拖地。他又拔出一个鸡毛掸子，伸长了手臂，去掸法庭墙上的巨幅油画框上的灰尘，以及法庭文件柜的顶部。他又指着墙和地板的接缝，说：“这样的地方，绝对需要蹲下或弯腰，才能擦抹。”最后，他说：“我自己是清洁工出身，我父母是清洁工，我叔叔、婶婶是清洁工，我兄弟、姐妹是清洁工。清洁工的一切，我都知道！没有人能够不做那些基本动作，就能完成清洁工作。”“真的吗？”原告律师哼了一声，也拿过一个拖把来。她直着腰，双手握住拖把，按照“8”字轨迹，摆动手臂，拖起地来，就像小蜜蜂跳8字舞。她一边拖一边问：“我弯腰了吗？”“没有。”B先生不太情愿地回答——没办法，原告律师确实没有弯腰，她直直站着呢！“我屈膝了吗？”“没有，但是……”B先生还想争辩一下。“这是一个只能回答‘是’或‘否’的问题！”律师毫不客气地打断他。“没有。”B先生只好回答。“我下蹲了吗？”“没有。”“我扭腰了吗？”“没有。”……
十几个“没有”回答下来，B先生开始头上冒汗，因为他意识到，医生不准做的那些动作，原告律师确实没有做。也就是说，“为打死”先生并非“什么清洁工作都不能做”。
难道不是打扫干净就可以了吗？
原告黑发律师抽出了一个加长版的掸子，轻轻松松地掸着地板和墙壁的接缝，把刚才的问题又问了一遍：“我弯腰了吗？” “没有。”“我下蹲了吗？”“没有！……但是，你干得不对！” B先生火了。他不顾这是一个“是或否”的问题，开始反击。“我哪儿不对？”“你哪儿都不对！清洁工的活儿不是这么干的！” B先生带着点怒气说。
陪审团中发出了笑声。我估计有不少人和我一样，觉得B先生清洁工世家出身，肯定比律师更懂清洁工作。然而意外地，律师接下来的话，使我改变了想法。
“有全世界公认的清洁工标准动作吗？不是打扫干净就可以了吗？”
说得也对呀！
B先生答不上来了。
那叫一个满园春色啊！
一晃，一个星期过去了。每逢原告律师慷慨陈词，被告律师就激昂反驳。两个律师之间，总是拼命地互相干扰。一个律师刚问了证人两句话，另一个就大喊“objection”（抗议）。法官随即会说sustained（抗议有效）或者overruled（抗议无效）。有个陪审员不明白这两个词的确切含义，就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书记员。书记员再递给法官——按照法律，陪审员不能和法官、律师、原告、被告等所有人有任何私下的接触。法官当庭读了纸条。他首先感谢陪审员的认真态度，然后解释：当一方律师质询证人，另一方律师提出抗议后，法官会有两种裁决：一是sustained，等于Stop，法官不允许证人回答刚才的问题；二是overruled，等于follow the question，证人必须回答问题。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整个法庭天天都在“objection”、“sustained”、“overruled”中度过。
在激烈的硝烟炮火中，我偶尔也会走神。比如我发现：美国女士在法庭穿正装，不知为何，全都酥胸半露。尤其是整条事业线，一定露在外面。加上白人、西裔女人本身就个个波涛汹涌，结果法庭里那叫一个满园春色啊！
金色头发的灭绝师太
不得不说，被告律师也是很厉害的——能被一个超过十万员工的大公司雇为律师，肯定得有两把刷子！她告诉陪审团：清洁公司不让“为打死”先生工作，是为了避免他伤病恶化。因为当时他的病情已经严重到几步路都走不了，有如下证明……原告律师抗辩说，原告的家庭医生证明，“为打死”先生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工作的。
于是法庭传唤了原告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到庭后，被告律师连续质问了他三个多小时。我发现被告律师有一个特点：每次面对敌方证人，会有意地使用一连串不歇气的排比句提问。结果是，一般问到第三个问题，证人的汗就下来了。问到第五个，证人已经完全结巴了。半个小时之后，证人基本上崩溃了。从第一次听过她的质询，我就开始在心里称她为“金发灭绝师太”了。
这次，她把可怜的医生问得几乎嘴歪眼斜，简直是一副中风模样。医生嘟嘟囔囔地说：“我下次给病人开证明时，一定更谨慎些。”
幸亏“灭绝师太”最后刹车了，她大声宣告结论：“这医生根本不可靠！”如果她再问下去，连我们陪审员都要崩溃了。
撑不起猪一样的队友
可惜，狼一样的律师，撑不起猪一样的队友。
在洛杉矶，清洁公司是西语裔（墨西哥人为主）的地盘。KBM公司也不例外，从底层清洁工到各级经理，基本上都是说话带口音的西语裔。这些经理，或许教育程度不高，常在法庭上暴露出许多问题，例如不在意底层员工的生活。
有一次，原告律师质询了KBM公司的四五个主管：“当你看到‘为打死’先生的工伤证明时，你或你们公司的任何主管有没有一个人打电话去问医生：‘为打死’先生还能不能工作？能不能由全职改为半职？你们有没有一个人问过医生：‘不能弯腰’是指多少度的弯腰，‘不能连续行走’是指不能连续行走多久？”所有的主管都回答：“没有！”然后律师告诉陪审员：“我问了医生。他说，‘为打死’先生可以连续行走十五分钟，也就是说，他可以每小时坐下休息四次，就可以继续工作。”对此，一个经理反驳：“清洁工时间很紧张。在别人下班后开始清洁，在第二天早晨别人回来上班前做完所有清洁工作。他们没有时间不断休息。”律师问他：“那么你们公司提供半职的清洁工作吗？我知道你们有的。而且，你们后来业务扩展，还增加了看守仓库、停车场等工作。你们为什么不调整‘为打死’先生的工作呢？”对方哑口无言。
还有一次，原告律师问B副总经理（他天天被传唤）：“B先生，你可以星期一、三、五让为打死先生清理三楼，二、四让他清理四楼吗？这样他就可以避免跪地擦洗（按规定，某处地板两天擦一次）。”“不能！我们不能让清洁工今天清理这层，明天清理那层！” B先生猛烈摇头。“是吗？” 甜蜜律师带着甜蜜微笑，露出鲨鱼般的尖齿：“三天前我问过你，为了公司的需要，一个清洁工能不能今天清理这层，明天清理那层？你回答：‘可以！’ 这是不是表示，你们可以为了公司利益随时调整员工的工作，却不能为了员工的身体调整他的工作？”
B先生脸色都白了。
人其实靠别人的爱和怜悯活着
每天，陪审员要在法庭上坐七八个小时，只能听，不能动，不能说一句话……人人精疲力竭，腿和脚都肿了。还有一个胖子，干脆拄上了拐杖。好在中午有一个半小时的午餐时间。我通常会走到法院对面的市中心，找一家餐厅吃饭。等红绿灯时，看到陪审员之一的金发碧眼女郎，问一起过马路的英俊男人：“不好意思，能把你的名字再告诉我一遍吗？”他愉快地报出名字：David。然后开始交换电话号码。看来，官司谁输谁赢还不知道，陪审员之间发生浪漫故事，是肯定的了。
很巧，这个David是第一天就帮助过我的人。法院对面是巨大的迪士尼音乐厅停车楼，免费提供给陪审员。第一天我停好车，根本不知道从哪个口出去。David刚好停在我边上，于是带我从地下六层坐电梯出来，又送我到路口，告诉我：对面就是，你从这里过马路最近。他仔细交待后，又转身回停车楼。原来，他中途发现手机落在车里。但怕我不认路，特意先带我出来，确定我能找到了，他才回去拿手机。
看着David和女孩子走向对面迪士尼音乐厅的空中花园，祝福你，David！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约会！
其实那天，我三次靠人好心指路。第一次是早晨David帮忙。第二次是傍晚回家时，忘记车停在哪一层，有位陪审员看到了，就开车带着我转圈找。第三次是找到车后，却发现原先的出口关闭了，只好随便找了一个出口出去。到陌生的街上，导航器又一时没信号。幸好路边上有个开敞篷车的人，很仔细地告诉我怎么上高速公路，还告诉我那条路又破又挤，车速又快，再三嘱咐我小心……
我想起托尔斯泰在小说《人靠什么活着》的话：人活着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别人的爱和怜悯。我在美国这二十多年，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当人民认可一个体制的时候
案件审到第二个星期，二号陪审员的丈夫因疝气动腹部手术。我以为她会请求退出陪审团，回家服侍丈夫，但是没有。其实，她可以回去的。在十二个正式陪审员之外，还有两个候补陪审员。但是她认为，她家情况没有那么紧急，不必动用候补陪审员。她真的一路坚持到底。
陪审员规则也很有意思：只要有一个陪审员缺席，就不能开庭，所有人都得等。规定很有效。如果迟到要罚款，或许还有人迟到。但如果迟到会导致所有人等待，这样的惩罚其实更严厉。所以，三个星期下来，从没有一个人迟到，更没人缺席。有一个陪审员因害怕交通堵塞，每天提前四十分钟到。开庭后，陪审员也有权随时要求到法庭外休息或上洗手间。不过同样，只要缺席一人，整个法庭就要停顿。所以没有一个人动用过这样的权利。大家都很克制，尽量少喝水。腰酸背疼也忍着。
其实好多人不愿意当陪审员，因为影响正常工作，有的人还会损失工资（政府机关和大公司会照旧支付薪水，但也有很多公司不付）。可大家明白，这是公民责任。大家都不当陪审员，美国的法律体系就崩溃了。
当人民认可和尊重一个体制时，他们是愿意付出代价来维护它的。
法院是公共建筑
午餐时间，我去九楼的法院餐厅，恰巧和原告律师及原告一同进电梯。原告律师挡住电梯门，让后面的人进入。我笑着问她：“我被允许跟你说声谢谢吗？”按照法律，在庭外，陪审员不能和原告、被告及双方律师，还有法官等，说话、打招呼，甚至不能眼神接触。原告律师听了我的问话，赶紧把头低垂到胸口，避免眼神接触，但是吃吃笑着，迅速摇了一下头。
陪审员是随机抽取的，既不知道电话，也不知道地址，而且根本不准陪审员和原告、被告、律师、法官有任何接触。一般很难发生贿赂，贿赂陪审员是刑事重罪，发现会被严惩。
早晨还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排着队，在法院门里面等待安检。站在我前面的是一位男士。他端着咖啡，笑容满面地侧身，请我站到他前面，还说：“女士优先啊。”我觉得他的语气、动作的协调程度不太正常，仔细一看，原来是流浪汉。进安检门时，门卫伸出右拳，和他轻轻相击：“嘿，伙计，今天怎么样啊？” 显然很熟。我问了才知道，这个流浪汉每天早晨到法院大楼来梳洗。难怪他整整齐齐，身上没什么味道。
流浪汉可以自由进出法院吗？门卫回答：“法院是公共建筑，我们不能禁止任何人进入，不管他是谁。”
今天准时啦！
当陪审员几天后，我学了一个词——Jury Nullification，陪审团的拒绝，就是陪审团故意拒绝接受证据或拒绝适用法律。这有各种原因：
一、陪审员集体任性。据说曾经早年有一个美得倾国倾城的女人，谋杀了丈夫，证据确凿。可是十二个男性陪审员（当时陪审员全是男的，女性无权担任），啥理由也没有，硬是判她无罪。后来，案件上诉，法官命令将这个女人的脸蒙起来受审，才最终判以绞刑。
二、陪审团认为，相关法律本身不公正，违反了自然正义，是为“恶法”，陪审员可以按照良知拒绝。“陪审员不需要懂得法律，只需要按照常识和内心的良知来断案。”所以陪审员可以听从良知召唤，拒绝恶法。
三、陪审团要对某些超出案件本身的社会问题传达某一信息。
四、歧视和偏见等等。
有一天傍晚闭庭时，我对法官说：“法官大人，如果法庭每次能准时开庭，律师能不重复问问题，我们陪审员会很感激。”陪审员不能私下和法官交谈，所以我是在法庭上当众说的。法官有点尴尬，回答：“我尽量。”走出法庭，陪审员都围过来，哈哈大笑。有人说：“真勇敢啊！”还有人说：“干得好！我喜欢！”原来，每个人都对法庭连续几天不按时开庭、傍晚又拖堂，忍无可忍了。
第二天早晨，时间一到，法庭的书记员就开门，出来迎接陪审员。大家一阵欢呼：“今天准时啦！”刚坐下，法官就把脸转向我，笑着说：“谢谢一号陪审员昨天提出要准时。开庭前，我有时候要和律师讨论问题，所以导致延误。以后会尽量准时开庭。下周三是结辩！”我笑着向法官敬了个礼。大家听到法官给出了结辩日期，高兴得几乎要欢呼。
那天下午质询证人，没有激情四射的场面，陪审员昏昏欲睡。为了保持清醒（如果有一个陪审员睡着，那段审判过程就得重来一遍），大家各出奇招。我前面的男士开始在笔记本上画小人，然后给小人加上眼镜、胡子、皱纹。大家还记得小时候上政治课吗？小朋友无聊，于是在政治人物的头像上画胡子、眼镜，然后被老师骂。
休息的时候，边上的陪审员问我：“你怎么样啊？”我有气无力地回答：“挺着呢!”他回答：“我也是！”
幸福来得太突然啦！
一天上午，毫无预兆地，案件进入了结辩，就是律师做最后陈述。
一开庭，就“子弹”横飞，尸横遍野，中弹的有被告、原告、双方律师、原告的护士、清洁公司的经理……全都被律师“骂”得惨不忍睹。法官曾经告诫过陪审团，结辩是“声明”, 而不是“证据”。所以双方律师可以不讲求证据，随意发挥。
果然，原告律师说：“你看原告公司的副总经理B，他得意洋洋地走进法庭，声称自己是专家。结果你们看到了，他什么都不懂……你们再看看地区经理S，一个简单的问题，我要问四遍，他才回答‘是的’。这样的人品，能信任吗？……再看看部门经理M，没有任何理由，他就给员工捏造罪名……”
被告律师：“你们看看这个原告，他一面要医生开证明，说他不能工作，另一方面却要求公司赔偿他，因为公司不给他工作。这样的人有信用吗？你们能相信他吗？……”挨骂的人就坐在法庭里，被骂得脸色发白，但是一声不敢吭，免得被赶出法庭。
结辩之前，法官首先给出了法律引导说明，分两部分。第一是普遍性的法律知识，比如什么叫做“观点”，什么叫做“证据”，什么叫做“直接证据”，什么叫做“间接证据”——证人看见飞机坠落到地上，就叫做直接证据；看见飞机坠落时划过天空的白烟， 那叫做间接证据。第二部分则和本案直接相关：在本案中，原告需要证明什么，被告需要做到什么……法官告诉我们，他会给我们十六个问题，我们必须逐项讨论之后，才能做出判决。
结辩的程序是：原告律师先讲，被告律师后讲，最后是原告律师做简短回应。
原告律师在大屏幕上展示了法官即将给陪审团讨论的十六个问题。像老师讲解题目一样，她逐项给出“正确答案”（其实就是她希望陪审团选择的）：“问题一，你们应当选择‘是’，因为……问题二，你们也应当选择‘是’，因为……问题三，很明显的，应该是‘大大的是’！”她以非常夸张的表情，连说带表演，加强陪审员印象。法官则提醒我们：“律师所讲的，是她的观点。既不代表事实，也不代表证据。”讲解到最后一道题，原告律师眼中流出了泪水，她走到原告身后，扶着他肩膀，哽咽着说：“你们看看这个可怜的男人，他自年轻时候起，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十八年！他什么也没做错，只因为受了工伤，公司就毫无怜悯心地把他踢走，甚至对他说：你可以换一份工作；也许，你可以去上学进修……多么可怕的说法啊！……”灭绝师太在一旁大叫：“抗议！”法官裁决：“抗议有效！”
原告律师收起眼泪，用力擤了擤鼻涕，面对陪审席说：“陪审团，接下来，被告律师会力图证明清洁公司是对的。请不要被她愚弄。我相信你们的智慧。我把当事人交在你们手中，只有你们能给他伸张正义！”那画面太美不敢看……
下午两点半，终于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法庭一侧墙壁上，像魔法一样，突然开了一扇门——门上挂了一个牌子，陪审团室。我们十二个正式陪审员，走了进去（可怜两位候补陪审员，不能进入，只能坐到法院的过道里等待）。
陪审团室有一条长方桌，十二把椅子，有男、女洗手间，有饮水器。居然还有一张床，供躺下休息……总之，满足陪审员一切生理需要，就是不准离开这个房间。
送我们进去的法庭书记员一向搞笑，她说：“在你们开始讨论之前，需要吃心脏病药的，赶快吃。曾经有陪审员因为争论太激烈了，心绞痛和脑溢血发作。医院离这儿可远。你们要出点什么事儿，我会先来急救，做点儿人工呼吸、心脏挤压什么的……”陪审员们看着她貌似四百磅的体重，想象着她来给自己做心脏挤压术，那画面太美不敢看……于是大家纷纷表决心：“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她离开房间、把房门关上后，陪审员开始了闭门研议。
我们每人有一叠文件，是法官给我们的十六道题，就像是一份考卷，要我们按顺序回答。另外，桌上有一本法官给出的指导，以及两大本被法庭确认为证据的资料。每位陪审员自己还有一个笔记本，是法庭笔记。陪审员要藉着这些材料，凭着“证据、常识和良心”，做出最后判决。
法官给的第一道问题是：以原告的身体状态，当时他能否完成基本的工作？陪审员斯哥特首先表达意见：“医生认定原告不能屈膝、不能弯腰……他怎么可能完成清洁工作？答案当然是‘不能’了！”另一位陪审员马修马上反对：“医生已经在法庭上证明他不是不能做这些动作，而是要有限度地做。”第三位陪审员轻轻地敲了敲桌子，说：“伙计们，咱们先看看法官的指导是什么。”
翻到第一题，说明是：原告求偿的是2010到2015年，所以陪审员要考虑的是原告在这段期间的身体状况。于是大家赶快翻开“证据”，找到了医生在2010年开的证明，说被告健康状况有好转，可以回清洁公司试试，看能否继续担任清洁工作。
斯哥特马上又发表意见：“按照医生的证明，即使到了2010年，原告的身体状况还是百分之五十二残疾。怎么可能继续当清洁工？”马修皱眉说：“的确，如果当时KBM公司允许他回去再试试，大概也是会发现他做不了清洁工了。问题是，KBM根本没有给他机会！”我也发言：“重点在于，我非常不喜欢清洁公司对待他的方式。他二十岁来到美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清洁公司里当清洁工。十八年后，他受了工伤，公司却一心想把他踢出去，不在乎他能不能生活下去，甚至还羞辱他！”我右边的陪审员马上赞同说：“是的！任何公司这样对待自己多年的员工，都是可耻的！”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争论，直到法庭下班时间，陪审团中的“Yes”派，仍然没能完全说服“No”派（主要就是斯哥特老兄），还有几位是中间派。
根据本州法律，民事案需要九位陪审员同意，才能达成决议。刑事案则需要十二位陪审员一致同意。如果达不到要求的人数，陪审团就得日复一日地讨论下去。如果最后实在达不成一致，就变成了Hung Jury（失审），那是最糟糕的情况了。
这算啥理由啊？
第二天，一进入陪审团室，就对前一天讨论过的第一题，进行了举手表决。以十一比一的绝对多数，决定答案为“能”。
这第一题其实非常关键。因为，如果此题答案为“不能”，就表明陪审员认为原告身体状况不适合当清洁工，原告就输了，后面的问题也不用讨论了。陪审员会直接到文件底部签字，然后法庭宣布原告败诉。
既然第一题答案是Yes，那么接下来当然要讨论第二题。第二题举手表决的时候，斯哥特老兄突然声明：“我不必投票！因为第一题下面写着：如果你第一题回答No，你不用再回答下面的任何问题。”
大家都怔住了，是这样的吗？好在有一个人以前当过陪审员，赶快解释：“哥们，这个you（你），不是指你一人，指的是投票时的多数人（英语中you可以是‘你’，也可以是‘你们’）。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投了No，那就不用回答下面的问题了。”
“But it says you!”（“但是题里面说的是‘你’！”）斯哥特老兄坚持。大家纷纷劝他：“这个你不是指你一个人啦，是大家啦。你必须投票啊！不然这个案子审不下去了。”“可说的是‘你’!”他老兄就坚持。大家劝他劝得口干舌燥。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按了墙上的铃，把书记员叫了进来，请她解释，这个you到底是谁。
书记员像一座巍峨大山（大家没忘记她的体重吧），矗立在斯哥特面前，对他说：“这个you是指majority（多数人）。如果第一题多数人投了Yes，你就必须继续投票。”斯哥特屈服了。
第二题其实是一道很明显、很容易回答的题，大家都选择了“是”。但是，但是，斯科特老兄又选择了否定的No。“斯哥特，为啥呀？”大家纷纷叫起来。他回答：“我第一题选了no，第二题我也得选no。我不能一会儿选yes，一会选no。”这算啥理由啊？
要说人家斯哥特老兄，还真有骨气。后来在整个讨论和投票过程中，他坚定地和所有人作对，以每次一比十一的勇气，坚持到结束。
幸亏这是民事案，假如是需要全票的刑事案呢！？
怎么下手计算赔偿啊？
一路“是”、“否”地做下来，碰到了一个指示：如果你第一题和第二题选了“是”，并且第五题或第八题选了“是”，接下来请跳去回答第十二题。
大家翻到第十二题一看，原来是要陪审员计算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多少钱。大家面面相觑：这怎么算呀？
仔细一看，这题目下面，又分了四道小题，要陪审员决定：一，原告过去的金钱损失；二，原告过去的精神损失；三，原告未来的金钱损失；四，原告未来的精神损失。
还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啊！我问那个当过陪审员的人：“如果我们随便填一个赔偿额上去，法官会问我们这个数额是怎么来的吗？”他回答：“不会。陪审团决定了是多少，就是多少。”一个陪审员弱弱地说：“要不我们凭感觉填一个数额上去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早点回家了。”确实，三个星期下来，陪审员每天直挺挺地坐七八个小时，早就腰酸背疼，腿也肿了。坐在我前排的陪审员，脚背肿得像馒头一样，一按一个坑。
然而，就是她，一个脱口秀主持人，对大家说：“We’ve come so far, we got to make it right（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了，我们得把事情做对，善始善终）。”大家都同意了。
看看面如苦瓜的美国同胞，身为理科生出身的我，认命地翻开了自己的法庭笔记，看了看当初做的记录，向大家建议：“我们可以计算一下，2010到2014年底，原告由于没有工作，损失了多少工资。再减去他打零工赚来的钱，应该就是他这五年的金钱损失了。”大部分人都表示同意。
我掏出手机，转到“计算器”一档，边说边计算：“他最初的时薪是每小时十三点五五美元，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因此每周的薪水为五百四十二美元。每年五十二个星期，因此年薪为两万八千一百八十四美元。再乘以五，就是他的五年工资损失了……”“等一下，”有一位陪审员突然叫停，“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公司通常每年都会给员工涨点薪水。我们应该把这部分考虑进去。就按每年薪资增长百分之三，如何？”大家都回答：“Fair！”
于是我们算出了2010年到2014年每一年的工资。把这五个数字加起来，再减去原告这两年打零工赚的钱, 等于十四万九千八百八十六美元。
我们把这个数额填进了第十二题的第一小题。这就是我们陪审团认为原告的金钱损失。
第二小题是精神赔偿问题。精神损失值多少钱呢？有一位陪审员，是菲律宾移民，说：“哪有精神损失这种东西啊！”陪审员亚伯拉罕则说：“应该按年薪的百分之五十计算精神损失。”我说：“百分之五十太少。百分之百才比较合理。”一位留着络腮胡子的陪审员，对我的话表示反对，说：“我虽然同情原告，我不会把全世界给他（意即我不会给他太多）。我认为应该给他薪水的百分之二十五。”亚伯拉罕问我：“你同意吗？”我想了想回答：“我随大流。”大部分人都同意络腮胡子的意见。于是我开始计算。结果为三万七千四百七十一点五美元。我们把这个数字填入第二题。这就是原告能得到的精神损失赔偿。
接下来“未来的损失”，大家都认为，既然官司打完了，原告应该重新开始生活嘛。于是在未来的“金钱”和“精神”损失两个空格里，都填入了零。
把以上四个数字加起来，总额为十八万七千三百五十七点五美元。这就是我们陪审团认为被告应该给予原告的全部赔偿。
我提出了异议：“我觉得赔偿数额有点少。”“你觉得接近二十万美金还不够多吗？”亚伯拉罕问我。“是的。我觉得这个数额不足以惩罚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万员工的大公司。”一位陪审员说：“那么我们来看看法官怎么说吧。”他打开“法官指导”，翻到这一道题的说明，写着：“陪审员只要考虑原告的实际损失即可，不用考虑惩罚被告。”我接受了。
案子判完了吗？没呢！
陪审团，你们达成判决了吗？
计算了原告应该得到多少赔偿之后，陪审团开始讨论下一道题，也是争论得情绪最激烈的一道题：KBM公司是否有意歧视原告？
激辩了半个小时之后，一位陪审员说：“我内心认为KBM是有意歧视原告。可惜，没有证据！假如有人能证明，B副总经理告诉各部门：嘿，伙计们，咱们一起把那家伙踢出公司去！那就证明了那个副总经理真是asshole……然而，原告未能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所以，这道问题的答案，我认为应该是‘否’。”证据至上！于是陪审团以十二比零的票数，认定该公司不是有意歧视（斯哥特老兄终于和大家同步了一回）。
填上答案后，看下面的说明：“如果你选择了no，不需要再回答任何问题。请到本文件的底部签字，交还法庭。”天哪，案件就这样审完了？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每个陪审员都露出了激动的表情。
当初书记员把我们送入陪审团室，告诉过我们：“如果你们有事情找我，就轻轻按一下墙上的铃；如果你们达成了判决, 那就死命按铃。”我们指定的首席陪审员，就是那位以前当过陪审员的，立刻从座位上跳起来，冲到墙边，死命地按铃。
两分钟后，我们十二位陪审员排着队，在双方律师团队、原告、被告和法庭工作人员的站立迎接下，庄重地走入久违的陪审席。
穿着黑袍的法官，转向我们，温和地问：“陪审团，你们达成判决了吗？”首席陪审员回答：“是的，法官大人。”“那么请把判决书交给法庭。”书记员走过来，接过判决书，大声逐项读出问题和回答。听到那一连串的yes，原告的律师简直喜不自禁。而被告律师，很遗憾，居然还没有到庭，在座的只有她的三个助理，脸色凝重。快要读完时，被告律师才姗姗来迟。她一进法庭，听到的就是赔偿数额，脸顿时黑了。
审判书读完，应双方律师要求，法官又读了一遍判决书上的所有问题，并在每一道问题之后，问陪审员：“这道问题，谁投了‘否’？” 每次都是斯哥特老兄咬紧牙关举手，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坚持到底。
我要说：我愿意！
最后，法官转脸，面问两位律师：“律师们，你们满意了吗？” 两位律师同声回答：“是的，法官大人！”法官放下手里的判决书，把脸转向陪审团：“非常感谢陪审团这段时间的辛苦，你们很好地履行了公民的特权……不像太阳每日东升，不是每一个社会都有陪审团制度。这个制度始于公元前九世纪（以下省略五千字的陪审团历史介绍）……”最后，法官以这样一段话结尾：“并不是国会把权力赋予人民，而是权力从来属于人民。陪审团制度，使权力保持在人民手里。”
我和其他的陪审员列队走出法庭。一个不懂英文的萨尔瓦多移民，一个清洁工，在洛杉矶高等法院，状告美国最大的清洁公司，而且赢了。虽然我们纳税人为此付出了大约十万美元的代价（据我后来的一位律师朋友估计），但我要说：我愿意！
回想着法官提到的“我赞同托马斯•潘恩的话——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我下了火车，回到我住的城市。正遇到火车站旁每周一次的农夫市场。黑人歌手在大树下弹着吉他，人们随意地坐在草地上吃烤肉、烤玉米……
我买了一只西瓜，抱着，走在回家的路上，带着微笑，内心默默地祈祷：“God!Please hear my prayer！唯愿这个世界上，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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